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4-5-12 07:1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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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堕落的工人国家”理论的具体内容
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堕落的工人国家是指一个放弃了工人阶级直接控制生产，而被官僚集团掌控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认为，“或许它还算工人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已完全荡然无存。退化的工人国家处于官僚专政之下。”“专权制度的必然覆灭导致工人民主的复兴需要一个前提：现制度的垮台是无产先锋自觉行动的结果。否则，取代斯大林制度的可能是法西斯类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制度。”
也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看来，“堕落的工人国家并不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并更靠近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蜕变为其中一种形式。他认为蜕变是会导致工人民主的恢复，还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取决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否会领导推翻官僚专制的运动。”（——本平台用户AngryDog所作短文《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
“堕落的工人国家”理论实际上存在严重缺陷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
“ 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 ”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宪法虽然明文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行使”、“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由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形式构成”，但在事实上，苏联的国家权力并没有真正的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反而被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官僚权贵集团所把握着——
“ 1936年苏联制定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时，斯大林口头上反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经常“忽视人权，压制不同意见，削弱直至从实质上否定民主监督机制，造成干部特权化，机关官僚化，个人专权。”“多元化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单一色彩的整体。没有相互制衡的机制，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和监督。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打击任何试图改革体制的思想和行为。虽然讲民主选举、讲公民权利，但这些最终仍是必须服从领导的意愿。纪律和暴力受到特别推崇，达到荒谬地步。内务部高居其他党政机关之上。它监视一切，镇压所有不合领导心意的人，充当贯彻领袖意志的有力工具。”（参见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23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甚至早在“大清洗”运动之前，斯大林官僚集团就有过捏造各种证据将不服从于斯大林集团的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强行扣上“人民的敌人”“外国特务”“托洛茨基分子”“白匪”等五花八门的右派高帽，然后统统处死。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也无法忍受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暴政——1932年8月21日，柳亭、伊万诺夫、卡尤洛夫父子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克洛维诺村开会，通过了他们组成的对立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反对派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行动纲领和呼吁书，在呼吁书中，他们把斯大林集团种种暴行都爆了出来。同年9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收到检举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立即逮捕了伊万诺夫、卡尤洛夫父子、柳亭等人。斯大林对这些人的行动非常恼火，要求枪毙他们，虽然遭到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但还是执行了枪决命令。
奇葩的是，有些知识分子并不存在确凿的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行为，但因为各种文字狱甚至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科学家提出的有关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不符合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胃口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反动走狗”的帽子而惨遭迫害（当时苏联一位主张基因学说的生物学家就是因此遭到迫害致死）。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1934年6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客观参与》的法律，认定罪犯的成年家属不管是否参与、是否知情，都在客观上参与此事，都要承担责任。对逃亡国外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西伯利亚流放五年，后面的法令修改到甚至把小孩当做人质，要背负“人民敌人”这一右派罪名。1937年在斯大林指示下，刑讯逼供又被合法化：内务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地毒打被关押的人，采取七天七夜不许睡觉等虐待行为，甚至把人活活拷打致死、或受伤后死亡——这难道不就是秦律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翻版？
——本人拙作《再论斯大林主义》之《斯大林主义在实践上对民主原则的背叛》 ”
