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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即斗争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同样重要的)理论上的斗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圈子里的成员之间被传阅,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花时间与工人团体一起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1894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Who Are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 Democrats),这是与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论战,是在解决关于民粹派的问题。随后,他又发表了另一篇毁灭性的批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The Economic Content of Narodism),其中也批评了司徒卢威的修正主义。这两部作品都是非法出版的。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概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辩护。他的结论是,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它与自由主义合并,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然后,他继续阐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列宁在本书中总结道: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此时,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印象颇深,特别是他在1895年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一书。该书概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那些像司徒卢威一样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列宁称普列汉诺夫这本书是一部“帮助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对民粹主义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在回应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在俄国发展的观点时,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一进程。当下的任务不是要阻止这种发展,而是利用年轻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组织出一个革命政党来。与民粹派不同,普列汉诺夫强调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及其历史使命。斗争应该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为基础,而不是个人恐怖主义。虽然普列汉诺夫给了民粹主义绝对性的打击,但最终导致民粹主义在社会主义圈子里彻底失败的,是列宁的努力。
列宁出国旅行
1895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肺炎发作,于5月出国治疗。他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日内瓦和苏黎世与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和查苏利奇会面。然后他去了巴黎,见了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接下来他又去了柏林,与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交谈。毫无疑问,他本想去伦敦拜访恩格斯,但事实证明这很难安排。不幸的是,他不知道恩格斯已经病得很重了,并将于当年8月去世。
恩格斯曾对俄国的前景充满热情。1895年2月,恩格斯在去世前几个月曾写信给普列汉诺夫,感谢他提供了一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维拉把您的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恩格斯写道。“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是又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能保住这块刚刚争得的新阵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17]
列宁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两位伟大导师的作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最热烈的感情。他特别钦佩恩格斯的自我牺牲精、天才和人性关怀。在他去世后,列宁写了一份简短的讣告,其中说:“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18]
列宁以清晰的思路和献身精神,决心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脚步。与他的导师们一样,列宁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为此他在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用波特列索夫(Potresov)的话说,“只有列宁身上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很罕见的,尤其是在俄国。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有用不完的精力,能够把对革命运动和事业的狂热信念与对自己的同等信念结合在一起。”应该指出,波特列索夫对列宁是怀有强烈敌意的。[19]
当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这种特质视为狂热、不容忍和心胸狭窄——甚至是未来独裁者的种子。他们没有理解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品质在所有伟大的革命者身上都可以找到,无论是法国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还是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
年轻的列宁越是了解自己的角色,这个年轻人的这些性格特征就越是具体化。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他对普列汉诺夫的敬意也是极高的。在与普列汉诺夫的会面中,伊里奇当然还只是一名学生,而不是老师。他仍在深化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然而,据波特列索夫说,伊里奇显示出了“一个聪明且强大的大脑。他的每一句话都表现出深刻的思考。”[20]
二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95年9月从国外回来,手提箱中塞满了隐蔽的非法文献。回国后,他在圣彼得堡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他也被大学开除了。马尔托夫同样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从那时起,这两个年轻人将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圈子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迅速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Union for the Struggle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学校教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N.K. Krupskaya)也参与其中。不久,在敖德萨(Odessa)和图拉(Tula)出现了分支机构。第二年,在尼古拉耶夫(Nikolayev),一个年轻的学生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后来被称为托洛茨基)帮助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Work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Russia)。
这时,这些圈子的活动重心从理论讨论转向了在工人中增加政治鼓动。这种变化反映在了列宁的著作中,如《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Explanation of the Law on Fines Imposed on Factory Workers)和《新工厂法》(The New Factory Law)。他还继续写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的任务。由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常常受到国家秘密警察(Okhrana)的监视。在访问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计划发行一份非法的工人报纸《工人事业》(Workers’ Cause)。然而,1985年12月,伊里奇、马尔托夫以及其他人都在报纸出版的前夕被捕。这些逮捕耗尽了他们的积极力量,扰乱了他们的工作,而新报纸也从未得见天日。
逮捕与流放
在监狱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通过探视和用牛奶写的秘密信件(这样警察就看不到字迹)与他的同志们保持着联系。弗拉基米尔在狱中非常忙碌,写着小册子,准备着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一书,该书最终于1899年出版。他还写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Draft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这份草案中,他得出结论:
“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的同时,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
出狱后,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东部的舒申科村(Shushenskoe),一个有一千名居民的定居点,流放期为三年。在那里,他与他在圣彼得堡的伴侣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会合了。伊里奇继续写他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书,并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花时间翻译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的《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后一个项目为他们带来了急需的收入。晚上,他通常阅读文学作品或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克鲁普斯卡娅解释说:“总的来说,流亡的日子并没有过得那么糟糕。那是认真学习的几年。”[21]
列宁越来越多地展望未来的工作,并以此在1897年底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The Task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他解释说:“俄国社会民主派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际活动。”这样的活动意味着它转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
除了他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是他家庭中唯一参与革命政治的成员。他的弟弟德米特里因参与革命活动于1897年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然后被捕并被流放到了图拉。他的妹妹玛丽亚也因参与活动而被捕,并被流放到了下诺夫哥罗德(Nizhni Novgorod)。
当列宁还在流亡时,1898年3月,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终于在明斯克(Minsk)召开,会议持续了三天。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并选出了领导层,但在几个星期内,9名代表中的大多数都被逮捕了。宣言是由彼得·司徒卢威撰写的,当时他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包含了一个很富有意义的声明:“在欧洲,越往东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软弱、越卑鄙、越懦弱,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文化和政治任务就越大。这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步,但这只是第一步。”[22]
在列宁的西伯利亚流放地,邮局每周二和周四会来送信,带来信件、文件和书籍。列宁很快成为了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人物,他们尽可能多地会去探望他,但这需要得到许可。然而,伊里奇非常想念他的战友朱利叶斯·马尔托夫,他被远远地流放到了北极圈以南不远的图鲁汉斯克(Turukhansk)。尽管距离遥远,他们仍然保持着活跃的通信。
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制定了一个未来计划,他与克鲁普斯卡娅讨论了这一计划,并在后来的《火星报》(Iskra)以及小册子《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和《就我们的组织任务致一位同志的信》(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中作了阐述。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建议建立一个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在国外出版。这将是一个中央机关,它将把组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工人通讯员的网络帮助指导俄国境内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来指导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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