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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1 14:31 编辑
六、中國農村社會再組織失敗的影響
由於中國農民在中國總人口中高居70%,中國農村社會的面貌即決定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上個世紀的壹百年,中國壹直在進行以政治革命為核心內容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主要內容之壹就是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農村重新組織人地關系。政治革命以改朝換代為標誌,以共產黨奪取政權為成功標誌,但社會革命卻由於中國的農村社會的重組過程失敗而壹直停滯不前,所以中國迄今還未完成從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這壹政治轉型。改革以來,中國實際上進入農村社會再組織這壹過程,再組織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重構。但核心還是圍繞著人與資源的占有關系進行。從當時短期來看,相對於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只延續了十年多壹點,此後就是暴露問題與討論如何解決的漫長過程。
1、改革之初埋下的失敗因素:只有使用權沒有最終所有權的土地制度恢復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退回到落後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畝),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刺激農民提高勞動積極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責任制只是改變了資源的使用方式,而沒有改變占有關系。這種土地制度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造成壹些影響深遠的後果,其壹是使得政府在農村的代理人基層幹部擁有對土地的支配權利,這壹點為始於九十年代末期在農村進行的“新圈地運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使大量必須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成為無地者;其二是這種土地使用方式並未割斷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使得中國農民無法圍繞土地之外的資源重新組織農村社會。
農村現行的土地制度對於保證中國農民的公正底線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盡管農民的“兼業化”收入在其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成為壹種趨勢。例如, 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元,其中來自第二產業的收入為598.28元,來自第三產業的收入為395.21元,來自非生產性純收入為 123.84元。[54]但中國農民對於土地的依賴程度並沒有減小,因為土地對於農民來說,越來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這主要是因為下列兩個背景因素:
(壹)80年代中後期開始,世界範圍內的信息革命與技術進步,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產業結構,使得中國城市無法為龐大的低素質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二)農民工極其低廉的工作報酬使他們脫離土地生存幾乎成為不可能。這壹點加強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
從上壹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新圈地運動,使不少農民失去了土地,據浙江師範大學王景新教授在冀、魯、鄂、桂、浙、滇等11省134個縣作了抽樣調查,分到土地的人口僅占總人口的84.5%。據此推算,全國至少有13.7%的農民沒有土地。據國土資源部統計,自1997年至2004年,中國耕地7年間整整減少了1億畝。[55]失地農民數量約為5,093-5,525萬。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沒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國沒有土地的農民則超過6,000萬人。 [56]
2、農村社會再組織過程的政治制度變遷
政府用鄉村兩級組織取代了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之後,對農村社會的再組織過程壹直采取將政府的神經末梢延伸到中國鄉村的方式。中國的政治建制本來是到鄉壹級(限額),但事實上鄉壹級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鄉幹部都成了吃財政飯的官。而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就是鄉鎮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和對農民亂收費。全國有近3,000個縣、5萬個鄉,縣鄉部門達70萬個,吃財政飯的人員有3,000萬人。全國有400多萬個自然村,近3,000萬村組幹部。這麽多人全靠9億農民供養。[57]
依此計算,縣鄉村要發工資,要保運轉,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億元。這7,000億元至少要農民負擔70%,這就是說全國農民要負擔年均4,000億元以上,而不是公認的1,200億元。農民每年要承擔幾千個億的亂收費。可是,農民負擔了這麽多錢,遠遠不夠用,能賣的都賣了,還欠下了約6,000多億的債務。
縣鄉壹級政治勢力形成了壹些盤根錯節的鄉土利益集團,導致九十年代在中國開始試驗的鄉村選舉困難重重。幾個模式:壹是政府操縱,二是黑社會與政府共同操縱,在這兩大勢力操縱下,民選的村官要不就是無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由政府操縱的“步雲模式”(四川省步雲鄉)。少數地方則是宗族勢力操縱。
目前中國鄉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勢力操縱,使中國的農村政治不是離民主化近了,而是與民主化目標日行日遠。
3、正在走向墮落的鄉土文化
中國農村文化建設的前提是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們這個城鄉兩階層人口之比為3:7的國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過來,30%的城市人口占有80%的教育資源。這壹點首先是緣於城鄉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近年隨著學歷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現在,城市人口擁有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分別是農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北大和清華20年來的招生情況令人驚訝:以1999年為例,兩校招收的本科生中農村學生只占 17.8%,與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近70%形成鮮明對比。[58]
