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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製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註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布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復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盡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布,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習近平打到“老虎”了嗎?
根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的報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屬和家庭勤務人員,涉及貪汙等罪行,正面臨正式調查。最高級別決定將周永康及其妻軟禁。早幾個月就有流傳,周突然受到反貪調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間是中共的頭三號人物,掌管政法委這個令人畏懼的國安機關。在他的管治下,中國國安預算(法院、監獄、檢查和警察)從2008年的4,060億元躍升到2012年的7,020億元,與越南的GDP相約。
海外媒體報道稱,根據“內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習近平領導的政治局決定對周永康發起正式刑事調查。此前,幾名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國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黨委的前任領導人,已經被逮捕和受調查了。調查人員的策略被形容為“打虎之前先拔牙”。這批人似乎希望獲得輕判,因此坦白從寬,令當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證。當中包括據聞被調查員關押數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濱。
海外媒體報道,對周永康及其家屬的指控,不止於龐大貪汙,而且還涉及謀殺前妻、涉及有組織犯罪和圖謀推翻現任中共領導習近平等罪行。這些報道展現出一幅謀反的畫面,轟動性甚至蓋過震驚一時的薄熙來案。今年較早,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薄熙來,在一場受到操控的半公開審判騷後被判無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貪汙據信可能高達數百億元,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貪汙滲入中國每個角落,但高官貪汙案件在中國並非真的針對貪汙,而是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習近平通過高調的反貪運動,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來重塑嚴重受損的公眾支持,而且同時打擊統治精英內部的潛在反對力量。政權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計劃重組國企,反貪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護。許多評論家解讀,從習近平打擊周永康,可見他已經成功鞏固了個人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控製。周永康被比作為斯大林手下邪惡的秘密警察頭子拉烏潤提.貝利亞。打壓周永康這樣醜惡的人物,無疑會在中國廣泛階層的群眾中大受歡迎。
“正式逮捕”
盡管沒有官方聲明,《紐約時報》(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國領導人的消息人士,報道了周永康的軟禁。“這不是像在之前幾個月的時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調查,受到的限製較寬松。”該報引述一名和黨內精英有親屬關系的律師:“現在是正式的[調查]”。
本事件突顯出中共內部危機,加上正在上演的戲劇性換血,會對黨國的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個像這樣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或退休領導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將成為現政權自1949年建立以來,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謀殺和貪汙的指控。
盡管無法知道內部鬥爭的全部畫面,習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權力到個人手中的新一步,並給其他潛在的對手發出警告。反過來,這反映出中共政權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計劃,從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滯。這一過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中有詳細討論。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下,中共所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習近平面臨巨大壓力時,他要通過抓捕像周這樣的“老虎”,表現出他是認真的致力於“改革”的。對習近平來說,無論幹還是不幹,都是個高風險的策略。
習近平打擊周永康,似乎準備挑戰“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這些領導人或前領導人中很多都是中國最有權、最貪腐的商業集團主管。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們也會擔心自己利益受威脅,因而極度不安。這提出問題,關於權力鬥爭未來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應。“前常委擔心中國現任領導人會瞄上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楊大利告訴BBC。
“石油幫”
周永康通過國有石油行業扶搖直上,成為90年代末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生產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經理。他被視為“石油幫”的領導人物,掌控國有壟斷石油行業這塊封地,並利用這控製權來積累巨額個人財富。今年早些時候,清洗石油幫等於在周永康頸上套繩圈。根據《紐約時報》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貪調查人員,“周家族在石油行業的活動可以提供很多潛在的非法財富來源,包括油田經營權、服務合同、設備銷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報道,周永康之子周濱僅從重慶市的一些公共項目中就撈到了100億元。一些海外媒體報道,周濱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據報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帶回中國,據《每日野獸》稱,他同意配合對其父的調查以換取寬恕。
據信與中共反貪沙皇王岐山有關的《財新》雜誌,連續報道一系列從石油行業獲利的家庭關系。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兒子、兒媳及其親家。正如在2011年以來對前鐵道部的反貪清洗,政權打擊中石油領導層有兩個目的,不只是針對周永康,更是為了加速市場化改革,可能讓私人資本掌握更大份額,甚至將中石油分解為幾個更小、更“靈活”的公司,來馴服這個最顯著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讓其不再繼續阻礙領導層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重組議程。
在薄熙來的審判中,當局局部失去控製,但公審周永康比公審薄熙來更具風險。盡管周永康不像薄熙來那樣享有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但政治風險仍然很大。周永康作為管治警隊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為頭號罪犯,哪怕審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會曝露政權核心的腐敗程度,有可能增加群眾對整個政權的厭惡。
從最近其他一些腐敗案件可見(例如薄熙來和劉誌軍的審判),指控很可能會“縮減”具體的腐敗金額,來掩蓋官員掠奪的程度,並保護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訴,案件很可能集中關註經濟犯罪,而不是指控陰謀暗殺,或者推翻習近平等領導人。這些指控過於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權,曝露其內部混亂的程度。但是控製這個過程極其困難。因此,還有待觀察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以及會否嘗試把事件隱藏在幕後。不過,很明顯周永康事件開啟中共內部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新階段。
二零一四年
中國:武漢12位訪民在北京集體自殺
2013年12月11日,武漢江岸區12位拆遷戶10日在北京集體喝農藥自殺,抗議當局暴力拆遷。事後,他們在被緊急轉移到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進行急救後,都脫離了生命危險。
