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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不會幫助香港反威權抗爭
經過數月的殘酷鎮壓,香港的反威權鬥爭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開始正確地向外界尋求協助,不過這也包括部分的人將希望寄托在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身上。
早前我們已經報導了美國國會在11月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並初步評論對香港抗爭的影響。現在,我們會進一步剖析這部法律的虛偽與危險。讓我們認清楚誰才是香港抗爭真正的朋友與敵人。
雖然名為「民主及人權法」,但這部法律本質並非是為了民主人權的,這一點就連法律條文也承認的。法律條文雖聲稱「香港的人權對美國非常重要」(Section 3),不過條例亦賦與總統及國務卿權力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豁免或終止執行所謂的製裁(Section 4)。換句話來說,決定是否會就人權問題作出製裁,歸根究柢就是基於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權。在民主與國家利益相矛盾的狀況下,美國的親財團政權終究還是會選擇利益而犧牲人權。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在處於這樣的狀況。雖然特朗普已經簽署法案,但他也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舒緩對美國的經濟壓力並為他年底的選舉增加勝算。中美在12月宣布達成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此後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問題轉趨低調,變相以「出賣」香港來換取自身的經濟優勢。
在2019年爆發民主海嘯的多個國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亞,也發生與香港非常類似的殘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壓,卻不見美國政府支持當地抗爭。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盟友,不論是智利的右翼總統皮涅拉或是得到歐盟全力支持去打壓加泰自決運動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選的國會剛剛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撤兵,但2003年為了「推動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卻拒絕接受伊拉克國會的要求。可見美國所謂「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就是偽善的。
《人權法》亦要求國務卿所每年提交的報告,來審視香港是否獲得美國的特殊待遇,其條件卻是關於香港是否遵守美國(往往是單方面)的對外出口限製及製裁,另外則是香港有否與美國進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這令人聯想起2013年揭露美國大規模竊聽民眾的斯諾登事件,當時港府拒絕將斯諾登引渡美國,引發外交風波。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反對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卻要求香港將政治犯引渡到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國資產階級利益法」。
再者,在對別國製裁方面,美國政府從來都有行政權力去實行的。美國歷任總統過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製裁、資助政變、甚至發動戰爭,包括近年製裁委內瑞拉,或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美國這次高調通過的人權法只是惺惺作態而已。
或者很多人會抱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心態,認為這部法律「有好過沒有」。但其實這種虛假的希望往往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國的外交史上充滿著被美國政府(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棄的小國或人民,包括庫爾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國曾經花了20多年資助西藏反抗運動,並在印度及尼泊爾培訓數千武裝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達成歷史性協議,西藏反抗運動立即成為棄卒。原因是這符合美帝國主義當時的全球利益。
俄羅斯異見分子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於獄中身亡,美國政府訂立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來製裁涉案俄羅斯官員,及後更將此法推廣到全球。有人呼籲把香港及中國打壓人權的官員也加入到製裁名單。但是這些製裁軟弱無力,往往只是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和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而已。而且製裁所適用的目標只是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在中港「裸官」家屬都擁有西方國家國籍的情況下,製裁根本毫無作用。
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集體抗爭是推翻獨裁暴政的關鍵。我們歡迎草根社運的自發行動,譬如劍橋大學的學生校友要求大學褫奪林鄭月娥的榮譽學位。雖然這些行動自身並不足以改變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夠喚起大家的意識並推動新的群眾抗爭。
但是當一個外國政府實施類似的軟弱製裁,這都只是一個表面姿態而已。而且這對提升民眾意識毫無幫助,也無助於由下而上地建立運動,這些才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事實證明,就算是歐美政府後來在2014年對俄國的加碼製裁,也沒能夠迫使普京在放棄吞並克裏米亞,或者停止囚禁、暗殺國內異見分子。相反,這些製裁措施反而能夠刺激起獨裁政權「抵禦外敵」的民族主義煽動,進一步打擊異己及民主權利。今日特朗普在兩伊挑起新的軍事沖突,反而幫助了伊朗獨裁政府鎮壓並化解其國內史上最大型的抗爭運動。歷史上美國的製裁就從來未曾推翻過任何獨裁政權,無論是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北韓等等。
美國長年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方式資助香港泛民勢力,而過去數十年間這些與美國有聯系的政黨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運的溫和保守一方。這是因為美國並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或獨立,亦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權更叠。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權,而非倒臺,因為反而會影響區內的「穩定」,打擊美國企業在華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爭運動並不能夠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權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反民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同一陣線,並與右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政客(如特朗普)結盟,成為其「民主面紗」,這會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青年和勞動大眾拒諸門外。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戰線」,是國際間的社運、抗爭者、工會、勞動者的團結,尤其是中國廣大被剝削、打壓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全部都在為了改變製度而戰鬥,而我們當然需要他們的支持。只有連結起中港兩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眾,我們才有推翻中共獨裁的希望,以及終結其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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