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中國夢”

中國媒體和宣傳機器充斥著習近平在其人大講話中突出的標誌性的口號“中國夢”。這替代了胡 錦濤老套和滑稽的“和諧發展”的口號。習近平刻意選擇一個模糊的口號，玩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們經濟安全的期望——特別是對於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擁有房產、汽車和消費習慣）。城市中產階級，據估計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億人），成為了中共政權當前主要的社 會基礎。

媒體營造的環繞在新領導人周圍的“政治蜜月”氛圍，等於承認離任的胡溫團隊令人失望。和他們在2003年接手的時候相比，他們移 交一個大大削弱了的政權，其支持基礎被嚴重侵蝕。溫家寶作為總理的最後講話只贏得了不冷不熱的掌聲。許多評論家將他描述為一個“悲劇人物”，“甚至連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聞報道顯示其家屬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盡管過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長（去年出現了標誌性的減速），習立領導層繼承了幾個 潛在的重大危機，包括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地下銀行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滿的激增、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沖突的加劇，以及喜馬拉雅般規模的政府腐敗。

最 後一點是習近平新政策的一個要點：嚴厲打擊腐敗——“老虎[高級官員]、蒼蠅 一起打”——這個新國家主席承認腐敗事關黨國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許多其他問題，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塗脂抹粉——新的法律規定政府官員炫耀財富， 禁止國營電視臺播出奢侈品廣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然而中共改革倡導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謂的陽光法案——強製官員公示他們的財產和投資，目前這還沒有列入日程。執行這一法律的決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現實的打擊——中共政權如此腐敗以至於系統性地執行這樣的法律很可能會讓整個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確是提高黨的權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樣的法律可能會損害執政黨的權力，”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告訴《南華早報》（2013年3月10日）。“官員必須確保反腐法律在執行後不會損害執政黨的威信。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議題。”

隨著中國財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國獨裁當局越來越老練地運用媒體。習的“中國夢”遠景明顯山寨了來自美國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這是一個權威主義的版本——忠實地跟隨中共。

由於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於中共宣傳部命令記者不得在兩會上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示高層領導人並不願意真正打擊腐敗，而只是像往常一樣用言辭和零星的行動糊弄我們，”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評論。

但 是除了改變風格，習李領導層在政治方向上沒有重大改變。中共政府的特征是其隱秘性和不斷討價還價以“達成共識”，這限製了政府改變方向的能力。所謂的“穩 定”主宰了官員的思想。對於“政治改革”（放松權威控製）這一議題，盡管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倡導非常謹慎和漸進的方法，從人大政協會議放出的消息是這完全 沒有可能。

維持“穩定”

俞正生，在中共權力等級中排名第六，說政權會推動“協商民主”（即今天的製度）但是完全拒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極端主張”。

“這 些 [俞正生的] 言辭有對內部或外部不切實際幻想再三告誡的意味。……歐債危機的持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國模式’[政治製度] 的價值，”《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張紅稱。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贊揚，他們看到一個專製政府實施危機“解決方案”的優勢

不僅僅只有被 視為強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在北京的會議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他之前這一問題上作出過一些承諾（盡管他的言 論從來沒有轉變為政策）。溫家寶在人大上的100分鐘的謝幕講話中，“政改”明顯地缺失了。這反映了新的習李領導層達成的共識：推進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 經濟改製）但維持“穩定”（堅持一黨專政）。

習近平12月在廣東重歷鄧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講話顯露了新領導層的基本面貌。在這份 被泄露到海內外大量媒體的講話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習近平告訴他的聽眾說這是由於“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在這一講話中，習近 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將將蘇聯的解體歸罪於其統治集團中“精神上的缺鈣”。

習近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顯是非常主觀和有缺陷的。在經濟上殘疾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獨裁當局面臨要求民主變革的群眾運動。但是悲劇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缺席，這一運動被舊政權官僚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領導人試圖加強一黨專政註定失敗。對於房價、腐敗和極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不滿不斷累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高漲。中共心神不安，而極端溫 和的自由派正確的警告說如果不通過放松審查和鎮壓的方式來給現政權設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閥，中國將面臨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反改革派緊緊把握 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放松專製控製，有可能會像蘇聯最後幾年那樣打開起義的閘門。無論如何，中國都面臨革命的沖擊。

上浦鎮壓

行動總是比語言更響亮。連續第三年人大批準的國內安全預算（用於警察、特務、法院和監獄，達 7691億元）大於軍事預算（7406億元）。比較來看，中國約124億美元的國內安全預算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30多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盡管和日本沖突的加劇、以及和越南、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共似乎將發生在家門口的社會動蕩視為主要敵人。“一個不害怕其民眾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個比 國防預算更大的軍事預算，”美國組織“人權觀察”的尼古拉斯·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評論。

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在 距人大會議數千公裏之外的起義的廣東上浦村。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上報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關於土地被非法賣給富商而引發的糾紛導致當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對峙當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開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淚和震爆彈的2000名準軍事警察沖擊，抗爭運動被野蠻打壓。超過40民當地居民包括許多老人和婦女受傷住院，引發不信任和震 驚。一個警察將他在上浦進行鎮壓的照片上到網上，炫耀說“凱旋而歸，真他媽的刺激。打震爆彈，催淚彈。”

野蠻的攻擊在這個時候發生是為了 發出一個信號。不僅針對上浦，也同樣針對其他農村抗爭包括烏坎，在那裏一年前發生的一場類似的鬥爭讓政府承諾了一些讓步（大部分沒有落實）。在烏坎，抗爭 運動的領袖中發生了分裂，一派呼籲發起新一輪的抗議而另一派對此反對並警告會遭到鎮壓。《金融時報》（2013年3月13日）正確地總結，“在上浦野蠻鎮 壓後，烏坎事件看起來只是一個特例”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網絡討論。現在許多人將基層選舉的“烏坎模式”看作一次失敗，而另一些人認為，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在當時警告，任何政府級別的中共官員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烏坎抗爭不應該解散其獨立的民眾組織，而應該將其加強和全面民主化，參與 有局限的村級選舉並將之作為一個平臺繼續鬥爭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權利、歸還被盜土地和結束中共親資本主義政策。這應當是這場鬥爭以及其他必將發生的鬥爭的前 進方向。

打擊香港的“顛覆活動”

而同時在北京，兩名香港記者被國保特務毆打。當時他們試圖拍攝一些人權活動家嘗試和劉霞（被囚諾貝爾得主劉曉波的妻子）見面的過程。劉霞被囚禁在家中，盡管她從來沒有被起訴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記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傷，激起了香港記者和泛民團體的抗議。

俞 正生在和政協代表的閉門會議中說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進一步地嚴厲警告這個名義上自治的城市的民眾。這些被中共領導人放大的言論，表明了 該政權將重新推動反民主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同樣警告，還沒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長期陳諾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選）的選舉規則可能遠遠 低於群眾的預期。中共官員堅持排除“不愛國的”候選人或者團體贏得政府職務的機製。“在 [中共] 高層看來，西藏、香港和臺灣沒有區別，高層中沒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說。

對中共新領導層的正確描述並不排除其會推出裝飾性的改變來贏得公眾認可。很明顯新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吸引眼球的舉措來獲得支持，或許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計劃生育政策。

另 一個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勞改”（勞動改造）製度，這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罰製度。盡管沒有具體建議提交人大，盡管媒體在這方面的矛盾和誤導 性的報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終結該製度。可能在今年末就會發生。社會主義者當然歡迎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們警告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鎮壓行動。今 天中國各地使用龐大的法外黑監獄網絡來處理各類“麻煩製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試圖限製這種方式。因此盡管“勞改”改革可能幫助習李領導集體鑄造其尊重“法 製”的形象，但這不會導致在基層發生重大改變。

“限製政府權力”

盡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領導層清楚地發出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信號。這是 一個刻意討好資產階級的舉動，特別是在海外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為私人資本打開之前“禁止入內”的利潤豐厚的行業的大門。《紐約時報》 （2013年3月17日）稱李克強的講話提供了一個“誘人的調色板”，這反映了國際資本對其的積極反饋。

新的迫切的講話也同樣反映出中共政權高層元老達成一個盡管不穩定的共識：現有的債務驅動、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到達了其極限。經濟改革（即新自由主義親市場政策的官方說法）是新領導人所能考慮的唯一的選擇。

僅 僅就職幾天，李克強就已經被中國媒體賦予了“有改革頭腦的總理”的頭銜，被廣泛比喻為其前輩朱镕基。朱镕基在90年代削減一半的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去年 李克強的部門參與撰寫了世界銀行的一份重要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國有部門去管製和裁員。李克強的新經濟團隊包括之前和朱镕 基關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馬凱（副總理），樓繼偉（財政部長）和周小川（央行行長）。盡管已經達到退休的年齡 ，周小川被留用，來監督已經開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場為基礎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讓中國減少對昂貴的美元依賴。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 論壇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釋的，所有這些“改革”都錯的不能再錯。

人大最後一天的記者發布會上，李克強對1000名中外記者闡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議程：“改革就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力。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深水區”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至於你剛才說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的確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

李 克強總理趟水的比喻，構建於鄧小平的著名格言“摸著石頭過河”，並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遠遠不夠的。盡管李克強沒有給多少細節，但是很明顯新領導人 正在準備一輪對工人階級和部分國有部門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拯救他們製度的方法，防止持續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中國拖入危機的洪流中。為了 讓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強參雜了一些民粹主義的風格——口頭承諾的反腐戰爭和“廉潔”政府。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除了一些“關鍵服 務”），削減公共部門就業人數。措施包括打壓公費旅遊和公車，五年內停止修建政府建築。

解散鐵道部，將其分隔成一個新的國有鐵路公司和在運輸部下的一個新的監管機構，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數具體措施之一。前鐵道部已經成為了腐敗和債務的代名詞，近年來十幾名高層官員被捕。前部長劉誌軍面臨可能因腐敗而判處死緩。

習 李領導層將解散前鐵道部作為其新改革計劃的象征。然而在實際中，這一改變並不是很大而且已經醞釀了幾年。在中國，許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面臨火車票漲價和 裁員，因為會引入更加市場化的實踐。總理李克強宣布鼓勵私人資本進入之前國有壟斷的鐵路 、能源和金融行業。需要中央政府批準的申請項目將會至少削減三分之一。

中國“再平衡”？

中共政權面臨的困境是它不能繼續在舊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選擇的新的道路並不比原來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兩條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記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報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國新領導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習近平：

“2010 年，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當時經濟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閉門會議中。這個意大利人或許是出於好客，贊揚中國政府幹預經濟的角色，稱其阻止了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到中國。然而習近平並沒有保持沈 默，事實上似乎並不欣賞這一贊揚。他指出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從市場中撤出，而讓市場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行。”

中共黨內的共識是，必須減 少對（進入房地產、工廠、道路和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嚴重依賴——現在前所未有地達到GDP的50%. 過度投資導致危險的債務水平、過度建設和產能過剩。增加消費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須的，正如前一屆政府（其在這一任務上完全失敗）的看法。

影子銀行業的爆炸性增長（驚人地類似於金融崩潰之前的美國）顯示政府正在和時間賽跑。中國經濟試圖通過將越來越多的信貸放到政府監管的金融系統之外（去年達到整個借貸的45%）的方式“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包括高風險產品、不受控製而且經常是欺詐性的投資產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論在根本上和中國目前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不相稱。正如馬克思教導我們，血汗工廠的工資不能支持大規模消費支出。這幫助 解釋了為什麽盡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家庭消費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為什麽“中國消費的巨龍”還僅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夠實踐消費主義的被定義為中 產階級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接受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如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國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而其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在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總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並不是好心，而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基本的福利網（特別是針對在今天沒有任何保障的兩億農民工）能夠刺激消費支出。

但 是試圖增加社會保障不斷和中國體製內的另外的結構性障礙相抵觸。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財政困難由於土地銷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這等於奪走了他們關鍵的收入之一。財政困難甚至發生在房產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許很快就會發生。

