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債務束縛

「如果一個外傭就其工作條件向中介公司投訴太多，中介公司就會拒絕幫助，那這個外傭就會被困在那裏。」Eman表示。「法律只許中介公司收取外傭工作首月的薪水的10%作為費用，約港幣401元，但實際上中介公司收取更高費用，最高可達港幣25,000元。對外傭而言，這就代表無首六至七月幾近無薪工作，類似受契約束縛而必須工作的勞工。」

這個強迫勞工製度曾被英法殖民地使用，是一類債務束縛。據此，窮人，有時是整個家庭也被縛於一個雇主（一般是一個莊園主）下無薪工作一定年期，來作為他們去殖民地的旅費。

「在2006年，菲律賓政府取消中介公司收取的舊的『職業介紹費』，以『強製訓練費』代替，雖然這新例也是一樣的，為中介公司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

出外居住權

Erwiana事件帶出另一個當紅的問題，是外傭要求可以選擇出外居住，來代替今日的強製外傭留宿雇工家中。Eman同意這點，香港政府堅持強製留宿的規定，是因為它是對外傭的社會控製，限製他們和社會互動，而不是主要是經濟問題的考慮。

「我們想要靈活性。有些外傭選擇和雇主同住，有些想出外居住。強製留宿也是對香港家庭的不公平規定，許多家庭住於非常小的套房。政府在2003年前采用一個較靈活的方法，容許出外居住，但現在收緊了控製。現在更嚴格執行這項規定，甚至進行突擊檢查！」

現在，外傭的抗議運動的三個主要訴求是，容許選擇是否出外居住、廢除兩星期規定，以及嚴格規管中介公司，包括懲罰過度收費或觸犯其他法規的中介公司。

Eman表示，現在教育是外傭組織活動的關鍵焦點。他相信在今年稍後，Erwiana回港出席其前雇主的審訊時，將是抗議運動的新高潮。

外傭作為香港勞動力的差不多10%，2014的大型抗議標誌著抗爭的新階段。建立他們的組織，更重要是戰鬥工會，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連系，這些需求是前所未有地清晰可見。

李慧玲被封咪　新聞自由屢受打壓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新一輪打壓。商業電臺「名嘴」李慧玲，昨日突然被解雇，引起媒體工作者及社會一片嘩然。上百市民及傳媒工作者昨晚在商業電臺外集會，包括商臺節目員工、資深傳媒人程翔、碼頭罷工代表和駕院絕食師傅練國等，舉起燭光示意「商臺已死」，批評商臺要滅聲，香港言論自由進一步縮窄。

容不下溫和的反對聲音

李慧玲在商臺擔任時事節目主持近十年，在陳誌雲轉任首席智囊翌日突然被辭退，眾多商臺員工對李被滅聲表示氣憤。李慧玲經常在電臺節目批評梁振英政府，曾經幫助反國民教育、駕院絕食以至碼頭罷工宣傳。由於她站於溫和泛民的政治取向，商臺在2004年辭退黃毓民後，容許她擔任主持。近年，聽眾一度批評她立場過於溫和，未能「緊貼形勢」，例如向五區公投運動大潑冷水。但對商臺高層來說，她的言論已經過於刺耳。

在去年11月已經由一直主持的早上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被調離，調到傍晚節目《左右大局》，《晴朗》則由時任行政總裁陳誌雲頂替。李在當時亦此調動在事前沒有諮詢，揭發陳威脅她若不接受安排就會被解雇。此舉在當時已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對於今次的解雇，李慧玲表示，昨天黃昏才被知會解雇，即時終止合約，而且商臺沒有交代任何原因。

商臺牌照將於2016年屆滿，有傳政府要商臺除去批評梁振英的聲音，作為續牌的交易條件之一。商業電臺並非第一次封殺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2004年，節目主持鄭經翰及黃毓民，因為在節目一直狠批政府，尤其在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懷疑受到背後政治壓力，二人在十日內相繼辭職。

香港新聞自由度連創新低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多宗新聞自由被打壓事件，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明報》撤換總編輯、《蘋果日報》及《AM730》被抽廣告等，新聞自由面臨極大威脅。

此外，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佩瑩，在去年底的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中，曾作「吹哨者」，踢爆特首梁振英與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時，扭曲顧問報告原意，指政府發牌猶如「造馬」。發牌事件後，伍佩瑩的總公司被投訴，令她早前「被離職」。《壹周刊》報導，投訴信批評伍佩瑩「站在公眾一方」、「質疑顧客(特區政府)」、「違反顧問生意規矩」。這秋後算賬事件，是政府幹預言論自由的又一例證。

「無國界記者」昨日公布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連續三年下跌，由去年第58位下滑至61位，在12年間下跌43位。香港記者協會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低於臺灣、南韓、南非等地，而早前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09年的74.6%跌至去年的27.1%。

罷工反封咪　媒體要公營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商業電臺打壓李慧玲，並全力支持傳媒工作者捍衛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抗爭。抗爭行動需要升級，商臺員工若果以罷工24小時作開端，將更有效迫使高層讓步，撤回封咪的決定。

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一方面是今次商臺及《明報》的粗暴政治幹預，另一方面是企業實行經濟施壓，抽起《蘋果日報》或《AM730》等報章的廣告。要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在港尋求庇護者占領社會服務社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開始，約一百名尋求庇護人士占領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發起靜坐抗議。今天是抗議的第四日。本網記者探訪新成立的「難民聯會」。服務社受政府資助，作為社福基金幫補尋求庇護人士的房租，並提供緊急食物援助。可是，補貼的水平極低，難以想像任何人能依靠這些津貼維生！服務社沒有履行職責，妥善運用津貼金，令五千個尋求庇護人士積壓著越來越多憤怒。

來自孟加拉、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和斯裏蘭卡的示威人士，向本網記者表示，無人對服務社有半點信心。其中，有人在港申請庇護超過十年，但法例禁止他們在港工作。而且，社會福利署所分配的津貼金是直接繳至業主或食品供應商手上，尋求庇護者自己從來沒有發過一分錢。他們就是這樣，被迫在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忍受煉獄般的生活！

一位來自斯裏蘭卡的泰米爾難民向筆者表示，他最近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在十八年來香港最寒冷的冬天裏，連續七晚露宿街頭。最後，他告訴社福署職員，如果無人幫他尋找容身之所，他會「做點事」令自己回去監獄，至少那裏可以有容身之所。

事實上，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已惡名昭彰，觸發過憤怒爆發。《南華早報》於去年八月報導，一班尋求庇護人士擠進屯門一個由豬欄改建、缺乏食水和熱水淋浴的地方。國際社會服務社營運此「貧民區」，負責人向難民們表示「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一人在飲過被汙染的水後送進醫院，令這醜聞曝光。

政府給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撥款，在2012年高達二億三百萬，原意讓服務社運用這筆撥款，向難民提供食物及容身之所。可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世代下，可怕的外判製橫掃香港以至全球，是次事件成為另一例子。政府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將服務外判，從而「節省納稅人的錢」。可是，政府庫房坐擁7,340億，相當於GDP的36%，卻不願投資於社會服務。政府將服務分隔，從而逃避對在港難民困境的責任，免受公眾批評。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是「非牟利」機構，總部位於瑞士。「難民聯會」指，這機構剝削在港難民，尤其是操控政府規定的「十天緊急食物津貼」，將每月$1,200元的資助金額扣除至$6-700元。聯會不排除當中牽涉犯罪行為，要求政府徹查。此外，占領者亦要求服務社立即公開食物分配的價目表，但遭到拒絕。

組織「難民聯會」

全球的尋求庇護者都遇上生活困境。但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港府的難民政策是更為不人道的，需要迫切的改革。團體Vision First的Cosmo Beatson解釋，近年尋求庇護者一連串的抗議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改進，並實施了輕微但重要的改善措施。自2004年後的數年，沒有難民完成過申請個案，但自2012年以來，由於該團體、難民與媒體持續向政府施壓，50個案例成功獲得處理。「難民聯會」要求，難民在辦理申請手續期間應該享有工作權，並以超市現金券取代現時不公平、不透明的食物津貼製度。現時，尋求庇護者約被發現非法工作，可被判監15個月。

占領香港社會服務社辦事處的行動，顯然很有協調和紀律，是受歧視群眾組織起來，向不公義又專橫的當局反擊的好例子。社會主義行動探訪占領者，表示支持，並邀請他們到會議講述抗爭經歷。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外判製，要求政府恢復直接管製難民服務處，而部門需要全面的民主控製。

停止向Satinah執行死刑！

約40名外勞及其支持者聚集於灣仔沙特阿拉伯領事館外，就當地印尼外勞Satinah Binti Jumadi Ahmad的死刑案件發起抗議。該案的死刑斬首處決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執行，示威者要求寬大處理。

Satina是沙特阿拉伯當地接近400萬名的外勞之一，她被裁定於2007年謀殺雇主。就像許多前往波斯灣國家的印尼外勞一樣，她堅稱犯案前遭到雇主一連串的施虐。沙特是一個極端壓抑的封建國家，殘告壓迫當地的婦女、少數民族和多數的外來工人階級。因此，當涉及基本的法律權利時，像Satinah的女性外勞必然是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

在當地的監獄中，有27名來自印尼和140名來自菲律賓的外勞等待處決。現代的奴役的現實曝露在鎂光燈，全球共有1.5億外勞被販運地世界各地，作為廉價勞動力而遭到剝削，例如於索契冬奧運和多哈世界杯（當中造成了185名尼泊爾建築工人殉職）等面子工程之上，也有從事家務勞動，在不穩定的條件下日以繼夜地工作。