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響到農村文化。在這裏簡單了解壹些標識農村人口總體的文化素質的指標。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農村每10萬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鎮則是8,899人),高中和中專起點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學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 人。[59]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為大部份農村家庭無力支付教育費用。兒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學教育的比例較高,但能夠進入初中繼續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學生比例卻驟降至40%左右。有人測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農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還不到小學5年級。就今天人類浩博的文化知識而言,5年小學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識極其有限,這樣的文化水平實際上處於準文盲狀態。
中國政府標榜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實際上並未實現,農村中兒童失學現象日益加劇,因此也在連續不斷地產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國農村中文盲人口現今仍高達 6,665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8.25%。[60]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壹個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減員。但是,目前這壹下降趨勢正在被激增的失學兒童所抵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的文盲率將出現上升趨勢。還必須指出,中國的掃盲標準門坎極低,達到低水平的識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實書寫閱讀水平極低。
在這種低水準人構成的農村社會中,封建迷信、打架鬥毆、賭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農村女孩投身於性產業更是成為家庭謀求生活出路的依賴工具。
盡管目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別很大,但低收入的農民並不能在教育費用負擔方面得到任何優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資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鄉的基礎教育設施和師資狀況呈天淵之別。結果,10億農村人口中有幸進入大學的青年人數遠遠少於3億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畢業大學生,最後能夠進入社會上層的農家子弟更如九牛壹毛。高等院校實行“教育產業化”政策以後,中國農民的孩子因無法支付昂貴的教育費用而被拒之於門外,少數傾全家之力上了學的農村青年也並非從此能夠進入現代經濟部門,從1999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大學畢業分配難的“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以後,農家子弟在社會中的向上升遷通道更是被阻絕。
更為實際的問題是:在科技水平日益發達的今天,文化素質相對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業時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難重重,平均文化素質相當低的農業人口要想從農業部門之外的現代經濟部門就業,首先遇到的第壹個問題已經不是戶口(因為戶口帶來的各種福利已經不復存在),更主要受阻於自身的素質。而這自身的素質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問題,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今天中國,農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討、打工、賣苦力、賣血、挖礦、在福建等地還有壹條偷渡之路……中國農村實際已經成為中國這列現代化快車甩掉的破舊車廂,大多數中國農村青年已經失去了未來。
七、失去土地的農民出路何在?
每個國家邁向現代化都必然要經歷農村城市化這壹社會轉型過程,但中國農民在這壹過程中所受的煎熬毫無疑問比任何國家都要劇烈,也更漫長,更重要的是,這種煎熬並不會隨著這壹代農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為命運的符咒傳遞給人數成倍增長的下壹代。
這種煎熬來自於多方面:第壹,中國現代經濟部門的擴張無法容納如同天文數字般龐大的過剩農業勞動力;第二,在城市裏打工的大多數農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維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無法在城市裏紮根。由於以上兩個原因,他們無法割斷與農村的聯系,鄉下那少得可憐的土地是他們生存的最後壹線指望。
但是中國20世紀後十年開始的“新圈地運動”將農民們這點可憐的希望擊得粉碎。因為這次“新圈地運動”的主要目標之壹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耕地――另壹目標是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的“舊城”,然而不管是農村的耕地還是城市居民的舊房,這次新圈地運動涵蓋之處,都導致許多人的生存狀態嚴重惡化。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面臨三無狀態:無業可就,無田可耕,無處可去。所以每壹次征地都導致非常激烈的沖突,地方政府往往需要依靠出動大量軍警才能將農民的反抗勉強鎮壓下去。 [61]浙江省由於經濟相對發達,其對失地農民的補償標準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略有提高,農民的不滿應該較之其它省份要低。但據浙江省農村調查隊的調查,只有6.8%的農戶對此表示滿意,有22%的農戶認為補償標準嚴重偏低,53.2%的農戶認為偏低。[62]