戶籍改革

人大會議上一次事件凸顯了實施促進消費的 政策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大關於對長達半個世紀的陳舊的戶籍製度的報告沒有撰寫完成，延遲的原因是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對這一 問題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許多問題”。中央政府並不希望完全取消這個把公民分為有更多特權的少數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視的大多數農村居民（超過八億人口）的製度。 他們更願意部分改革，加快讓一部分農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傘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權。例如農民工的子女必須付錢上學，往往教學質量很差。因 為很多情況下，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的學校系統之外。

戶籍改革由於受到來自地方和省級政府的阻力而延遲，他們不願意負擔額外的財政支出——據 一項估計，約8萬人民幣每人。然而如果沒有這項改革，中共領導人將城市化比作“經濟發展的脊梁”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些顯示讓政府的顧問告誡兩會說“城市 化並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南華早報》報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現為政協常委成員，謹慎地警告“過度城市化”會 讓數百萬人陷入失業和貧窮的陷阱。

美夢變噩夢

戶籍改革的另一動力是取得更大的勞動力 市場和工資競爭。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數據，資本家抱怨勞動生產率從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時，由於人口變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適齡的工廠工人（20-24歲）的勞動力短缺不斷加劇。這推高了製造業工資，而同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為外國和中國投資的目的地。

新領導人的解決方案是對工人階級薪酬、退休年齡和工作條件以及一些國有部門雇員的“既 得利益”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而同時鼓勵私人資本。正如我們所解釋的，中共內部對發起經濟“改革”的共識並不意味著這會自動發生。由於當前經濟結構內部矛盾 以及黨國關系的派系化 ，胡溫領導人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這一方案。

傑瑞米柯賓

中國：女性抗爭與社會主義

新的女性抗爭運動開始在中國出現，在過去幾年中國女性活動家非常活躍，例如街頭活動“占領男廁”，以及抗議地鐵中的性騷擾和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他們同樣為在大學中的平等權利和反抗家庭暴力，而同時女性的抗爭也面臨中國“共產主義”當局的鎮壓。

2010年1月西蒙德波伏娃女性自由獎頒給兩名中國女權活動家：律師郭建梅和教授艾曉明。而只有前者得以到巴黎現場領獎，而艾曉明教授沒有被當局允許出境。

在中國女性在很多方面處境更加糟糕，因而女性有很多理由進行鬥爭改變當前的體製。根據國際衛生組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 為男性的三倍。每年 150 萬婦女試圖結束生命，其中 15 萬因此死亡。特別是面臨赤貧，高失學率和照顧家裏老人的農村婦女。

即使在城市中，女性也面臨生活中大量的歧視。上海地鐵第二運營有限公司的認證微博“上海地鐵二運”將一名女乘客照片發上微博，圖片顯示：雪紡外衣下 可以看到她的內衣和襪子。該微博發出這樣的“忠告”：“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

雖然女性占中國勞動力的46%。工作中仍然受到歧視。招聘中，女性受到很多歧視，或者根據其相貌選擇而被物化。找工作或者面試時，女性往往被問到是 否結婚，是否有孩子之類的問題，將女性生育權利及所需的保障視為負擔，作為選擇是否招聘該求職者的標準。 在工作場所，女性也經常受到歧視和性騷擾。《城市信報》報導富士康經常出現女員工被性騷擾的現象，而面對這樣的言語性騷擾，而很多女員工只能默默地流淚， 而不敢離開，因為一旦離開會被記過，影響微薄的工資。

由於大規模的私有化，女性的工資從2000年相當於男性的 64.8% 還下降到 63.5%。而同時女性的產假在私人公司往往得不到保證，甚至不允許生孩子否則將被辭退。這使得很多女性傾向於選擇工資較低但是福利更有保障的國有部門， 如教師、護士等。但是即使國有部門，女性工資仍然低於男性，而且大多數管理職業主要是男性。

這造成中國女性比二十年前更加依賴於男性。這集中的反映在婚姻關系，而“剩女”一詞的衍生就表現了性別歧視的問題。

前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70% 的大陸女性只會和擁有至少一套住房的男人結婚。甚至上海一家開發商把這一點放到廣告中“結婚不買房就是耍流氓”。七成受訪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有穩定收入 和一定積蓄才能結婚。其中，65%左右的女性希望男性的收入比自己多１倍以上，而逾63%的男性對女性收入的要求不高。38.3%的受訪男性希望理想伴侶 的職業為教師，以下依次是公務員、醫務工作者、金融財會人員等。

經濟“改革”對女性權利和地位的影響

毛時代初期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很多曾經家庭內的任務同樣被集體化，並建立進行這些任務的服務中心。諸如食堂、幼兒園和托兒所如雨後春筍般被建立，並 主要由婦女參與。據估計，在 1959 年農村地區共建立了 498 萬個托兒所和幼兒園，和超過 360 萬個食堂。而 80 年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讓大量婦女重新回到她們的家庭勞動，而重新加強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和秩序。

城市中由於私有化，女性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工作、住房和低工資問題，對男方或者父母的依賴性更強。《 2010 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80後”在擇偶中更遵從父母的意見，更多因父母反對而與戀人分手。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教授蔣永萍分析說，這說明一方面由於 “80後”獨生子女居多，經濟上尚未獨立，對父母的依賴性更強，直接導致他們在擇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見。

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年青女性到製造業工廠打工。電子、服裝、玩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偏向招女工，認為女工更細心，聽話吃苦而且便於管理。

根據廣州統計局，2000年人口調查估計，在廣州有超過1,000 萬移民勞工，其中 60% 為女性。另一項調查顯示 2003 年深圳經濟特區，5,500 萬移民工人中 70% 為女性。而有 40 萬工人的深圳南山工業區中80% 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 歲。

雖然女工在工廠受著極端剝削，但大量青年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脫離了家庭，在經濟上獨立，亦更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女工罷工，如前年年末的深圳海量存儲設備工廠和上海赫比科技工廠的罷工。   女性運動和社會主義

當前中國女性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於當前中共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維護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如果不推翻當前的體製，女性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 放。歷史上，雖然1949年革命並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但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製度，這場革命的勝利曾經在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廣大婦 女的的基本權利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而在毛時代官僚計劃經濟愈走到盡頭之際，女性的地位再次被貶低。

實際上為民主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亦包括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通過公有化管理大公司和銀行並置於民主計劃之下，改變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保障婦女的平 等就業的權利。公有化並大量建設公共服務，如托兒所、養老院、公共洗衣機房和物美價廉的公共餐廳等等，減少主要有婦女承擔的家庭勞動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提 供廉價的公共住房，使得女性可以脫離不幸的戀愛關系，或者逃離家庭暴力而不用擔心無家可歸。在工廠委員會和社區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民主的工人貧農政府，代 表民主選舉產生，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隨時召回，保障女性政治權利。

上浦：要求民主選舉的村民遭到上千武警的鎮壓

上浦村民趕走原村官派來的暴徒，並占領村廣場18天之後，再一次受到暴力打壓。不同的是這次村民面對的是逾千武警、上百輛警車及強力吊車。

3月10日淩晨2點當局切斷全村照明，幹擾手機訊號，派出逾千武警趁村民熟睡進行突襲，企圖拖走上月被村民砸爛的二十幾輛車，清理現場。

據報道“武警發射閃光彈，令現場恍如白晝，繼而不斷地施放催淚彈、爆震彈和煙霧彈。村民拿起木棒、鐵鍬、石頭，與揮舞電棍的武警拚命搏鬥”

“他們二話不說就開始施放催淚彈和用警棍毆打村民，”一位年輕的目擊者告訴路透社說：“他們帶著像礦工一樣的有頭燈的頭盔，用警棍毆打一些在帳篷中熟睡的老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告。”

沖突持續三小時，約淩晨五時，警方開始撤退。事件造成約十輛車被燒毀，數十名村民受傷住院，其中多人重傷。

一名當地婦女在微博上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三千多村民中有多少是老人和小孩嗎？ ”正如中國大多數農村，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子裏主要是老人、小孩和中年婦女。

第 二天當局為了平息民憤和掩蓋暴力鎮壓的事實，發表聲明稱“原村委簽訂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銷；棉湖鎮委書記和鎮長被免職。已刑拘原村委 負責人李寶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惡勢力頭目吳桂存(外號“阿包”)等21人。”聲明否認暴力打壓的事實，反而稱“一些人在網絡上發布不實消息”。同時 “上浦村”和“揭西縣”已成網路敏感詞不得搜索，所有討論都被封殺。

這是典型的胡籮蔔加大棒的手法，一方面聲明懲罰當地官員、逮捕暴徒和取消土地合同，另一方面暴力鎮壓村民抗爭。正如廣東當局在烏坎事件中作出讓步後，當局打壓激進抗爭者而大部分的抗爭訴求都沒有實現。

對於上浦村民來說，之前當務之急是要立即民主選舉出抗爭委員會，組織抗爭和管理村子。抗爭必須通過民主架構和定期群眾大會進行。聯系附近村莊和鄰近地區的民眾就官員強征土地進行聯合抗爭。

絕不能信任中共官員和當局的談判代表，即使當局作出承諾也必須維持民主的抗爭組織進行日常的抗爭，這樣才有可能確抗爭保訴求得以實現。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停止鎮壓，釋放所有示威者。安全部隊撤出上浦。要求集會和組織的自由！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新領導層拒絕民主化

3 月初中國的兩個“紅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協，為一黨專政當局十年一度的領導層移交加冕。總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儀式性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的中國立法機構）和更加沒有實權的“顧問”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些會議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宣布已經被中共頂層已經決定好了的 政策。幕後統治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所帶來的利益被有權勢的家庭、地區和“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

兩會被稱為“億萬富翁 俱樂部”，今年達到破紀錄的83名億萬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協。根據上海胡潤富豪榜，這83名代表的平均凈資產為33.5億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資低於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慶後，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長和CEO，擁有130億美元家產。而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 員，加利弗裏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伊薩，擁有7億美元財富，其財富在中國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會議正式任命（只有一張神秘的“否 決”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李克強作為總理取代溫家寶掌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政府頭銜的作用低於在中共政治體製中他們所對應的黨內職 務。十一月18日中共黨代會通過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習李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為獨裁政權中權力的頂點。

有史以來首次中共被太子黨（毛 時代領導人的子孫）所領導。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黨，包括黨首習近平（其他三人分別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張德江和政協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報道習近平家族的家產（從房產到礦產投資）價值3.76億美元（約24億人民幣），是整個英國內閣18名百萬富翁總財富的三倍。

太子黨 對中國黨國機器的控製力的鞏固，反映了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稱為“紅色貴族”）對政府、經濟和金融部門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這同時也反映出該政權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希望通過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太子黨來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製的壓力。太子黨的財富及權勢和持續的專製統治緊密 相連，因此即使他們不代表一個一致或者統一的政治路線，他們被視為現政府最堅定的捍衛者。

傑瑞米柯賓

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

正如以上所指，中國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獨裁機關（包括中共黨內）的組成。麥格雷戈說：“中國全國人大的成員如此富有，他們的會議最好在銀行金庫裏進行。”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個調查指，“中國的立法機構，被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有更多的超級富翁成員。”報導指中國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為中共黨大會的代表、全國人大或政協成員。

“全國政協越來越像是英國的上院（House of Lords），實權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錢。”報導指，全國政協在其2,200名成員中，有74名億萬富翁，平均資產凈值為113億港元。

在 英國，有媒體去年報導，英政府（或內閣）的29名成員中有18名都是百萬富翁，引起了社會轟動，並激發對政府野蠻的緊縮政策的憤怒。《每日鏡報》 （2012年5月29日）指出，聯合內閣的財富超過7000萬鎊（8億港元）。然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相比，這些財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據彭博社的分 析，習近平的家庭財產合計共價值30億港元，比整個英國政府全體閣員的財產多3倍以上！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評論道：“在中國有政治背景的家庭進入商界之際，私營企業鉅頭也在進入政界，雖然外界對推動他們進入政界的確切原因並不清楚。”

該報告繼續說（回答了其自己的問題）：

“但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那些出現在胡潤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速度要比胡潤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進入2007年到2012年胡 潤百富榜的人士當中，有75人在這一時期在中國的立法機構任職。胡潤報告顯示，在此期間他們的財富平均增長81%。根據胡潤公司為《華爾街日報》所做的分 析，榜單上沒有擔任全國性政治職務的324人，同一時期的財富平均增長47%。”

