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人性化的资本主义 —— 《鱿鱼游戏》

左风

黄东赫的《鱿鱼游戏》（2021）成为Netflix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剧集。这不是韩国第一部通过突出社会不公来吸引观众的娱乐作品，早前奉俊昊就凭《寄生虫》（2019）获得4项奥斯卡大奖。人们对反资本主义的寓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其描绘的地狱不是由极权主义策划的，而是由富人对一无所有、去人性化、和绝望的群众的剥削。在《鱿鱼游戏》中，债务人被怂恿参加致命的儿童比赛，由脸上带有符号蒙面穿着制服者监督：包括了管理者（正方形），士兵（三角形） ，和工人（圈子）。

英国前卫系列《密谍》（The Prisoner，1967-1968）就有相近的描述，一群人被一种毒气弄晕后运送到一个由地下利益控制的迷幻监狱。在那里，他们被分配了号码，“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使用自己的名字”（有趣的是，主要反派玩家的数字是101）。高见广春的反乌托邦小说《大逃杀》（1999）描绘了未来世界中，日本政府下令随机挑选出来的高中生自相残杀。在此之前，还有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描述一群英国男生被困在一个岛上后陷入野蛮暴力的故事。然而，高见和戈尔丁与黄东赫的角度不同，前者批评的是当时日本和英国的孩子们的成长经历。

苏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的《饥饿游戏》（Hunger Games，2008-2010）与黄东赫的讽刺最为相似。更重要的是，柯林斯的青少年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以及《鱿鱼游戏》都描绘了一种资本主义用来控制大众的小恩小惠，其中控制和抵抗的动态交织在了一起。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写了大量关于《饥饿游戏》的文章，在其中看到了对团结的评论。

《饥饿游戏》同样叙述着团结的议题。剧照

在《饥饿游戏》的竞技场上，被剥削者被迫相互竞争以娱乐无聊的精英，反映了现实中缺乏团结的可怕真相。《饥饿游戏》里的任何联盟都必然是临时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有一个胜利者，联盟的每个成员都知道他们很可能最终被迫杀死身边人，目前的结盟只是暂时的。要摆脱竞技场的斗争就需要抛弃这种强加的霍布斯主义（专制主义），重新创建团结。

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

在《饥饿游戏》中，“记住敌人是谁”这句格言敦促了团结。虽然被压迫的人们经常分裂，但他们可以团结起来结束这种状况，与压迫者作战。在《鱿鱼游戏》中，团结的基础几乎是布莱希特式（Brechtian）的缺乏情感的间离效果：“听着，你不相信这里的人，因为你不可以。你只有你自己。”被剥削者彼此之间有很多猜忌和恐惧。生活在充满偏见和竞争的社会中，他们更有可能与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发生冲突。但团结仍是必要的。

剧集中，其中一个游戏需要玩家们以团队形式一起运作。他们展现出来的团结、善意、甚至开明的利己主义的小举动，让他们得以幸存。然而，只有通过形成战略性的、有组织的团结（友情），他们才能继续坚持下去。他们需要在分裂的游戏中团结起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就是在自掘坟墓”。黄东赫关注矛盾，也关注变态；团结的游戏，再残酷地分裂，正如剧集后面发展展示的那样。而入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也在做一样的事。

《鱿鱼游戏》的其中一个游戏已经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剧照

与《饥饿游戏》一样，《鱿鱼游戏》说的是人们的缺乏团结。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战后美国的批判理论来检验它。Theodor Adorno和Max Horkheimer的文化产业理论中，认为大众媒体文化的本质会使受众对物质条件变得被动（无法联合起来推翻阶级社会）。这不是阴谋下的结果，而是大众文化本身的要求，它具有一种广泛的吸引力，既产生了高雅文化的智力满足，又满足了低俗艺术所体现的基本冲动。它混淆了批判性意识和不假思索的消费之间的鸿沟，满足了可以在抵抗中释放的驱动力。

《鱿鱼游戏》抓住了理论家Richard Seymour所说的社会产业问题，还有Neil Faulkner在 Guy Debord 的基础上称之为“高墙” （The Wall）的说法。在这里，大众文化的吸引力与被动参与相结合，媒介操纵观众的交互来制造自由的假象，创造出比战后文化产业更有效的东西。当你登录社交媒体时，算法会温和地诱导你的行为（Twitter和Facebook：肤浅、竞争、偏执）。同样，像Netflix这样的平台会说服你，你过去的观看记录会塑造未来的观看经验，表现出很欣赏你的个性的样子，但实际上，你是被操控的。

《鱿鱼游戏》中的管理者呈现出“有选择”的错觉，通过严格运行规则或允许玩家集体离开来实现自由民主的理想。在故事里一场投票中，管理者甚至对试图“颠覆”他们“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资产阶级表现出愤怒，“我们不会宽恕任何阻碍这一民主进程的行为”。这个虚伪掩盖了真实诡计，通过隐藏的经济胁迫来使得不公平的游戏“公平”化。导演毫不羞耻地通过其中一个角色直言“外面和这里一样糟糕”。但“外面”和“这里”的对比是假的，韩国高度分层、压迫的社会才是最真实的。

如前所述，Netflix是社交产业The Wall的一部分，正是《鱿鱼游戏》在讽刺的东西。这是一项以营利为目的，有利可图的业务。Netflix经常贩卖假象，在播放酷儿文化节目如《神娃之伊莎莉亚战记》（She-Ra，2018-2020）或支持跨性别的纪录片如《揭开面纱：好莱坞的跨性别人生》（Disclosure，2020）的同时，也播放反酷儿的作品。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拥有像《The Closer》里喜剧演员Dave Chapelle那样的恐同和恐跨性别内容，他的行为包括了哀叹“字母人”（对 LGBTQI+ 身份的廉价挖掘）。当工人​​抗议时，Netflix就解雇他们。如果《鱿鱼游戏》关心团结的缺乏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付费给Netflix呢？我们固然可以质疑消费者，但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导演和作品）却站在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压迫反抗者的逃税公司那一方，这样没有问题吗？

Netflix节目《The Closer》嘲讽跨性别人士而遭到示威者抗议。照片：美联社

黄东赫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鱿鱼游戏》之所以如此令人不寒而栗，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了儿童游戏。任何恐怖迷都知道，这种类型经常巧妙地将脆弱性和纯真与不祥的威胁并置。因此，我们常看到很多受害者在床上被杀人狂谋杀；玩偶和小丑怪物；被鬼附的少女等。轻松的儿童游戏和杀戮的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鱿鱼游戏》在剧集前面就描述了男主角成功在街边游戏机中赢得了礼物送给女儿，却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把手枪外形的点烟。影集中还有更多精彩的触动点，包括阶级间的怨恨；宗教逃避；韩国的劳资纠纷；反移民政治；性别和种族阶级；假装自由平等。

《鱿鱼游戏》超越了作品自身，捕捉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不满，但它能否唤醒观众的被动？到头来，它会强化资本主义系统，还是只是沦为另一种合法的消遣呢？

左风

转自无国界社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