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主张和行动

浙江温州托派的抗日活动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引发了全面抗日战争。浙江省温州的老托派份子曾猛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积极抗日。当时，陈独秀在武汉，托洛茨基在国际上都主张抗日。彭述之从南京出狱后到上海，写了《抗战胜利的必须条件》小册子，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传送到了温州。

　　1937 年秋，温州托派组织建立，领导机关「干事会」开会讨论抗日问题，曾猛提出并经干事会通过：为了抗日必须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行动。干事会决定派李蔡志代表温州 托派和中共浙南纵队驻城内办事处主任吴育南商谈，李和吴是瓯海公学同学，又是同乡，原有私人感情。李向吴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时，吴断然拒绝。李问吴：中共 和国民党合作，为什么却不能和托派联合抗日？吴回答说：「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奸细，陈独秀是汉奸」。

　　中共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抗战开始时成立，同时永嘉国民党县党部成立救国御侮团。温州托派干事会认为，尽管吴育南拒绝托派「联合抗日」的建议， 但托派应参加中共领导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因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众组织，决不能加入国民党的御侮团。曾猛在干事会的提议，获得通过。温州托派成员（除二三人 外）及受托派影响的外围份子全部加入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托派份子在团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

　　1937 年冬，从武汉开始的大规模反托运动发展到温州。温州城内出现反托海报，生活书店摆满反托书刊，说什么托洛茨基是法西斯间谍、日本的走狗，陈独秀、彭述之领 取日本的每月300元津贴，等等。温州托派没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法编印托派中央临委机关报《斗争报》上的抗日文章、决议，秘密散发。同时通过在中华书局 的职员托派王济，联络店里的师兄弟，把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陈独秀抗日的著作，以及彭述之、高语罕、李季等的著作摆在书店的显著位置上，其中还有纪德的《从苏 联归来》、及《从苏联归来答客难》，托洛茨基的《儿子、朋友、战士》、《杜威委员会对莫斯科审判案的调查报告》、《苏联党狱真相》、《苏联党争文献》，等 等。

　　陈又青在战青团刊物上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受到战青团中的中共党员围攻。

　　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江北五区宝台支部，是托派朱钤、潘泰运及吴昭松领导，遭战青团总团下令解散整顿。与此同时，国民党步步加紧要解散战青团。战青团宝台支部解散后还没有整顿好，总团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取缔了。

　　1939年春，温州托派第二届干事会通过决议，筹备组织温州救亡大同盟，以原来参加战青团的托派外围份子作为基础，分别成立工人、学生、店员、小学教师、农民等「同盟」的支部，待「同盟」发展到可以召开代表大会时，就产生救亡大同盟的领导机关。

　　干事会并决定出版大众性的刊物《工农兵》，宣传抗日，这个油印刊物出版了六、七个月。

　　学生、店员和小学教师各个支部都是以抗日宣传为主，他们办工人夜校、读书会、办墙报等，宣传托派的抗日主张。工人支部以从事工运为主；农民支部以从事农运为主。

　　1939年7月间，托派领导的针织工会的罢工斗争，托派领导人多人被捕，召开温州救亡大同盟代表大会的计划未能实现，温州托派组织处于半瘫痪之中，1941年9月温州沦陷，托派组织被彻底破坏。

在香港的工作

　　在香港，托派成员素来朝向工人，很多都在工厂、特别是在太古船坞中工作。1938年，太古船坞工人，在托派号召之下，进行了一次胜利的抗日罢工，迫使英国资本家撕毁了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订立的40万港元合同，导致日轮「浅间丸」不能在香港修理，而要拖到台湾修理。

　　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中国各党各派就利用它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进行活动。在广州沦陷前后，广州的托派原有十多名成员，后来，一部份成员继续留 在工厂中工作，另一部份则转移到内地，特别是香港，与香港及来自中山的成员一起工作，出版半公开及地下的刊物，成立西流剧社，宣传抗日。

　　1939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歧见、争论，结果一大批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退出。托洛茨基和多数派领袖加农总结了这次分裂的主要教训，认为工人政党必须加强它的无产阶级成份和意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志应该到工人环境中工作、学习。

　　中国托派赞同这个总结，香港和广州的组织一样，也跟着动员其余非工人成员到工人中去，团结工人，共同为争取工人权益而斗争，他们参与了一些工人罢工。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开始了残酷高压的统治，日军横行无道，搜捕抗日份子，动辄杀害平民。托派成员刘秀及其亲妹（她是先后两个抗战剧社的 主要女演员）同十余人在山上躲避，多人被日军当场杀害，刘秀颈部被砍了一刀，日军以为他死了而离开后，他负伤挣扎下山医治，才幸免一死，而托派组织也被迫 转入异常艰苦的地下工作。