這形象地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利用與中共之間的關系－作為中 共黨員和非黨員顧問－令公司獲得好處，攫取國家合同和廉價資源，與國家經濟的其他部門“合適人選”勾結。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告提到紡織業商賈張海景，他 擁有不少於10個政府的職位！張價值101億港元的業務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獲得銀行金融助理業務的批準，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將其血汗工廠擴展至 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顧問公司推銷“五年計劃”，以幫助商人獲得晉升為政府機構人員，如全國人大會和政協。

反革命的過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先進的工人必須學會區分共產主義的標簽外衣和實際的社會進程”。正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專政及其附屬物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把資本家融入到其結構，同時通過中共的後代和家庭，將自己植入至新興的資產階級。

我 們應該記得，即使在毛澤東的政權，建基一個與目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體製，中國共產黨以普遍的意義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政黨（更遑論是工人政 黨），還不如說是獨裁國家不可缺少的部分。黨的組織起到傳送帶和控製室的作用，維護當時寄讬於一個官僚國有經濟體系下毛派－斯大林主義獨裁的統治利益。國 家沒有工人民主控製的元素，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眾的強大壓力和國有製為基礎的初步生產計劃下，盡管有著官僚主義的沈重阻力，毛派政 權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並建立了一個復蓋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網（其中大部分現已被摧毀）。

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領導，沒有民主的權力機 構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國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達到了它的極限並回落，前毛主義的國家領導內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力量糾結。鄧小平及其盟友在沒有一個完整 的計劃下，根據經驗設定了這個任務。他們羨慕“國家資本主義”的鄰國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等明顯的活力，但也是由於害怕官僚強化破壞計劃經濟將引發社會爆 炸。今天的太子黨顯然就是鄧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繼承人。

“八大元老”

外國報章的報導，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內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夠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的“紅色貴族”世界。

一 位資深外交官向《金融時報》指：“你留在中國的時間越長，你越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一切由數百個家庭控製。”近廿年湧向中國的資本企業沒有忽略此現實，反而 將令其業務戰略適應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會意識到，大多數主要的外國公司都試圖雇用中國官員的兒女，使他們能夠獲利和做生意。”

彭 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為《毛澤東的同誌的後代成為資本主義的新貴》的廣泛報導中，提到所謂“八老”的103名兒孫的財富。這是指鄧小平和支持鄧小平的走資政 策的其他七名頂級領導人（彭真、楊尚昆、李先念、陳雲、薄一波、王稹、宋任窮），並隨後在八九年六月四日還與他一道實施反革命的鎮壓。這八大太子黨氏族在 新中國是主導政治和金權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內，有26個後代正在運行國有企業，而43人則經營自己的商業或成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製的國有公司，管理總資產價值約12.5萬億港元，相當於該行業2011年全國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興業告訴彭博：“證據是明確無誤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後代和直系親屬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權。”

彭博社的報告繼續說：“至少有18個元老後代擁有或運行的實體與境外註冊公司有關，包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以及利比裏亞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轄區。”

彭 博追蹤的103名後裔幾乎有一半“曾在國外工作、生活或留學”，包括23人在美國，其中3人在哈佛大學，4人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報告提到花旗集團 （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銀行有聘請中國太子黨。“至少[103人中的]6名為私募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們的人際網路在商場製 勝。”

薄熙來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浮躁的太子黨薄熙來下臺，成為2012年一 件重大的國際新聞。薄的案件，與對薄妻谷開來精心設計的謀殺案審判，令鎂光燈聚焦在太子黨的權力和財富上。對薄熙來本人的審判可能將至，其現時被指控的腐 敗行為跨越二十年，從東北的遼寧省到西部的重慶的生涯。

薄的倒臺令他家庭的國外財富受嚴格審查，其價值估計至少有10.6億港元。同樣， 紐約時報、彭博及其他媒體順藤摸瓜發現了薄氏在中國境內外隱蔽的股份、房地產投資及公司董事職務，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也在美 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擔任一職。薄熙來家族的財產雖然如此驚人，但是比起習近平等著名領導人則相形見絀，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根據《紐約時 報》的研究，他親屬建立了一個211億港元的金融帝國。

溫家寶是中共黨內一個突出的非太子黨代表，他強調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親民形象。 他家庭的律師事務所威脅向《紐約時報》采取法律行動，反擊這些極具破壞力的真相披露，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只是虛張聲勢，因為法院訴訟將涉及更嚴格的財產 審查。許多人認為消息是由溫家寶的敵對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

與 其說是因為腐敗（無論是否太子黨的中共官員都一樣），還不如說薄熙來下臺是因為他被視為一個雄心勃勃而又輕蔑中央領導的“神經刀”，並希望宣傳自己夾雜懷 舊毛時代之情的獨裁民粹主義。盡管在他的“左派”措辭中缺乏實質內容，中共領導看到了當中的威脅而決心清洗它。這是中共權鬥的一面，植根於中國走資數十年 後爆炸性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炸開了中共頂層“團結”的外殼。

寄生資本主義

盡管中國國家幹預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對金融業的控製，資本主義在中國越來越多地模仿西方國家的寄生式金融資本主義。在過去的2-3年影子銀行部門以異常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中銀董事長肖鋼所指，資產負債表外貸款的激增（因為需要刺激國內生產總值）類似於“龐氏騙局”。

中 國富豪資本家和中共官員在掠奪經濟，將現金存放在境外。根據華盛頓特區的全球金融誠信的一份報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總值3.97萬億美元 （31萬億港元）非法資金離開中國，相當於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約6,000億美元（46.8萬億港元）進入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天 堂。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聲稱：“中國出現新的寡頭政治－或更糟的盜賊統治，應該足以消除美國向中國政治模式學習的念頭。”

易 明的說法顯示，由於對華盛頓的運作不順感到沮喪，欣賞中國的專製模式的美國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國或者西方資本主義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潔和更少被寡頭利益所 驅使。但是這傳說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時已被打破。同樣，彭博新聞社在社論評論自己的調查宣稱：“中國太子黨在建立一個模式錯誤的資本主義。”

他 們希望我們相信有一種“正確的”資本主義，事實卻愈益證明相反。彭博新聞社的擁有者為紐約市長邁克爾・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個具爭議性的 人物，不僅僅是由於在他任職市長期間，個人財富從約234億港元增長到1,950億港元。我們能夠寄望美國的“自由媒體”，能對富豪老板的財富聚積與官商 之間的勾結關系，進行同樣深入的解構嗎？

同樣，本文大幅引用的《華爾街日報》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擁有，他及其“太子黨”兒子們領導媒體鉅頭新聞集團（News Corp）。英國的“默多克門”醜聞暴露了默多克公司為犯法、貪汙、裙帶關系和政府任人唯親的溫床，連薄熙來可能都對此汗顏。

中 國的太子黨和新資本精英並無發明裙帶政治的概念，他們僅僅是快速的學習者。國際工人階級沒有興趣在這種或那種模式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整個全球的製度 都基於對人和自然資源的野蠻剝削。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群眾運動和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和全面民主權利戰鬥，永遠終結資本主義製度。

傑瑞米柯賓

廣東村民抗爭重燃烏坎精神

廣 東村莊再次發生反對非法賣地的起義。對官員腐敗失去耐心的抗議者和地方中共領導派來的大量安保人員之間再次發生對峙。上浦村的抗議（令人回想起2011年 烏坎村的反抗）在對中國獨裁當局來說最壞的時候爆發。星期二，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召開年度會議，將權力移交給習近平和太子黨主導的新領導層。上浦村抗爭強烈 地顯示出大眾面臨的嚴峻的經濟現實狀況，與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華光鮮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別。

中國每年經歷超過18萬起“群眾性事件”- 街頭抗議、罷工以至暴力騷亂，當中三分之二的事件與為經濟開發而征收農地有關。2011年一份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學及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聯合研究報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萬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 年秋天，烏坎村這個15,000人的社區爆發反抗運動，反對非民選的村官與地產發展商互相勾結，多年來非法賣地。群眾動員起來、踢走受人憎惡的烏坎村村委 會、鎮壓以及抗爭領袖在拘留所死亡，將省政府逼到墻角，結果令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及其代表向烏坎村民承諾重大的妥協。

中國內外都 對當前上浦事件深感興趣。烏坎抗爭是否將重演？胡春華領導的新省領導層會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樣，促成協議達成？上浦村的抗爭是否能在一黨政權下贏得讓步？像 上浦這樣的抗爭要贏得勝利並確保其主要的訴求，有必要對2011年政府表面讓步後烏坎村所發生的一切作出總結。

今天，很多烏坎村村民感到沮喪和被欺騙，縱然他們贏得權利在去年這個時間的選舉中，以民選的村委會取代了腐敗的舊村委，但他們大部分的抗爭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顯然，事件當中有著重要的教訓需要學習。

“占領上浦村”

在 距離烏坎約100公裏並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從2月22日（星期五）開始占領村廣場，盡管暴徒（據報道是中共地方官員雇來的）惡意攻擊，但村民拒 絕離開。這類型的對公共區域、十字路口等引人註目的地點的占領，成為中國最近抗議運動中熟悉的策略，無疑是借鑒了美國“占領”運動等國際例子和國內近年來 的抗議活動，包括罷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敗的地方官員停止買地，並要求民主權利。在村廣場的一張橫幅上寫著“強烈要求合法民主選舉”。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們想有權利投票決定村領導人以及將稻田轉成工業區的計劃（讓官員及其商業夥伴撈錢的事情）。

現 任村長李寶玉（同時亦為中共村書記），是由更高級別的政府直接任命的，連法律要求的村級“選舉”都沒有。村民指控李寶玉虛假收集簽名，以授權將500畝農 地轉讓給吳桂存的萬豐投資有限公司，以修建電氣配線工廠。村民同樣感到憤怒的是，從任何這種交易所得的賠償水平沒有反映土地的真實價值。

抗爭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級，數十名用鐵鏟等武器武裝起來的暴徒試圖驅趕示威者，並破壞村廣場的占 領行動。上浦居民用建築工地的竹桿和磚頭向戴著橙色安全帽和紅色臂章的襲擊者反擊，這是他們合理的集體自衛權利。在激烈的打鬥中，最少八名村民受傷，一些 傷勢嚴重，六人被逮捕。約30架暴徒用來施行襲擊的車輛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爛。橫跨大路上的汽車殘駭應該可以提供證據證明誰是襲擊者，以及誰派他們來。

管轄上浦村的揭西縣地方政府發表聲明，稱被砸爛的車輛的車主目前正受調查，亦同時命令示威者離開廣場。但占領行動繼續。政府的聲明是典型的，希望給予公正無私的表象，但事實上是維持中共獨裁政權所說的“穩定”，其基於鎮壓合理的對不公平的事情進行抗議的權利。

根 據法新社報導，警察現在封鎖了上浦村，禁止外人進入，同時居民拒絕讓官員進入。這一對峙發生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僅僅數天前，而這可以為抗議運動爭取一定的時 間。很多人恐懼一但人大會議結束，當局會動用暴力。“為了維持維穩，[當局]不想在會議前動用強力手段。”一名當地居民向法新社記者表示：“我們害怕他們 會回來。”

烏坎的教訓

據報道，上浦的抗爭代表與地方當局正進行談判。在任 何這類型的衡突中，談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贏得到主要訴求，抗議運動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鬥爭的準備。占 領行動需要以定期的動員、群眾大會和民主架構持續下去。任何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應該接觸和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 行鬥爭反對腐敗體製的團體，防止被包圍和孤立。

根據當局控製的《南方日報》報道，約300名官員和政府雇員從揭西縣和周圍的村委會 動員過來，到上浦村入戶走訪。這種“進村入戶”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壓力，要他們停止抗議。但是，南方的報導很有值得懷疑。一些更可信的報導（包括外國傳 媒），例如法新社記者指出，示威者正將政府的團隊阻擋在村外。這是這一抗爭仿效烏坎抗爭的一些方法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

