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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44年开始，中国便陷入了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满洲王朝的地狱式统治和大量签订的卖国条约使得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伊始便背负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虽然在此期间中国人民掀起了数次自发性的起义，但终究因为自身的种种原因和反动派的联合绞杀未能如愿。自1840年起，独立自由之梦盘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已有一甲子。二十世纪伊始，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压迫，也将被他们本国被压迫人民的希望带来了中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 ——邹容《革命军》 虽然在此时，中国人民思想的最前沿依旧相当粗糙，但在这当中，中华民族如何获得应有的独立自由这一点被构思得相当简洁明晰且干练无误。是的，革命！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代表，怀揣着最诚挚的热血、最清澈的良善遭到了最无耻的背叛。 “孙中山先生是当代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者喜欢他打击大资本，自由主义者喜欢他支持多党政治，民族主义者喜欢他驱逐鞑虏。” 而这位革命界的好好先生，正是因为他的八面玲珑四面招风，使他自己遭受了最无耻的背叛。因为革命是大多数人用暴力直接改变社会的过程，是决死斗争。而在这当中，一切想要将根本利益不同的人相互调和的尝试都只是痴人说梦。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集团在分蛋糕，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之间永远只有不死不休的战斗。 而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能在第二个甲子为中华民族夺得解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同志 在政治斗争上，与其想要不切实际地团结根本利益不同的两伙人，倒不如旗帜鲜明地为其中一方摇旗呐喊，从而彻底赢得对方的支持，而非做那个两头不讨好的“共主”。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能够在过去对于国民党的斗争当中势如破竹，正是因为他巩固了利益根本所在相同的一部分人的主阵地，或者说基本盘。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恰是如此，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毛泽东同志果断坚决地选择了全中国的大多数人，在曾经的农民运动当中，红军果断地对基层的解放区采取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设立合作社、平均地权。力图将实惠切实地给予农民，是红军过去无往不利的制胜法宝。一切的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这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当你真正为一个阶层发言，为一个阶层斗争的时候，战斗的人便不再只是你自己，而是你所代表的整个阶层。所以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总能够有补给，总能够有新鲜血液加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同志将自己强硬的革命路线一直保持到了延安时代，虽然抗日已经成为了这一时代全中国所有政治力量的主要任务，但毛泽东同志的政策依然没有偏移彻底立足于解放无产阶级的总路线。相应的，在此期间面对张国焘等一众党内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顾及党内旧情，以雷厉风行的手法将这类革命的毒瘤彻底铲除。 但在这一时代，党对于国家机器的建设是最为迅速的，一切都在向上、向好，日本人在耗尽他们的国力，国民党正在失去人民的信任，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但一切当真如此吗？当延安的特供制度落地的时候，中国革命就开始了她的慢性死亡。 笔者并不否认先锋队在革命初期的作用，当一切尚无根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组织可以很完美地让革命迈出它从无到有的第一步。但这样一个组织在革命成规模后便会不可避免地脱离基层、脱离劳动者，不再脚踏实地。在这当中这些起初的先进分子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再搭配上先锋队的强大职能，他们会毫无悬念地成为这个社会的全面管理者。俗话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有多少人敢扪心自问说自己对此不感兴趣？事实证明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出的人很难摆脱对于权利和财富的渴望，我并不会在主观上对他们抱有太大的恶意。但是这些人的私欲又会毁了多少人的幸福？这些管理者烂一点，基层就会烂一片。他们对自己私欲的满足会成为系统性腐败的许可，会使得一整条管理路径彻底糜烂。在这样的体制下腐败会如同瘟疫一般传播，先锋队体制是革命的战马、革命的耕牛，还会成为革命的坏疽，最后让整个革命彻底糜烂！ 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无可奈何地犯了错误，是的，日本人的重压让他根本无法腾出手来更改体制，清理这样和那样的腐化分子。也正是这样，这些人带来的风气使得中国革命被钝化了，被改良化了，对待阶级敌人再也不能如同早年那般坚决了。 蒋介石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全面败退将部分“较为先进”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推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阵营当中，中国革命在1949年后便光辉不再了。尽管革命人民的力量依然在国际事务上无坚不摧，但此时中国的基层正在糜烂(1)。在延安时期之后，中国革命的主题从“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再一次犯了孙中山先生的错误：试着将根本利益冲突的不同利益集团团结到一面大旗下。 在解放战争期间，地主主动合作平均地权就能成为革命的一份子，资本家主动合作就能够成为先进的代表，请扪心自问，这还算是革命吗？革命是对于整个社会体系的暴力变革，是快刀斩乱麻，是刮骨疗毒。如此之多的旧时代的毒素依然被保留，毛泽东同志此时既不能也不想将它们彻底铲除，这也造就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彻底腐蚀了中国革命的根基，彻底让中国革命腐烂变质，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官僚和新垄断资产阶级盘剥人民的工具。中国人民的解放何在？