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0-6-28 04:0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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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阵线?
这一事件后,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贡进行了一段长时期的合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联合阵线是群众党派之间的务实协议,而不是小规模的宣传团体。列宁的建议是“分开游行,一同罢工”,意即行动统一,但政治旗帜要分明。
西贡托派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不幸的是这点在吴文的书中并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选之后,谢秋收和左翼反对派领导扩大了与斯大林派的联盟,并同意联合发布周刊《斗争》(La Lutte)和联合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不该允许的政治让步,同意“办一份捍卫工农的报刊,但限制不讨论涉及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歧问题”。
《斗争》报的机关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已经是个联合的党组织,且是个缺乏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而不是“联合阵线”。在1935年的市政选举中,4名《斗争》的候选人当选为西贡议员: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谢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吴文记录说:“4名『共产党人』在市议会中的充满力量的演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人民的热烈同情,并提高了群众的斗志。”但4个月后,这5个人因支持马车车伕的罢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们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这些工作是建立在对政治纲领和分析的妥协上,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观点来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与法国右翼共和党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面对这个震撼弹般的政治事件,《斗争》对此居然保持沉默,也对1936年8月莫斯科大审判和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屠杀也保持缄默。史实显示,当时托派领导认为国际问题可以与日常工作分开。他们并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审判的致命意义,了解到这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义份子将把相同的做法引进到印度支那。这导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对向斯大林主义让步的少数派于1935年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布鲁姆(Le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当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布鲁姆政府没有放弃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体系”。正如吴文所说,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车中,“印支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斗争从纲领中抛弃,在公开言论中去掉了……『阶级斗争』和『法国帝国主义』”。
这种背叛为托洛茨基主义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迟至1936年12月,围绕《斗争》的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开始抨击巴黎人民阵线政府未能解除对印度支那的镇压。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于是退出与托派的联合组织,宣称该组织已经“托洛茨基化”。这个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阶级中成长的转捩点。
受到法国工人的启发,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发了罢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业、煤矿、铁路和码头行业。正如吴文解释:“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首先是自发的,然后是有组织的行动,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响下,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每天八小时工作、工会合法化、民主自由并终结暴政和罚金……”
这一运动导致法国当局作出了一些深远的让步,在交趾支那涌现的超过600个行动委员会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领导。
1937年2月,法国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记载:“支持第四国际的革命鼓动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贡提岸的工人阶级大众里,影响力不断增强。”同年7月,又再补充:“工人阶层中,托派政党比印支共产党拥有更多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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