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注：以下是Yome网友给我们的来信，供大家一起讨论（本网头条文章作者栏避免出现外来语，暂起“咏美”作为网名）。 远航老师好。 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指正毛主席不应与苏联完全决裂当然是正确的，这也是红中网比那些迷信毛时代一切的空想社会主义分子（所谓“毛派”）强百倍的地方。 但矫枉“不应”过正。我认为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虽不是什么“社会帝国主义”，可机会主义路线却在迅速抬头，国内建设和对外政策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使社会主义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失去了斯大林时代的强劲势头，其中，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就是赫鲁晓夫在中国正困难的档口赌气式地撤走了在华的苏联专家，还在1963年和美国、苏联、英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实际上扼制中国研发核武器，莫洛托夫在访谈时指出，这给毛和苏联分裂提供了理由。关于中苏关系的最初破裂，赫鲁晓夫很可能是占主要责任的。通过《莫洛托夫访谈录》可以知道，苏联国内都有人责怪说，要不是赫鲁晓夫，中苏关系不会那么糟。即便是现在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这么批评的。 但等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亲自飞往北京面见毛主席表示希望捐弃前嫌，再次联合时，毛主席却态度消极，文革爆发后，中国方面则更是干脆指着苏联领导人鼻子骂（“砸烂狗头！”、“打倒社会帝国主义！”……），再接着又擦枪走火，最后彻底闹翻。因此在中苏关系的最后决裂这点上，中国无疑占了主要责任。更别提1972年后的联帝反“修”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中苏分裂的问题要分两个时期看，第一个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也就是中苏关系的最初破裂这个阶段，主要是苏联的责任，至少也是中苏责任对半开。第二个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主动调停不成，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直到彻底决裂的这个阶段，中国则无疑负有主要责任。如果说从头到尾都主要是中国的责任，那么不太客观，因此恐怕也不太好让人接受。 中苏分裂成了二十世纪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点。结果是，斯大林留下的世界革命布局被彻底打乱，反倒是帝国主义分子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基本保持了团结一致，利用中苏分裂将社会主义力量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此外顺便谈谈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我不明白为什么文章会认为其中对斯大林的批判“绝大部分都是事实”，比如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摸地球仪打仗，《朱可夫回忆录》和其他元帅的回忆录可以翻一下，直接正面驳斥了这点（朱可夫明确指出斯大林精通军事战略），已有太多材料逐字逐句地揭露赫鲁晓夫的谎言了，所谓“绝大部分都是事实”的结论无疑是草率了。为了证明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并无必要过分袒护赫鲁晓夫。相比之下，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要坚决得多，相应地对斯大林的态度也更正确一些（毛主席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里指出，赫鲁晓夫之所以丑化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对帝国主义是坚决斗争的），在赫鲁晓夫时期，斯大林的电影镜头全部被删，雕像全部被拆，毁尸灭迹，“自我批评”需要搞到这个地步吗？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忌讳斯大林出现在电影上，还为斯大林墓立了胸像，我认为这也说明苏联当时是拥有自我纠错能力的，对其绝不应采取宗派主义的诋毁态度。 我是很诚恳地写上面这些话的，所有说法都有资料出处，可惜时间有限暂不能全部附上，仓促写就，不对之处请你指点。 以下是普通人网友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发言： 自从远航一号主编发表关于中苏分裂的连载文章以来，引起的反响和讨论十分热烈。众所周知，我向来主张探寻历史真相，反对以各种理由掩盖历史，回避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因此，我认为远航一号主编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在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种随之而来的副产品。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恶果很大程度上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的，由于赫鲁晓夫和苏联共产党突然抛出一份措辞激烈的报告，批判斯大林犯了诸多性质恶劣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极大的震动，随之产生了思想上的普遍混乱和迷茫，后来的许多问题都因此而起，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样的前车之鉴，我们难道能够视而不见吗？这样的覆辙，我们难道可以重蹈吗？ 平心而论，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大部分是符合事实的，斯大林确实在许多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毛主席当时也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是“揭了盖子”，有好的一面。但是，这份报告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违反了辩证法，片面地强调了斯大林的错误，而没有客观地看待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功过。因而在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混乱的同时，也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所利用，作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力武器。其典型案例就是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所谓“新思维”的同时，又一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这样的做法，最后的结果是从理论上解构了社会主义制度，促成了苏联的瓦解。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历史上其实已有答案。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后，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给出了功过三七开的客观评价，指出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那些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的人，却在认识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的许多“左派”一味把毛主席神像化，用虔诚的个人崇拜取代理性的思考分析，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停滞不前。远航一号主编对中苏分裂问题的探讨以及由此引出的对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分析，标志着左派在对革命历史的认识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不再拘泥于过去的既有论断，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像毛主席当年批判教条主义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虽然远航一号主编在研究中坚持了客观的态度，并没有犯和赫鲁晓夫一样的错误，但这些文章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使得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分裂中苏关系、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妨碍国际共运、投靠美帝”的罪魁祸首。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警惕，必须意识到研究历史问题，不讳言前人错误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思想上的桎梏，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理论上的准备，而绝不是为了把毛主席批倒批臭，就像当年也不能把斯大林彻底批倒批臭一样。分析其错误，是为了少走弯路、为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指明方向，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权力斗争或是别的什么目的。离开了这一点，就会违背事实，违反辩证法，走上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邪路。 虽然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但他在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句话说的没错：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在于违背了他自己思想中正确的部分。（当然，我们认为的晚年错误，和走资派口中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由此可见，即使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都难免不犯错误，无法保证自己始终处于正确的轨道上。因此，我们在进行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及理论的探讨时，也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绝不能像那些“神友”自由派那样推崇解构主义去解构一切，否则必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否定一切，把前景看得漆黑一团，进而失去信仰，堕落到反动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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