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些鼓吹“纳粹才骂汉奸”的人可以看看,你们的思想和行为离汉奸还有几厘米。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 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听老婆的话,影响他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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