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司马南揭穿联想式积累的最理想后果:从流氓资产阶级手里打救资本主义老田 · 2021-12-1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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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揭穿联想式积累的最理想后果:从流氓资产阶级手里打救资本主义 老田 虽然总是嘴上说不折腾,但是一帮子精致利己主义者,会折腾垮一切。目前司马南揭示的就是:流氓资产阶级眼看要把资本主义给彻底折腾垮了,迫切需要从流氓资产阶级手里,打救资本主义。本文从观察司马南揭穿联想式积累过程引发的舆情出发,检验一下中特流氓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运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际状况。 流氓资产阶级的概念及其拒绝社会责任的表现,与人们所熟悉的新时期“精致利己主义者”很相似——拒绝道德底线、职业伦理和专业素养的局限,纯粹以自利为唯一追求。在司马南追问联想式积累的过程中间,相当一批精致利己主义者起而为联想辩护,这个默契与配合,就能够说明相当一部分问题。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流氓资产阶级与精致利己主义者展开对照观察,理解中国的新阶级如何回归全球格局中间的结构位置,以及为此配套的自我塑造过程。 一、外围国家的流氓资产阶级阶级问题 流氓资产阶级(lumpen bourgeoisie)并非骂人的话,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是上世纪六七年代依附论学派巨擘弗兰克,在考察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发展”状况时,提出来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把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对照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之后,得到的一个发现和落差: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承担最低限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责任,是一种流氓式的自我发展——除了少数的人先富先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追求,甚至还因此反对很多正当的发展目标和利益兼容。 美洲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其名著《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间,从经验和理论结合的视角,指出: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倾向于把稀缺的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是造就了一个小小的上层阶级的高消费趣味,联系着中心国家的生产;另外一方面的重大后果是:把大多数人推到社会底层而无所事事,带来严重的矛盾与危机,而与危机紧密相关的镇压成本,也会居高不下。 由此看来,作为一种符合外围国家统治阶级先富先贵利益的资源配置顺序,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方向,具有相对于自主工业技术路径和满足大众低水平需要等两个目标的优先性。为此,喜欢“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方法,狠批“毛时代消费品技术落后与几十年一贯制”的冲动,并不属于中国的特殊,而是外围国家统治阶级利益与本能觉醒后的共同表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头部学者,为什么要力推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去为这一类发展战略选择辩护了,也从而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辩护成果,还能够得到世界银行的奖掖了。 另外一位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在埃及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没有反帝资产阶级,只有买办资产阶级,纳赛尔的左倾缺乏国内的阶级基础支撑,故他后来被萨达特政变所颠覆,恢复对欧美的全方位开放(实际上就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才算是符合埃及买办资产阶级的正轨了。阿明还深刻地指出过:想要走依附性发展道路而复兴中国的梦想,是蒋介石和孙中山的中国梦,今天依然没有实现的条件。2018年阿明去世了,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蓬佩奥,一直都在不倦地宣讲——为什么美国先生必须要打中国学生的道理,现在,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他的国务卿,又在接力讲述毛教员率先总结的那个“先生打学生”的道理。 弗兰克在其名著《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中间,对比了中心国家的规范资本主义与外围国家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之后,指出:流氓资产阶级虽然也援引西方的意识形态资源,去反对其政治对手,整合内外部的支持力量,但从不当真。在依附性发展战略的道路上,甚至连国内市场的供需平衡都是不需要的,因此,无底线地节约工资成本,一方面可以帮助内部的流氓资产阶级实现先富先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持低工资成本,以依附性的低姿态达成与中心国家分工协作,这样,流氓资产阶级就创新性地发现:对劳动者的超额剥削是绝对必需的,同时为了维护超额剥削的稳定性,对各种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乃至于野蛮镇压手段都“兼收并蓄”。 