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之三 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马列毛主义者

“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1967年2月5日，《毛泽东年谱》）
“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
“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
（1967年2月6日，《毛泽东年谱》）
“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
“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
“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年谱》）
“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说：‘同意来电所述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布置。’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21日，《毛泽东年谱》）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年谱》）
5、我的评论。
毛主席太伟大了：6日要求“三结合”，并且立即决定把“人民公社”名称“压下来”；11日要求“大联合”；12日定好了“革命委员会”名称，这个名称表达了继续革命思想，非常好。
“三结合”，人民直接参加对政府的管理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是永载史册的创举，符合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一贯思想。
在1959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主席就说过：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所以“三结合”新政权形式有必然性，一月夺权有偶然性。
历史证明毛主席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夺权是正确的，基本没有影响生产，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三结合”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新形式，基层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自己参加了政权机关，历史意义无可估量，远远超过所有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因为没有解决把传统社会主义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问题，没有公认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后来群众组织谁都想夺权，于是就发生了“全面内战”，死了一些不该死的人，这些弊端被反动派大肆渲染甚至捏造事实用来反对毛主席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应该立即宣传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补上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天”，用马列毛主义武装共产党，否则中国共产党永远处于被审判的亡党亡国危险之中。
第六，关于刘少奇悲惨下场问题。
刘少奇下场悲惨，除了毛主席、文革小组和群众各有责任外，他自己也有责任。下面我想说明这一点。
上面我引用过毛主席的话：
“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年谱》）
实际上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下一步了。如果刘少奇不赌气，而是理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则完全可能当“中央委员”。
但是刘少奇缺德少才，对抗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请看证据：
“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年谱》）
毛主席想团结他，象团结王明一样，但是他却不认错，强烈对抗文化大革命，所以就没有好下场了。
更换接班人刘少奇有必然性，而下场悲惨有偶然性。
第七，关于林彪事件。
我曾经写过文章：
《今天一切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毛林分道扬镳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三四七，2011-9-28，乌有之乡）
《关于毛主席林彪决裂的时间、原因和责任研究》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五零二，2013-5-11，华岳论坛）等。
因为林彪背叛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从盛转衰的最关键因素，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1、林彪的支持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在一线管理着党政军民学等各行各业。但是刘少奇在政和军的影响有限，因为毛主席德高望重，而军队的林彪和政府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左右手。
九大以前林彪支持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不需要我多论证。
2、为什么林彪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因为他1959年重新管理军队后，早就瞄准了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这样做是有战略考虑的，树毛主席就是为了否定刘少奇，不是简单的溜须拍马问题。
3、林彪背叛毛主席的起始点。
是九大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并且写入党章。当时政治局人员等组织上也基本上为林彪接班准备好了。
九大政治局成员是：
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是林彪能顺利接班的领导班子。
九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鼎盛点，同时也是从盛转衰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在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史无前例写入党章，这说明毛主席不再考虑更换接班人，实际上毛主席也没有精力了。而且林彪早就是他心中的接班人人选（1936年就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校长，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从这点上看，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犹如孙中山和蒋介石）。