香港的示威者高呼「Save the Life of Satinah!」（拯救Satinah！）、「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為所有外勞爭取公義）。對於印尼政府和其他政府的無所作為，她們感到憤怒。

Satinah的案件是一宗悲劇。在2010年由於王室的幹預而推遲執行死刑，容許她的家人和印尼政府給予被殺者家屬贖金以換取赦免，總額為700萬沙特裏亞爾，即190萬美元（約1,450萬港元）！印尼政府已經設立了財政募捐，但至今只籌得該數額的一小部分。

組織抗議的香港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說：「由於印尼政府未能籌得贖金，Satinah即將被處決。」幾位組織代表也在集會中發言，包括AMCB的Eni Lestari 和印尼外勞工會（IMWU）的Sringatin。社會主義行動的 Vincent Kolo 亦發言表達了支持。

在港難民抗爭　得到愈來愈多支持

2月14日（星期五），在港難民連續第四天占領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向國際社會服務社抗議，行動得到愈來愈大的支持。國際社會服務社總部位於瑞士，受到港府每年2億元的資助，但經常引起尋求庇護者大量投訴。

其中一名占領者身處太子辦事處一樓，向窗門外空地的支持者叫喊：「我們被當成動物般看待！但我們團結起來，展示我們強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現狀的。」該機構分配予難民的食物遠少於政府規定的金額，因而受到很大關註。

在星期五晚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親臨太子辦事處，向占領者致敬，並承諾會與廉政公署等機構會面。超過60名示威者聚集於太子辦事處，《蘋果日報》及《無線電視》明珠臺都有采訪。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占領行動，並要求改善難民的權利。我們反對政府將難民服務社瘋狂外判（例如ISS），主張所有福利部門應當置於公共民主控製。社義行動成員正致力協助是次占領行動，並在實務上支持新成立的「難民聯會」，包括提供擴音器、中文的示威牌及橫額，以至聯絡中文媒體。難民需要更大支持，如果施壓力量在未來升級，可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大讓步。這將代表所有在港工人和受欺壓者的勝利。

「普教中」政策：扼殺語言文化自由

近日，教育局將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又突然將網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缺點刪除。教育局刻意貶低廣東話的地位，似要為普教中政策造勢，逐步在學校強行「推普廢粵」。由於中小學現已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畫蛇添足。在國民教育洗腦科後，中共再次企圖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認定為「國民教育2.0」。群眾不忿大陸攻打擊香港獨有語言文化，激起強烈的抗拒意識。

學生淪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一份《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當中寫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國民教育科語常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宣布，撥款港幣兩億元，從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4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每年有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參加，共 160 所中小學參加上述計劃。在國教科一役，政府聲稱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但在銀彈攻勢和政治壓力下，令學生根本無從選擇。今天，政府再用同樣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來學生的反感。

教育局網頁上，被問及普教中是否能提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未有證據證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語文能力，但政府先斬後奏，當學生為白老鼠，背後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並非首次將學生當實驗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顧師生和家長的反對，強推母語教學政策，令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幅下降，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不得不承認政策失敗。最後，教育局轉回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後無疾而終。

凍結「普教中」政策

社義行動支持學習不同語言（包括普通話）的權利，但在十年母語教學政策失敗後，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準備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殺學生的選擇權，目的只是為中共煽惑愛國主義服務。我們要求教育局立即凍結「普教中」政策：在現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學校裏，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應該有權自決是否繼續執行。此外，在未有詳盡研究並獲得師生家長認同前，停止將這一政策擴散到其他學校。此外，政府亦應加大教育投資，改革現時千瘡百孔的語言教育製度。

一刀切的語言政策

大陸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向來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個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國以大漢民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迫使他們學習漢語，暴虐的壓迫語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願，收復離心離德的少數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會沖突。90年代之後，西藏許多學校的藏文授課班被取消，除了藏語本身之外，其他課程全部都用漢語教學。在西藏和新疆，由於高等院校只用漢語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的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漢語。2012年11月9日，數千名學生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權」、「語言自由」等口號，要求藏語成為學院的教學語言，結果組織抗議的學生旺秋多傑在去年被判監四年。

「大國崛起」下，中國除了擴充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力，更要擴充文化影響力，控製社會輿論。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總共花費5億美元在「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以漢語教育和文化交流為名，但事實上卻灌輸擁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今，大陸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轍，將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計時炸彈。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學教師協會在網站上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和學院校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會執行總監托克批評：「孔子學院本質上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機構，限製討論中國政府認定有爭議的話題。」

世界各地的語言教育政策，都相對中國的具彈性。在星加坡，所有學校均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然後根據族裔學習自己的語言，包括華語、馬拉語和塔米爾語等。在瑞士主要有三個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學校會以相應的本土語言教學。在高年級的班別，學生會學習其他語言。例如，德裔學生會在GRADE3學習英語和法語。

大陸政府譴責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動港獨」、「分裂祖國」，但自己箝製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長這種論調的幫兇。社義行動反對舉港英旗的反智行為，我們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大陸政府一樣，從來沒有捍衛本地的語言文化自由。

舉港英旗捍衛粵語？

在英殖時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貶低中文地位，除了華文報章的輿論不受重視，中文的地位被邊緣化，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文書，亦必須以英文書寫。倘若要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投訴，只有寫信給《南華早報》方有實效。當時，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統治階級有意限製學習英語的普及性，排除勞苦大眾在外，加強社會的階級分化。

傑瑞米柯賓

「熱血公民」推祟大香港民族主義，煽動族群沖突。以民族主義對抗民族主義，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只有群眾不分族群和語言共同鬥爭，才能打倒中共這個世上最強的獨裁政權。

訪問黎汶洛：政改何處去？

社會主義行動邀請了學民思潮的黎汶洛，參與以下論壇：

為讓各位先了解「學民思潮」對普選的看法，我們在1月30日跟黎汶洛對談：

記：學民思潮提出「五區總辭」，可否說明一下？

黎：政府不斷拖延諮詢期，令占中運動慢慢被陰幹，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選擇三至五月期間總辭，七至十月期間進行補選。公投的議題應該是原則性的，例如「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甚至是「公民提名是否需要提委會確認」等等。

有人說，學民思潮倒不如推動在2015年年初公投，並以完整的政改方案進行公投。但是，政府狡猾的地方在於控製補選期。若果在半年前辭職，政府不可能半年也不讓我們補選，這是法律上的限製。

但如果我們在2015年年頭才進行辭職，倘若公投拖延至下年5月，變相公投時限性被破壞。所以，如果以方案公投，變數很多，可能政府提出的方案會玩弄細節，調整數字，混淆視聽。例如，沿用現時選委會過渡的提名委員會，但將1,200人加至1,500人。

記：對民主黨和真普聯的方案分別有何看法？

黎：現階段民主黨的方案，只為自己政黨鋪一後路，讓「阿爺」看穿底牌。我們不知道，民主黨在未來短時間內，立場會否有轉變。現在我們還未約到民主黨會談，所以不會批評民主黨。在會面後看看他們的立場，我們再作回應。

我希望民主黨站在民意一方，與我們團結一起。張文光指我們分裂泛民，但現在看看誰與泛民的立場不同？我不能說學民是泛民的核心，或具有什麽影響力的，但大家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在推動民主運動，當大家都在說「公民提名」時，為什麽你在真普聯裏唱反調呢？這令很多市民解不通。

至於跟真普聯會面時，我認為真普聯只是一個空殼，是一個平臺讓各政黨各自表述，然後收窄分歧，即是叫各黨讓一步。如果泛民不能在真普聯達成共識，一起通過政改方案也好，一起否決也好，那麽真普聯不如不要繼續下去了。反而將力量放在占中，甚至是街頭宣傳「全民提名」直接平等的選舉。

記：即使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保留「公民提名」，都與你們的方案有出入，你們如何推進自己的方案？

黎：有時也挺辛苦的，與政黨討論時，他們都說「我明白」，敷衍我們後，當我們純粹空談，甚至在背後寫文章批評我們。學民思潮會繼續遊說政黨、團體和占中三子，接受我們全民代表提委會的方案。

我們提倡350萬選民組成提委會的方案，實質上令提委會名存實亡。但是他們（泛民）不想那麽前進，要保留提委會，就像學聯前幾天搞了學界公投，竟然連「增加提委會人數」都當成一個論點。

記：那麽學民對《基本法》有什麽立場？

黎：我們的方案自稱，是自稱，符合基法的，包括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們未至於要求廢除《基本法》。政府叫我們按照框架走，你可以說我們與政府在玩弄字眼，但我們提倡的是直接、平等的選舉模式。

雖然我不認同基本法，例如起草時只有10-20人，但不會要求廢除《基本法》。我們希望有一天官員自己出來解釋：「是，當時《基本法》字詞有問題」，透過官員的口說出來。這是技術上或策略上的論述問題。

記：對占領中環有何看法？

黎：學民支持占中，也認同公民抗命彰顯社會不公義。在反國教時，我們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是「非法集結」的，學民過往遊行都不申請。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上，占中是否像嘉年華一樣，象征性占領廿四小時後就散水呢？能癱瘓經濟?