不唯后发的外围国家如此,即便是在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德国的容克地主和美国的奴隶主阶级,都与大英帝国的工业化资本家,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由此,强烈反对对本国幼稚工业进行保护。美国奴隶主阶级还为此发动过内战——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反对工业的北方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损害。 由此可见,不管是出于模仿高消费的产品战略,还是内在于买办性的依附性道路需要,抑或者链接先发地区先进产能以实现更优越的分工协作,后发地区的统治阶级都有着内在的冲动,无视本国的正当发展道路和长远利益,追随外部先发统治者的需要。而流氓资产阶级之所以被固化为一个稳定的努力方向,其原因并不复杂:少数人的先富先贵地位与本国多数劳动者的利害关系直接对立,与外部先发统治者的利益有更多一致,所以往往会本能地选择“对外投降与对内镇压”的两面政策,结果,拉美那些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起家的资产阶级,最后无不理性地选择残酷镇压内部反抗的“前资本主义政治形态”——这个无关爱好而是需要。为此,美洲国家不仅保留过种植园和各种人身依附关系,还曾经创造性地坚持过奴隶制,这些都不存在任何别的秘诀——仅仅为了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性,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定有序的生产秩序,去稳定地对接中心国家的高消费产业。 虽然对于外围国家的劳动者不够好,但对于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而言,外围国家的流氓资产阶级是不可或缺的“雷锋式人物”——他们输出低工资产品同时又积极主动地输入阶级矛盾,为此不惜包容各种有效的镇压手段与积累体制。这样一来,流氓资产阶级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中心国家统治者的口头欣赏和实际奖掖,如同著名的罗斯福总统所表达的那样——要从政治和军事上大力支持“我们的可爱暴君”,这些暴君在东亚地域的光辉名字有:蒋介石、朴正熙和吴庭艳等。 二、为流氓资产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话术”剖析 有头脑清晰的右翼人士,相当明确地指出:既然要走资,那就必须要称霸成帝。若非如此,就会堕落为下三滥的流氓资产阶级了,对外输入阶级矛盾,同时对内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尖锐对立起来,最终走不出“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的下三滥路线。 目前中国的下三滥右翼和公知,则反过来宣讲一个这样的有趣“纯思想”创新:在依附性发展道路和流氓资产阶级主导下,还有可能建成规范资本主义制度宽容劳动人民的基本政治与阶级利益诉求,唯一的妨碍因素是过时的旧政体。 公知们的创新性努力相当有成效,如同西南财大的赵磊教授发现,在中国特色的资本社会中间,舆论潮流中间一个屡试不爽的策略是:经右出事、政左买单。每一次资本的超额剥削乃至于非法掠夺造成恶果之后,就出现一个舆论洪流,义正辞严地指责执政地位或者政体要为此负责。不管这些人的主观动机为何,其客观后果都是:鉴于政体问题还没有一次性的解决方案,那么经右造成的问题就不值得深入追究了,这就显著地降低了违法积累的司法成本和风险,在客观上有利于各种违法积累的努力的“可持续存在”。 政体批判的主流是右翼的,支持资本积累的一切措施,包括支持各种“犯罪式积累”路径,这一次在联想舆情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存在着左翼的政体批判方法,似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还具有可行性,他们谋求一种最大化的批判力量起作用,似乎可以在无需群众的普遍觉悟和广泛的有组织努力前提下,由此实现低成本的社会主义复辟。 在两种政体批判中间,作为一种批判原料或者中介,往往假定或者直接宣称“政体革命”将会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为了这个可欲的最高目标,其他的路径——包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内部批判——都不值得关注。这里面的欺骗性极大,中国作为一个外围国家,与非洲和南亚相比,之所以社会问题较少——或者说社会发展水平远超经济发展水平,其原因在于曾经的社会主义历史——毛时代除了人均货币收入相对落后之后,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体现为教育水平与人均预期寿命指标(亦即健康水平))接近中等水平的国家。应该说,这个状况不在于中国的地理与人种特殊,而是历史与制度特殊的结果。这个社会超前发展的成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体现为廉价劳动力的巨大优势,在新时期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超前发展成果,支撑了近四十年的资本主义低成本扩张进程,但这个成就和内因是一次性的,此后再也不存在了,除非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复辟,此后也不再可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复制了。 在2008年改革三十周年之际,乌有之乡组织了一次民间学者的讨论会,社科院世经所的路爱国老师提交了一篇论文《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间,路爱国老师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社会超前发展的历史早已经终结,其残留后果业已逐步耗散,此后也不可能复制;指望各种政体或者体制改革去解决社会问题繁多(典型的社会发展不足的体现),是幼稚可笑的。