在工人国家当中，国家权力应当被工人阶级和开明知识分子直接掌握（也就是由直接的工人阶级民主普选制来组织国家权力），否则就会向旧的资产阶级代议制一样，国家权力被少数资产阶级中的精英集团掌握（甚至还不如资产阶级代议制，直接蜕变到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话，那么工人阶级有权直接通过公投的形式将斯大林官僚集团罢免下台，而不是一反抗斯大林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农奴主集团就遭到来自这个集团的无情专政。从上述斯大林集团破坏民主原则、抹杀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行为来看，显然这个国家就在完全不受苏联社会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落到了斯大林官僚集团手中（破坏民主原则、抹杀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本身就改变了上层建筑（包括但不限于政治体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通俗的来说是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名义上属于全体苏联公民的所谓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落到了斯大林官僚集团手中）——斯大林官僚集团就此蜕变为凌驾于工人阶级和开明知识分子之上的反动的剥削阶级。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提出的“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这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苏联的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上的体现。由此看来，部分托派所坚持的“堕落的工人国家”理论确实具有严重缺陷。
至于托洛茨基为何提出这个理论，除了托洛茨基对苏联工人阶级能够靠改良主义方法取缔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的独裁专制存在幻想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托洛茨基本身就跟斯大林共过事，或多或少有些主观的“给点面子”这类所谓的“人情世故”的因素在里面。 不过，言归正传，托洛茨基的这个理论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罗莎·卢森堡下面的这段话能够更尖锐地指出托洛茨基这个所谓“堕落的工人国家”理论的缺陷—— 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精力和无边无际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被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一味地、机械地迷信“堕落的工人国家”理论，而不考虑托洛茨基本人的一些不恰当的想法，存在非常大的走向极端保守主义的危险。比如，海外一些坚持这个观点的托派，在1989年东欧剧变时，在走向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和保留所谓“堕落的工人国家”之间，居然选择保留后者：那些在事实上受红皮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毒害严重的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地是，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资本主义及其附庸比红皮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更加完全、更加进步。也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保留所谓“堕落的工人国家”事实上是极端保守主义的！
防止托洛茨基在他的视角看来的“堕落的工人国家”出现的办法
罗莎·卢森堡有言：“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因此，在工人国家，实行工人阶级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民主普选制，也就是采取民选工人委员会/工人议会的形式，并可以按照广大工人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要求随时以公投的形式进行委员/议员的撤换，也就是说各地工人委员会/工人议会对选民负责（工人委员或工人议员所占全部委员/议员的比例应当是最高的，剥削者（只要是存在雇佣行为的都算）一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职能相比于旧的剥削阶级专政下的国家官僚机构相对有限，只负责高福利医疗、教育、就业和退休保障，并收到选民的严格监督，若发现腐败行为可以经过公投撤换腐败委员/腐败议员的流程后向同样是职员由工人阶级和开明知识分子直接民主普选出的工人法院起诉该腐败分子并全程电视、网络直播以进行公审然后判刑。
工人国家在过渡阶段前期可能还存在私有制经济成分，但已经是非常弱势的了，占垄断地位的是工人集体合营企业——工人集体合营企业内部采取工厂委员会和全体工人组成的工会进行两权分立，工厂委员会三分之二的代表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三分之一的代表则是在全体职工监督下自行招聘过来的工程技术专家；工厂委员会有权进行民主决策生产计划、技术引进和利润分配的问题，但一旦工厂委员会部分委员的提议触及到了工人切身利益，全体工人组成的工会有权随时在整个企业内进行公投撤换这类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委员。（对工厂委员会理论的论述具体可以参看本人拙作《论工厂委员会》） 在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为了防止剥削阶级专政复辟，应当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因此，有必要让资本家、小生产者的财产继承权受到严格限制，不能继承或转让给任何个人。一旦发现存在资本家非法转让给任何人或让其近亲继承其财产，工人阶级和开明知识分子、工人委员会/工人议会有权向工人法院提出上诉，工人法院应当视情节严重程度对资本家本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至少要强制将这些财产中包含的企业资本改制为工人集体合营企业，其余财产被强制没收并用于各项高福利政策的支出）。
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的工人委员会/议会无权干涉任何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自由（除非是明显宣扬反人类、极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言论、新闻、出版物或集会活动可以直接制裁），资本家和小生产者虽然会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可能会发表一些暴论，但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必然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开明知识分子高度的思想自觉基础之上，大部分公民会对他们的暴论必定具有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没有必要过多干涉这帮人的言论，毕竟只有少数人才会相信他们的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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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2 01: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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