我們希望占中可以癱瘓經濟或社會運作，才能有談判籌碼。若果「占中三子」只是劃分區域去占領，或者短時間占一占就當完成，並符合占中的本質。日後，我們希望繼續與占中三子在技術、人手、資源上再交流。

戴教授不希望我們參與占中，說18歲以下要簽回條。但我要提醒一下，歷史上很多群眾運動都是學生和勞工推動。學民會出席占中，但要看運動本質有沒有變，如果是象征性的占領，就與我們想要的大有不同。

至於罷課，反國教時大專曾經罷課，但都是象征式的。我認為，是否推動罷課，要看群眾情緒，如果氣氛高漲，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貿貿然推動，就會讓建製派有攻擊的機會。我對罷課持開放態度，有需要時應該發動，但重點還是要看運動的性質有沒有變。

香港：「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為外傭權利發聲

二月九日的香港是個下雨天，雨勢有時甚至頗大，但眾多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尼泊爾的家務勞工依然氣氛澎湃，來到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為的是參與這個全球的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活動－「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紫色是今天的主題顏色，參與者戴上「為公義站起來」的紫色頭巾，跟著英文、菲律賓和印尼語的音樂共同起舞。

「十億人起義」是跨越二百個國家的全球性舞蹈運動，在情人節當天，喚起社會對於強奸和針對女性暴力的關註。這運動由美國一位女權劇作家Eve Ensler發起,其中「十億」代表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在人生中曾受到強奸或虐打的數字（聯合國數據）。

在香港，這個活動由最近成立的「為Erwiana和所有外傭爭取公義委員會」舉辦。由於香港三十萬的外籍家務傭工只能在星期日休假，所以這場活動改至星期日舉行。現時香港最重要的女性工人抗爭，是反對歧視外傭的雇傭條例。

現時的條例令外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於是非常容易能被雇主暴力對待。Erwiana這名二十三歲印尼家務外傭，就是被其雇主殘暴地虐打、禁錮和不給予食物，這事件在被揭發後引起社會廣泛關註，人們發起連串的大型遊行示威，要求對外傭有更多法律上的保護。她們要求享有不與雇主同住的選擇權利，以及嚴厲打擊那些以販賣外勞來謀取暴利的中介公司。

今天「十億人起義」的活動上，她們再一次喊出這些訴求，在一片色彩燦爛的舞蹈下，臺上臺下的人一同喊出她們的口號：「我們要公義！」「現在！現在！現在就要！」

亞洲外勞協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Eni Lestari在臺上表示，印尼政府將外勞當是商品。其他發言人則批評香港政府在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縱容著現代奴隸製。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臺上表示，全力支持外勞要求徹底改變現時的製度，「這些政府只為有錢人和財團服務，政府從不在乎工人的性命！一個工人看似勢孤力弱，但眾多工人的團結能使我們有力量迫使政府讓步，改變這個製度，廢除兩星期條例、給我們外出居住的權利、終結中介公司的剝削！」

香港外傭：「是時候組織起來！」

「在港的外籍家傭視Erwiana為他們的縮影。」外傭權益運動老將、在港菲傭工會的副主席Eman Villanueva表示：「她是長期暴力的受害者，但現在她表示自己會抗爭，令她成為許多外傭的榜樣。」

訪問當日，傳媒報導印尼政府官員公布一項計劃，指將在未來數年向香港供應技術工人 － 包括供應駕駛員、建築工人和護士 － 以填補勞動力的短缺（雖然更準確地說，是去滿足香港雇主對更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來自雅加達的一隊隊伍已經正式到達香港，來商討涉及23歲的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的影響。Erwiana經歷數月被傭主有系統虐待和饑餓後，在一月離開香港。Eman表示，印尼政府和香港官員會面，表面上是表示對印傭的「關註」，但實際上是用這次機會談生意，開拓新的勞動力市場。在這時機提出這項計劃，是「厚顏無恥」。像菲賓律和印尼等的較貧窮國家，因為外傭會匯款給自己的家庭，政府主動地鼓勵輸出外勞，以促進國家支出的平衡。

在2014年的首幾個星期，數千外傭女性已經走上街頭，要求為Erwiana討回公道，並將事件擴大為爭取外傭權益的運動，而在筆者書寫的同時，Erwiana仍因為可怕的創傷而留院。這些抗議，和社會上有關這些外傭被超額剝削的正在擴大的議論，代表香港一個重要的形勢轉變。

「這案件牽動了大量情緒。很多的外傭，甚至是那些無加入工會的外傭，也對抗議有回應。這代表形勢已有利於組織外傭起來。」

組織與教育

「這是一個組織和教育外傭的好時機，包括教育外傭，為什麽有被迫勞動存在。」Eman說；「這個案件帶出奴役的問題。在我於香港22年的時間，我從未聽過這樣的事 － 『現代奴役』這個字竟可用得如此盡致。我們一早就這樣說過。但現在社會和傳媒評論員已經意識到這問題。甚至梁振英也被迫就案件表達意見，說不能接受暴力。」

「我們知道Erwiana不是一個獨立的個案 。只是去年，就有Kartika Puspitasari的案件（Kartika的前雇主因身體虐待她，而被判入獄數年）。這案件令港府十分尷尬，並破壞了其國際形象。」

目前，超過300,000在港外傭面對的問題是私人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強收大量費用，來換取簽署工作合約。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的數月薪水，也因其他的過犯而被各方指責。在今日賺大錢的人口販賣行業裏，這些欠缺規管的公司是關鍵部分。

印尼政府和菲律賓政府也實行有助於中介公司的政策，並給中介公司以處理合約的方式，強力地控製外傭。

傑瑞米柯賓

數千名外傭促結束不公平法例

在港的外傭憤憤不平。1月26日，超過4千名外傭和支持者再次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壯觀遊行。

Erwiana事件不僅觸發了大型遊行，更重燃了女性外傭旳戰意。她們為自己在今天不公平的雇傭製度下所受到的不公義吶喊。這場示威運動動搖了種族「區隔墻」，這道墻由政府架起，用以區隔和排斥外傭，以維持其超額剝削。以前，外傭抗議往往受到本地港人冷待，但現在有更多港人關註。

今次遊行主辦單位為「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是外傭組織、工會和聲援團體的聯盟。今次和上周（1月19日）的遊行都吸引了大量媒體關註。

「這只是運動的開始，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鄧美晶表示：「印尼女工、家傭都意識到，社會現在已開始關註她們，而且愈來愈支持她們的目標，即是基本的權利，還有法律保障。」

香港有31萬名外藉家傭，來自印尼的占差不多一半。她們工時非常長，又被迫與雇主同居，很多時都沒有自己的房間。標準工時、晚上的私人時間、私隱，對外傭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Erwiana殘酷受虐的事件震驚了香港，令更多外傭敢於發聲指控她們雇主虐待。

「我們沒有選擇，要賺錢寄回我們家鄉，我們一定要來這裏。」遊行至印尼領事館的Lia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是很好的工作地方。在印尼，我們每月賺得少過1千港元，但在這裏做家傭的人工差不多高四倍。」

但即使如此，外藉家傭的工資仍然十分低。香港外傭每月的最低工資為$4,010，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為$30一小時，若以典型的每周48小時計算，每月最低工資為$6,240。很多家傭每周工時高達60-70小時。

運動發展起來

顯然，在過去兩星期，外傭的抗議運動發展起來，並且信心大增，提出針對香港和印尼政府的明確訴求。除了為Erwiana討回公道（其雇主被起訴連串虐待，並在1月22日保釋），星期日的遊行亦要求三個領域上的法律改變。

此外，外傭團體亦要求「自決是否雇傭同居」，容許家傭可以選擇外出找居所。

鄧美晶表示：「為什麽政府這麽強硬，不容許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個訴求十分合理。這不是政府開支的問題，而是進行社會控製，要令外傭置於極度弱勢。」

現時的抗議亦針對惡名昭著的1,200間中介公司。在1月26日的遊行裏，這顯然是印傭面對的首要問題。一提到關於中介公司，她們的憤怒水平顯然提升。招聘公司鮮有受到規管，而且普遍有實行不當的習慣：過度收費、假帳戶、無視投訴，收起例如護照等文件。

與「兩星期條例」一樣，高昂的中介費令外傭即使遇上差劣的雇主，都不敢辭職，因為她們要再付費用，成本倍增。法律上，中介公司只容許收取外傭月薪10%的費用，但正如《南華早報》報道：「現時香港的費用是$28,000，大約是工人月薪的7倍，高於法律限製的70倍。」

印傭工會（IMWU）的示威領袖Sringatin向《英文虎報》表示：「印尼政府迫我們借貸，以及通過中介公司找工作。我們的護照被沒收。投訴不被鼓勵，我們不容許轉雇主，直至完成付款。」

增大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外傭的抗議，以及她們非常合理的訴求（參考我們聲援的傳單）。在印尼領事館外，鄧美晶向遊行隊伍發言，表示支持她們三個主要訴求，並支持團結鬥爭以擊倒政府。社民連的梁國雄亦發言，他是唯一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印傭工會（IMWU）、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香港職工盟亦有發言，其中職工盟呼籲外傭加入工會。

清楚的是，勞工處和港府面臨的壓力正在增加，針對其嚴厲的外傭政策和歧視性法例。Erwiana受虐的醜聞令香港本地人改了看法。外傭感受到廣泛社會上更大的支持和同時，現時是時候將壓力升級。未來數周將會是將抗議運動升級、贏得更多普遍港人支持的重要時刻，兩種壓力結合起來，可以迫使港府退讓。

「政府想我們閉嘴」

「我有兩個孩子和雙親等著我供養。我必須每月寄錢回家給他們；如果我不養他們，誰會？這就是為什麽我繼續撐下去。」Nisa自零八年來港工作，她的故事解釋了千千萬萬的印尼女性離鄉別井到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打工的原因。Nisa在香港的首個雇主非常刻薄。她被雇主用語言，有時甚至身體上的暴力對待。她選擇默默忍受，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工作，是因為中介公司高得離譜的收費。「就算我被她（前雇主）侮辱，我也需要完成那兩年的合約，因為一旦我轉工，就是違約。中介公司會要求我重新再付一次中介費，那相等於我七個月的薪金。」