这样来看的话,公知的政体批判逻辑,向人们许诺,只要是实现了美式政体,那么社会发展水平直接会提升到中心国家水平,这个许诺的欺骗性在于忽视了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不足,是内生性的问题,还是一个被流氓资产阶级充分放大的问题。换言之,借鉴路爱国老师的看法,中国的社会超前发展和问题较少,主要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而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后,就会如同其他外围国家一样: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就使得整个问题被充分放大而非缩小了。 路爱国教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也愿意到民间舆论平台来说话,除了其亲近底层民众的立场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这部分愿意面对真问题的学者,相当充分地被封杀了体制内发言渠道。这当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在体制内讲述真问题的渠道,早已经接近于全部地消失了。 很显然,外围国家的流氓资产阶级及其阶级利益的狭隘性,会排斥国内大多数人,这样的现实会带来意识形态困境——无法吸纳多数人的支持,同时也就无法从逻辑上说服多数人。但意识形态经营还无法停顿,摆事实讲道理不管用,那就只能够频繁地援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手法,在联想舆情中间,我们看到的主流精英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如此。 而一些具有很大工资影响力的资本家,往往也会客串意识形态经营业务,其中马云的“负效率”意识形态经营,较具体典型性。 【马化腾与马云的对话内容,没有第一手资料佐证,这个对话内容显属网民“脑补”而成——基于自己的观察结果而完成的“脑补”,当然这与普通人中间的多数理解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是在无视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基础上,快速推进其资本积累过程的。】 马云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之一,对过度剥削有兴趣,这个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竟然以直接践踏被剥夺着尊严的方式发言——诸如“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能够996是修来的福报”等,很显然,马云并非掌握着报应体系的玉皇大帝或阎王——他本人也处在报应体系之下而非之上,此种发言方式体现出一种强者可以无所顾忌的姿态,这当然会产生出意识形态经营的“负效率”。此种“负效率”意识形态经营状况,无非老子已经“人莫予毒”了,想要咋踩你就踩你,你还能够咋样? 这样的蠢猪式意识形态经营状况,不仅普遍存在,还被广泛沿袭,在这一次联想舆情中间又有大量表现,大量挺柳言论止步于: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家中国就再也没有了雇佣和就业,劳动者就要完蛋了;这一类的话术之所以广泛流行,体现的就是这种老子已经有了“人莫予毒”的底气——早已经不耐烦跟你们讲什么道理了,老子就这么说了,你们爱咋咋的吧。不过,沿袭资本家话语的强势姿态和无所顾忌,并不能增强说服力,更不能起到获得制造同意的意识形态经营效果,不过是延续了一种毫无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空转”状态,如果不是“负效率”的话。 毋庸置疑,说资本家养活了劳动者,就算是尽到了全部的社会责任,如此这般对生产力标准的创新化用,早已经成为一种“人民利益”代表性体现的解释方案了;就这样,中国的资本家只要雇佣员工数量不为零,他们就已经是尽到了全部义务,就只能够表扬而不能够批评了。这样的奇葩逻辑在意识形态经营场域长期盛行,倒是从反面揭示出一个困境:资本家还有个绝地反击的绝招,他们可以躺平不干,你们不就完蛋了吗?在这个奇葩逻辑的背后,是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成本,甩锅给“被剥削者”去承担——要是你们不闭嘴的话,资本家就要躺倒不干了,那样你们就完蛋了,所以,还是趁早闭嘴吧。此种意识形态辩护士的野望,可以命名为“成本甩锅大法”——鉴于老板们有躺倒不干的绝招,所以,现在得被剥削者“绝对必需”主动承担起制度维持成本了,要不然你们就要失业和完蛋了。 就业可能归零的意识形态话术,之所以经久不衰,显然是中特资本家群体及其搜罗到的辩护士群体,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维护成本的支付意愿,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才会出现“老板们预备不干了、撤走了”的威胁话术盛行。这个话术的潜在意图,是要把这部分制度维护成本甩锅给劳动者去承担,一般而言,都是在承担不起成本的时候,才会出现各种“成本甩锅大法”的,至少可以说明,现在意识形态辩护士们也发现这个活儿不好干,才直接转入潜意识的甩锅策略的。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资本家真的都拒绝剥削中国的劳动者了,那个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是全民族一起完蛋,还仅仅只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终结?至少,从这些已经陷入意识形态经营“负效率”的陷阱,也依然要说个不停的辩护士积极性看,资本主义对于相关人员的诱惑力还蛮大的,还值得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一切手段去维护。换言之,以前从未发生过资本家拒绝积累进程的事情,大概率以后也不会发生;若非如此,赫鲁晓夫指望的和平过渡,还有可能以匪夷所思的资本家总罢工方式来实现。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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