　　一般香港居民在日占期间，由于米粮等必需品异常缺乏，工商业不景，生活十分艰苦，托派份子也没有较好些，他们长期处于艰难困苦中，缺乏营养，影响健 康，尤其是那位寒君，时常没有饭食，健康很坏，且患肺病，但仍须在太古船坞作体力重活，结果病情恶化，不支去世，由此可见艰苦的一斑。《双山回忆录》对此 有较详细的记述。

　　在此期间，有不少成员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有的参加了军队工作，从事抗日战争；陈仲禧则在较早时回到家乡，组织了一支小游击队抗日（这在前面的中山工作中已有谈过）。

　　距离香港不远的广州托派组织，也同样备受着政治压迫，处境十分困难，他们大都响应组织号召，到工人中去。例如负责人之一的彭荣，在广州一间大电力厂做工，并参加了工会工作，得到工人拥护，被选为罢工委员会成员之一，领导了该厂的罢工，争取到改善工作待遇的胜利。

重庆托派的活动

　　重庆市是国民党撤出大半个中国富庶领土统治后的政治中心，它原有的特务人马大都撤退而集中在这个中心，务必严密地管制这个「战时陪都」，绝不容许有任 何反对它的政治活动，因而对人民的监视非常严厉，在某种程度上把以前实行的白色恐怖主义政策推行于重庆。托派份子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从事地下活动，自然也 十分困难，以致他们的组织遭到过国民党军警特务几次的破坏，许多成员被捕，不少被监禁。

　　据赵芳举忆述：重庆组织同上海、香港组织的联系是保持有的，中央的工作指示和《斗争》、《火花》及文件数据，也能经邮寄收到。在1940 年前后，他们共有30多人，大都是在工厂（电力公司发电厂、兵工厂、机器厂、造船厂等）工作，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庆小组」名义， 油印出版《工人呼声》，宣传托派主张，特别是对抗战的态度、政策及有关问题，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除了散发到多间工厂和几间大学外，还经由化名邮寄到成 都、昆明、绵阳等地（那里都有托派组织）。＜9＞

　　在电力公司，托派份子有4人，其中的刘有绶做事极有魄力，能力很强，得到全公司（包括3间发电厂）工人的拥戴，由先进被选为电业工会主席，后来曾代表西南电业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半年多的1945 年春节之后不久，国民党大特务田凯枪杀了前往他的偷电餐厅执行剪线任务的电力厂工人胡世和，激发了整个电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愤，发电厂的托派成 员和他们的一批同情者，向国民党特务发动了坚决的斗争，重庆广大工人为此酝酿罢工，要求枪毙杀人凶手田凯。结果，蒋介石迫于民愤和工人罢工的强大压力，不 得不说出「影响极坏，处决田凯」八个字，忍痛处决自己手下特务来平息民愤。这场斗争及其结果所带来的轰动西南社会的效应，对蒋家王朝的崩溃也起了某种催化 作用，为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写下了珍贵的历史一页。解放之后半年，电力公司军代室经过调查，其结论据说是：「『胡世和事件』是托派份子一手搞 的」。官方没有追封胡世和为烈士，但他这个烈士身份已写进历史，无法抹煞了。＜10＞

　　1942 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又一次对重庆托派进行大搜捕，领导人和成员10余人被拘禁，其中杨寿之、任玉玺等7人在抗战结束后获释放；赵金声、王坤芳被拘禁在「中 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1949年「11.27」被处决，王坤芳在解放后被评定为烈士；赵金声的名字在解放后曾在男监楼上第一间牢房门边的烈士姓名栏内出 现过，但一段时间之后不见了，至今仍未被评为烈士。领导人之一的王振华及其爱人黎洁霜，以托派身份被捕，被监禁了8年，在白公馆监狱受尽折磨，健康极坏， 最终于1949年11月被杀害。在解往刑场时，他俩带着两个幼孩一起，昂首挺胸，从容就义，表现出革命家至死不屈的气概！在重庆解放后，在清理「中美合作 所集中营死难人员身份和评烈工作中，他俩夫妇「终因『托派』而不列名，长眠于歌乐山下不为人们所知」（引自《重庆日报》1983年8月31日的报道：《火 中的凤凰》）。经过许多人的奔走努力，终于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后，他俩夫妇才被评为烈士。＜11＞