筆者訪問了四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外勞，Nisa、Eny、Lanny和Lia，她們已經在香港工作五至十二年了。她們為了養家，在香港曾經歷過艱辛的日子。她們四位正在積極參與「為Erwiana討回公道」運動。在短短兩星期之間，運動已經發動多次抗議，以及數千人遊行，要求停現時外傭的聘請製度、中介公司吸血鬼的剝削。

Lanny在港工作了八年。她對印尼政府不負責任的回應態度尤其震怒。「政府只想我們閉嘴，說會付錢給Erwiana的家人，然後要他們和所有的外傭閉咀。政府從不在乎我們的性命！」

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外傭的困境是「現代奴隸製」。她們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時間和私隱，超長的工時令她們無可能有八小時休息。因為「雇傭同居」製度，老板可以隨時要求她們工作。中介製度令她們只有極少權利轉換工作。

「我曾在洗手間做功課。。。」

Lia在香港工作七年。跟很多其他外傭一樣，她需要每月寄錢回鄉，同時她在香港自付報讀一個電腦的文憑課程。在她的第一份合約工作的家庭裏，即使有多出一張床，家中的婆婆也不準許她睡床，只能夠睡在客廳的梳化。「一天晚上，我正睡到一半時，她突然在床邊扯我的腳，叫我下床，然後要求我以後只準睡沙發。」Lia唯一可以做學校功課的時間，是每天完成工作後，即是午夜十二時後，但她不準開客廳的燈。「最後我唯有在洗手間做功課。因為那裏是唯一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麽的地方。」

Nisa的第一名雇主經常語言上侮辱她，叫她做「白癡」、「死蠢」，這樣的侮辱天天發生，長達兩年，甚至連雇主的兩個小孩也有樣學樣，用相同的態度和字眼對待她。

對於這些外傭來說，早上六時開始工作是平常事，很多人需要工作至午夜。尤其是因為「雇傭同居」的強迫性製度，她們等如24小時待命工作。Nisa憶述她的第一個雇主說：「那時是淩晨三時多，我在客廳梳化熟睡中，突然被老板叫醒。老板當時很生氣，她說她女兒的一件衣服洗得不夠幹凈。她要求我立即起床從頭再洗…淩晨三時！」幸運地，現在Nisa已經脫離這些可怕的日子，找到一個正常的雇主。

她同意廢除強迫性「雇傭同居」的製度，讓家務勞工自決是否與雇主同居。「我有些朋友每天工作十八小時，就是因為這強製性法律。」

每天二十小時工作

Eny第一份工的家庭住在元朗。一開始，她的雇主要求她到距離三十分鐘的一間獨立屋打掃，這代表老板違法，要求她替兩個雇主打工，若果被揭發，雇主可以被檢控。每天Eny要由早上六時工作至淩晨二時──二十小時工作和不夠四小時睡眠時間！

她的老板經營燒烤場生意，曾經要求Eny幫兩個雇主打工後，又要她幫忙在燒烤場燒食物。這不是任何家務勞動，完全違反法例規定！她不能承受極長的工作時間和環境，所以她在工作六個月後決定辭職。但後果就是她被迫重新繳交中介費，這等於是失去她工作半年以來的所有工資！十四個月的工資被扣走，這還不是奴隸製嗎？

踢走中介公司！

所有印尼的家務勞工都必需透過中介公司到外地工作，否則她們的合約不被承認。這是政府刻意的一項政策，去縱容1,200間「販賣」外傭的中介公司合法地牟取暴利。菲律賓政府沒有這項條例，因而菲傭相對地幸運。每介紹一位印尼外勞來到香港，中介公司就能賺取$21,000港元，這通常是她們足足七個月的工資。一些中介甚至被揭發收取外傭比上述更多的額外費用！

Nisa說，中介製度欺騙所有外勞。「所有人必須到中介中心找工作。我曾被迫付錢上一些教導如何成為家務勞工的『訓練課程』。」但這些課程根本是不必要的，中介公司實際上只是用另一種手段，讓它合法地索取更多額外收費。而即使你付錢完成課程，中介也不會保證你會找到工作。

中介公司一直惡名昭彰，過度收費和發生問題時不負責任非常普遍，但外傭一旦簽約，便不能要求轉換公司。正正是這些吸血中介公司，令眾多外傭在受到雇主虐打、被扣薪、扣假期時，都不能反抗。在Erwiana事件的醜聞爆發後，更多外傭勇敢地走出來，為對抗不公義而抗爭。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透過工會組織起一場戰鬥性的運動，並與社會上其他的工人階級連系起來，共同戰鬥。

訪問韓連山：「進師盟」參選教協理事

由韓連山、等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盟」，準備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選舉將於2月21日至3月14日進行投票。教協坐擁9萬教師會員，但長期在民主黨政客的主導下，工會怠於抗爭，未能為教師爭取權益。進師盟的參選，有機會為教協帶來新氣象。社會主義行動記者特意與「進師盟」成員韓連山進行電話訪問。

記：進師盟的參選目的是什麽？

韓：我們是一群教協會員，看到教協最近處理教育和政治議題的事務上，與會員期望愈走愈遠。因此，我們組成「進步教師同盟」，討論如何改善教協會務。經商討後，決定派19人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希望監督理事會工作，改革監事會不足，要求會務公開透明，讓會員有更大發言權；在理事問責、教師專業、教育生態、民主政治方面，希望改善得更好。

政府在教育改革時，教師的權益受到挑戰：工作量增加，職業不穩定，入職困難，只有朝不保夕的短期合約，但教協力度不足，未能維護教師權利。

記：在教師權益方面，你們有何看法？

韓：教協立場要更硬凈，向教育局爭取權益，問題是可以改善的。就如小學縮班殺校的慘況，政府殺了一百幾十間學校，令教師們流離失所。教協一直聲稱爭取小班教學，但只有叫喊口號，看著學校每年被殺，數千教師失業，教協卻沒有和教育局攤牌，讓政府殺校成功，在殺校後才推行所謂的小班教學政策。

從另一面看，教協與教育局合作得好。未來中學都會有殺校情況出現，但現時教協維護權益的力度並不足夠，否則教育局不會如此猖狂。

在林慧思事件上，教協最初立場曖昩，只將焦點集中在老師言辭過激過火，但不看林老師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對她十分不公道。到見到社會回響很大，很多人支持林慧思，教協才能另外一些聲明。我們「進師盟」也不認為講粗口是對的，言辭不當是犯錯，但焦點不應在那裏。相反，我們應該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時，應該采取林老師的立場。

在反對國民教育科上，教協一直非常被動，只要求再修訂指引。修訂後教協認為指引有進步，所以在反國教上放軟手腳足。後來反國教的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直至教協不得不加入後，教協才加入反國教大聯盟，但始終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個工會，是要不得的。

記：你們的選舉工程如何進行？

我們正在以網頁和文章宣傳，並在教協會所樓下派單張，讓教師聽到我們的聲音。未來，我們希望舉行諮詢論壇，目前選委會未答應，但「進師盟」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舉辦，並會邀請所有候選監事來辯論，辯論會公平公正公開，讓會員決定投票意向。

勝算方面，很難講，要看宣傳攻勢、會員關註度，而且會員可能出現慣性投票取向。

另一點我要澄清，坊間說我們奪權、搞內訌，我們並非這樣。監事會並沒有權力的。會務運作是由理事處理，監事只是給予意見，在會務上提醒理事。權力不在我們手上，也不在張文光「薪火相傳」名單的10人手上。權力是在會員手上的，會員有權去投票選擇能讓會務進步的監事，教協並非私器。

記：未來會否參選理事？

韓：這要看將來發展。如果理事非常長進，可以改善會務，我們就沒有必要參選。如果來屆理事會也達不到我們的期望，相信其他教師會員都會有意見，去組成另一內閣參選理事。

記：如何增大教協力量？

韓：一個接近9萬人的工會，如果立場堅定，力量是可以很大的。但教協多年來采取溫和路線，與政府多方面合作，領導會員方面則做得不足。會員會否企出來爭取，很視乎領導人的風骨和能力。如果工會有領導力，不是次次和政府合作，你是有工具要求政府退讓的。

工業行動，是隨時可以啟動的，但教協自1973年罷課後，之後基於種種原因，一直走溫和路線，都沒有強硬的行動。工會應該在適當時候采取工業行動，要改善教師權益，這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回應《熱血時報》抹黑社義行動籌款

近日，《熱血時報》試圖大肆抹黑社會主義行動，指控我們在眾多議題上發聲、以及在社運活動上籌款。以下是我們的回應：

撈政治油水的是「熱血公民」

社會主義行動在各項社會議題上積極行動，符合我們理念的議題都會全力參與，對抗社會上的不公義。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新工人政黨，自然要從街上小額募捐，爭取勞苦大眾的支持。我們旨在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普遍群眾自身參與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參選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承諾若果當選只會領取基層工人的薪金，將其余收入會捐予社會運動。這與立法會議梁國雄（長毛）的做法一樣。「熱血公民」的黃洋達在2012年參選立法會時，並沒有提及這一承諾。

相反，「熱血公民」要建立的是圍繞一個「政治明星」的宗派集團，只容許追隨者為首領搖旗吶喊，但不能參與組織的決策。《熱血時報》年用120萬，恃著坐擁龐大資金，操控網上輿論機器，到處造謠抹黑其他組織。