他們原是武漢江岸區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來居民。2010年10月,當地政府以所謂城中村改造為由,拆遷江岸區新春村村民住房,他們認為拆遷的補償標準過低——他們買的房子的市價在每平方米一萬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遷賠償只有每平米450元,他們沒有和村委會達成協議,但房屋卻遭到了政府的強拆。四年以來,他們不停地去北京上訪。在上訪的四年中,他們耗光了他們的積蓄。參與這次集體自殺行動的梅翠英說:“把我的房子拆之後,我住的也沒有,生活來源也沒有!只有覺得死掉,心裏才舒服一點。”參與這次行動的成員都有同樣的遭遇。在政府違法強拆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地選擇了自殺。
在事後,中國政府迅速封鎖了一切有關此事的報導。南都網在事後刊登了題為《12名訪民北京喝農藥集體自殺》的報導,但很快,該報導就遭到了刪除。其他有關此事的報導,也同樣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參與此次自殺行動的人員的控製。他們被送醫急救後,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據悉,他們隨時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與自殺訪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醫院看望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但在醫院的門口遭到了警察與保安的阻攔。
政府的強拆一直以來為許多中國民眾所詬病。這次集體自殺行動,是近幾年以來最極端的抗議強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發生,正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未來的時間中,中國勞工論壇將會進一步關註這次事件的進展。
中國:“社會保障性住房計劃”令群眾得益嗎?
如今房價日益超出底層群眾的承受能力。隨著市場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場規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日趨嚴重。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階級沖突會在住房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中共可以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讓,平息群眾的憤怒從而維穩。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計劃真正保障了群眾的利益嗎?
腐敗官員私吞公產
2013年鄭州市首批經適房均價2700元,但還是超出了申請者的購買能力。當地相關規定要求,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四倍(目前為1360元),可以說是“越夠格者越買不起”。相比於中產階層,低收入者也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結果相當數量的經適房不僅沒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敗官員的私產。同年1月,鄭州市某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擁有29套房產,其中至少11套是經濟適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內曾幫助親屬的公司先後獲得3個經適房項目,藉機倒賣數百套經適房,獲利數千萬。
相比於房子,官員和開發商們有更快捷的發財門路。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對記者說出:“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起因正是,鄭州市某村原本劃撥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蓋上了別墅和樓中樓。2013年審計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房專項資金,高達57.99億元,這些錢被用來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征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房項目支出。同樣是在2009年,國家撥付1,800萬元建設陜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溝棚戶區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項目”,其中包括3萬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購合同中卻縮水為1萬平方米200套,最終實際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後開發商臨時將24套商品房改為72套廉租房充數)。在這個神奇的“魔術”中,1,600萬元廉租房專項資金不翼而飛。
百姓不獲公平分配
經適房往往滋生權錢交易,廉價的租賃房較能滿足底層群眾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體製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樣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告訴胡錦濤,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們稱為“77嫂”。不久後,她卻被告知要退還廉租房。因為在她女兒工作後,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官僚們玩弄煩瑣的條文拖垮群眾,而自己卻享受著灰色收入和權力優待,因此才會出現4歲寶寶領取廉租房補貼的鬧劇。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導致10.84萬戶不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違規享受保障性住房實物分配3.89萬套、領取租賃補貼1.53億元。依附於官僚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以中科院為例,中科院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項目工資,工資條上一般只顯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但中科院大部分員工的實際收入在8.8萬元以上。這為他們違規獲取保障房創造了便利條件。
住房承諾 一紙空文
“十二五”規劃(2011-2015)要求建設3,600萬套(戶)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動內需,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沈重,確實達到這目標的機會十分少。再者,建造後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長公開表示,2013年保障房資金需求超過2萬億,融資缺口至少1萬億;今年的資金需求更勝於去年。由於地價便宜,許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遠的位置。再加上質量和配套設施問題,很少人會去申請這些房子。
去年8月,《財經》雜誌報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個別地區空置率一度超過50%。過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困難。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標。官方媒體報道說,已經完成十二五目標近七成,但這只是開工數量,實際建成量不到目標的一半。
如何確保住房保障?
與此同時,絕大部分農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計劃之外,盡管一些地區已經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限製。可以預見,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有可能會采取更多的措施來調整保障房製度(包括取消經濟適用房),甚至會犧牲一部分不聽話的官員和開發商。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推翻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的體製,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義。
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加上愈來愈違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計劃的指標裏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數字。此外,高官在這些房屋項目中貪汙腐敗,“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終是勞苦大眾。即使真的建設了這些房屋,與中共官僚有裙帶關系者必然優先獲得質素較高的單位,相反平民百姓則只能拿到“次貨”。銀行和開發公司要交由群眾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權的控製;規劃和建設要在群眾的有效監督(不只是名義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絕官僚和開發商從中牟利。只有這樣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層群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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