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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項整治”對準女同性戀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國政府對性小眾展開新一波的打壓,今次主要攻擊目標是網絡上有關女同性戀的內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殺了擁有近5億閱讀量的話題群組#les#。這是繼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戀內容之後的又一輪攻擊。
有25萬組員的豆瓣小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僅原組員及組員邀請才能進組。微信用戶無法在個性簽名中加入彩虹旗符號。4年前慶祝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寶也大範圍下架同誌相關產品。
清除女同性戀內容的做法極可能與中國網信辦啟動不久的“網上低俗信息專項整治”有關。從列舉的清除內容看,女同性戀顯然被視為違背所謂“正確婚戀觀和家庭倫理道德”。
對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壓正在激起對整個網絡審查和壓迫製度的憤怒。有抗議者在微博上寫道:“我們發聲不單單是為了這一個群體,也是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視線裏的無數個群體”。同誌平等權益促進會在一篇抗議文章中也談到,基於不公正環境受難的人還有很多。
面對這一波打壓,很多性小眾權利支持者並未屈服,不分性別與性向參與聲援。可見許多民眾也逐漸認知到各受壓迫群體需要團結鬥爭對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別針對女同性戀,而且新浪微博沒有公開宣布清理行動,想要分化削弱反對聲音,但反對打壓的#我是les#的話題閱讀量仍然達到至少有3.6億。豆瓣、微信和淘寶在壓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沒有重新開放被封的話題社區,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樣讓步。習近平政權對性小眾的打壓正愈發強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壓行動相信與中國出現的人口危機相關。由於女同性戀同時沖擊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產者”的角色,她們於今天成為網信辦的特別“關切”對象。這揭露出女同性戀在父權資本主義所受的性別和性向雙重壓迫。而工人階級的女同更是還要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社會主義者反對封鎖網路和言論自由,支持性小眾的表達權利。我們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對在任何地方的歧視。尤其是在學校和職場裏,底層同誌需要組織起來抵抗壓迫。
為了實現性向平權,需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願景,將性小眾、女性等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到工人運動,以打倒父權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大幅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國: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貿易戰驟然升級,國內經濟急遽放緩,工人群眾鬥爭的彼伏此起,讓中共統治精英擔憂不已。盡管習近平政權繼續升級鎮壓,但中國存在著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普遍“焦慮”
英國《金融時報》近期采訪了杭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生動揭示出中國群眾在經濟放緩、巨大貧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滯、公共服務短缺下的不安情緒。這篇采訪多次用到“焦慮”這個詞。受訪女士工作於網易公司,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過因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銷了決定。她的哺乳期將在3個月後結束,到時她很可能仍然會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會因剛剛生育而受到更加嚴重的職場歧視,令她難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國政府曾宣稱新興互聯網經濟將代替傳統製造業推動中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互聯網行業同樣受到經濟放緩的沖擊,多間大型互聯網公司傳出大規模裁員消息。京東可能裁員12,000人,占其雇員總數近一成。阿裏巴巴則已經凍結了招聘人數,有分析指出凍結招聘人數往往是裁員的前奏。對於被解雇的員工來說,馬雲所說的“996是福報”帶有更加殘酷的意味。
令受訪女士特別不安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孩子入學困難和購房困難。從去年開始,中共政府開始嘗試大力遏製房價高漲。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遙不可及的房價長期以來是群眾怒火的焦點之一。但是遏製房價上漲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著擁有足夠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購房更加困難。可見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不可能讓勞動群眾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於這個年收入50萬元人民幣(屬於前10%)的受訪家庭,基層勞動群眾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底層工人早已經歷了中國接連的工廠倒閉潮,普通女工會因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說他們沒有錢為子女購買相對安全的進口食品和優質教育。當中產階級擔憂階層/階級固化正在來臨時,廣大工人階級早已陷入世代貧窮。
扣除通貨膨脹之後,2018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5.6%,連續第6年低於官方的GDP增速。近3億農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憐。收入增長放緩轉變為家庭債務激增。從去年開始,家庭債務突然成為中國新增債務的最大貢獻者,占比將近一半。家庭債務占GDP比例也已超過50%。生活水平的停滯令中共難以用“經濟發展”來維穩,令群眾愈發難以忍受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匱乏和獨裁統治,推動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產階級發起鬥爭。