政治團體應該以政治活動吸納群眾支持，例如街頭宣傳、出版刊物或支持者捐款等。《熱血時報》沒有信心在政治上獲得支持，就以商業模式運作，製造明星效應，依靠商業產品和廣告收入維生，例如在年宵售價的黃洋達人形公仔，價值竟高達8萬元！將賺回來的利潤供養其政治宣傳，例如免費報紙、網上電臺等。這是本末倒置的。「熱血公民」的立場只會隨著市場趨勢左搖右擺。

雖然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議題上，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有一致的立場，例如指控「反國教大聯盟」解散運動、攻擊民主黨舍棄公民提名、反對真普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妥協方案。然而，《熱血時報》以造謠抹黑和人身攻擊的手段對付政敵，以誇張失實的手法做政治宣傳，務求刺激官能，煽惑支持者淪為辱罵政敵的流氓，不能提高群眾政治意識。

不可以介入國際議題？

《熱血時報》指控社義行動就「以巴沖突」的議題進行宣傳，稱這議題「與香港無關」。「熱血公民」又指控「什麽議題都與你們有關」，可笑的是，你們只有一個議題，就是讓黃洋達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避談一切政治理念，就是你們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以巴組織名為「社會主義鬥爭運動」。我們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主義，亦反對暴虐的阿拉伯政權。我們提出以社會主義方案解決以巴沖突，支持以巴工人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統治者煽動種族沖突。我們一以貫之，在香港痛擊「熱血公民」之流煽動族群沖突！

可笑的是，《熱血時報》以為我們只能在以巴兩方的統治陣營之間選擇其一個，可見這群人骨子裏的種族主義之毒是何其之深，在政治上是何其無知。

社會主義行動曾籌款支持我們在南非以至埃及的組織，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主義與獨裁鎮壓。對國際主義者來說，這是自然不過的事。《熱血時報》抱著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不明白任何地方的鬥爭要勝利，都不可能孤立在一個地方/城市，不可能得不到海外群眾的團結聲援。諷刺的是，《熱血時報》在曼特拉逝世時，發表文章贊揚曼特拉的抗爭，但似乎你們不知道這場鬥爭曾經得到全球群眾的支持，包括在金錢上和行動上。

誰是民族主義者？

「熱血公民」經常扭曲左翼分子的立場，抹黑任何反族群仇恨者為「大中華派」、「支持中共殖民」。我們支持中國的地下組織，亦有同誌因為反中共而被捕。

社會主義行動是最堅定反中共殖民的團體。我們曾多次到中聯辦示威，支持藏族、維吾爾族的自決權、文化和宗教自由。「熱血公民」自詡反中共殖民，何解在這些行動上，從未見其蹤影？同樣，如果香港大多數群眾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會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香港。然而，我們始終強調，勞苦大眾需要不分族群團結鬥爭，共同打倒中共獨裁政權，才能贏得真正的民主，包括自治權利。相反，煽動種族沖突，只會為中共鎮壓製造藉口。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人與漢人爆發種族沖突，中共伺機大力鎮壓，打壓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在2010年，廣州市政協企圖將粵語的廣州電視臺改為主要使用普通話廣播，激起廣東省地區人民不滿。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反對中共扼殺語言自由，捍衛使用廣東話等所有方言，以及普通話的權利。同時，我們在遊行現場強烈批評「香港人講廣東話　唔識聽就返鄉下」等族群歧視的口號。

目前，香港存在兩派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香港領土；另一方是支持政府的「愛之堆」流氓組織，以「愛國」名義強調國家需要維穩。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壓左翼的組織權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

傑瑞米柯賓

大香港民族主義的危機

近年，反大陸人情緒再度升溫。右派民粹政客爭相高呼「本土優先」，並將矛頭指向菲律賓外勞。這趨勢的背後是什麽？左翼應如何應對？

在中港經濟融合的政策下，港資為了從大陸市場牟取暴利，迅速將市場轉向迎合大陸消費者的需求，服務大陸的中上階層。市場經濟不受規劃，只會盲目追求利潤，大陸國內龐大的資金湧流至外地市場時，造成供應與需求的不平衡。再者，資本家刻意製造供應短缺，從而投機炒賣產品和服務。生活消費品價格飆升、基本服務資源短缺乃至生活空間縮窄，令中港兩地的勞苦大眾都感到困苦。

「大陸人搶奪資源」？

自由行政策帶動了大陸旅客來港消費，擡高了零售業、地產業等企業利潤。繁忙地區鋪租高昂，只有做遊客生意的超級市場、珠寶店和藥房才能承受，令香港居民埋怨生活需求受到忽視。同時，自由行的消費帶動了通漲，生活消費品價格高企，加劇貧富懸殊。中港基層人士都同時受害，獲益的只有零售商和地產商。

「搶奶粉潮」就是一例。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大陸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因而造成大陸人來港的搶購潮。大陸人對生活消費品的龐大需求，造成市場供需的不平衡。奶粉商有意識地強化市場不平衡，例如耗資廣告洗腦，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製造需求；又恃其寡頭壟斷地位，迫使零售商以卑劣手法控製供應。奶粉零售價格被大大擡高，而水貨市場正是商業投機下的產物。（詳見：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0期）

擠擁在鬧市的大陸旅客和邊境車站外的水貨客，成為了民粹政客針對的對象。右派排外政客散播「蝗蟲搶奶粉」的言論，將資本家投機炒賣造成的經濟困局，渲染成大陸人製造的禍端。

同樣，大陸人在國內得不到基本生活需要，較富有的中上階層自然求諸境外。香港的財團看準這個商機，而政府亦縱容基本生活設施私有化，以利潤為先的服務不能滿足需求，造成學位和床位不足現象。

大陸醫療質素慘不忍睹，又經常濫收費用，大陸孕婦尋求香港質素相對較好的醫療服務。醫療產業變成人命生意，迎合大陸市場，孕婦產子費用高達10多萬元，甚至提供由安胎至產子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僅得GDP的2.8%，而政府政策長年助長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令公立醫院的床位比97年還要少1,000張。此外，參考本刊《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一文，亦可見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是資源短缺的原因。

危險的文化優越論

尤其是受到97亞洲金融風暴打擊，因而失去過往優越地位的中產階級，甚至在英殖經濟繁榮時待遇較優厚的工人階級，都容易產生懷緬英殖統治的迷思。泛民主派不時贊揚英殖的「法治人權」，亦強化了這種幻想。民怨沸騰而苦無出路，民眾對港英時期的幻想逐漸變成反大陸人的情緒。

本土派經常打著「保衛本土文化」的旗號，強調香港文化之優越，鼓吹區隔大陸人以免港人被溝淡。同時，他們指控中共在香港實行「殖民」政策，像西藏和新疆將漢人移植而侵略經濟和文化，因此區隔大陸人是為了保衛「自治權」。這技倆將大香港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列寧在1914年早就提及過這種「精致的民族主義」：「精致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借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借口下鼓吹無產階級實行分裂。」《腐蝕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義》列寧

雖然香港本土派目前尚未成為納粹組織，但其論調與不少歐洲新納粹組織一脈相承。在歐洲經濟崩潰的情況下，歐洲弱國的新納綷提倡強人政治，反對歐洲強國進行經濟殖民，以保衛「自治權」去包裝背後極端民族主義議程。

此外，香港本土派攻擊大陸人的語言、文字和文化侵蝕香港，形容簡體字為「殘體字」。在歐洲亦有極右排外政黨，例如英國「捍衛英語聯盟」會抹黑穆斯林人溝淡白人血統，要求驅逐他們出社區；意大利「北方聯盟」則指控意大利南部人的文化被阿拉伯國的移民溝淡，要求北方擁有「獨立自治權」。這些黨派在議會內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亦打壓左翼和工會運動，煽動種族對立而分化底層工人階級。

社會主義者捍衛不同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權利，亦支持少數民族的本土文化和自治權利，但這必須建基於工人階級不分種族的團結鬥爭，共同反對壓迫者的統治製度。鼓吹種族撕裂只會分化反抗的群眾，助長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壓迫。

人質慘劇案 – 反菲種族主義

此外，反菲種族主義亦是另一危機。2010年，港人於馬尼拉發生人質慘劇事件，眾多港人對菲國政府和警隊深痛絕惡。直至今天，由於總統阿奎諾拒絕向死難者家屬賠償道歉，態度囂張跋扈，進一步激起港人的仇菲情緒，甚至有受害者家屬要求梁振英要「強硬起來」，對菲國實行經濟製裁。11月香港大學進行了民意調查，訪問港人對16個國家及地方的觀感，當中港人對菲律賓人及政府的觀感最差，90%港人對菲律賓政府表示反感，32%人稱對菲律賓人反感。

然而，各黨派為了收割民粹政治資本，提出各項措施製裁菲律賓。人民力量提出最「激進」的措施，要求停止輸入菲國外藉家勞，直接打擊菲侓律賓工人飯碗。公民黨和民主黨則提倡杯葛菲國產品等較溫和的政策，不敢支持人力的方案。兩個溫和中產政黨並非為了保護菲律賓工人的飯碗，只而是為了避免為中產雇主帶來不便。在11月分，人民力量陳偉業提出無約束力的法案，要求政府製裁菲律賓措施，在建製泛民兩派「團結一致」下，在立法會大比數通過。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這反動的議案。我們支持死難者家屬得到合理賠償，但經濟製裁措施若果實行，首當其沖的會是菲律賓勞動人民，而非菲國總統和警隊。例如，經濟封鎖造成菲律賓企業利潤下降，但菲國資本家會合理化裁減工人和壓低工資，甚至造成物資短缺而價格飆升，出現投機炒賣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製裁措施會在香港會彌漫一片仇菲情緒，加劇菲港群眾的對立，讓港府分而治之，打擊港菲工人的權益。要記得，當年人質慘劇案發生的翌日，曾蔭權政府宣布凍結外藉家勞的最低工資。我們絕不能輕易被政府的分化技倆蒙騙。

