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只有消灭脑体分工才能消灭阶级

俞聂

ulankl 发表于 2024-6-19 17:03
消灭社会分工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机器人高度发展, 社会分工也将长期存在 ...

你连文章都没仔细看完，怎么就胡说我们要消灭”社会分工“？著名人士阳和平先生跟阁下是英雄所见略同。

ulankl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划分", 这是千真万确的

一个拥有股票的清洁工, 就社会分工而言, 清洁工属于是体力劳动者。 但是, 拥有股票, 就有了一定的Ownership

问题在于股票的数量, 拥有几百美元的股票同拥有几千万美元的股票, 分红是完全不同的。

俞聂

恩格斯也曾论述到分工是如何导致阶级产生的, 他在不同著述中两次表达相似的认识。“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 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 就是说, 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 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4] (p632～756) 他还较为详尽地描述了阶级产生的两种不同道路：


“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 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 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 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 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任: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 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 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 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 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 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 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 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 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 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 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 (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 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 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 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 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 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督, 在那里, 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


但是, 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 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 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 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 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奴隶制被发现了。……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4] (p522～524)


这里, 恩格斯为我们描述了在不同领域产生的两类阶级。前者是在社会政治领域, 拥有相应社会政治管理能力的少数人集团因为履行了社会所必需的公共职能, 而获得了相应的统治权力, 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后者则是在经济领域, 少数人集团因为拥有了维持更多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使用这些劳动力劳作的生产资料, 而获得了支配、组织和管理别人劳动, 并分享剩余劳动产品的权力, 构成了社会的剥削阶级。并且恩格斯倾向于将两者结合为一个阶级, 因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都在从事非体力劳动, “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 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 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 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可能, 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4] (p525) 。


对这两类分工间的关系, 马克思做出明晰的回答:“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 作坊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 越会从属于一个人的权威。因此, 在分工方面, 作坊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3] (p163) 他指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 技术性分工是不发达的,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 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 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3] (p163) 。

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 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由于技术性分工的不发达, 所以社会的主导性分工是社会分工, 相应地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界定标准就是是否从事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工作或劳动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 是否由此而拥有了对生产资料 (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生产资料是土地) 的所有权, 并据此而享有直接生产者所生产的剩余产品；根据马克思的反比定律, 社会分工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性地位, 而技术性分工则居于边缘从属性地位, 这是由于当时的劳动还带有很大的自发性, 相应地对劳动的管理和组织要求不高, 因此劳动的管理和组织者的权威的合法性也还不充分, 他们需要依附于那些履行了公共职能而拥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力量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而且也往往努力通过成为那个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来保障和扩大自身的利益。


在资本主义社会, 情况则是恰好相反。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技术性分工越来越高级化、复杂化和专业化, 劳动的组织和管理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 而且越来越需要很高的专业技能, 其存在的合法性已是确定无疑的和充分的。马克思将它们归类在生产劳动中, “凡是有许多人进行协作的劳动, 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 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 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 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8] (p510) 。随着技术性分工地位的不断上升, 社会分工的地位则在不断下降, 国家甚至一度沦为“守夜人”的角色, 统治阶级也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所以, 在资本主义社会, 主导性的阶级界定标准是是否从事劳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由此区分出从事劳动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剥削阶级和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被剥削阶级。在这一阶段, 资本家正是凭借着在技术性分工中居于管理和组织者的地位, 从而获得对生产资料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资本) 的私人所有权, 并由此而获得对剩余产品的控制权。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我们对分工—所有制—阶级问题的讨论, 目的不是单纯对其“特征”做出描述, 而是为了认清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及其必然的演进规律和趋势。从以社会分工为主导转化为以技术性分工为主导来形成阶级界定的根据, 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 它表现在：第一, 大大增加了从事管理和组织 (包括技术性) 工作的人数。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可以使更多的人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脱离出来, 从事劳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而因技术性分工的细化所提供的不断增加的管理和组织职位更使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第二, 大大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 (这里主要是指阶级地位变化的垂直流动性)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 统治阶级人数有限, 为了维护这少数人的利益, 并使其子孙后代永享这些特殊利益, 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在统治阶级补充其成员的遴选上, 严格按照等级标准, 只从上层特权等级中“招募”, 这就造成极低的社会流动性。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们也只能祈求能有好运气生在特权等级的家庭中, 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身份等级制度的废除、市场交换关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加之在技术性分工中管理职位的不断增加, 普通大众可以凭借自身后天努力获得“市场能力”并取得相应的管理职位和报酬, 从而使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加。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是否可以给阶级的定义做如下的概述, 即：所谓阶级, 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 因而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拥有不同的占有或支配权利, 并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取向的社会集团。