马列毛主义者

4、林彪与毛主席分道扬镳的原因。
没有人真正理解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林彪可能以为只是为了更换接班人。既然如此，九大后就应该高举唯生产力论大旗了。所以就让陈伯达起草唯生产力论报告，而这个报告却被毛主席否定了。有文章指出：
“被毛打了退票的陈伯达版的报告的内容是，乱够了，该定下来心来搞经济建设了，重申了八大关于‘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思路。而获得毛青睐的张姚版则是继续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欣赏林彪的N个理由》（福宁客，历史达人，我的搜狐04月10日 09:32 ，http://fn01.i.sohu.com/blog/view/260411917.htm ）
“在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公开分裂，张、姚批评陈伯达按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林彪却对这个报告稿根本不看，一字不改，陈伯达更置毛泽东肯定张、姚报告稿的态度于不顾，激烈地指责它是‘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为此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是党内生活所允许的。但毛泽东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则蕴涵着复杂的内容。据参与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吴德回忆，这明里是在揭露陈伯达，但其矛头则是指向林彪。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还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 九大”前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宗和，文章来自：<a target='_blank' href='http://qkzz.net'>全刊杂志赏析网(qkzz.net)</a> 原文地址：http://qkzz.net/article/518221b3-5c19-4e46-9a74-2860de199c39.htm）
“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5、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者的本质特征。
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者的本质特征。马列毛主义者主张“抓革命，促生产”，修正主义者主张唯生产力论。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就赞扬唯生产力论了：
他“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网友：林彪的谬论不是同刘少奇等1962年主张的包产到户以及现在的“鸡的屁”路线一样吗？
作者：是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自己掌权后就只要生产，告别革命了。
在革命和生产的问题上，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是“抓革命，促生产”。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以“左”的面貌出现的修正主义者，九大前后才暴露出修正主义者“右”的本质，其实“左”和右形式不同，本质相同，都是修正主义。
网友：所以如果当时林彪上台了，历史恐怕还是象今天一样？
作者：完全正确，无产阶级仍然无法监督、考察领导人，仍然无法纠正领导集团的错误路线。林彪甚至可能传位给儿子林立果。
毛主席实在是站得太高，太孤独了，林彪离他最近，水平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可是也领悟不了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
“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6、林彪在九大报告问题上未能如愿，于是就准备抢班夺权了。第一步是试探军权是否牢靠。据说：
“9月27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10月13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向黄永胜下达了调动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紧急指示’，该指示随即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全军执行。林彪的‘第一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办公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送中共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审读传阅件后异常不满，指示烧掉这个‘第一号令’。”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毛主席当然知道林彪的小九九，但是不动声色。
“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针对‘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两种表述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他明确地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然而，‘两报一刊’在8月1日发表的社沦，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改正。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时，多次谈到1970年的‘八一’社论和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沦，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来自纪坡民文）
这时毛主席仍然没有下决心动林彪，因为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毛主席对任何人都非常宽容，对接班人尤其如此，因为他熟读历史，知道不能轻易动接班人，那样会惊天动地。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如此。更换都是被逼无奈。

