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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政党”在东欧与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后，欧洲的左翼群体弥漫着震撼、悲观及迷茫的情绪。如何认识新的政治形势，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了在艰难环境下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必须认真考虑的大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灾后重建工作”的点滴积累，非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逐渐升温，尤其是2007-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地区的经济体陷入长期衰退的趋势，尽管局部地出现重大的挫折，但总体而言，劳动民众的社会反抗运动仍然出现了新的阶段性高潮。面对这一新形势，力量较为弱小的欧洲与拉美马克思主义团体究竟应如何壮大自身力量与发挥作用呢？在社会运动的阶段性高涨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结合当前形势与革命远景，实打实地扩大革命力量，如何处理好与一度向左转的改良主义团体之间的关系？
粗略言之，在欧洲与拉美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具体实践中，围绕这个“大问题”，形成了两种有所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路线：“第四国际”多数派主张的淡化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广泛性政党”路线，和鲜明地提出建设列宁主义革命先锋党与革命国际的路线（“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和“第四国际”少数派）。“广泛性政党”的路线体现在西班牙（“反资本主义者”党加入西班牙“我们能”党，暂缺相关文章）、意大利（2006—2008年，第四国际意大利支部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合作，暂缺相关文章）和巴西（前第四国际巴西支部社会主义民主派支持卢拉政府，暂缺相关文章）的具体实践中。这种路线究竟是克服宗派主义、团结群众运动的良方，还是表明了欧洲与拉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出现了改良主义的身影呢？应当如何评价“广泛性路线”的实际效果呢（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在工人数量继续扩增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列宁主义组织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欧洲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呢？在下述一些文章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些亲历者的探讨。
“‘人民阵线 ’形式上是同激进党及类似的小党派结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盟。这个联盟包括议会内和议会外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激进党都保持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却无耻地限制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
“工人只有在亲自参加了某些行动，并感到需要革命的领导层时，才会去选举行动委员会。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以形式民主的方式选出一切群众的代表，而是要选出斗争中的群众的革命的代表。行动委员会是斗争的机关。劳动者中究竟有哪些阶层会被吸引去成立行动委员会呢？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判断哪些群众参加了斗争。”
——列夫·托洛茨基：《要行动委员会，不要人民阵线》，1935年11月26日
“人民阵线会成为一次革命吗？群众希望发动深刻的变革吗？对此我们大可怀疑。但不管怎样，无论是1934年的右派还是1936年的左派，各派重要的政治组织都不准备带领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达尼埃尔·盖兰：《人民阵线：不成功的革命》，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1313页。
发表于 2024-6-8 21: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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