而同時，據報道至少有另一個農村抗爭在廣東省進行。廣東汕尾市東湧鎮，數千村民抗議反對中共村官私賣土地。根據村民所指，過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頃土地被非法賣出。

東湧示威者已經數次面對當局警察的暴力鎮壓，數百名準軍事警察派到這一地區，很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這抗爭從去年開始，村民八次上街遊行示威。由於受到烏坎抗爭表面成功的鼓舞，他們向縣政府要求懲治當地官員，並交還被竊取的土地，但政府無動於衷。

“會跳的支票”

在 2011年烏坎反抗事件後，中共政權在媒體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試圖利用該事件。其談論汪洋及廣東省政府的新“烏坎辦法”，通過討論來和平解決不滿。現實 上，這卻是將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們必須記住，烏坎村民面對過殘酷的鎮壓，而一名抗爭領袖，薜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傷害後死去。正如在廣東 及其他省份發生的新的村莊抗爭中表現的事實，現實政權並沒有在烏坎事件結束後改變方向。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是因為他們害怕烏坎運動會 升級，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同時，汪洋及其團隊所作出的讓步實際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議題都被推遲到烏坎村舉行選舉之後。隨後發生的就 是警察的繼續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 主要訴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沒有什何改變”。因為征地的關鍵問題尚未解決，抗爭運動中反對進一步抗議並強調與中共妥協的一派，與合理 地憤怒並尋求重啟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選舉產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鑾公開說他後悔參與2011年的抗爭運動。一名烏坎的活動者總結他們被騙的感覺，對路透 社表示：“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網站來說，烏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我們認為是鬥爭，而非2011年12月的協議或者中共 偽裝改變的“辦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烏坎運動欠缺一個清楚了解中共政權所扮演的角色的領導層。該運動也沒有意識到要實現運動的 訴求（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需要繼續抗爭，建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組織，挑戰中共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大規模征收土地是這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 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我們去年評價烏坎運動時寫道：“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 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 反對專製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文森特·科洛與張蜀傑, 2012年2月26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團結上浦及東湧的群眾抗爭！支持重啟烏坎群眾抗爭！
停止鎮壓，釋放示威者。要求集會自由、組織自由和罷工自由！
踢走腐敗官員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在北京召開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雲集的政治會議（兩會）將在北京舉行。華爾街日報最近一份調查宣稱：“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富豪代表數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類似機構都要多。”《中國富豪走上從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 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億萬富翁，平均財富超過10億美元（62億元人民幣）。全國人大所有代表的總財富超過7,020億港元。該報導又稱： “相比之下，2010年美國國會535位議員的財富總和在18億美元（112億元人民幣）至65億美元（400億元人民幣）之間。”

中 國政商精英的巨額財富成為全球媒體焦點。《金融時報》將2012年命名為“太子黨之年”，並和其他商業雜誌都廣泛報導了中國太子黨（毛澤東時代領導人的子 孫）。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以驚人的速度在變化，連領頭的資本主義評論員都要拼命追趕才能與時並進。對中國新寡頭統治者所積累的財富，許多報告都反 映的一定的震驚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層歷史上第一次由太子黨主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獨裁的權力核心）的七名成員當中，有四名太子黨，以中共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為首。習的父親習仲勛曾官拜副總理，後來在文革中曾被毛澤東清洗和監禁。

太 子黨之能如此露骨地鞏固權力，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雖然習近平似乎比胡錦濤更為掌握大權，但習的政權尚未鞏固，並面臨來自內外的挑戰。雖然身為太子 黨，但習近平嘗試在中共內部派系之間取得平衡。他愈來愈疏遠扶植自己的江澤民，轉而依賴江的對手共青團派的支持。太子黨不是一個凝聚性的政治派別，而是中 國富豪精英內一個獨有有社會群體。彭博通訊將其形容為“新資本主義貴族”。中國金權崛起，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國，精英們 通過家族關系，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貧富差距

中國親資“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 換血和改造表現在太子黨的興起。在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危機的水平。經過12年的沈寂，中國當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數數字，系數從2008 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這個數據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懷疑。但即使從這數字去看，中國比美國（0.378）更為不平等。

但在 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國家機構公布的另一項研究中，2010年中國的系數為0.61，屬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個國家之一。有感於這座社會火山的震顫，中共新領 導人已經承諾會縮小貧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溫也曾有類似承諾。十年前，他們還在“以人為本”的迷人旗號下承諾改變政治方向，但在現實中，卻變成了“以一些人 為本”！

胡溫上任時，在中國沒有一個億萬富翁（超過10億美元），而今天有251個，全球第二多，僅次於美國。另外還有270萬名百萬富 翁（以美元計），根據上海的《胡潤百富》指，他們當中有85%會送子女到海外留學。所以，盡管在本國為了“維穩”和牟利而維護專製製度，中國富豪都將自己 的個人生活國際化，讓自己獲得國外“民主”製度帶來的好處。

作為中共獨裁主要的（而非獨有的）副產物，一個資產階級已經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報告顯示，131萬名縣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官員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國80%的財富。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麥健陸（James McGregor）說“為了避免俄羅斯式寡頭的崛起，中國選擇了一個黨領導的寡頭政治”。十八大的結果表明，與其說是黨領導太子黨，還不如說它愈來愈像太子黨領導著共產黨。

傑瑞米柯賓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 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周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 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采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茍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議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註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 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 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 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製當局鎮壓《南方周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 束南周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道稱，《南周》及其員工得 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 同時，《南方周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采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 這一現象）。盡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 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正如斯裏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在線》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征 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製，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 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製動蕩。”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製起來”。烏坎 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 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 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製製度的特征- 特有的貪汙，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 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警察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 強征土地的問題- 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盡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 說《南方周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製當局進行讓步。隨著 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黨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持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周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 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 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沖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提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 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結束出版審查，解散宣傳部，作為反對專製政權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支持一個公有的、但 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品和廣播媒體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 “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大亨壟斷控製。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 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中國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紀錄」

「我愛我們的城市，但我拒絕當人體吸塵機！」這是當中國北部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從前的紀錄，數以千計的北京人透過社交網絡發表的意見之一。不只是首都，還有其他30個中國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有毒煙霧。空氣汙染大幅超越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有害的水平。濃煙厚霧引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關閉，並令有關當局被迫暫停大量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工作。世界衛生組織上限的40倍

1月12日（星期六），北京當局表示PM2.5（細微得可以直接進入肺部，從而引致疾病及死亡的塵粒和碎片）數字錄得每立方米993微克，差不多是世界衛生組織安全上限的40倍。一位環境專家指出，美國曾經於森林大火時達到這水平，而在北京錄得的水平甚至超越這水平。

中國政府自己錄得的數字顯示，中國北部和東部33個城市的汙染為「嚴重汙染級別」，影響著超過100萬人。但這數字被環保團體批評不夠全面。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趙章元表示：「空氣汙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見到這麽差。」

新華社報導，空氣質素差劣的情況下，在1月14日位於浙江省的家俱廠發生的一場火災，燃燒了三個小時才有人通知消防部門。居民很難從汙染空氣的毒霧中辨認出火災的濃煙。

煤的燃燒

這年冬季是28年來最寒冷的。據稱因為驅動中央暖氣系統而使煤的燃燒量增加，是引致今 次災難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政府亦承認主要因素是汽車數字上升，以及工廠和建造業的汙染增加。政府喉舌的《環球時報》則指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 很多官方媒體進行了批判性的報導，以顯示他們的「獨立性」。《環球時報》呼籲政府「向公眾公布可信的環境數據」。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汙染的問題並不是一兩天造成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包括改變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這是典型的官方評論，缺乏真正的方案或行動。

為 了產生電力，中國的煤燃燒量比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國的總和更多。現在有急切需要發展對環境安全的替代能源，例如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現時，中國太陽能電 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生產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但大約三分之一的風車的發電量被浪費，這是因為電力網沒有足夠的技術吸取這些能源。而太陽能發電的行業主要是用 於出口的，並因為資本市場的波動，面臨價格急跌和生產過量的危機。

而從本星期專做口罩的公司的股價暴漲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投機性 質。領頭的口罩製造商「上海紐倫」的股價連續兩日激增10%。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一間專做汙染控製儀器的公司「褔建龍凈」中，其股價亦在一星期內上升 9.64%。可見在金融市場只會利用危機嘗試去獲取盈利，而不是輸送資源去解決危機。

汽車使用量激增

在北京等城市，汽車使用量已成為另一個的空氣汙染源頭。例如在北京，汽車的數目已由在2005年的260萬輛，上升至一倍至今天的520萬輛。在全中國，汽車的數量由2001年的500萬輛上升至2011年的1億輛，而預計在2020年中國將會有2億輛汽車。

中 國政權有意識地促進汽車的銷售和增加製造量，使之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行業」，以吸引外國的汽車公司來投資。以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策略是一個災難。工 業的投資和城市的規劃應該要專註於公共交通運輸、城市鐵路、地下鐵網絡和其他更環保的方案。雖然市政府現正擴展地下鐵的建設（在北京，近期有4條鐵路開始 投入服務），這仍遠落後於汽車使用量的急升和擁擠的道路交通。

甚至連官方控製的《中國日報》也指出：「如果我們更留神的話，是可以改善大城市的空氣質素的，，在居住地方中種植更多的樹，和對車輛的數量實施嚴格控製。」

空氣汙染是危害生命的重要源頭

空氣汙染首次成為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在2010年，在亞洲有超過210萬人因為空氣汙染而早死，而當中一半的個案是在中國和東亞地區。根據2012年12月在《刺絡針》發表的研究指出，空氣汙染的源頭主要是柴油煤煙，以及汽車和貨車所排放氣體中的微粒。

中 國的高速城市化的計劃很少考慮到人類和環境的成本，但房地產發展商和貪汙的各級官員卻能得到龐大的利潤。我們需要民主的控製和計劃去解決汙染的惡夢，而這 必須連系到建造業、公共交通和其他主要公司的公共擁有權，並急速將經濟的能源依賴由石化燃料轉至可再生能源。在最近汙染事件的震蕩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 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傑瑞米柯賓

學者的聯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都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這是一個極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為中國的自由派所持有。他們亦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爭取民主是要透過群眾抗爭，對舊製度施加政治壓力，並以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為關鍵力量。例如，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和投票權的抗爭，也有南非群眾的革命性鬥爭，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而婦女的投票權是在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巨大壓力下，在一戰後贏得的。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民選政府，直至1917俄國革命令各地工人階級勇敢起來，迫使各地的資本家妥協，並使歐洲各國的政府以選舉產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們可以見到工會和罷工在推翻獨裁政權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試過通過向舊統治者請願，期望他們良心發現，而能以基本民主權利取代獨裁製度。

對「民主」的虛偽

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由於在亞洲與中國爭奪霸權，可能會發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論，但它們害怕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並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美國官方對中國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聲援，又要求釋放個別的異見分子（雖然近年已經見少）。但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相對於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是他們次要考慮的事情。比起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賣出更多汽車，而蘋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於中國的血汗工廠的。此外，可口可樂的主席穆塔爾．肯特近來指出，中國準備超越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其公司的最大市場。

在北京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地區角力中，美國政客向中國的獨裁政權發動苛刻的攻擊，並提出他們「金錢民主」的反建議。即是向將其所謂軟實力伸延至亞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細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鞏固兇殘的獨裁政權，並時至今日仍在實行侵犯人權的暴行，例如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轟炸。美國政府選擇盟友的條件，並不在於該國是否擁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建基於該國能否有利於華盛頓政府的戰略和經濟目的。在過去的30年，這種取態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亦解釋了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對事件僅僅作象征式的譴責，卻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系。一切以資本家的生意為先！

1989年的教訓

我們社會主義者開宗明義贊同 – 在中共的獨裁政權的災難性政策下，中國現時正邁向革命。但是我們並不同意自由派歷史定律式的的假設，認為都是「混亂」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亂和暴力，很視乎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組織，即獨立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作為受壓迫的群眾清晰的領導。

在1989年，青年群眾對中共獨裁進行抗議，及後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這正是自我紀律和組織的典範。而暴力是來自反動的勢力，由「改革開放建築師」鄧小平和政權的命令下，以武力鎮壓運動。