中港區隔不是解決方案

由於生活困乏和經濟不景，而香港的工會和左翼力量薄弱，受壓迫的中下階層未能找到抗爭的出路。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範國威等民粹政客，以「香港人優先」的旗號將自己包裝成激進的新選擇，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回響。9月，這兩人連同其他本土派人士，於《明報》、《都市日報》登聯署廣告，指責「新增人口實在太多」，建議政府實現「源頭減人」以解決房屋問題核心。這是徹頭徹尾歧視大陸人的論調。

本土派提出的「中港區隔」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兩地仍是資本主義統治，即使香港「獨立」，中港商家為求牟利仍會繼續跨境通商，打擊勞苦大眾的利益。依靠收緊入境人口限製，是不能解決經濟融合所帶來的中港矛盾。就如實質上「獨立」的臺灣，資產階級的馬英九政府為了營商利益，都竭力促進兩岸通商，務求打進大陸市場。

「中港區隔」這種排外論調，將資源不足歸咎於外來人，為掠奪99%資源的資本家轉移視線，然後迷惑窮人為1%的餅碎內鬥，只會淪為「地產霸權」和「財團壟斷」的幫閑。真正解決之道是打破盲目牟利、令資源分配失衡的資本主義製度，以民主委員會監督消費品價格，調查消費品投機的情況；以民主委員會控邊境人口流動，擺脫以錢為先的人口管製政策，並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右翼民粹肆虐　左翼的出路？

大香港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冒起，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領土；另一方「愛港力」等愛國流氓組織，則是中華民族主義論調的代言人，強調國家需要維穩，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擊左翼組織權利，反對工運團結爭取福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未來政局陷於復雜境地。

傳統泛民黨派無能力挑戰獨裁爭取民主，加上泛民社運屢次出賣群眾運動（解散反國教運動），在強而有力的左翼領導缺席下，激進中產和青年感到苦無出路而鼓噪起來，繼而尋求右翼民粹為「激進」道路。強化獨立於泛民主派的激進左翼力量，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群眾工人政黨，不是陳義過高的理想，而是當前鬥爭生死攸關的任務。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為此目標奮鬥！

食環署洗太平地　連串檢控街頭藝人

從1月20日開始，政府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由每周開放七天，改為只開放周六、日。不少街頭音樂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然而，食環署在殺街前後「洗太平地」，連串票控街頭表演者。1月19日殺街前，國畫藝人梁小姐在行人專用區被檢控，而在1月22日，SMS樂隊和雄樂館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亦被票控。

行人專用區的封街後遺癥

西洋菜南街行人路狹窄，但人流眾多，恢復通車後，不少行人被迫走出馬路，人車爭路情況嚴重，險象環生。此外，現時電訊公司的推銷員把攤檔放在行人路邊，阻街情況進一步惡化。

不少藝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以致觀眾人數大幅下降，但環境比以前更為擠迫。

無理檢控街頭藝人

1月19日（星期日）傍晚，「保衛旺角行人專用區行動」成員之一的梁小姐，如常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檔攤。在沒有任何預先警告下，梁小姐突然被四名食環署人員拘捕，然後帶回旺角警署。她被票控「無牌小販」和「阻街」兩條控罪，沒收攤檔物資，並將她帶回警署。梁小姐並沒有涉入金錢交易。

當時，梁的國畫攤檔只有約2米乘2米，擺放在路旁位置，根本不構成阻街。況且，當日食環署的行動只針對數個一人的攤擋，對其他人數較多的攤檔則沒作出任何檢控，可見署方針對勢單力薄的個人藝術者選擇性執法！

梁小姐是內地國畫及美術教師，對國畫藝術有一股熱誠。她幾年前來到香港，但因其內地文憑不受本地承認，所以不能在香港當美術教師。梁小姐沒有學歷，唯有於茶餐廳兼職維生，在空余時間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檔，繪畫國畫和寫生贈予途人，為的是推廣藝術。由於收入不穩定，她在租房時屢屢受業主歧視，現在只能居住板間床位。

梁小姐的攤檔面積細小（見圖），亦沒有涉入任何金錢交易，但警方正式落案起訴梁小姐「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沒有牌照而販賣」兩條控罪。她不岔被打壓，否認控罪，以100元保釋離開。但十多件攤檔物資則被扣留，包括臺凳、推車、畫具等。直至2月25日上庭抗辯，才可取回。

此外，在殺街後，不少樂隊（例如SMS）被迫移師至旺角東行人天橋表演。SMS樂隊、雄樂館樂隊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分貝機標示聲量並無違反噪音條例，但警方仍然以《噪音管製條例》第400章第5條，無理票控樂隊成員TONY。

抗議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1月26（星期日）下午三時，由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旺角警署，抗議警方無理檢控街頭藝術家。同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保留藝術公間。

■ 撤銷所有對街頭藝人的檢控

■ 立即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

■妥善管理規劃行人專用區，設立噪音管製，劃分表演區，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

■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再有抗議行動，為外傭爭取公義

23歲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受虐打事件發生後，香港外傭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特別是14萬人的印尼人群體。1月19日，約5,000名家傭與其支持者遊行，要求討回公道，並結束限製外傭自由和權利的嚴厲法律。1月26日（星期日）將會再有抗議，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印尼領事館。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這次遊行的聲明：

立即取消雇傭同居限製！
廢除吸血中間公司，要公共聘用製度
團結鬥爭，反種族歧視，反資本主義
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受虐事件震撼全港，令香港「現代奴隸製」的真面目成為國際媒媒的焦點。今次事件開始激起了社會對外傭的同情和支持，民眾打破了政府和資本菁英的種族分化，這可以說是外傭今後爭取工人權利和法律保障的轉捩點。外勞占全港勞動人口10%，外勞的抗爭若果勝利，足以增強全體工人的力量。

Erwiana的慘劇打開了媒體和很多民眾的眼睛，讓各位認清現時外傭聘用製度之惡。政府就如獄卒一樣，死守苛刻的「雇傭同居限製」和「兩星期條例」，嚴重限製外傭的自由和法律權利。最近一項調查顯示，58%的印傭曾經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經受到身體虐待。今個月，兩名印傭抹窗期間墮樓身亡。事實上，很多家傭都不敢拒絕這些危險和無理的工作。

政府竭力淡化自己在Erwiana事件中的罪行，裝作「第三方」旁觀者。我們是不會被騙的！事實上，正是政府的政策製造了虐待案的土壤。整個製度該當受到譴責，必須徹底改變。

現時外傭聘用製度的設計，是用以最大化地剝削外傭，視之為廉價和馴服的勞工。這符合那些有錢人（香港真正決策者）的利益。他們為了保護龐大的利潤，反對福利製度 – 全民公共托兒和護老服務，而轉向剝削低薪外傭以提供這些服務。

團結抗爭，反對種族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部。從馬來西亞到美國，我們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戰鬥組織。我們曾積極參與幾場反種族主義、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統治者以種族主義掩飾自己製度的失敗。在居港權議題上，香港右翼政客攻擊外傭；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上，利用外傭作為國際政治沖突的棋子，在工人階級之間製造分化。只是本地工人和外傭之間團結抗爭，才能贏得真正的變革。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取消「雇傭同居限製」，容許家傭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對於爭取標準工時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平均居住面積是全球最細。政府堅持雇傭同居，是要維持傾向地產商傾斜的房屋政策，避免為人民建立可負擔的房屋。我們亦要求廢除中間公司，並以公共控製的非牟利聘用製度取而代之。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建基於虐待和不公義、令一小撮人致富的製度，另一個選擇則是與建基於公眾利益、以民主控製的製度。資本政客就如非民選的港府般，永遠利潤行先，而社會主義是完全相反的！

團結、鬥爭

在港外傭的鬥爭是全球女性抗爭的一部分，反對種族主義法案，這些法案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嚴重。可見，有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可見向資本家和政府反擊。此外，有需要為工人階級的替代製度，取代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讓多數人得益。為爭取外傭權利的持續抗議，以推倒現時不公義的法例，愈來愈能夠爭取普通港人的支持。就像從前的奴隸主一樣，港府在壓力下是可以被迫妥協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就是出路！

傑瑞米柯賓

支持傳媒工作者抗爭

去年，內地報章《南方周末》因為被中宣部抽起一份《憲政夢》的文章，激起記者罷工一星期抗議。明報員工組織了關註組，發起聯署尋求外界支持，可見員工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相反，傳媒老板往往為了金錢利益，往往在關鍵時候放棄編輯自主。例如，親北京的旺中集團去年欲收購臺灣《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達不成交易。可見，站在前線捍衛新聞自由的，不是媒體老板，而是傳媒工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記者組織獨立工會，以罷工對抗政府和財團扼殺新聞自由。

五千人遊行聲援受虐外傭Erwiana

中午十二時，眾多的印傭和菲傭團體，聯同香港各政黨和團體，先在修頓球場集合，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群眾高叫「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到達警察總部後，隊伍於門外呼叫口號，要求警察檢控雇主，還Erwiana一個公道。期後，隊伍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合。大會宣布是次遊行共五千人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舉起橫額：

