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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宜先把自己的阵营搞大
作者:李甲才
2016.5.29
世界的过去和现在,除一段社会主义时期外,没有理。什么是理?人多了就是理,权大了、势力大了、枪炮厉害了就是理。这当然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道理,而是一时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当权,无法讲理,只能在不同的场合各说各的理。
一
美国二打伊拉克,以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罪名作借口,就是有了又有何妨,你美国有人家就不能有?美国强权到就是伊拉克不能有。把伊拉克人民置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中,几十年过去了,至今难以安宁,谁和美国统治集团说理去?就是伊斯兰世界也无英雄敢板起脸来讲这个道理。逼得拉登搞了个9.11。死些美国人不得了,死些别的人就无所谓?所谓的道理都需要强力支撑。但再强势的反动派也在联合起来的人民目前显得非常渺小。
华叶汪抓捕“四人帮”,谁能和他们讲什么道理?虽然还挂名共产党,号称社会主义,你能和他们理论去?理论不成。唱唱红歌被驱散,警察如临大敌,看你能说清个什么道理?有理说不成。
有大胸怀才能干成大事业,当今泛左翼势力一时不能在求同存异上联合起来,宜先把自己的阵营搞大,把人搞多。真实的搞多当然不是几句话那么简单。把自己的阵营搞大了,就是去干个什么的,几千或几万几十万人,就同目前冷冷清清、神神秘秘的大不一样了。人多势大,这是最明显不过的道理。抗日战争后,要不是毛主席为领袖的共产党手里有近百万军队,几百万民兵,近亿人口的根据地,恐怕连个重庆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五次围剿中怎么不去谈判呢?人少,蒋介石放不到眼里,想干脆一次性解决完了省事。
真正的社会主义目前被走资派搞到面目皆非的地步,叫“重建”也好,说“回归”也罢,都是实质相同的不同提法。怎么重建?也无成功的先例,苏东无任何动静。我们现在不能指望毛主席同发动文革一样,再来领导我们那样较为轻松自如,那时因为毛主席掌握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现在是只有主义(思想)在,要把思想变成行动,则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不能对目前明摆着的形势与现状熟视无睹。重建社会主义还处在无组织的各自为政时期,这个决定不了那个的言行,那个干预不住这个,全凭各自的认识和积极性决定自己的行为。举行个什么活动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因而相互横炮式的口水战徒费精力和时间,反而加剧了对立情绪,先集中有限的精力,埋头将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办好。自然,这个“最正确的事情”不包含对左翼范围内的人与事的批驳。这不是调和,而是孤家寡人干不成任何大事。有不同意见在区分场合的情况下个别交流讨论,衷言善意提醒,不必在面上搞得沸沸扬扬。
二
左翼现在不同于有组织束缚力的开展斗争的团体状态。井冈山时期几个毛头青年就可以拿掉创建并指挥几十万军队的毛主席的职务,在那种形势下,当然要对错误路线和错误领导开展斗争,这关乎生死存亡,求得路线正确者掌握权力,方能取得胜利。
再则,目前全国各方面的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势力,也无如过去革命斗争中有一块可依的分庭抗礼的根据地,有了割据的人员聚集,谁对谁错可以用成败的事实检验正确与否。就目前的左翼争论而言,谁能用什么成败的事实证明他人的错对?只能是用过去的理论检验现在的说法,以斗争求团结的理论尚缺前提条件。不过是理论对理论、说法对说法而已。
纵观目前左翼内互相批评批判的文章,虽然搬出革命导师的理论作为评判的依据,但革命导师的理论产生的背景几乎是没有针对分散的无组织状态而言的。这是我阅读了无数的批判文章而得出的看法。谁能举出马恩列斯毛批评、批判文章是针对无组织状态下的人和事的?批判各种反动派是另外一回事。
过分拘泥于革命导师针对那时条件下的个别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就是搞第二次文革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回归)重建,也和毛主席在领袖地位上发动并领导的第一次文革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需要冷静认识理解的,不犯“刻舟求剑”之误。
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目前还不能给参与者提供栖息之地,左翼还处在分散状态中的谋划议论阶段。就是说革命暂时不养人,管不了参加革命队伍中人员的吃饭问题。因而应容许革命者的生计安排。
还有一个但也是困难的是非界限区别,就是如何辨别投靠当局或当局派来的卧底线人。据我所知,目前似无打到内部的隐蔽战线的同志摸清底细。但要反革命,就不可能伪装的十分彻底。
三
重建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革命导师均未经历过社会主义失败后重新建立的实践过程。因而就是要站在巨人之肩上超越巨人,又符合巨人的愿望。超越了革命导师的个别理论把社会主义再次建立起来,这正是革命导师求之不得的。列宁超越了马克思搞成“十月革命”;毛主席超越马克思列宁搞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毛主席曾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中国发生了右派政变没有?到底多少年算短命的?1976年至今40年了,是短命还是长命?一切革命者是容忍了还是相反?
当然“超越”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修正主义的,如考茨基,囿于夺取政权的革命必须在几国内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话,放弃了在单个国家内的革命机遇。另一种是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排除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几乎葬送了尚在摇篮中的中国革命。斯大林在这方面也有失误。
根据目前各方面的现实情况,左翼还是应该集中精力,积极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多沟通多交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阵营搞大。能有个在机遇到来时一呼而起的千人、万人、几十万人的队伍,就大有作为了,也与目前的状况有了根本的不同。当然在有了庞大组织的革命队伍中随时警惕各种不良倾向的滋长,纠正各种不利的言行和说法是非常必要的,求得统一思想步调一致。那时才真正是达到了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斗争求团结的局面。
革命的机遇到来了,缺乏好的领路人丧失机遇也是常有的事。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极有可能成功不了。因此,识别、拥护带领人们革命的领袖也是很重要的大事。领袖在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可以涌现出来,也可以在模糊认识的不理解中丧失。“四人”的垮台就是在无数人的模糊认识中失去了自由。
纠正一个偏差,莫要轻视个人的作用,克服“一个人能有个啥作用”的意识,率先垂范“从我做起”。排山倒海的大潮是由点滴凝聚而成。一些舆论战在有网络的新形势下,点击量几万几百万就大不一样,而这只是在电脑上点击一下的事。也要有战士的一兵精神,有人在前边带头,就要义无反顾的在后边追随。
着眼于未来的打算只能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导师已绘制了前景光明的蓝图,又有中苏搞社会主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左翼应立足于在如何革命上说话做事,在怎么办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不宜纠缠于澄清过去的是非方面,留给革命成功后的专家们干去,把对于过去诸多历史事实的结论作在总结经验教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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