马列毛主义者

7、林彪试探成功后得意忘形，继续进攻，请看（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提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且具体地提出了在宪法中要写明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此后，毛泽东和林彪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林彪看来，取消国家主席的建议再次证明了‘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的分析。林彪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他一反‘主席拥护的你就拥护、主席反对的你就猛反对’的‘处世方法’，于4月11日向政治局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于林彪建议的第二天即12日就予以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但是，因为有林彪支持，政治局内有人继续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这一次坚持他的意见，已经与前两次有了很大的不同，带有指出存在分裂危险的意义。
毛泽东的谈活，对林彪思想上形成的冲击，绝不亚于听到张春桥也可以接班时产生的震动。面对危机，林彪集团决定用斗争的形式来保卫林彪的未来的政治地位。
5月中旬，林彪与吴法宪淡话，继续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此时的理由，已经改变了以前‘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的说法，而具有了对抗性，其实质是指责毛泽东正在制造‘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治局面。
7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设国家主席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8月初，林彪通过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该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形成了双方都不退让的态势，终于导致爆发。”
（来源纪坡民文）
——————————————————————————引用完毕
《毛泽东年谱》也旁证了此事。
由此可知，毛主席实在不希望再换接班人，但是几乎被林彪逼到了墙角。斗争越来越不可调和。
8、七月底一事引起毛主席警惕。请看：
“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 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1970年7月31日，《毛泽东年谱》）
9、林彪屡次得逞，忘乎所以了，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利用国家主席问题突然袭击。毛林公开决裂，请看：
“中午，听取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随后找汪东兴谈话，说：
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反应很大， 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同汪东兴谈话后，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下午三时，召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向到会的人宣布：
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说：
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与此同时，林彪在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 了。”
（1970年8月26日——30日，《毛泽东年谱》）
1970年8月31日批判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揪住陈伯达不放。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把二中全会按计划开完。
毛主席的坚决反击出乎林彪意外。
10、因为毛主席和林彪公开分道扬镳了，而林彪不认输，不服输，所以后来就发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这给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事后据说毛主席总结道：
“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
（《熊向晖之女熊蕾 为毛泽东辩护》，熊蕾，2016-06-01，乌有之乡，来源：红歌会网）
熊蕾的文章值得掌握方向盘的习近平等决策层成员认真阅读。
林彪1962年的表现是左派，文化大革命里他和四人帮都属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左派，他还有名言：
“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历史证明他自己才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群众对他一针见血地：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显然在此事件中毛主席被林彪逼得退无可退才出手，没有错误，而林彪篡党夺权，叛党叛国，“折戟沉沙”，死有余辜。
定林彪为接班人有必然性，而他背叛有偶然性。
第八，关于提拔王洪文为接班人。
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这样论述此事（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6 为什么会选中王洪文当接班人
很多人认为选王洪文当接班人是毫无道理的，果真如此吗？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如果王洪文足够聪明，如果毛泽东多活几年，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72年9月7日，林彪死后接近一年，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后决定调王洪文来京，任务是“一是读书，二是开会”。王洪文，1932年生，当时为40岁，正如日中天之时。我想，毛泽东可能是这样分析的：刘少奇、林彪都是老干部，结果证明都不行。原因可能是长期当官做老爷，衣食住行都与群众差距甚大。地位决定思想，高高在上怎能知道百姓艰辛。因此应当从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党员中选拔一些人。
我在第八章已经说明，这正是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王洪文参加过朝鲜战争，出身农民，在工厂呆过很长时间。更重要的是，他带领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又担任过上海市市委书记。所缺少的是：没有好的学历，读书不多；另外无在中央的工作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要他“一是读书，二是开会”的原因。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能否坚持革命路线，令人担心。造反派一般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综上所述，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当接班人不是没有理由的。在73年8月的十大和随后的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如果王洪文认真读书思考问题；如果王洪文向周总理多请教学习；如果王洪文听毛泽东的话，不与江青走得太近，历史的发展也许会不一样。

马列毛主义者

可是实际上，身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智慧太差。他不顾毛泽东的一再提醒，三番五次甘心充当江青（仅是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仅是政治局常委）的走狗去反对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
为了指导王洪文，在江青、张春桥1973年11月进攻周总理并说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时，毛泽东把王洪文叫去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传》，逄先知，2003年，第1671页）。可是王洪文的悟性太差，直到74年10月18日还甘当江青、张春桥的打手。毛泽东不得不把他废黜了。王的接班人时间从72年9月7日起算，到74年10月18日为止，共二年一个月带十一天。
——————————————————————————引用完毕
现在阅读《毛泽东年谱》，似乎时间有点误差，因为年谱上写的是：
“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
（1972年9月中旬，《毛泽东年谱》）
定普通工农兵优秀代表为接班人有必然性，而定王洪文和后来历史证明他不合格有偶然性。毛主席的决策没有错。
关于王洪文和四人帮不合格的问题，我许多文章反复论证过，这里就不赘言了。
毛主席还看中过李德生、纪坡民的父亲纪登奎等，虽然他们没有能够成为接班人，但提拔都有道理。后来让邓小平、华国锋接班也都有道理，这个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有详细论证。
文化大革命里毛主席的其他决策也无可厚非。
共产党领袖里只有毛主席周总理是楷模，绝对不能倒，共产党必须全力维护他们两人的光辉形象。
结论：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具体事件有偶然性。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正确：“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共产党应该而且必须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这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绝大多数重大错误和最后导致失败的制度根源就在于没有及时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
下篇文章在2016年6月15日发。
王奇臻E-mail电子邮件：
wqzwqz666666@sina.com
wqzwqzwqzwqzwqz@126.com

z2z2

好文章，谢谢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