结束语

　　以上是我们现时所知道和搜集到数据的各地托派组织和份子在抗战期间的工作、活动情况；这些当然是很不完全的，有待将来搜集到的资料补充。

　　从上述的情况中可以看到：

　　第一、托派在抗日战争中，曾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和打击，尤其是中共追随当时斯大林指示而作出的污蔑和打压封杀，使他们的活动（甚至存在）无比地艰 难。（如果加上抗战前所受国民党镇压和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后所受到的可怕打击，写下她长达大半个世纪被各个时期统治者残酷压迫的历史，其打击之大和历时 之长，在古今中外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尽管遭遇到那样多而且巨大的艰难险阻，他们依然为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念而坚持斗争，在主张和行动上反对当时最直接的压迫者日帝，同时在思想、路线上批评及反对他们的政敌——国民党和中共；这种批评和反对，是任何不同政见的政党都应享有的权利，以便争取群众支持，最后实现自己的政纲，不应因此便给她扣上各种政治帽子的。

　　第三，他们人数实在太少，与其统治者和政敌的庞大力量相比，的确微乎其微；以这样薄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杀之下实在难以蓬勃地发展起来，难以在工作上取得极大成就，反而在军事斗争中最后——被敌人打杀，以至消灭。如果对他们也用「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势利眼光，去否定他们曾经为一种理想而作过的努力以至牺牲，指责他们「一丝一毫也没有做过」等等，那是极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对托派的理论政纲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但对历史事实却不应抹煞。

　　第四，从最早的陈独秀向中共提出联合抗日开始，到抗战时托派一些地方组织要求与中共联合行动反对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员都秉承王明所说的：「我们 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从而坚决加以拒绝。而且，托派份子更到处遭到中共人员的诬蔑、游击队员被消灭。托派面对着这样极端敌对（要 「铲除」和「彻底肃清」托派）而又特别强大（抗战时拥有几十万军队，还有来自苏联的庞大人力、物力、财力帮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压下的小卵，这种极为不 利的处境，是一般国家各政党之间的对立斗争所少见，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当时把她全部力量都动员去参加游击战争，可能发展成为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 也极难改变她与国共之间非常悬殊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取得可与中共及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胜利；但如果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全军覆 没」、或者被敌人分头逐一消灭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许多托派武装成员被消灭那样——尽管他们的力量可能已经比初时的强大很多。

　　第五，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员，继续奉行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论主张和斗争道路，绝大多数都在工厂产业部门中工作，一方面与工人群众一起，团结和影响他们，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而共同斗争，在条件具 备时进行罢工，同时帮助优秀的工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另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工人环境里学习、锻炼，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中也起码能保持着工人政党的革 命核心，为将来的兴起作准备，这种努力是应予正面肯定的。＜12＞

1999年8月10日完稿

注释：

＜1＞毛泽东这个讲话最初发表于《七月》月刊1938年第3期，但在1981年9月20日《人民日报》重刊这个讲话时，已把上引这句话删去。

＜２＞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91页转引张国熹《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18-423页，和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91页。

＜3＞ 关于卢育才的事迹，1967年11月清华大学红卫兵清算彭德怀的文章曾简略地提到（但用卢义才名字）：1930年6月——9月红军攻打长沙，损失很大，彭 德怀「反嫁祸于四师师长卢义才未完成任务，骂他是『托派』，后枪毙了他。」（见明报月刊社出版的《中共文革资料汇编》第三集《彭德怀问题专辑》382页）

＜4＞关于当时的困难、危险情形，陈碧兰的《我的回忆》第27章《日美战争和我们的地下工作》，有详细的叙述。

＜5＞也有传说，陈仲禧是被乡中的土豪劣绅或中共份子所杀。

＜6＞参见宁广居、宁耀东、卢汉宗、卢裕绰：《邕宁坛洛区民众抗日战斗实录》，载于《南宁文史资料选辑（一）》。

＜7＞见梁贻的《回顾》第104至108页。

＜8＞关于「湖西肃托事件」，有不少刊物都先后有具体论述，例如：台湾的《共党问题研究》第11卷第4期虔君的长文，大陆的《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张士宝的文章。

＜9＞见当年的参与者赵芳举写的《永恒的怀念——王振华烈士生平忆略》。

＜10＞详见赵芳举写的《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次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胡世和烈士殉职五十二周年祭》。

＜11＞同注（９）。另据梁贻的《回顾》第39页的注指出：1983年8月13日北京《光明日报》和16日的上海《文汇报》，均记有王振华、黎洁霜及两幼子被国民党惨杀事，并尊称为「托派烈士」。

＜12＞唐宝林评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三十年代「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却是互相配合的。这个观点，由日本大阪教育大学的菊池一隆教授首先提出，很有见地。」（见《陈独秀研究文集》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