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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8日星期五这一天,是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5周年纪念日
Paddy Meehan,社会主义党(ISA北爱尔兰支部)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当权者诉诸二战英国抵抗德军轰炸时所谓的“大轰炸精神(Blitz spirit)”,说得好像所有人都齐心抗议。实际上,从二战与法西斯主义恐怖的时期至今,这种呼吁是一如既往空泛且虚伪。
二战中,超过7000万人丧命——包括600万犹太人、470万波兰人和400万名社会主义者、同性恋、罗姆吉卜赛人及其他“不受欢迎分子”(undesirables) ,都惨死于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中。
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贝尔森(Belsen)和华沙犹太区,这些集中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骇人罪证深深烙在公众意识中,如此恐怖行径绝不能重现于世。然而许多人仍会问,为何在离尸横遍野的一战短短不到一个世代后,这样的冲突会被允许在世上重演?
被革命浪潮终结的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工业化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冲突,西线和东线莫不是血腥屠杀。它还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列强首次为争夺世界市场控制权而爆发的大型冲突。当冲突陷入僵局,工人、士兵和水兵们首先在俄国革命期间起义,随后蔓延至德国。接连的革命结束了战争,但是资本主义仍在俄国以外存续。
德国资本主义在一战中被击败,屈从于割地赔款。 从大战中走出的英法帝国寸土未失,却对崛起中的美国背负沈重债务,美国借此成为主宰世界资本主义的强权。十月革命的先例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俄国的诞生,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强权所谓休战不过是将冲突从西欧转移到俄国内战、转移到对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镇压、转移到维持世界各处殖民地的残暴行径。
各国资产阶级为各自利益而发动的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衍生的问题,无疑将在世人眼前重演。全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日益增加,体现在世界各地罢工和抗争中——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到苏格兰格拉斯哥,由俄国柏林至中国上海——全球资本主义不得不处理纷争不休的各国政商权贵之间的竞争、对付工人阶级越来越组织化和激进化而不容小觑的力量。
全球经济在1929年的崩溃后一落千丈,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而到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推动文明进展的能力已悉数损毁。资本家为竭力维护自己的利润和对资源与职场的控制,不惜将贫困和苦难变本加厉地强加于工人身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孤注一掷,表现在德、意诉诸法西斯独裁政权,以粉碎有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抵抗。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资本主义的回应
英国二战纪念活动将战争描绘为一场各个阶级共同团结一致击败了希特勒和法西斯邪恶政权的全民族抗战。然而,英国统治阶级的反应,说好听点是为捍卫他们的帝国领地才极其有限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说难听点是为粉碎竞争者并为资本主义披荆斩棘,以创造巨额利润,而这点正是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而难掩对德国的“同情”。在1940年法国被德军占领后,逊位的英王爱德华八世与纳粹的关系紧密,甚至能够得到德国占领军在他的法国宅邸派驻守。
1920至30年代,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统治阶级对法西斯一再让步,他们实施的绥靖政策在今日已备受骂名。他们乐于看到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得势。在一趟访问意大利的旅程中,邱吉尔表示:“如果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必会全心全意地拥护你,自始至终地追随你对抗列宁主义野心和冲动的胜利征程。”
这番态度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统治阶级会对西班牙内战冷眼旁观。确实,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邱吉尔曾下令拟订如下计划:瘫痪纳粹政权但让其维持下去,同时展开一连串攻势来对付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苏联(尽管这个制度已经严重堕落)。邱吉尔在反对苏联的时候,显得远比反对法西斯时真诚。
然而,这些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不仅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更多是因为他们将面对来自全世界工人的抵抗。
绥靖和拥抱
绥靖政策的逻辑在于,对英国资本家利益的关键危害不是来自法西斯,而是来自革命的威胁,来自苏联可以发挥的潜在作用:苏联尽管尽管畸形和堕落得厉害,仍象征资本主义之外的新道路。不列颠帝国的衰落已成事实,这意味着任何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都将削弱它对领土的控制能力,让美国得以强化国际干预。当像希特勒这样凶残且反对社会主义与苏联的强人出现在政坛上,野心勃勃地要把德国强权渗入中欧和巴尔干半岛时,他们抓住机会跳了出来,扮演德国重新武装和吞并行径的调停者:允许纳粹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换取不妨碍不列颠帝国利益的承诺。
德国资本家之间早已达成协定:国家必须要有一个独裁者。1920年代的德国充斥着革命动荡,到了三零年代,尽管德国社民党改良派的领导层已经向资本主义投降,德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劳工运动。德国共产党虽然与苏联官僚的私利有着曲折的联系,但他们的存在与成长,足以驱使德国资本主义求助于破产的中产阶级,他们日益壮大的运动日益集结在以希特勒为领导核心的纳粹党周围。少数的德国商业阶级,例如蒂森(Thyssen)、博世(Bosch)和蒂勒(Thiele),一开始就积极提供纳粹财政支持。然而,国内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废墟和日益具战斗力的德国工人,促使这些起初的支持者开始把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更全面地引进德国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作为他们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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