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撒谎了，但真相又是什么呢？（四）

赫鲁晓夫撒谎了，但真相又是什么呢？（四）

——回应格雷佛•弗教授与被美化的斯大林时代

罗杰•克朗（Roger Keeran）

因为这个原因， 弗书中出现的一些写作和编辑上的异常不得不说令人感到不快。当第二版书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细微错误的时候，书中仍然包含对俄文姓名翻译不一，对出现的人物没有具体的说明，过多的揣测、讽刺与夸张。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应该在写作中加以更多注意。

当然瑕不掩瑜，弗书中的这些明显弱点不妨碍我们得出结论，弗和其他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挑战了赫鲁晓夫和如康奎斯特等主要依赖赫鲁晓夫资料研究苏联的历史学家的可靠性。

如果说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强大、狂妄、偏执而嗜血的暴君是错的话，那么在弗狡猾的描绘中斯大林是个什么形象呢？根据弗的描述，人们很容易会认为斯大林是这样一个领导者，他完全免责于在他周围发生的大规模镇压，甚至强烈反对这种镇压，他希望个别对待和教育挽救那些试图削弱或推翻他的人，他因为别人执行的镇压而遭到不公平的指责？这个斯大林并不比赫鲁晓夫所描绘的那个斯大林更可信。

这两张极端的描绘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概念——首先，斯大林是一个革命者，而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的镇压必须置于暴力革命的环境中才能得以理解。

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曾经写道，大多数美国人很难接受革命的暴力。在《美国佬，听着：古巴发生革命了》（Listen, Yankee: The Revolution in Cuba)一书中，米尔斯以一个古巴革命者对美国人说话的口吻进行写作。在书中为了回应美国人对古巴革命者处决五、六百名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支持者而没有“进行公平审判”的愤怒，古巴人说道：

这就是战争。巴蒂斯塔政权执政期间，我们有数千人被杀害......所以你以为会发生什么？也许在简单的道德含义上，不杀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杀戮的目的和结果到底有多不道德是因时因地而有很大不同的。因为你在这件事上关注到有人被杀和为什么被杀。但你是否认为你有资格来讨论不正义呢？谁对日本广岛的平民做出了审判？是的，这也是一场战争。记住，美国佬，当你坐在你们安静的郊区的时候，远离这一切，高谈阔论道德是容易的。当你富有而强大的时候，全球所有的不愉快都远离于你，你尽可以用距离、娱乐、你的冷漠和你自己的私人生活方式来掩盖这一切，这时候谈论道德是轻巧的事[原文如此]。[ 46 ]

迄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它要求今天的美国人需要更大的想象空间才能理解当时苏联革命者的行为。当时苏联被敌对的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积极策划推翻苏联。而斯大林在党内还要面对雄心勃勃肆无忌惮的内部反对派，他们是政治谋略的大师，而且他们相信自己比斯大林更知道如何领导这个国家。当时的苏联领导人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完成将顽固的农民阶层集体化的任务，实现速度惊人的工业化，同时还要面对一场不可避免的与纳粹德国间的战争。

要理解这些革命者和上世纪30年代的镇压，那么一个人必须像米尔斯那样，寻求上世纪30年代俄国革命者的心声。而提供这种关于斯大林和镇压的内在分析的最佳的两个革命者是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德国法西斯中起到了各种各样的的重要作用。两人在20世纪30、40年代都曾经非常接近被斯大林。在上世纪50年代都被斯大林贬谪（莫洛托夫的妻子甚至遭到监禁），但他们都不反对斯大林的或革命。他们都反对赫鲁晓夫，并被他击败而开除出党。他们都活的很长，莫洛托夫死于1986年，卡冈诺维奇死于1991年。两人都留下了回忆录，对斯大林和镇压的看法非常相似。

在转向谈论他们所说的内容之前，需要记住正如古巴革命者是由巴蒂斯塔和他的手下的暴力所造就的一样，所以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是在忍受沙皇和沙皇的秘密警察的暴中所塑造的。《纽约时报》派驻莫斯科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在他所著的《斯大林和他的同伴们：政治局——那些控制俄罗斯的人》（Stalin & Co.：The Politburo - The Men Who Run Russia）一文中对这一点有非常细致的描述。

杜兰蒂指出，在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的冲突涉及到两个阵营，一个是像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西方流亡者”阵营，他们在革命之前相当多的时间留在国外，另一个则是像斯大林和与他关系密切那些同伴们一样的“国内赤卫队”阵营，他们留在国内进行斗争。后者不得不忍受间谍、破坏分子、逮捕、监禁、酷刑和家人与朋友面临威胁，那些流亡者则缺少类似的经历。斗争的严峻条件使斯大林变得多疑而强硬，并对那些身处更和缓环境下的人显得轻蔑。[47]为了了解斯大林和他同伴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的无情，人们决不能忘记他们曾遭遇的残酷。

卡冈诺维奇[48]和莫洛托夫对斯大林和镇压的看法不同于弗的观点。我这样诠释他们的看法：从1930年到二战开始这个阶段，苏联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极其危险的阶段。危险表现为其面临的复杂环境的组合。苏联被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包围，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一年胜过一年。为了生存，苏联不得不快速工业化，为了获取资源和人力，它必须迅速集体化农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意味着痛苦的社会变革，并且直接威胁到一些人的利益和要求付出巨大的牺牲。

那些利益受到威胁和生活状况恶化的人们为反对这些政策提供了群众基础。这一情况使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统一面临巨大压力。一些党和政府的领导成员反对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反对力量发展到决定终结这些政策和推翻当时的苏联政府，即使这意味着诉诸暗杀、工业破坏、煽动叛乱与外国政府合作。即使反对力量没有达到这种极端的程度，但它仍然意味着违背团结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