很多時事評論員均否認這一事實 –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革命性的抗爭，但可惜的是這次抗爭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綱領，以至無法推翻獨裁政權。在中國勞工論壇在2009年出版的一書《震撼世界的七周》，我們分析了這些事件，並解釋了若果有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如何可以推翻舊有政權，贏得軍隊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一邊。

在近期，我們可以看見類似的鬥爭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眾起義，推翻獨裁政權。同時在巴林，獨裁政權仍然以國家恐怖行動和外國軍隊，打擊反抗的民眾，對政權緊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試圖鎮壓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殺害了超過800百名民眾，但鎮壓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舊有的特權菁英保留其控製權。這些錯綜復雜的障礙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黨在埃及存在，而群眾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了要結束在中國內地的一黨專政，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國際性的鬥爭汲取重要教訓並應用出來，關於怎樣組織鬥爭，甚麽政治綱領是必要的問題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中國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這是我們與自由派改革者的關鍵分歧。我們明白贏得民主權利，必須由工人階級去領導，建立屬於工人階級並獨立於中共和國內外資本家的組織，因為這些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延續現存的獨裁製度下有著共同利益。

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並且支持政治結社的自由、組黨權利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要求立即有自由選舉，產生革命性的立憲會議，以代替現時由百萬富翁主導的花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十六歲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選權，選舉的舉行要比現時西方的「民主製」更頻密，至少每兩年一次。被選出的代表可以被選民召回，並只能領取相當於技術工人的薪金。這個革命議會應該引進每星期40小時工作製，不扣減現時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幣3,500元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並提供低租金的優質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戶籍製度必須被撤銷。

我們要求撤銷對傳媒的審查製度，要求新聞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國式那種，由私營財團壟斷的偽新聞自由。我們支持國家根據出版社在社會上的支持度，相應地並大量地資助所有團體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們要求停止國家機器鎮壓，實時解散現時的人民解放軍，並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警察組織進行民主控製。

我們支持建立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以及在全國和跨業界組織的權利。這些獨立工人組織必須連系至工人民主委員會，而工人民主委員會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們支持主要行業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計劃製度，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時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為了延長獨裁統治。

我們認為，只要資本家黨派擁有和控製經濟，就會用其自身的經濟權力，去指導政府的政策並中飽私囊，這情況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現今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實際上大企業和銀行正實施獨裁統治，將不民主的削減開支政策強加在歐洲南部的群眾上，這是清楚明確的教訓。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選出的工人和貧農政府，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去重組經濟和社會，去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中國：《南方周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廣 州《南方周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製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周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 協議，保證周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聲援《南方周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中 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沖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 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製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 和“周末”等關鍵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雇員 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製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 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 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周末沖突的導火索是，強 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周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 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聯署要求庹震下臺。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 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 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周末》 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 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麽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周 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臺，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 府有否“正當權利”控製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製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 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道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親 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 “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系。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發生沖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訴求。中共試圖 兜售沖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 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 “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幹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裏。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 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 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製。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 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周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 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廣泛報道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 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 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 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製服運動的詭計。 《南方周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采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 “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 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 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 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訴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傑瑞米柯賓

盡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習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馬和政改陣營弄到一起，而更願意試圖達成一種平衡。中共等級製度下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對手害怕者這會打開要求改變的群眾壓力的閥門，最後導致中共倒臺和現政權（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類似於中共的附屬）的解體。政權高層希望不計代價，將派系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地區、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維持在黨內。他們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獨立司法，都可能將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使得政權試圖將其掩蓋在幕後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0月31日），“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開始行動，可能會如同搬走一塊能夠引起雪崩的石頭。”

“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

今天中共的政權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保留了許多斯大林主義政黨的特征和形式，但同時結合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政治局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這是在2007年“維基泄密”發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國政府電報中的用詞。在中共首腦會議中，我們發現聯合了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黨”。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後代的電力集團。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由於她掌控寶石行業而被成為中國的“鉆石女王”。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5日）報道，“《紐約時報》發現，通過經營國有鉆石公司（後來被私有化），她幫助她的親屬將他們持有的少數股權運作為一個十億美元的龐大股權，涉及保險、技術和房地產投機。”

新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ITI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劉樂飛在2011年《財富》雜誌的亞洲前25名商業領袖名單中排名第22位。根據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產、科技和稀土礦業中累積了3.76億美元的財富。“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參與推進其親屬的商業交易，習及其家族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報告緊急補充道。這只是凸顯了一個事實，在當今一黨專政條件下，中共高層家庭能夠利用他們的權勢非常“合法地”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資產階級們非常興奮地期待習和他的團隊會啟動親商改革議程。彭博社在11月末對投資者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現實，53%的被調查者對習的政策保持“樂觀”，而兩個月之前只有42%對胡錦濤的政策保持“樂觀”。“這是非常積極的。神秘難懂的胡錦濤離開了，這[習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業和人民建立關系的人。”一位澳大利亞礦業發言人說。

資產階級媒體稱贊習的自信作風和“隨和的”無套話的演講，而不是像胡錦濤那樣僵硬的表現。但是習的自信源於他的太子黨身份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相信他們的出生決定了他們的統治的集團。資產階級評論家贊許地提到，在習的仕途中，他曾經管理廈門經濟特區。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因促進私人企業發展而知名。據報道從那時起，習和許多中國頂級私人部門的億萬富豪建立緊密關系，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李書福和中國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宗慶後談到習近平：“因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私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

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重啟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在新領導層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強，將在不久後接替製訂經濟方針的溫家寶，是新領導層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黨，對這些問題一直最直言不諱。李克強和新自由主義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有密切的關系，該報告是由世界銀行和（李克強控製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在這460多頁的報告中，“民主”一詞沒有出現過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結論是需要“體製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包括人們所熟悉的組合——私有化、放松管製和打破國家壟斷。

在十八大後，李抱怨，“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在資產階級耳中，這猶如美妙的音樂。

盡管新領導層的政治組成和預期的方向是明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言論會自動變為行動。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為習李和新的領導人所青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會在某一階段遭遇群眾性的抵抗，因為這一政策會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而遏製腐敗和讓政府更加“開放”的陳諾無法兌現。這也是為什麽習會使用更加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關於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別是如同日本新領導人，習近平會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迷惑群眾和減弱對其親資本主義方針的抵抗。

太子黨會同意在保證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觸動的條件下的經濟改革。來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能夠阻礙即使相對較小的措施和導致派系沖突加劇。同時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產能過剩和債務堆積（見方框）意味著計劃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銀行，可能加劇現有對金融系統的威脅。

為兩億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言論，現在被吹捧為刺激國內消費的一個途徑。但這很可能將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財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負擔這一額外開支）。同樣，現在北京正在推動的，增加對農民的征地補償也會面臨同樣的障礙。由於近年來的過度投資，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他們會試圖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於窮人的支出。這些事實意味著習近平未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社會主義者對中共內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的利益。我們警告不要對現政權將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許基本的民主權利（如結社自由，建立獨立工會和政黨的權利，等等）有幻想。這些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些群眾鬥爭必須獨立於中共政權和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團體，這些團體害怕普通工人獲得民主權利，將之視為對他們支持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威脅。我們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工人政黨，在目前階段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綱領是用全面的民主權利、民主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取代一黨專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數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將胡溫時代描述為“失去的十年”。這一短語的含義根據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共黨內和黨外的所謂的“政改派”來說，指出的是胡溫時期鎮壓和審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實。特別是自從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溫家寶總理發表的很多政改論調的演講和這一事實相違背。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的大量增長顯示了這一事實，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億元，超過了過去兩年中每年用在軍事上的費用。胡錦濤的口頭禪“和諧”現在已經成了鎮壓的代名詞：抗議者時常被防暴員警“和諧”。

對於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資產階級評論家群體來說，“失去的十年”用來表達他們對停滯的經濟“改革”（自由化，去規則化和國企改製以便為私人資本創造更多獲取利潤的機會）的不滿。中國媒體中的經濟自由派往往將胡溫時期的兩位數增長歸功於之前的領導集體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經濟沙皇”朱鎔基。他們由於“大膽改革”而受到讚揚。其中包括在國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崗潮，以及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些改革極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為回報）。這些措施產生了爆炸性的社會緊張局勢，在1997-2002年摧毀了6000萬個國企工作崗位。這迫使江的繼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為本”的論調，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策改變，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簡而言之就是“不折騰”。 當前正在進行的討論，無論是在十八大之前還是之後，反映了來自中共黨內外和境外資產階級要求當局進行“改革”壓力不斷增加，他們希望回到江朱時期的改革步伐，這意味著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工人階級和窮人經濟負擔的增加。

事實上如果實施習近平團隊追捧的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會使經濟問題惡化，正如當前歐洲災難所顯現的。但是新領導層對這樣的經濟政策明顯的共識，突顯了當局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僵局。統治集團內部認識到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這一模式導致了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2011年中國工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鋼鐵行業產能過剩2億噸，比12年前中國總的鋼產量（1.28億噸）還要多。即使鋼鐵需求和價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而繼續下滑，新的煉鋼廠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報導，“去年底，中國鋼鐵行業總負債4000億美元——相當於南非的經濟總量。”

通過增加家庭消費來平衡經濟的嘗試，不斷與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平臺的角色相抵觸。在胡溫時期家庭消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37%，比江澤民任期的46%還要低。

其後果是中國面臨潛在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公司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這遠遠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認為“危險”的90%。瑞士信貸銀行認為，在瘋狂的基礎建設中積累了巨額債務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些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在銀行系統中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Ratings）估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在過去五年的新增貸款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在短短五年裡複製了美國整個商業銀行業”。惠譽的中國銀行評級主管的朱夏蓮 (Charlene Chu) 評論稱。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領導層鎮壓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隨著習近平及其新領導班子掌舵，中國革命的警號來得更迅速、更強烈。在2012年步入尾聲之際， 70多名中國學者和律師簽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互聯網上流傳。公開信的主要策劃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費和平改變的機會，那麽國家即將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脅，陷入動蕩和混亂中。」簽署人包括1981年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辯方律師 – 張思之。

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權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出的公開突襲。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政策應該伴隨著局部和受管製的政治開放；而主導中共的其他派系則樂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拒絕真正放寬專製的箝製。

簽署行動發起人坦白承認，倡議書是「相當溫和」。倡議書沒有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對私營企業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詳的要求。正如較早前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頁上解釋過，這類倡議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國獨裁體製上建設一些政治「安全閥」，與真正的民主議程有大大的距離。同時它鼓勵經濟更多的自由競爭，希望能預防社會動蕩的爆發。自由派明白到，社會爆發的前景將至來臨。

簽署人章立凡表明：「我們寧願要改革也不要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低」。及後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價」論點自相矛盾，向美聯社表示：「我們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馬當活馬醫」。

聯署發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於革命存有恐懼，要避免中國爆發一場革命。盡管聯署的立場「溫和」，政府的監控系統很快就將倡議書從網絡刪去。

嚴厲打擊媒體

知名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傳部關閉，敲響政治改革的喪鐘。在《炎黃春秋》刊登一篇社論對章立凡的聯署行動作出呼應，並要求「保護」中國的憲法。數天後，中國就對雜誌發出封殺令。

廣東的《南方周末》最近發表一篇新年獻辭，因為原稿要求實現「中國憲政夢」，被省級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及刪改。廣東媒體向來被視為沒有那麽官方喉舌，南周的新聞從業員在廣東省對官方審查抗議。

官方新聞署控製南方周末的微博，並偏袒官方版本的的聲明張貼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記者正在進行罷工。這次南周媒體員工的罷工行動，是自從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激發起全國很多網民發起團結聲援，所有支持民主權利的人理應全力支持。

「無國界記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間，中國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個國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長駐北京的《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態發展是中共新領導層「預料之外強硬的政治態度」。不過事實上，這卻是與黨領導習近平提出的「穩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負責輿論審查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表明，媒體一定要「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好」。