(三) 分工和阶级存在的历史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定, 分工和阶级的存在是历史现象, 仅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他们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3] (p82) 由此形成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理由, 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4] (p756) 就分工发展的阶段划分、以及分工的消失与阶级的消亡命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为我们做出了系统的历史性的分析, 也做出了可以触摸得到的远景演进预示。


应该肯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以及阶级演化规律的剖析必然反映在他们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性揭示之中。因为, 分工以及阶级的演化乃是历史发展阶段性变迁的重要构成内容。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性演进的概括就是著名的“三大形态理论”, 他是这样表述的：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大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 家长制的、古代的 (以及封建的) 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 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9] (p104)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演变的阶段性划分的概括 (即社会分工阶段—技术性分工为主的阶段—脑体分工消灭的阶段)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首先在社会发展的第一大形态下, 也就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 统治阶级和管理阶级凭借着从事公共事物和生产的管理和组织工作而获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 甚至据此而获得了对被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的人身控制权, 并由此索取剩余产品。因此, 马克思所总结的第一大形态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是指分工、协作和分配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因为在剩余很少的情况下, 不可能通过交换手段获得剩余产品, 只有通过控制土地所有权、并由此而控制人身的手段来实现对剩余产品的占有, 所以从事组织和管理的阶级与直接生产者阶级形成的是人身不平等的依附关系。


在第二大形态的初级阶段上, 剥削阶级最初的确是凭借着对资本这一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实施对劳动的组织和管理的, 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如此。但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技术性分工的不断细化, 劳动的组织和管理也变得越来越高级化、复杂化和专业化, 往往需要管理者具有高超的管理能力并投入巨大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者不堪工作压力的重负、或者不具备相应的能力, 为了使企业能够继续生存、壮大, 他们逐渐将组织和管理权让渡给没有生产资料、却有着组织管理技能的经理阶层, 股份公司为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提供了组织形式。于是, 企业中劳动的组织和管理职能就由经理阶层来予以实施, 这个管理层就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引起巨大争议的新兴阶层, 莱德勒称之为“新中间阶级”[10] (chapte2) , 米尔斯称之为“白领阶层”等等。这就是说, 到了第二大形态的高级阶段, 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物质资本的重要性, 资本家阶级由于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逐渐消失, 而正在由“必要的阶级转化为多余的阶级”, 这无疑是由于劳动日益知识化而导致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扬弃的结果, 是朝着第三大形态迈进的征兆。其实马克思晚年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现象的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 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所有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 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 就像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 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


……在合作工厂中, 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 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 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与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 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 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由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相分离, 这完全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 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 而在封建时代, 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 即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 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 所以, 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 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8] (p511～512)



历史发展的趋势是, 劳动的组织和管理将越来越多由具备组织和管理能力的人承担, 而越来越少地由资本的所有者来承担, 后者将作为生产领域中多余的人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并由此而丧失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特权。


在如何消灭分工和阶级消亡问题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分工的产生是人们能力的差别引起的, 因此要消灭分工就必须大大提高劳动者能力, 直至每个人的能力都获得全面的发展, 使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区分仅仅是凭兴趣, 而非凭能力差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 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 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 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 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 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 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 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 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 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 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3] (p85)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表述了类似的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 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4] (p305～306)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是产生真正分工的开始, 也就是产生阶级的开始, 那么要真正消灭分工、消灭等级或阶级, 也只有消灭脑体分工才能实现, 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要求每个人都具有脑力劳动能力, 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 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批判的批判者；当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脑力劳动者的时候, 脑体分工自然就会消失。随着人的全面能力的发展、脑体分工的消失, 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社会公共事务和劳动的组织管理者, 那么依凭着能力差异为存在条件的阶级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所在。


历史的发展无疑正是这样昭示我们的, 在第二大形态的高级阶段上, 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技术性分工和社会性的部门分工获得相应的进一步发展, 这促使劳动交换的空间和频度空前增大, 从而促使劳动者在众多的分工技能和分工部门之间越来越频繁地流动, 从而促使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向着“多专多能”的方向发展, 由此促进了劳动阶级知识化, 进而促进脑体之间分工的消失;与此同时, 企业内技术性分工的发展相应地要求劳动组织和管理的等级化, 这就会创造出更多的管理职位, 既为更多的体力工人转变为脑力劳动者创造条件, 又要求资本主义为自身的发展而需要培养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学校、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为人们能力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 技术性分工的产生既是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的成就,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为自身被效率更高、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而种下的种子。总之, 这种种趋势都在表明第三大阶段来临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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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社会分工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机器人高度发展, 社会分工也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