「Justice for Erwiana! （為Erwiana討回公道！） No violence, No racism! （反暴力，反種族主義！）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途中我們派發傳單，與外傭討論資本主義政府如何與商家聯手打壓工人的權利，縱容中介公司謀財害命，大行其道合法地剝削外傭。她們非常支持廢除中介公司製度，支持立法八小時工作製，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家務傭工，並且提供宿舍讓外傭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Erwiana除了在身體上被虐待至嚴重受傷外，雇主只準許她每天睡四小時、從來沒有休假、以及扣除她所有工資。當她被虐至重傷以致不能工作後，雇主便立即把她辭退，並送回印尼老家，行為可恥卑劣！這件事只是整個香港的冰山一角，反映了中介製度、「兩星期條例」等歧視性製度，令她們即使飽受欺壓甚至虐待，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發聲。此外，強製雇傭同居除了剝奪了外傭的私人空間（如雇主突然要求晚上工作），亦令受虐待的外傭不能遠離施暴者。Erwiana的事件爆出後，令更多外傭勇於站出來揭發雇主的惡行。

我們認為，除了要求檢控虐待Erwiana的雇主外，曾拒絕協助受害者的「兆暉中介公司」應被立即停牌，然後進一步！

廢除歧視外傭的「兩星期條例」
廢除剝削外傭的中介製度，外籍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
取消強製雇傭同居，每年興建50,000間公屋，本勞外勞共享
建立不分種族的戰鬥工會，共同爭取權利：八小時工作、提高最低工資，外勞與本勞一視同仁，反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反對剝削和壓迫！

香港去年罷工：工人階級意識蘇醒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然被資方擊敗，但工人的抗爭意誌卻啟發了其他行業的工人敢於罷工，爭取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高鐵地盤罷工、太古飲料廠罷工和日出康城三期的地盤罷工，都與碼頭罷工不無關系。幾場罷工的都是技術工人，薪水與最底層的工人相比都較高，更有信心團結一致挑戰資方。但外判製度的剝削，加上極高的工時，令他們處於奴隸式的生活。

有組織的罷工是跟資本家抗爭的有力武器，可以部分停止、甚至全面癱瘓企業運作，展示企業的真正主人是工人階級。政治罷工更是社會激烈變革不可或缺的鬥爭手段，威力遠高於遊行集會。罷工運動發展過程中，工人從經驗可以迅速學習到階級鬥爭的，工會意識乃至階級意識可以幾何級地提高。就如碼頭罷工爆發一星期後，李嘉誠置若罔聞、態度強硬，令工人開始認清到，敵人不只是騎在頭上的經理，也是自己的大老板。

廢除外判製度、恢復集體談判權、建立戰鬥工會，都是香港工人當務的重要任務。

高鐵地盤

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於2013年8月31日罷工了一天，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當天早上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工資，並要求工人在隧道裏用膳。

工人的不滿還包括工作環境的惡劣，大部分工人在溫度極高並且空氣汙濁的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沒清潔的食水，工人患病和工傷被忽視。

最後，承建商宣布取消遲到早退扣錢，亦準許工人吃飯時離開地底，在隧道外用膳，並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工人才結束罷工，但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的具體方法仍不清楚。

太古飲料

太古飲料約300名運輸工人亦於2013年10月3日展開了一天的罷工，因資方擬將運送汽水工作外判，及準備對早前曾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司機作處分，資方5年來未有增聘人手，而運輸工人因人手短決而須預早時間上班負責行內稱「執水」的執貨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

工人運輸工人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令全港的大量餐廳和店鋪的飲料供應受影響，以增加其談判力量。

罷工當晚，資方表示同意工會的三點訴求：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及；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然而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只表示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工會則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屋宇署

屋宇署約100名員工於2013年10月31日，中午罷工一個半小時，並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增加前線員工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

長期人手不足令未處理的已發出清拆令個案不斷增加。積壓的個案從2009年的3萬宗暴增至2012年底的5萬千宗。去年度因業主拒絕執行清拆令而發出的檢控卻比2007/08年度少30%。

政府的「肥上瘦下」做法令前線員工壓力日增，經常被迫於星期六、日，甚至假日加班。2011年起，大量技術人員不再續約。

工會要求增加人手500人。罷工過後，發展局於11月底則只向立法會申請190個常額公務員職位，卻包括一個常額助理署長職位掌管強製驗樓部，涉及的每年開支約227萬元中竟有173萬是用以支付該名常額助理署長的年薪。該申請將於明年二月被處理。

日出康城3期地盤

約100名工人於2013年11月17日發起罷工，並堵塞地盤出入口。事源地盤的二判公司聲稱資金周轉不靈而破產，拖欠逾兩個月合共約900萬元薪金。

這是繼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後，李嘉誠旗下的企業又一次被牽涉及在內，長實發言人則指事件是二判淮輝工程與大判亮雅發展之間的糾紛，與該集團無關。

罷工開始兩日後，只有約一半工人已領取全數欠薪，故仍有40名工人在地盤罷工。翌日即11月20日，被工聯會控製的工會的代表、大判公司和勞工處進行會議後，罷工卻在亳無成果下被結束了。大判公司「承諾」約80名工人於填寫欠薪資料及出勤紀錄，給予勞工處核對後，盡量支付9月至當時拖欠的薪金，總共500萬元，即並非真正承諾。勞工處則向工人派發破欠基金申請表（因二判公司申請破產），而申索上限只有3.6萬元，故不少工人擔心未能全數追回薪金而未有交回。工會則指會給予大判一兩日時間考慮墊支欠薪，如大判不回應訴求，工會將再商討下一步行動。跟其他被少數官僚解散的抗爭運動一樣，這「下一步行動」於罷工結束後從未出現。目前仍未有消息指其余當時未取得欠薪的工人於其後能取回。

低薪工人組織起來

近月，美國低薪的快餐店工人進行了罷工，爭取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是底層工人抗爭的。香港的飲食業工人、清潔工、保安的平均年齡愈來愈低，可見青年的就業和晉升機會每況愈下，而外判製度令工會組織薄弱。但同時青年入行，如果能夠組織起來，會為這些領域的工會註入力量。年青工人需要建立戰鬥工會，團結工作零散化下的受害者，切實參與抗爭。

工會的民主

在罷工爆發後，如果工會都有召開大會，與工人討論出清晰目標，會更能增強團結力，但工會並沒有這樣做。而工會領袖應當就談判結果諮詢工人，並投票決定，令工人日後更有信心建設工會、參與行動。但工會欠缺民主，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在晚上甚至午夜時急急宣布解散罷工，令不少工人憂慮訴求未能達成。工會讓工人發表意見，民主決定罷工訴求和策略，不是奢侈品，而是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

政治罷工

在占領中環運動中，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工人罷工是更有力的抗爭手段，威脅資本主義政府的運作。工會應該立刻鼓動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工人政治意識，未來切實參與民主抗爭（包括占中）。每場帶來社會變革的民主運動，一定以經濟訴求號召工人支持（解決貧窮、增建公屋、退休保障等），才能成功。而只有工人組織起來領導民運，反專製的抗爭才能走得最徹底。

實際窮人147萬　打工仔越做越窮

大堆數據可能會令人眼花撩亂，每個基層勞動者的切身困境才是貧窮最真實的反映。12月1日，職工盟發起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遊行，許多普通打工仔都是帶著自身經歷，憤憤不平參與鬥爭：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根本追不上瘋狂上升的物價。她表示作為一個勞動者，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極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更表示樂於與本地工人一同抗爭，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

港府於九月發布了《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同時訂立出本港第一條的貧窮線。根據政府數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標準，全港貧窮人口為131萬，占總人口的18%！其實，將貧窮定義為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當中一人貧窮線月入3,600港元、二人家庭為7,770港元，標準實在低得可憐。若果將福利輔助計算在內，官方貧窮數字仍高達102萬，貧窮率為15.2%！梁振英更直指：「當局不可能滅貧……滅貧目標是不實際也無必要……」

政府劃出貧窮線的目的，似乎是炫耀扶貧「政績」。政府誇口福利政策令到近30萬人「脫貧」，但實質上這占貧窮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可見扶貧政策一直是杯水車薪，更不用說所謂「脫貧」只是個不溫不熱的超低標準。在政府眼中，財爺曾司長月薪36萬只是中產，個人月入4,000元卻不算貧窮！

政府在貧窮狀況報告中，刻意將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在開支內，製造舒緩貧窮的假象。「計算一次性寬免措施如公屋免租、關愛基金的非恒常現金福利轉移後，貧窮人口降至八十萬五千人；再計算公屋補貼後，窮人剩六十七萬四千人。」

再者，貧窮線以上不代表能夠負擔合理的生活開支，政府的標準根本形同虛設。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布裏斯托大學的共同研究，計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開支，推算出全港未能負擔合理生活水平的貧窮人口高達147萬，比官方數字高出45萬！每5個人就有1個貧窮，16,000人一日無法吃足三餐，4萬多人沒有足夠禦寒衣物，猶如第三世界地區。

要解決貧窮問題，我們需要增加失業和傷殘援助金、直接落實增建公屋至五萬、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鉤等公共政策，並將財團私營的地產商、銀行、媒體及公共事業公營化，由工人民主控製自己的經濟。

為什麽政府不去做？原因很簡單，財團商家對工人的剝削可以有一百個「合理」理由，但要向有錢人征重稅，將資金投入公共開支，來應付民眾的合理生活水準，卻是萬萬不能。資本主義製度就是有錢人的製度！

政府和資本家不會容易就範，工人要實現這些訴求，一定要切實進行抗爭。在低工資的行業先組織起來，特別是年青工人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是當務之急。