雖然目前官方審查的對象是自由派的媒體，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擊多個左翼及毛澤東主義網站，這些媒體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黨薄熙來的。此外，主張真正社會主義，反對中共獨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國勞工論壇」，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五年被封殺。我們的網頁只可以透過虛擬專用網（VPNs）去瀏覽，而VPNs最近成為網管的對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項收緊網絡管製的法例通過，限製網絡用戶必須使用真姓名登記。新一屆領導層承諾「深化經濟改革」，但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會落實政治改革，即使是聯署人士所倡議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沒有。

「暴力革命」

70名聯署人士以「改革共識倡議書」為標題，警告不改革將造成危險：「中國社會亟需的體製改革一再受挫、停滯不前，公權腐敗、社會不滿將積聚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將再次錯失和平改良的機會，陷入暴力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之中。」

發起人的恐懼是有根有據的，即使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錯誤。上月中國學術機構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2010用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至0.61，可以與南非相提並論。在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之下，中國億萬富豪（身家達十億美元）的數量在全球只僅次美國，但同時卻仍有5億人過著每天收入少過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個調查指出，中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擁有全國85%家庭財富，而美國的數字是75%。

我們12月28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發表的文章「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解釋了在中共黨內的嚴重分裂預兆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動亂。在新領導層上任兩個月後，似乎意識到體製的危機逐步迫近，但同時采取措施去支撐一黨專政的體製，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會議期間，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刊登一項調查，顯示81%受訪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時70%的受訪查支持加大反貪腐的力度。

《環球時報》最近再發表一篇文章，總結中共政權拒絕所謂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來20-30年，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沒有改革，中國將不能發展。而我們需要這麽多時間進行改革，是因為社會轉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循序漸進」只是借口，越來越少人相信這謊言。這論點沒有任何歷史例證去支持為何一段「長時間」 是必需的。最近幾年，中共的鎮壓的手段變本加厲。中共上層，特別是主導的太子黨家族，累積了巨大的金融王國，並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隱藏著、受著保護，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抵製任何改變。同時，中共政權也懼怕，盡管是將少部分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歸還給大眾，也會令 「潘多拉之盒」打開，最終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真正的民主變革。

中共的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懼群眾的「暴力革命」和「混亂」，又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條件下團結起來。他們明白到，當受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獲得政治自由，並能夠建立強大的獨立組織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受威脅。中共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避免革命發生的方法之上。

反貪腐的「過場戲」

這種恐懼亦解釋了，中共政權大肆宣傳反貪腐行實，實際效果卻是很有限的。新的領導人就如十年前他們的前任一樣，只是選擇性打擊小部分的貪汙官員，希望藉此平息群眾的憤怒。但中共的領導層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盡，縱使這樣做能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全面揭露中國的貪汙醜聞會對中共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並可能會觸發中共各個同樣腐敗的派系之間的內戰。

1月3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為「中國的反貪腐運動只是一場過場戲」，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文章還指出，國際金融投機者跟中國的反腐作對賭：「喜歡奢侈品的投機基金經理作為中國貪汙增長的代理人，將會繼續持有歷峯集團（Richemont）和普拉達（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國大陸，本地的鐘表和珠寶的銷售額可能會減少，但是海外的銷售額會持續，因為那些謹慎的中國人會在海外繼續奢侈消費。」

傑瑞米柯賓

中國：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

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毫不遲疑地建立起一個熱心於所謂的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形象。經濟改革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代名詞。這受到了海內外商界領袖和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新上任的獨裁者享受暫時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吳敬璉贊揚新的領導人，“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盡管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經濟改革的言論，但是沒有任何即將放松政治管製的跡象來印證這些言論。相反，盡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態的廣泛宣傳，新政權同樣采取了新措施控製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奧威爾的風格評論“‘管一管網絡亂象’是許多老百姓的願望”。
習在12月對廣東省進行了五天訪問，作為中共總書記第一次離京視察，最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訊息。習的旅程有意地模仿1992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當時，鄧小平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會回到計劃經濟，全中國應該向’南方學習’”。2012年習的“南巡”賦予了鄧小平式的象征意義，其中包括和在當年“南巡”中陪同鄧小平的四名退休官員見面，向深圳的鄧小平雕像敬獻花圈的儀式。作為對之前胡溫領導層言論的回響，習呼籲“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製度，改變政府職能和加強法製”新華社引用習的講話，“ 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中央有關部門要進行認真研究，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製機製、……加強法治等措施來解決。”

陪同習南巡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被晉升，而由被稱為“小胡”的胡春華接任其廣東省委書記職務）。由於總理溫家寶將於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視為中共黨內主要的自由主義旗手。雖然汪洋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國的權力核心，但毫無疑問，南巡額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確認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指：“ [習近平] 向外界表達的訊息是‘我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習強調他自己和廣東——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搖籃——的聯系。習的父親習仲勛在1978-1981期間任廣東省長和省委書記，而習的母親現仍居住在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是鄧小平的關鍵盟友，幫助鄧對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義的一派。習仲勛參與創建了深圳“經濟特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復製到中國其他地方，後來還“輸出”到亞洲等地區的低工資經濟體。經濟特區被用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逐步削弱工人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廠替代“低效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出口領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晉升，新領導層組成揭曉。在此之前的數月，就常委人員組成（從9人減少到7人以“提高決策效率”）上，發生了數十年來最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高層的分裂預示了未來革命的激變。美國評論家裴敏欣對十八大新產生的領導集體充滿疑問，“這一整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是否類似於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溫時代

2012年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可怕的一年”。經濟急劇減速，債務危機惡化和反政府情緒上升，在中共“團結”的外表上出現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裂縫。乍一看來，在刻意宣傳的中國經濟“奇跡”下，這一轉折是不相稱的。表面看來，即將離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領導層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經濟增長。以美元計算，中國GDP在胡溫時期（2003-2012年）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長為10.6%.

十年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產值都大於中國。而中國今天遠遠超越了這些經濟體。在2012年，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合組織，中國將超越十七國組成的歐元區，擁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額，並有望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超過美國。在胡溫時期，中國電力消耗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網超過之前的三倍，私家車擁有量為之前的八倍。財富500強（以收入為標準的世界領先的公司的名單）中的中國公司從11家上升到79家，僅次於位於第一位的美國。

然而經濟增長的蛋糕，並沒有被廣泛的民眾分享。群體抗議增加，估計在2010年有18萬起，這是群眾不滿達到沸點的跡象之一。胡溫政府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以成為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當胡錦濤上臺時，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有251人，僅次於美國，其中7人作為代表參加中共十八大。同時，幾乎5億的中國人靠每天不高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據世界銀行報告，半數中國人口很難獲得基本的安全飲用水。

太子黨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主導。和習一樣，他們是毛時代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家族關系賦予了他們難以想象的權力和財富。七人組成的政治局黨委中有四人是太子黨：習近平、張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這代表了中共高層一次顯著的變化，這將對政權未來走向發揮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屆9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只占據三分之一的席位。

“許多國家都有權勢家族，但是在中國，這些大家族正在變成政商兩界的主導力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曉波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2013年3月將國家主席的職位移交習近平）的派別，看起來是政府權利鬥爭主要的失敗者。胡的“團派”是非太子黨官員的主要派別，他們在官僚機器中爬升到現在的位置。團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強一人，他是領導層中的二號人物。

習近平不僅僅被確認總書記的職務，而且胡錦濤同樣向他移交了控製軍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軍委主席一職提供了關於2012年內部權力鬥爭更多的線索。胡的前任江澤民在2002年卸下總書記的職務時，拒絕放棄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以平衡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直到兩年後才卸任。江是“上海幫”的老大，“上海幫”有時也被稱為“太子黨”派別。

中共黨內主要有兩大派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別界定。甚至“專家”也對一些關鍵人物的派別歸屬有不同的意見。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黨是江派的成員，但是張德江和俞正生屬於江派，而張高麗雖然不是太子黨也屬於江派。中共內部派別並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線（關於理念和政策）劃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陰暗的密謀，相互保護，劃分對不同領域的控製。十八大後展現出的對習和他團隊的團結，並不意味著中共派別鬥爭的終結，而不過是不同勢力之間評估狀況而暫時休戰，以謀劃下一步的行動和等待新領導層的第一個動作。

習近平曾經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條獨立的道路，特別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為胡的繼任者之後。習是競逐候選人中唯一同時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選，如果一派試圖強行任命自己的人選，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內戰”。習顯然利用這一形勢，在新任班子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大概解釋了，關於胡錦濤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協議，以及將常委人數從九人減為七人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很可能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習近平的手中，但習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現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權謀的幕後交易。特別是關於經濟政策（將強“改革”）的輪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職務的派系分布。盡管胡的團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別。團派成員總體更加年輕，因此被預計將在2017年的領導層換屆中被提升。

權力鬥爭

由於中共內部危機不斷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討價還價幾乎一直持續到十八大前夕。這是殘酷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派系之間的角力甚至進入公眾視線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醜聞。而在之前這是各方試圖避免的，以避免觸發群眾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錦濤的關鍵親信令計劃的晉升，“平安保險事件”——《紐約時報》發布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調查（有可能是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泄密），估計總理溫家寶的近親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

最轟動的事件是高層太子黨薄熙來的倒臺，他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面臨嚴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將在2013年處進行的審判。薄熙來的派別對手花了很長的時間挖掘犯罪證據以打擊他，然而卻是他自己動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決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由此揭露了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謀殺醜聞。盡管薄熙來事件打擊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太子黨，激起對於他們的財富、腐敗和傲慢的大量憤怒，但是仍然是他們在今年的中共換屆中提升了地位。這一事實突顯了中共領導人與社會是多麽遙遠和脫節。太子黨現時的強大是得益於政治上“死而復生”的前領導人86歲的江澤民和84歲的李鵬，他們強行介入幕後談判。尤其是江澤民作為其派別的黨鞭，動員對太子黨和他的“上海幫”的支持。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評論家章立凡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太子黨主張維持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底線。”

太子黨，在中國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擁有財富的新興精英階層，其社會地位的前提是一黨專政。因此他們被視為一塊城墻，抵禦將有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民主“實驗”。太子黨占據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獨裁者家族類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後，他們除了打擊群眾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會在一個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結果，即之前權力鬥爭的結果，顯示中國繼續拒絕所謂的政改。同時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似乎達成了共識。自從1989年中共擊敗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和專製統治的混合體成為中共政權的特色。其在湖錦濤的十八大演講（據報道被習近平審核過）中被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 ，也不走改旗易幟 [結束一黨專政] 的邪路……”

腐敗“蛀蟲”

另一個廣泛引用的，來自胡錦濤在十八大上演講中的一句話是，他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錦濤，當局發言人也公開承認，不斷增長的腐敗醜聞和公眾憤怒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習在上任後也有類似的表示，將腐敗比作”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但是現實是，最高領導層將能對這一問題做些什麽呢？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評論，“據說有三種選擇。槍斃腐敗，放任腐敗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只能選擇第三種。”

習近平和新領導層希望在他們統治早期顯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們的現任一樣，他們受製於整個體製都是腐敗的這一現實。實際上，反腐運動將局限在一些被廣泛宣傳的姿態或者檢出一些“臭雞蛋”用來以儆效尤。這已經發生在四川省副書記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現在，李春城涉及賣官和非法房地產交易而被調查。將常委王岐山任命為中國新的“反腐沙皇”同樣是為了釋放出強硬的信號。值得註意的是，王岐山沒有子女，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潛在“利益沖突”。

除此之外，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禁止官方宴會和豪華紅地毯接待到訪中共官員和軍官的決定。盡管這一措施無疑將會為新的領導層贏得短期的支持，但是這主要是作為一種粉飾，因為從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回扣遠遠大於公開的排場的開銷。事實上，這一新的禁令是為了加強官員自我監督，避免在公眾面前大擺排場。換句話說，這不過是一個煙霧彈。

為了保衛他們的製度，中共領導人會試圖達到一種平衡，一方面緩和公眾對於腐敗的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製反腐鬥爭的範圍，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員的腐敗有可能引發群眾抗議而且同時可能觸發黨國體製的“內戰”。真正揭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族幕後的商業聯系的神秘面紗，將對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借用習近平的隱喻，這將打開歷史上最大的“蠕蟲窩”！

