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的人都被卷入了这场革命运动。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科学家们占领了一座天文台。我们漫步经过一个劳务交易所,它已经关闭了。建筑物门面上贴满了法国民主工联(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工会的海报。如此的场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典型的。法国的工会会员人数一直很低,尤其是与当时的英国相比。在1968年5月之前,法国有组织的工人不到400万。但现在有一千万人占领了法国各地的工厂和工作场所。
法国的工会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由政党组织起来的。英国是个例外:那里的工党是由工会成立的。法国最大的工会是法国总工会(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CGT),它与法国共产党有直接关联,约有150万名会员,在重工业和传统制造业,即工人阶级的重营内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我到巴黎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格兰特,他那是已经到达法国并和他姐姐住在一起了。在此几年前,我们由於反对曼德尔丶弗朗克(Pierre Frank)丶韩生(Joseph Hansen)和其他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们的投降主义路线,已经被开除出第四国际的所谓联合秘书处(United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USFI)。但是,我们还是抱有一些希望,希望能在法国托派的队伍中找到回音,甚至还制作了一份传单,声援他们的青年组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Youth,JCR)。
他们之中不少人在巴黎的咖啡馆内无休止的关於“武装斗争”的讨论中找到了一个舒适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以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低俗“理论”为基础。这个可悲男人不负责任的行为造就了格瓦拉的被捕和死亡。他写了一本题为《革命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的书,宣称小规模的游击队可以在拉丁美洲引发一场农民战争。
这个所谓的“创新”思想,其实只是巴枯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翻版。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灾难性的。它的唯一结果是使拉丁美洲数以万计的年轻革命者毫无意义地丧命,并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促成了军事独裁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生组织中也发生了与我们已经提到的有关工人工会的类似过程。新闻界大肆渲染像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些人只是少数。主要的学生组织“法国学生全国联盟”(Union des Etudiants Français,UNEF,中文简称法全学联),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巅峰时期,在24万学生总人数中有10万名成员。但此後,该组织的成员人数有所减少,後来在50多万名学生中仅有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