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的恐惧与不堪

　　李政道逝世了，星岛日报以《与杨振宁恩怨解密 从亲密合作到决裂》为题报称:

　　“杨振宁与李政道之争的关键问题是，谁第一个提出宇称不守恆的思想，谁的贡献最大。而杨振宁、李政道亲密关係的正式破裂，其导火索在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誌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恆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意识到对自己不利，曾请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但文章还是刊登了。杨李两人终于决裂。”

　　杨、李之争不发生于1957年得诺奖当下或之前，双方反因五年后的期刊报导而关係破灭，其不寻常必有蹊跷，毕竟杨振宁曾吐白彼此的亲密: “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係还要密切…，这样深厚的一个关係，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的痛苦。”

　　前揭新闻最后写道:

　　“杨、李两人都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的得意门生，据了解吴大猷也曾为两人的决裂尝试从中排解，可惜两人裂痕已深，无人可以挽回。杨振宁曾在1989年写信给吴大猷，首次向恩师说明两人决裂的大致经过，信中写着：‘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

　　我们就来看看杨振宁信中的说法。他首先表露难以继续缄默的原因:

　　“多年来知道吾师极关怀政道与我一九六二年决裂的事，因为我严格遵守‘君子交恶，不出恶声’的原则，始终没有向吾师与吴太太谈及详情。今日简要地谈一下︰一九六二年以前与以后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谈李与我的关係，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两位家庭朋友以外。这是我的原则。政道则四处乱讲，说我与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带领的，等等。我虽多次听到关于他这种胡说的谣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直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才了解到谣言并非全无根据，才了解到他背后怎样在歪曲我和他的关係。震惊之馀我才决定写出真象，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页附注的背景。一九八三年以后我仍然避免谈李和我的关係，可是政道却继续乱讲。”

　　并叙及当年他如何提携照顾李政道: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当弟弟待。我指点他学场论，学群论，学统计力学，还直接影响了他处世作人的方法与态度。以后我尽力帮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与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绍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不快活，我介绍他来Institute，才开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一九六O年我力主请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关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时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不论是粒子方面或统计力学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头，我作的主要突破，我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内。”

　　信中的关键是他点破李政道不堪的阴暗心理:

　　“我知道他不愿被别人认为是我的副手，所以「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我清楚认知到他必须走出我的阴影，便有意识地向后靠，希望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的场合对于我们合作关系的本质，完全地保持沉默。）。”

　　“我们成了名以后，政道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

　　“他受到我的影响远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响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开讲出来我对他的影响。我知道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

　　“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矇混世人（？），政道到处散布谣言。”

　　“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与数学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逊一筹，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麽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越是这样，他的恐惧心病就越厉害，这是一个大悲剧。”

　　显然，二人合力得奖后，杨振宁学术地位日隆，而李政道却乏善可陈，正如圈内人岳东晓博士所指出:

　　“杨振宁在没有李政道的情况下做出了更大的、更具有创造性的成果。从对物理学发展的影响来说，李、杨宇称破却的论文并不是一个机制性的奠基性理论。通过对实验数据的总结，李、杨认为弱作用可能是左右不对称的，而且设计了相关的实验。这是对现象的直接总结，没有给出深层的物理机制。而杨振宁（在没有李政道的情况下）发现的规范场则完全不同，它从对称性原理出发推出了相互作用的存在以及其动力学方程。我在《杨振宁的贡献是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中一文中，写道：‘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是人类已知的4种相互作用中两种（弱作用与强相互作用）的基础。或者说，50%的相互作用理论基于杨振宁。500年后，人类文明如果仍然存在，杨振宁的名字将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里程碑。’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可以说奠定了整个现代物理的基础，现代物理基于两个原理（1）作用量原理；（2）规范不变原理，后者正是基于杨振宁的贡献。”

　　情况演变如此，李政道的心虚，甚或如杨振宁所称的恐惧也就势所难免，因为世人会怀疑李政道对二人合作得奖的贡献度，在压力煎熬下，遂走上排挤杨振宁，以争诺奖之功的悲剧之路。

　　杨振宁最后向恩师告白:

　　“我做过大错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他所指的那篇获奖论文叫《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问题》（《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检索当年发表园地《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 JOURNALS ARCHIVE)文档，得出资讯如下: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104, 254 – Published 1 October 1956; Erratum Phys. Rev. 106, 1371 (1957)

　　李政道的名字赫然列在杨振宁前面，再据“打假斗士”方舟子的检阅统计，杨李两人合写论文共23篇，只有1篇而且是第一篇为杨的名字排在李之前。李政道曾辩称：

　　“1951年我和杨振宁都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对相变现象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带头的第一篇论文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虽然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而其最后主要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

　　但是第三篇呢? 第四篇呢?为什麽直到第二十三篇都是你李政道的名字挂在前头?难不成所有论文都是你构思主导的?英文谚语说善意铺向了地狱之路，旨哉斯言！

　　1968年2月17日杨振宁应邀在一场为纪念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研讨会上演讲，会中李政道发表了不友善的批评，让杨振宁极为不快。第二天杨振宁写了一封给李政道但最终没有寄出的信： 

　　“我在高等研究院的会议上演讲，你故意地找我麻烦。你的语气、你的态度和你的策略，躲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专业和道德标准的后面。你这些持续的骚扰只能显现出：（一）你对于这个领域的无知，（二）你无法闭着你的嘴巴，（三）那种情绪使你不能看清楚一个事实，那曾经是你十分清楚的，就公开讨论琐碎而又无意义的问题不是我的风格。”

　　“昨天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从1962年我们分手以后，你长久一连串不道德、攻击性以及居心叵测对付我的行动中间的一个例子。我在这里不只是要讨论一个功劳谁属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人生最后的评价中，我们两人都必须面对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科学家，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举例来说，你曾经在我的背后，向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编造一些不实的指控来对付我，并且暗指我有邪恶不当的行动和动机。甚至有一天你还打电话来，辱骂我之后就把电话挂断。”

　　当年推荐李政道公费赴美学习、也是杨李二人在西南联大共同的老师吴大猷对这一切似乎了然于胸，他回信给杨振宁：

　　“今天读来信，确是一个多年来我不愿真正追探，而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一个picture的sad story。我并没有‘惊讶’，没有‘完全未想到’的感觉。你说的，有些是我已知道，已感觉到的而我不愿去‘确定’的。现在你说出来了，是我难过的。总之，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地展现出来。 ……”

　　与李政道同校读博的巫宁坤教授曾回忆：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麽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麽洗法，并不觉得怎麽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相对最后回归中国的杨振宁1976年于纽约追悼毛泽东大会上的发言:

　　“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一九三五年毛主席的诗这样地描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革命的牺牲是巨大的。毛主席自己的一家就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六个亲人：他的爱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儿子毛岸英和侄子毛楚雄都为革牺牲了性命。”

　　“革命的成果是辉煌的，把一个山穷水尽丧失了自尊心的国家变成今日的自足自信、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这是怎样一个天翻地复的变化。”

　　“在艰难的道路上，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牺牲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辉煌的成果的每一个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裏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

　　“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裏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藉口逃避洗脑而不愿回国效命的李政道，无论对杨振宁或是自己祖国，其自私与不识大体不是很显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