要求“陽光法製”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一部分官方媒體呼籲高級官員公布他們的商業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官員向中央政府報告他們的金融交易。這是另一項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結果當然不會接受公共監督，而且中共官員也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藏他們的資產，例如將資產處於他們的親屬或者商業夥伴名下，甚至使用空殼公司或者其他明目。盡管公眾呼聲增加，就公開官員商業交易立法對當局來說無異於自殺。“如果他們宣布他們的資產，他們統統都會進監獄——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退休官員姚建福評論。現在有一項試點項目被提出，廣州省中三個相對較小的區域，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和韶關始興從明年起開始官員財產公示。這這些試點地區，地方官員被要求對其投資和個人資產進行公示。甚至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懷疑。“有了製度不執行，危害會更大，會讓人民群眾失去對製度的信任，”廣東黨校唐曉陽教授稱。

自由派的有限綱領

呼籲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稱“沒有獨立機構，就沒有可能解決體製內的腐敗”。和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自由派不提出基於群眾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徹底改變，因為他們明白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立即構成威脅。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漸近和受到控製的方式，建立獨立的“製衡”機構，即於中共控製下的機構平行的精英機構，如獨立法院、更自由的媒體、不受約束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但是他們並沒有建議這些結構由選舉產生，或者受到某種形式的公共控製。這是由於（根據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們的角色在於代表沒有政黨的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受到他們政治影響的社會團體。這也許包括當前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給這些階層影響國家事務的渠道。自由派將之視為一種途徑，通過限製和中共有聯系的企業的角色，來減少政府中的腐敗和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另一個似乎被習近平采納的概念是“協商民主”——在一黨專政的製度下，更多的候選人競爭同一職位；舉辦地方論壇對政府的政策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但是不做實際的決定。

這是總理溫家寶和前廣東書記汪洋的支持者主張的政改綱領的一部分。這些派別並不尋求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希望小修小補，給這一製度設立“安全閥”以延長其壽命和阻止革命的爆發。和中共內部強硬的反改革派一樣，他們同樣害怕群眾，不希望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建立獨立組織參與政治，以及挑戰政府權力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汪洋一類的自由派青睞的、在當前製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廣東烏坎村今天的現實中展現出來——在其發生史詩般的群眾抗爭一年後。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廣東省政府達成談判協議之後，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成員面臨打壓和威脅，而（在之後的村委會選舉中獲得主導地位的）抗爭運動中的親中共的溫和派，沒有實現運動的任何主要訴求。

傑瑞米柯賓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學校和幼兒看護機構，免費提供給所有需要的人。為此需要培養大量教師和專業幼兒看護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會救助的投入，並由民主的委員會管理救助機構，以防止出現虐待和拒絕救助的情況。

而要實現這一切，必須首先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還需要在學校和工廠中進行罷課和罷工的鬥爭爭取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權利不平等和兒童貧窮的狀況是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的，即使統治階級迫於工人階級的壓力進行改善，也會不斷重新產生這方面新的問題。只有最終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新的物質和道德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國學術機構新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成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一份在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中國新一屆獨裁領導人的壓力。他們焦慮地希望化解不斷增長的群眾不滿。上個月在北京關鍵的十八大會議上，他們曾誓言縮小貧富差距，盡管他們已經年復一年的許下類似承諾。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聯合製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被廣泛作為測量貧富懸殊的指標）在2010年達到0.61。基尼系數被世界銀行等機構使用，數字越大，說明該國收入差距越大。報告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數高達0.61為世所少見。”

調查結果驗證了已知的事實：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出現了急劇上升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窮人被拋棄在所謂的經濟奇跡後面。十年前，胡錦濤和溫家寶上臺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他們即將退休的現在，中國有251名擁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只有美國能比之更高。

該報告基於對8,​​438戶家庭的調查，估計今年7月的城市失業率為8.05％，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發表這份報告的甘犁呼籲中國政府重組開支架構，將焦點放在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釋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產黨”專製當局超過10年沒有公布基尼系數，反映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敏感和尷尬。最後一次的官方數據是在2000年發布，顯示基尼系數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估計基尼系數為0.47。任何超過0.4的數據都表示社會不穩定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中國現在是世行第三大股東，世界銀行多年來沒有發布中國的基尼系數，無疑是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環球日報》評論這一報告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拉響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對《環球日報》說真正的基尼系數甚至可能高於0.61，因為調查很難接觸到超級富豪。

很少國家能夠在短短十年裏讓貧富差距增加幾乎50%. 0.61的基尼系數讓中國位列世界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這些國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廣泛的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社會，在2009年其基尼系數達到創紀錄的0.63。下面2007年《經濟學人》的圖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組合上看來，中國新的領導人可能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擴大。最近在中國資本主義搖籃的廣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無恥地重復了鄧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習近平承諾加快資本主義“改革”，以重新構建經濟並給於私人投資者更大的份額。然而甚至極端自由主義的《財新》雜誌也指出：“報告稱，地區上來看，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基尼系數越高。東部省份家庭的基尼系數高於中西部。”

該報告驚人的數據進一步顯示了一黨專政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必須建立獨立工人組織來領導抗爭，反對不斷加劇的貧富不均，以及全國的資源被一極少數的超級富豪竊取。即將到來的時期，群眾會對在中國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越來越感興趣。

震驚世界的烏坎抗爭一年之後

一年前，中國廣東烏坎村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群眾抗爭。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在當時看來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

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

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烏坎村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現上百村民對此不滿，在（新的）村委辦公室外示威抗議的事件。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爭領袖只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而沒有取消對他們的指控。抗爭領袖薛錦波的遺體是在家屬陳諾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條件下才被歸還的，而沒有進行獨立的屍檢。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傳播到全國，而且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製。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製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之後的2012年，群眾抗爭變得更加頻繁，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不斷發生。今年初海南樂東縣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之後7月份什邡和啟東也發生了抗議環境汙染的示威，數萬人參加，其中90後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烏坎事件發生一年後，正處於中共召開十八大的前後，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寧波爆發了反PX化工項目的群眾抗議運動，當地居民連續數天上街抗議，最終寧波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並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

之前2011在大連，2007年在廈門發生反PX項目的群眾示威之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當局都做出了部分讓步。寧波反PX遊行顯然也受到了這些之前類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寫作幾天前，12月7日17時貴州遵義仁懷市城建局強拆民房造成兩死三傷，23時許死者家屬擡屍遊行到市政府，萬人“圍觀”。政府出動武警鎮壓，發生暴力沖突，多人被打傷和被捕。

群眾抗爭的發展

今年“群體性事件”在規模和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示威在各地持續發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群眾對此也越來越熟悉。甚至連中國官方《環球日報》都承認：群眾抗議已經成為“公眾已經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項目上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2012年10月29日《環球時報》）

由於微博、手機的普及，群眾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這也迫使當局無法再掩耳盜鈴，而不得不報道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使得群眾，特別是無法看到被當局屏蔽信息的民眾，獲得更多這方面的信息。群眾抗爭變得公開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發生示威數天前有公開的通知。在什邡和啟東事件中，90後中學生自發地派發傳單和進行宣傳。

青年在群眾抗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

中共當局的鎮壓手法也出現了變化，手法上更加靈活，很多時候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仍然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亞市樂東縣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示威（中國勞工論壇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址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然而這也使得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電廠修建地區，使得當局數次變更電廠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而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

烏坎抗爭的教訓

一黨專政的條件下，當前的群眾抗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大多數抗爭沒有一個民主的架構組織抗爭。使得很多群眾抗爭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不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傷亡發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爭無法根據形勢隨機應變和發展。當然中共對任何的暴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討論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烏坎村的理事會也是以宗族形式選舉產生的，而且在和地方當局達成協議後不久就被新的村委會取代。新的村委會雖然是選舉產生的，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群眾組織。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且無法被選民召回。中共當局首先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威脅和財政激勵——讓這個弱小的村委會屈服於當局的意誌，這樣就能在這三年裏控製新的村委會。這造成烏坎目前的抗爭沒有真正的民主的領導層，自然也就無法推動抗爭的繼續發展。

而且烏坎的大多數抗爭領袖之前在外經商。其中林祖戀也是中共黨員，曾經是中共基層官員。他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談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無意義。”（《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這些抗爭領導者大多來自中小資產階級，真正希望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不希望中共政權垮臺，雖然希望獲得更自由的經商環境。因此他們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當局作出讓步後，一些抗爭領袖不希望通過繼續推動抗爭來實現全部要求。而希望請盡快的回到適合投資的環境。“我們需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然後吸引外資”林祖戀說，“如果烏坎持續政治動蕩的話，我們怎麽會實現這一點？”（《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現階段大多數群眾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往往集中於單一的訴求。如什邡、寧波的抗爭是單一的環境訴求。即使烏坎抗爭中最主要訴求也是要回被腐敗官員賣掉的土地，而沒有提出其他更廣泛的涉及民生的訴求。這使得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發動群眾和推動運動向前發展。

而且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例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聯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林祖戀說烏坎的事只是一個小鄉村的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然而正如像其他群眾抗爭一樣，烏坎村民反對官員剝奪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於建嶸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新京報》2010年11月05日）而烏坎抗爭中突顯出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更不僅僅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個村子的範圍裏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烏坎抗爭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烏坎抗爭高峰時，附近的一些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有密切的關系。

2011年12月20日，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數萬群眾前往鎮政府集會抗議，並封堵汕頭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對政府在當地修建第二座高汙染的燃煤發電廠。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議貪官賣地。烏坎村附近的鄉村如龍頭村等村莊也由於土地問題發生了大規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沖突。

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

這顯示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這一目的，則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僅僅是基於當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臨陣磨槍”的組織。在目前階段，這只能通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組織得以實現。

罷工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大多數群眾運動沒有聯系到工人的罷工，沒有爭取工人支持進行聲援罷工。然而和工廠之外的群眾運動一樣，今年中國爆發的了不計其數的罷工。

在中國最大的工廠富士康，其在太原、鄭州、深圳等地的工廠都發生了罷工、暴動等事件。（對此前幾期的《社會主義者》作了大量的報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十多名工人連環跳樓，他們由於血汗工廠環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廠中雖然仍然出現了工人跳樓，但是更多的出現了工人罷工和暴動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剝削。

2012年10月蘋果公司由於iPhone 5設計缺陷提出苛刻的生產質量要求，造成鄭州富士康數千工人罷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發生由於保安毆打一名女工，而導致兩千工人暴動。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廠已經於2012年上半年發生過數次工人罷工和工人以“集體跳樓”方式抗議。

這顯示了工人意識的改變。從選擇消極的跳樓到選擇進行罷工抗爭，以實際行動爭取自身的權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蘇泰州靖江市東方重工船廠，數千工人罷工，抗議被拖欠5、6個月工資。上千工人沖上京滬高速，把江陰長江大橋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癱瘓。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港資華彩印刷廠，三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公司對員工太過嚴苛，請假太難。

面臨很多群眾抗爭的中共當局，對於罷工也無法像以前一樣一味的鎮壓。很多時候政府以勸說和威脅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罷工和組織工人上街，很多時候資本家不得不作出讓步。

同時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也在嘗試通過收買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會等方式防止工人抗爭激進化。

在罷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廠外的群眾抗爭類似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工人們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廠中進行罷工，而不是走出工廠進行抗議。這當然有當局鎮壓的原因，但是這使得工人罷工處於孤立的狀態，無法聯系到其他群眾。另外不同工廠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聲援和聯合行動。

總結

即將到來的2013年中國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巨大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主義者需要對此作出提前準備，總結教訓和經驗，因為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需要正確的鬥爭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工人代表只領取普通人的工資，並受到其他成員的民主監督，最終推翻現有的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傑瑞米柯賓

谷開來的謀殺案審判

這顯示在八月谷開來（薄熙來之妻）庭審（她供認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後被判處死緩）之後事情完全發生了變化。谷開來的庭審演出沒有對薄熙來任何提及。而現在我們在新華社的報告中讀到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負有“重大責任”——這一點竟然在谷開來案件中沒有得到關註！同樣，在谷開來審判中淡化腐敗問題，雖然眾所周知，海伍德為薄熙來家族洗錢，並且由於和谷開來關於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後的糾紛而被殺。