類似的事例在全中國都有發生,中國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征用問題上暴露無遺。各地發現土地違法行為17.8萬件,立案查處12.7萬件,但這麽多違法案件中,只有925人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2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63]中央政府處罰這些地方官員的興趣顯然在於罰款,而不在於杜絕這類行為。因為在地方財政主要依靠土地收入時,中央政府事實上沒有辦法杜絕這類行為。據統計,從2002年到2004年上半年這將近三年的時間當中,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壹些市、縣、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占到財政收入的壹半,有的作為預算外收入甚至超過同級同期的財政收入。[64]
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數失地農民無法找到工作,因為城市居民的失業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那裏根本沒有農民們的生存空間。而中國政府的政策總是遲到:在戶口對改變農民經濟地位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意義的情況下,中國的壹些省市才開始“改革”城鄉戶口制度,撤除城鄉人口流動的壁壘。中國農民終於可以“出走”了,但農民們進入城市以後的生存狀態,實在無法讓人不感到悲傷:新華社記者曾對湖北農民工彭紅平跟蹤采訪 115天,發現在這段日子中,彭紅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壹共只拿到現錢415元;3個月內為11個老板打過工,沒有壹個老板兌現過工錢上的承諾。[65]而目前全中國流動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有1.4億,像彭紅平這樣住不起房、吃不飽飯的農民工不在少數。尤其是,農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傷事故死亡,獲得的賠償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幾年前,對重慶的綦江彩虹橋垮塌遇難者進行的賠償中,公然實施了壹種羞辱農民的賠償辦法:有城市戶口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66]
如此壹來,土地對農民的生存意義更加重要。與90年代不同,農民們捍衛土地的決心大得多,他們的維權行動付諸實施後,各地流血沖突不斷。2004年壹年全國發生各種大規模反抗事件高達58,000多起,其中主要是農民與工人的反抗活動。[67]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已成為當前侵害農民權益的最突出問題,而且呈現加重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土地征用中,低價強征強占農民承包地,截留、扣繳農民的補償安置費用,不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轉中,強制調整或收回農民承包地,強迫農民流轉承包地,非法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截留農民土地流轉收益等方面。為此,農業部於2003年8月派出6 個檢查組,分赴黑龍江、浙江、河北等12個省份,重點檢查12類嚴重侵害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益的行為。[68]但是在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情況下,這種檢查壹般都流於形式。只要中國當局維持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敗,失去土地的農民將會越來越多。
中國農民面臨他們的前輩們從未遇見過的問題:1949年以前,農民們能夠以家庭為單位,依靠土地維持壹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在他們被“解放”後的50 多年後,他們將成為徹底的無產者:無地可種;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壹旦城市管制放松,城市貧民窟化現象將成為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狀態。
這些失去土地的“三無”農民,將成為中國大地的震源。這種來自地底的吼聲已經越來越清晰可聞。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曾說過兩句言簡意賅的話:“真正毫無希望的社會,不是受到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中國農村社會現在這種格局,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將起到根本性的制約作用。對中國來說,最大的難題在於如何將農村納入現代化進程中,而不讓城市文明被農村文化吞沒。近20 多年來,探討什麽是“落後”,己成為發展經濟學家的熱門話題。幾乎所有的發展經濟學著作,開宗明義的第壹章往往都是關於如何識別“落後”的學術討論。在總產值、人均產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生活質量、人口素質……等壹系列指標後面,發展經濟學家們對於造成“落後”的原因,認識倒也漸趨壹致:落後的本質規定,是人的素質差。
上壹世紀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壹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系。不可忽視的是這兩項變革之間存在著壹定的相關關系,因為說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
在長達兩個世紀的工業化之後,世界上只有印度與中國這兩個巨型國家的小農階級異常頑強、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不管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宣稱自己如何努力,這兩個國家的小農階級始終高居總人口的70%以上,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歷史時代相連的文化臍帶始終不曾完全斷開。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利於社會整合的積極因素早就被壹次又壹次的革命運動殘酷消滅,留下的只是傳統文化中的消極負面因素,這就導致中國農村社會目前這種基層官員流氓化、基層政權黑社會化的局面。中國現代化的列車無法甩開農村社會這節龐大的車廂。無論是從社會組織、人口與資源的比例、農村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水平來看,廣大農村都將成為中國21世紀發展的最大包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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