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又何在？ 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在国内环境安定的情况下挖掉这些毒素。又必然有人要问：“这个时期国家的建设才是重点，若是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彻底革新自身，那国家的建设怎么办？帝国主义势力可还在外面虎视眈眈呢！“笔者在此想要反问一句，这些官僚所主持的国家建设方针又有哪个成功了呢？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时期可是为这项运动而摇旗呐喊、助威主持，反倒是更加社会主义、更加革命、人民更自主化的鞍钢宪法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东北三省作为共和国长子承担了国内一半的工业产值。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真正惠及无产阶级、真正根植于无产阶级、真正让无产阶级在这其中担任了主人翁的作用，才能够为革命起到正向的引导。 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我的评价也是三七开，功大于过。功劳是他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推向了最高潮，这是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史无前例的第一步。但他又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彻底毁掉了中国革命，葬送了不知道多少革命烈士，让不知道多少人对于实现共产主义不再抱有希望。因而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双面榜样。革命是绝不能钝化、绝不能保守化、决不能走所谓实用主义路线的。因为停滞、倒退就是对革命这个词本身最大的侮辱、是对革命最大的攻击。笔者一向不主张神话毛泽东同志。是的，他的军事能力、他的战略方针对于中国革命是中流击水擎天柱一般的效用，但是历史的创造者终究是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属于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一旦开始实践，就只能不断地让无产阶级意识到、领悟到自身的主人翁地位，就只能让无产阶级真正高素质化得到教育。这是精耕细作、春风化雨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的过程绝对不能成为家长制包办的过程，绝不能成为向任何资产阶级妥协的过程。 革命是没有神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哲人王的。若是真的想要再上井冈山，再度迈上雄关漫道，那我们便只能以批判性的眼光去看过去的错误。若是我们只能跟随他，我们便永远也跳不出刘邓走资派在1970年编织的那一张大网。他们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至于他们只敢以群众斗群众的手法摧毁中国革命。他们不敢攻击，是因为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不答应，而如果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敢于自行进行批判，自行学习错误，那我们便胜过这些家长制官僚新兴资产阶级千倍万倍了。 （1） 王康年，“大康药行”老板。1951年8月，志愿军在“大康药房”订购价值3亿多元(旧人民币，下同)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王康年把假药，过期药和劣质医疗器械提供给自愿军牟取暴利。就这样，很多志愿军官兵没有死在与敌人拼杀战场上，而是死在王康年的假药，过期药和劣质医疗器械上。 李寅廷，福华电厂药棉厂经理 。在承制送往朝鲜前线的大批救急包和 三角巾时，把领来的好棉花1万斤，全换成废棉花; 随后将这1万斤废棉花根本不做漂白脱脂处理的情况下织成纱布制成120081个救急包。 李寅廷把这些带着化脓菌、破伤风和瓦斯坏疽菌的救急包运到朝鲜前线给负伤的指战员作救急包包扎伤口，造成很多志愿军指战员伤情恶化和感染丧命。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两人，在为志愿军承做牛肉罐头期间，竟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私吞人民财产三十亿元。这还不算，为了进一步榨取利润，这两个奸商竟然买来一千斤臭牛肉和坏牛肉制作牛肉罐头。有些臭牛肉表面发绿，为了掩盖，他们就在表面涂一层牛血，当做好牛肉送给志愿军。许多志愿军吃了这些坏牛肉之后，纷纷中毒、患病，失去战斗能力。 济南盛昌蛋厂经理奸商刘云生、厂长奸商安景远等，在承做志愿军用的蛋粉时，把七千六百多斤变坏了的臭蛋掺进去，牟取暴利。结果造成食用这些有毒食品的志愿军部队严重地非战斗减员。 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在给一批支援志愿军的大米加工时，暗中用两千斤霉米盗换好米，牟取暴利。我志愿军战士吃了这些毒大米后，纷纷病倒。 北京广达兴记粮栈经理奸商石利如，承做支援志愿军用的腌菜，掺进大量沙子牟取暴利。 苏州奸商刘盛兴给志愿军做豆腐干三万斤，每百斤里少放了五斤盐和十斤酱油，又不把豆腐干晒干，以致头一批二千五百斤豆腐干运到常州就发霉腐烂了。这批烂豆腐干退回以后，他又把它掺到以后的货品中交出去，反复牟取暴利。 杭州奸商唐梦伟、汪德孚等，在承做志愿军用的饼干时，用次面粉换取好面粉，并且用低价的石碱代替苏打粉，牟取暴利。这样的饼干，吃了之后就要喉焦舌苦。 沈阳文运铁工厂奸商杨文运，加工承做志愿军用的汽车防滑链，不独偷铁和抬高加工费，而且做出的链子送到前线，十件里面有七件是废品。 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经理奸商朱立成，承做志愿军用的汽车材料，他从旧货摊上收买坏材料，稍加修饰，就用来冒充新货，有的化油器已经破了，当时有人劝他说：“坏的化油器在寒冷的朝鲜会出毛病的，一出毛病，耽误了军运可怎得了？”可是奸商朱立成说：“反正不是此地用，管他的呢？” 武汉奸商周泽信和刘文清，承做解放军和志愿军用的铁锹七万把，里面有两万四千三百把是违反合同，用汽油桶铁板做的。这种铁锹在挖工事的时候，一碰就弯。等于是让我志愿军战士赤手空拳的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杀。 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做志愿军的三万五千双军鞋，因为偷工减料，做出来的鞋子一穿就坏。 志愿军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冲锋陷阵，穿这种一穿就破的鞋子双腿不是看扎伤就是冻伤，了怎么打仗？ 天津私营震中橡胶厂经理乔铭勋，1950年末在承制志愿军军用雨衣时，抬高成本，虚报冒领，扣留定货款存银行生息，盗骗国家财产8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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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21 10: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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