貿易戰升級
這種情況將因中美貿易戰和廣泛沖突的升級而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宣布將從6月1日開始,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新的關稅,並加強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以報復特朗普的新關稅。中國沒有立即加征關稅,是為繼續談判留下空間,但是談判前景已經變得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政府從5月10日加征的關稅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造成打擊,預計降使中國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個百分點。但比起對GDP的直接影響,更嚴重的是由於新關稅導致成本驟增而令中國廠商遷移至臺灣或東南亞國家,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許多工廠已經不再接受新的美國訂單。
湖南一家國有水果罐頭公司負責人說,25%的關稅對於對美水果出口而言幾乎是滅頂之災。上海一家港口倉儲公司總經理則說,同業競爭將變得非常激烈,甚至“骯臟”。如果特朗普兌現他的威脅,對其余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中共政府可能無法保住6%的GDP增長目標,這從不同方面來說,對中共都會是一個災難。
如果無法“保6”,不僅中共的統治威信和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大大受損,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業潮,進而點燃激烈的群眾鬥爭。今年中共對於就業問題格外擔憂。
在5月13日的一場全國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各級官員將創造就業崗位作為首要任務,特別是要保證大學畢業生、退伍士兵和農民工就業近年來。退伍士兵因為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發起多場大規模抗議。如果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將強力加速中國工人與青年的激進化進程,類似於佳士事件的鬥爭將陸續發生。
經濟再次放緩
中國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當時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民主運動,幾乎要推翻中共政權。經歷過資本主義復辟、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和令人發指的國家鎮壓,今天的中國群眾已經積累起更加強烈的怒火。
失業潮和群眾鬥爭的升級將反過來削弱中共在貿易戰中的力量。對於中共來說,這會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在貿易戰中做出太多讓步,中共會反過來成為它自己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攻擊目標。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引述匿名中國政府顧問的話說,中國的左翼[實際是指民族主義]學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間“任何”協議都說成是“民族恥辱”。
為了維護面臨多重危機的獨裁統治,中共官方媒體接連發出強硬的民族主義言論。5月1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發出罕見的尖銳評論:“必要時不得不打……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道坎兒,沒什麽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義煽動受到許多嘲諷。例如當官方媒體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打貿易戰”時,許多網民說自己就是被犧牲的“代價”。
貿易戰並非中國經濟面臨的唯一難題。在特朗普加征新關稅之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急速放緩,然後由於貿易戰升級而進一步惡化。4月,中國多項經濟指標低於預期。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僅7.2%,為16年來同期最低。汽車銷量繼續下跌,同比減少15%。這說明“以消費為新的經濟增長支柱”並沒有取得實際效果。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中共指望用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本就是天方夜譚。同時,製造業投資增速也將到15年來最低。
在今年1-2月慘淡的經濟狀況之後,中共在3月份向市場註入大筆新增貸款,數額是10年來同期最高,將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隨後政府再次減弱刺激政策。習近平政權擔心債務大山崩塌,摧毀整個經濟,因此始終不敢恢復過去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經濟已經何其依賴信貸刺激。
由於貿易戰重新升級,中共政府接下來很可能會大幅強化刺激政策,向市場註入大筆的資金/債務。習進平的走鋼絲遊戲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共失去了“高速經濟增長”這一統治支柱。雖然習進平不斷升級鎮壓,但新的群眾抗爭仍在繼續爆發。互聯網行業反對“996”工作製的大規模網絡抗議吸引了許多關註。這場罕見的白領工人抗議公開挑戰超長的工作時間和資本家用來壓榨工人的所謂“加班文化”,並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政府在工時問題上的口惠而實不至讓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正是保護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面對正在沸騰的群眾怒火和接連而至的國家鎮壓,需要建設一支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力量和工人政黨,以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對抗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分化,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取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所滋生的專製統治。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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