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爾主要是通過廢除濟貧法運動(1905-1909 年)結識韋伯夫婦的。20 世紀初,韋伯夫婦參與了王室濟貧委員會關於濟貧法的調查外,還起草了著名的《少數派報告》,提出了廢除濟貧法、代之以社會保險的構想,引發了人們對濟貧法弊端的關注。但韋伯夫婦未能將這一包含社會主義性質的綱領成功地滲透到英國政治制度中去。事後,柯爾比較了《少數派報告》和《多數派報告》,聲稱前者具有科學性、有效性,後者則覆雜繁瑣、效率低下。①後來,柯爾特邀韋伯夫婦到牛津大學作講座,推廣費邊社會主義學說和廢除濟貧法的提議。同時,牛津大學費邊社的會議記錄也表明了柯爾為支持廢除濟貧法運動而創立了全國委員會的分部。很快,柯爾全面接受了韋伯夫婦《少數派報告》的思想,包括對待窮人的態度。1919 年,柯爾發表了《濟貧法改革》(The Reform of the Poor Law)一文,批判了現存濟貧院的混亂狀況,表明了對韋伯的支持。
a、基爾特社會主義時期——分歧與對抗 其一,柯爾和韋伯在社會主義哲學觀上存有分歧。韋伯認為,社會是個不斷進化發展的有機體,而“職能的有機分化”(Organic Differentiation Of Function)是進化的一個重要方面。②韋伯承認職能分化會造成許多新行業工人的切身利益在代議制下被掩蓋,並且是一種“殘酷的諷刺”。③所以,這些新行業必須根據一定的標準來定義,要考慮到效率和公平。柯爾則認為,社會既非有機體,也非機械主義或其他任何形式,它需要通過了解人民的意志去改造和完善。他寫道:“除非工人們成為自己的主人,他們才能打消他們生而為工資奴隸的觀念,只有這樣,一種思想才能夠扼殺另一種思想。”④柯爾借助工人運動,使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攜帶了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和人民意志觀念。
柯爾的基爾特觀念受盧梭人民意志學說的影響,蘊含了明顯的激進主義和民主主義特性。相比較而言,柯爾的觀念更具體、更新穎,由此被視為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柯爾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觀念主要體現在 1913 年《勞動之世界》(The World of Labour)、1917 年《工業自治政府》(Self-Goverment inIndustry)、1918 年《工會主義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rade Unionism)、1920年《基爾特社會主義重建》(Guild Socialism Restated)和《社會學說》(SocialTheory)以及論文集《工業混亂與秩序》(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等作品中。但柯爾並非從一開始就踏足了基爾特理論,他最初是受工團主義的影響,首次接觸到了“工人管理”(Worker Control)和“工業自治”(Industry Self-government)理論,之後才把它們納入到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中。
(2)柯爾與工程師聯合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全面進入了戰時狀態。1915 年,英國議會通過《戰時軍需法案》(Munitions of War Act),對工資、工時和就業條件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要求暫停工會條例,工廠需受到國家全面管控,必要時工人需參軍入伍奔赴前線,勞動力變得彌足珍貴。該法案雖然大大地提高了彈藥產量,卻大大威脅到了工人的生存。於是,柯爾和梅勒以研究者的身份來到了工程師聯合會(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②以官方身份代表政府到非官方機構進行考察,並為工程師聯合會起草了兩份報告。這些報告有兩種作用:第一,告知地方政府,工會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是什麽;第二,向那些政治人物闡明工會正在做出怎樣的犧牲。在政府與地方工會的溝通過程中,柯爾和梅勒作為中間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政府在戰爭決策方面處於守勢,柯爾此時已顧不得基爾特運動,他和梅勒在《每日先驅報上》大量發文,分析工會本身的力量以及需要維護的權利。在《戰時勞工》(Labour in War-Time)一書中,他認為工人有權要求“保證其經濟地位不會因戰爭而惡化,保持物價,或者提高工資,而工會將被納入到政府之下,作為處理與工人交涉問題的官方機構。”①當然,柯爾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使《軍需法案》失效,使工人能夠免除服兵役,盡量保護工會不受戰爭的影響。在戰爭的推動下,柯爾等人與工會組織展開密切合作,工會對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態度由原先的抵制逐漸開始轉變為接受。隨著這種態度的變化,柯爾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逐步滲透到工會運動中,促使勞動研究部真正成為工會運動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