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书评（上）

春华

宗派主义，还是群众斗争？

Per-Åke Westerlund   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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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似乎是北爱尔兰的死结。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遗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则解释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需要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工人的革命斗争开始动摇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伦敦则以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应对：分而治之。为了避免爆发革命，英国政府按教派将爱尔兰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在继续属於英国的北爱尔兰，新教保皇派和联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统一党（Unionist Party）通过操纵选区划分和投票资格，在1921-68年间一直执政，并利用国家机器和保皇派武装匪帮攻击天主教群众和整个工人阶级。

反动政党与天主教会一起接管了极其贫穷的南方，不过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英国政府分裂爱尔兰是为了分化新教工人与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间，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进行总罢工和群众斗争。

1968-69，一切都改变了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的主题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战斗派」的新成员（战斗派是CWI的创建者，社会主义正义党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动和理论上都处於领导地位。他撰写了数本关於北爱尔兰和民族问题的重要着作。

1968年至1969年，北爱尔兰的一切都改变了。数十年的贫困和苦难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视引爆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当时的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或者宗派主义，哪个会占上风。

本书其中一章是关於1968年10月5日的关键转折。在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里，住房行动委员会（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并得到当地工党及其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要阶级战争，不要信仰战争」，「橙（联合派）绿（民族派）保守党统统滚出去」等口号，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斗争，反对两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严重短缺和极度恶劣的居住条件是示威的关键原因。示威组织者在一份传单中特别提到了两名贫民窟房东：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镇压。警察用警棍丶催泪瓦斯或其他方式袭击这400名抗议者，其中有100人受伤。这一消息很快就通过广播传播开了。

量变引起质变，彼得·哈登写道：「几乎在一夜之间，整整一代人都参与到政治中来了」。「那一个月里，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家」，「革命的机会已经出现」。

要想继续前进，就需要一个阶级纲领  来扩大斗争规模丶提高群众的意识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德里示威的组织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举行一小时的罢工并在星期六再次举行示威。

然而，工会领导层以及北爱尔兰工党（NILP）和共产党（CP）没能提供这样一个纲领。工会领导人反对政治罢工，而工党和共产党则寻求与天主教自由派和企业家合作。德里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伤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对贫困的运动，提出关於住房丶最低工资和受教育权的诉求，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相信工人运动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着作让我们看到，贫穷与不幸是多麽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为主的贝尔法斯特市尚基尔区，95％的住房没有室内厕所，97％没有热水。当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新教极端组织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战统治着南北爱尔兰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

领导问题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多个组织都来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如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和公民行动委员会（CAC）。这些自封的领导人通常是在阻碍运动；或者采取宗派主义的立场，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诉求。例如，民权协会领导人约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权利不是政治问题。

这些年里许多运动和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贝尔法斯特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变成了名为「人民民主」的组织。这个行动组织没有明确的成员，它的纲领是半调子社会主义。它没有面向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而这正是运动的关键。

德里工党提出了最明确的阶级纲领。「谁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里？谁没有浴室和热水？谁住在拥挤不堪的屋子里？是工人。因此，反对恶劣的居住条件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德里工党也提出了社会主义，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不过它得到的强大支持证明当时有机会建设团结的社会主义斗争。

德里的第二次示威活动於11月16日举行，不幸的是这次的领导者与10月5日的不同。这一次没有标语和横幅，而且只批评了新教贫民窟房东。

彼得·哈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参加这样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些对现在的领导人抱有幻想的人们终将对他们失去信心，然後会想起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批评。

社会的政治化导致起初的热情逐渐变成愤恨，但也更加自觉。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RUC）与天主教青年的冲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无论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镇压都无法阻止这一运动。约翰·休姆等领导人和年轻活动分子之间的距离迅速扩大。

在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贝尔法斯特，大部分群众都反对宗派主义。1968-69年许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举行罢工，例如一起对抗一个新的反工会团伙。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区，他们还组织了联合抗租行动。

群众情绪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中阿尔斯特一名统一党国会议员死後进行的补选。21岁的伯纳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与统一党竞争这个席位。伯纳黛特一开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员，後来转向更左倾的德里工党。她不想被视为「天主教候选人」。「我讨厌反联合主义这个词」。宗派主义「使人们忽视了同时影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问题」。工人阶级需要「团结在非宗派主义的激进政纲之下」。

凭借这一政策，伯纳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赢得了选举，成为200年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但尽管有罢工丶抗租行动和中阿尔斯特选举，工会和工党还是完全消极的。同时伦敦的工党政府积极支持贝尔法斯特的联合派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