通過不提薄熙來的名字，這一審判預示薄熙來將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過中共內部的紀委渠道軟著陸。而這是有關十八大的協議的一部分。但是很明顯，事情發生了變化。變化始於9月中旬判處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十五年徒行的審判（雖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試圖叛逃美國，他仍然得到輕判）。官方對王立軍這一及其秘密的審判的報道中提到薄熙來試圖掩蓋海伍德的謀殺案。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報道提到了“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

我們現在被告知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新華社，9月28日）。然而在兩個月前谷開來受審之時，還沒有針對谷開來和薄瓜瓜（薄熙來之子，據說現在藏身美國）這樣嚴重的指控。盡管和海伍德謀殺案緊密聯系卻不提到這樣的指控，這顯示出中共領導集體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扭曲谷開來案審判的程度，而且現在的說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即將到來的薄熙來審判也不大可能顯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給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質疑。9月26日，中國最著名的法醫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開質疑谷開來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為這會產生明顯的致命性中毒表現，諸如屍體的顏色改變，而這些表現不可能不被到現場的法醫註意到。王雪梅推測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殺。為什麽檢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於需要支持據稱精神不穩定的谷開來自己動手殺人的解釋。因為更簡單的（更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在薄熙來控製下的安全部門派出“專業人士”處理掉了海伍德。

類似的事實“修改”同樣很可能會發生在薄熙來的審判中。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在打擊薄熙來的媒體戰中，官方公布的薄熙來腐敗的程度被合適地“減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賄了2000萬元。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特別是這涵蓋了在他整個超過二十年的仕途裏的受賄。

“據我所知，遠遠超過兩千萬，”被薄熙來監禁過的律師李莊指出，“可以說，遠遠超過兩億”。

然而真實報道薄熙來家族的貪汙所得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嚴重的問題。壓低財富數額的決定，同時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系”（在中國不構成犯罪），是當局及其宣傳機器轉移人們視線的做法。盡管如此，許多人也會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壞蛋”；薄熙來在往自己口袋裏撈錢方面並不比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更好或者更壞。

大多數評論者相信薄熙來及其家族腐敗的水平，盡管可能達到數十億元，但是在今天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他們（中共官員）除了錢什麽都不信，”中國政法大學的劉俊生評論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專家。

海外媒體，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稱薄熙來在2007-2012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僅僅在安排官員升遷上，就收受了十億元賄賂。如果這樣的（更加真實的）數額在他的審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會激起要求進行更廣泛調查的呼聲。許多向薄熙來賄賂才得以升遷的官員仍然戴著他們昂貴的官帽——只有極少數人在他們“恩人”下臺後遭到清算。

權力鬥爭繼續

圍繞著薄熙來的事件無法僅僅用腐敗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夠解釋的。“薄熙來倒臺和謀殺醜聞的諸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說，“所有我們看到的都不過是政治密謀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在中國，高層腐敗案件的動力往往是黨內派系關於影響力和權力進行的鬥爭。這些派系不是基於任何完備的政治目標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幫派忠誠或者權力政治。盡管由於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別而往往產生混淆，當前的權力鬥爭反映了在這些派別之間的顯著分歧。溫的“改革派”（據說也同時包括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希望加速去經濟管製和私有化經濟，減少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則傾向更多的政府幹預和保衛民族資產階級抵禦外國資本。

薄熙來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原則上受到86歲高齡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派別支持，他們同樣被稱為“上海幫”和“太子黨”。他們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來受到正式審判主要不是出於政治團結（大多數太子黨反對薄熙來的帶有毛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是感到需要一種集體自我保護。薄熙來罪行的公開揭露將威脅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權階層的“太子黨”的根基，而且同時也將對一黨專製的黨國體系本身造成更大的體製性的威脅。

諾丁漢大學研究當代中國的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最近事情的改變意味著江派“已經同意將他徹底拋棄，以換取領導層換屆上的協議。”

江澤民派系似乎通過犧牲薄熙來換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謠傳稱，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澤民參加了9月28日開除薄熙來的政治局會議。這同樣顯示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團派，為了換取薄熙來的人頭，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設置上作出了讓步。

但是並不像一些評論者宣稱的，這並不是胡溫的“改革派陣營”的一場勝利。這更可能是一場交易，包括向江澤民妥協，顯示出他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預計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將從9人減少到7人，以便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這同樣會加劇權力鬥爭——這就像一場野蠻的“搶椅子遊戲”。

反日遊行

同樣有可能的是受到習近平支持的胡錦濤派別最近改變了他們的立場，支持對薄熙來問題“做個了結”，即使這意味著讓江澤民的“太子黨”在新一輪的領導層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壞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國一百多座城市發生的反日遊行。這場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潮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回應高姿態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者。這些遊行同樣顯示出中共內部分裂的更多跡象。

盡管北京試圖保持對抗議的有力控製和利用抗議來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談判的籌碼，然而在遊行中出現了一些讓北京大為震驚的現象。許多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特別是支持薄熙來的口號，讓中央政府感到這些抗議被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中薄熙來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綁架”了。這“警告了黨內的許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明說。

通過把槍口對準薄熙來，中共領導集體不僅想防止薄熙來未來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而且也同樣打擊了薄熙來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們在未來挑戰政權及其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全球許多資產階級政府紛紛表示決定審判薄熙來意味著北京及其黨代會和領導層換屆“重回正軌”。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場對中國政府癱瘓和“僵局”異常緊張，不亞於對美國和歐盟。這顯示了資產階級慌張地看著中國經濟可能陷入硬著陸，他們渴望北京重新“出臺”措施包括更大經濟刺激計劃。

但是無論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命運，這都不意味著政權內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權力鬥爭本身也只是中國社會中根本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由結合一黨專政的腐敗叢生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僵局）。鬥爭將繼續，政權新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新的沖突的動力。

“將這些醜事徹底大白於天下對黨來說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為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並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派別（不論是右派還是所謂的“左派”）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廠工人跳樓身亡 鄭州富士康爆發罷工

太原富士康暴動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於被開除在iPhone5 配件廠跳樓身亡。

這名叫賀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歲，在該工廠工作不足一個月。在9月底向主管請假三天，但工廠正趕工生產，拒絕其請假要求。賀當時稱若不讓他請假，他就辭職，若廠房不讓辭，他就去跳樓。他最終獲批準請一天假，但他三天後始返回工廠，廠方決定當他自動離職處理。而按工廠規定，自動離職將不獲發當月工資。

9月29日上午11時許，賀城在獲悉自己被當作自動離職後，與主管爭論，要求取回工資，但被拒絕，他一怒之下從工廠大樓五樓跳下，當場死亡。

10月7日上午7時許，死者20多名家屬到富港電子追討賠償，他們堵住廠門，並拉起寫有：「血汗富港廠逼我兒子跳樓不賠償」的橫額。家屬情緒激動，手持擴音器向該廠員工痛斥工廠管理者。

當時工廠門口聚集數千人，很多工人趁機抗議工廠加班、夥食差等問題。警方接報派出警察到場戒備，並試圖勸離鬧事家屬，雙方多次發生沖突。兩個小時後，家屬最終被警方帶走。

富港電子工廠是東莞東坑鎮龍頭產業，由郭臺銘的弟弟郭臺強創辦。該廠經常與富士康合作，主要生產各種世界品牌的手機配件，包括蘋果iPhone5的手機數據線，當前有1萬多名工人。

鄭州富士康罷工

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停工，一直持續到晚上，罷工者來自iPhone 5質量檢測部門OQC(現場品檢)，停工直接導致“生產線癱瘓”。他們雖然屬於檢測部門，因而被稱為品管，但同樣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員。

中國勞工觀察報道，在10月5日上午，超過300名品管拒絕刷卡上班。之後三個廠區的品管參與罷工。工人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超過70個生產車間卷入罷工事件，而每個車間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罷工高峰時，有大約3000-4000名工人參與罷工。

之後資方承諾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訴求，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繼續罷工。第二天，廠方宣布任何曠工者立即開出。大多數工人復工。而一些工人選擇離開富士康。

富士康稱只有400名工人曠工，而且只持續了2小時。但是中國勞工通訊稱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復工的工人。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外，還向工人提出新的、異常嚴格的標準，但公司事前卻並未給予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

工人在網上稱：“就是現在…，負責生產iphone5的多天產線的OQC(現場品檢)集體罷…工，幾個廠區的多條Iphone5產線癱瘓。領導及蘋果客戶在設計存在缺陷的 情況下對iphone5的品質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鋁合金邊框及後蓋的劃傷、凹陷標準是0.02mm。按此外觀要求，根本就產不出合格的iphone5!員 工每天心理壓力巨大，且假日無休！”

而據報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戶抱怨黑色版外殼掉漆，雖然蘋果聲稱這是正常情況，但是他們已經有意改進該機的製造工藝了。”

隨後幾位品管與其他工人產生爭執，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肢體鬥毆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終品管工人罷工，工廠停產。

工人在網上發帖稱“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時罷工的原因；前段時間K區產線員工和品管發生沖突，導致鬥毆並砸了品管CA室，多名員工受傷和住院，此事未完，K區又有發生類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區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脅。反映到高層領導，領導無視矛盾的嚴重性。於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課長一致商議停工，產線癱瘓…”

據富士康員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近來iphone5的外觀問題使每個人壓力巨大，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訴，每天不挨頓罵就沒法下班。

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後後，出現過學生被強迫到iPhone 5工廠工作，保安毆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動，工人因被開除憤然跳樓，而現在又出現蘋果公司由於設計缺陷苛刻要求生產質量。這一系列的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管理問題造成的，而是國內國際資產階級聯合剝削中國工人的必然產生的惡果。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不顧工人死活，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呼籲，需要將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不僅解決工廠管理問題，而且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

後記：

就在鄭州富士康罷工後不久，另外兩家工廠也發生了罷工。

10月8日，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福佳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薪資低、產量高、法定節假日調休、加班晚等問題。10月9日，罷工繼續。
工人在網上抱怨：“深圳福佳電器有限公司老板太摳了，加班九點半以後一個鐘才八塊錢，星期六星期天補回來上正班，現在還搞成這樣，勞動法何在啊，還有沒有人管了……”

10月9日河南新鄉市新飛電器總部近千工人罷工，並在總部大門聚集。原因是十幾年來工資沒漲，而公司管理層腐敗，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將月薪從一千元漲到新鄉職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頓公司管理層。

中共十八大結束，5名男孩“凍死”街頭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氣溫只有6℃，5個10歲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他們只有蜷曲起來點燃木炭。由於垃圾箱封閉，木炭無法充分燃燒，產生一氧化碳，幾個孩子逐漸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發現有5名男性少年死於街頭一個鐵質可封閉垃圾箱內。事發路段距離流倉橋街道辦事處步行只需1分鐘。

事發垃圾箱旁邊是一個拆遷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紹，出事前若幹天，已見到5個孩子在此出現，“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膠鞋，衣服和褲子都很臟”。有目擊者稱事發前 曾見他們在工地上用棄用木材生火取暖，並在一百米距離外的畢節學院臨近菜場找吃的。更有目擊者稱，在拆遷工地看到孩子們搭起來的簡單窩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這5名兒童的父親分別是三個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三周前相約出去玩後就沒有回來。另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中有4個處於輟學狀態，盡管老師屢次動員，但他們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

留守兒童

七百萬人口的畢節市坐落於貴州山區。許多當地農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給祖父母和其他親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兒童中的四名兒童的兩名兄弟父親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母親照顧。這名奶奶年老失明，連照顧自己都很困難。

而整個中國農村約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同父母長期分離，很容易被家庭和學校忽視，得不到相應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同時造成很多心理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5萬流浪街頭的兒童，其中的半數由於家庭糾紛離家出走。

留守兒童的問題看似是由於家長外出工作，被迫和兒童分離。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無法為子女在城市中獲得相應的教育和看護服務。

然而當局並沒有因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應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教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同一個學校中，不同背景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註度也不盡相同。而由於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個班有六七十名學生屬於正常現象。即使教師希望平等對待每一名學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謂的差學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幫助，反而往往被教師忽視。結果是他們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時建立民主的學生會，由老師、學生和家長組成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