傑瑞米柯賓

元旦遊行後：泛民妥協　民主黨投降

今年元旦遊行，大會民陣宣稱有3萬人上街，數字比去年的13萬人驟然下降。梁振英的統治下民怨沸騰，特首民望凈值只有- 46%，而中央政府清晰表示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會篩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為政改一役揭開序幕。政治氣候驟變，在混沌無序、錯綜復雜的局勢下，民主派無心亦無力號召群眾反抗，泛民陣營內的政治矛盾亦變得尖銳。

占中三子猶豫不決

政改諮詢展開後，占中三子猶豫不決，沒有積極動員反抗，也沒有推進占中的具體策略。「和平占中」原本宣布不會參加元旦遊行，並且會將占中拖延至2015年3月舉行。這將令未來占中的議題繼續淡化，更難動員群眾參與。群眾對年復一年的遊行感到疲憊，難免失去信心。民陣發言人楊政賢指：「市民認為遊行已無用，希望用更激進或高層次手法表達意見……」如果民主運動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提出清晰進取的抗爭綱領和策略，可以鼓動更多群眾元旦上街，準備動員更有力的行動。

但是，「和平占中」卻在元旦遊行日舉行政改公投。公投的方案玩弄細節，半遮半掩地推行妥協的議程。這是占中三子進一步妥協的征兆。

公投項目包含三項議題：

1)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
(預設議程：承認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順應了泛民妥協派擴大提委會、保留小圈子提名方式的方針)

2)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3)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預設議程：公民提名「元素」，意味著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由提委會篩選。)

最後，有6萬多人通過手機、上網或親身到維園遊行現場投票，當中64%來自手機程式投票，大多數人均支持三項議程。建製派（例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故然無視投票結果，指其沒有參考價值；對支持民主的群眾來說，這也不過是一場不能凝聚民意的鬧劇。

此外，在元旦遊行後的集會裏，戴耀廷強調占中參與者要竭力避免暴力，並列出「和平理性」的守則，包括被警察拘捕時，要蹲下雙手放上頭上，表示不會反抗。社會主義行動同樣不支持個人暴力行為，但我們需要組織動員挑戰政府的群眾運動，如罷工、罷課、罷交稅等，而非占中三子宣揚的象征式反抗。

公民提名 + 提委會確認 = 公民推薦

在遊行裏，除民主黨外，各泛民政黨都打著「公民提名」的旗號，但同時接受小圈子提委會並存。甚至是激進民主派「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訴求，亦是留有一線，願意保留小圈子提委會的提名方式。提委會的提名權力一定遠遠淩駕其他提名方法，令官商權貴享有更大的提名權。甚至提委會會劃走由公民提名產生、但不「愛國愛黨」的候選人。

在元旦遊行一周後，真普聯公布普選方案，提出「三軌製」的提名方法，包括提委會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後兩者需要由「提名委員會」予以確認。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需要由提委會確認，實則上等同接受小圈子的篩選，與建製派所講的「公民推薦」無異。再者，建製派只需要千多名官商權貴支持，即可通過小圈子提委會入閘，遠較公民提名容易。這猶如特權分子享有通關的特快通道，違背了平等被選舉的原則。

即使真普聯的「三軌製」已經是妥協的爛方案，但民主黨提出更倒退的立場，在1月9日發表聲明澄清，指三軌製並非缺一不可，暗示可以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可見此黨已走上投降的不歸路。而元旦集會期間，民主黨劉慧卿亦在臺上表示，公民提名並非不可或缺，當時被群眾以噓聲回應。愈來愈多人看穿民主黨希望可以與中共達成交易，旦求自己能入閘參選特首。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在1月11日《明報》撰文表示，民主黨劉慧卿、新民黨葉劉淑儀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如可一起成為特首候選人，必然獲得公眾歡迎，「也許可以破解當前提名問題的悶局」。

真普聯由泛民妥協派主導，對民主黨的立場自然得過且過。在公布方案的新聞發布會上，召集人鄭宇碩最初表明三個機製缺一不可，並多次重申三軌是一個整體。然而，在1月10日鄭又改口風，表示記者會上從沒有說過三軌「缺一不可」。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指，三軌製是否缺一不可，由政改的占中公投決定。不難想像，屆時的所謂「民間公投」又如元旦公投般，預設妥協的議程，方便泛民主派公然放棄公民提名。

真普聯包庇民主黨，可見這個泛民妥協派主導的賊窩，讓政客互相掩飾其叛賣群眾的行為，並不可能在當中推進民主抗爭。泛民妥協派的其他政黨，如公民黨、民協和工黨等，希望由民主黨當「擋箭牌」，躲在民主黨背後走妥協之路，這些政黨都準備妥協。據報道，民主黨內有人埋怨：「沒理由次次都犧牲民主黨、其他泛民不出聲…」

「進步民主派」接受真普聯方案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隨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指控民主黨違背了真普聯的共識，要求該黨退出聯盟。但是，兩黨卻接受真普聯的妥協方案，沒有提出提委會的「確認」程序等同篩走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唯有直接要求廢除提委會，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提名權。

《基本法》的鳥籠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的方案，即由350萬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進取的方案，成為了元旦遊行的焦點。然而，學民思潮始終強調，真正的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不會挑戰現存體製。他們沒有告訴群眾一項事實：如果不打破基本法的框架，不挑戰中央統治的權力，並不可能爭得真正民主。

不少與中聯辦關系密切的高官，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都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在1月10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就出席了一個閉門午宴，指《基本法》已經非常明確、清晰規定提名委員會的職權，任何削弱及架空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精神。可見，真正的公民提名，而非目前真普聯提出的「公民推薦」，在中央的法製內是不容許的。

《基本法》由英殖時期的資本家與鄧小平下的獨裁者製訂而成，最後的解釋權亦在大陸的人大常委，以確保箝製香港的民主運動。中央政府向來「法為己用」，曾經以人大常委決定兩次否決普選。最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更引用《基本法》18條，如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可命令香港實施中國法律。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威脅到大陸統治，基本法和解放軍可說是同一級別的鎮壓機器。

現在就需要向群眾解釋，如果《基本法》不容許真正普選，我們不應受製於法製框架，應該將之打破，並且以新的人民議會取代權貴控製的立法會。

本土派崛起的危險

打著反大陸人旗號的本土派有崛起之危機。元旦遊行當日，約30名「反蝗蟲」隊伍參與民陣的遊行大隊，沿途高呼「左膠賣港賊」等口號，以大香港民族主義攻擊社會主義行動。

此外，「反蝗大行動」有100多人由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主要攻擊最近終院裁定內地人申領綜援的「七年限製」違憲，亦以「反殖民、反赤化」等口號，將大香港民族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本土派遊行隊伍遇上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蔡耀昌在綜援「七年限製」一案裏，幫助內地新移民打官司，因而被本土派人士圍堵，最後需要受警方保護下，沖上的士離開，混亂中蔡耀昌疑被紙牌擊中。

12月，本土派組織「香港人優先」舉著港英旗沖入中環解放軍駐港總部，被軍方人員阻止。其後，該組織四名人士被逮捕。這行動為整個民主運動帶來反效果。大陸官方媒體誇大這次的行動，並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勾結外國勢力」，製造加強鎮壓的藉口。但同時，該行動是和平的，我們必須反對逮捕或檢控四名示威者。

由於泛民領導的失敗，不少激進青年不再信任傳統民主派政黨，而有可能將希望投放在本土派身上，將之視為更激進的反獨裁力量。然而，這些大香港的民族主義主張排拒內地人，只會分裂中港兩地的群眾運動，削弱反抗中共的力量，並為打擊整體工人福利的論調護航。另一方面，建製派趁著群眾對民主派失望沮喪，伺機推動大量親中建製勢力發展，例如「愛字堆」和「保衛香港運動」等，當中有些是極端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現時，港獨與親中兩派民族主義勢力的對立，令左翼和民主運動陷入更復雜的局面。

2014年的政治任務

泛民主派進一步背叛，在欠缺左翼運動的出路下，反動的右翼勢力有崛起的危機。如果群眾在2017年的普選路上再度被右翼泛民欺騙，將會製造更大的政治反彈。社會主義行動在2014年民主鬥爭的路上，會繼續提出徹底的民主訴求，以及推進更有力的抗爭策略。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註定失敗，民主抗爭與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氣候混沌的時期，建立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群眾政黨，是勝利的基本條件。

明報撤換總編　AM730廣告被抽起

2014年，面對民主抗爭運動枕戈待旦，中共與特區政府業已打響前哨戰。梁振英政府民望江河日下，深陷統治危機，管治威信蕩然無存，連最後一根稻草的壓力也承受不下。在新一年，梁振英要收復輿論陣地，「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即便是媒體不時的「小罵」也讓他食不下噎。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

新年伊始，政府明目張膽破壞新聞自由。《明報》傳出，疑因其一連九天頭版報導港視發牌風波，觸怒梁振英權貴，任職兩年的總編緝劉進圖因而被粗暴撤換，並安排一名馬來西亞藉人士掌管編采業務。《明報》的立場近年愈趨親建製，在前年特首選舉期間，劉進圖被認定為「梁粉」，多次延遲報道梁振英的僭建新聞。但梁振英似乎連這樣的報章也容不下。

此後，再有報導指，由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所創辦的免費報紙《am730》，懷疑亦因其編采方針，被兩至三間中資財團在未有解釋原因下，統一地抽起廣告。施永青指，被抽起的廣告份額超過1,000萬元，報章每年盈利約1,000至2,000萬。施永青本身是地產霸權一分子，《am730》亦非反對派報章，只是有些民主派人士在此報撰寫專欄，例如公民黨余若薇、人民力量劉嘉鴻等。

私人媒體為求牟利（或者那怕只是為求茍存），極為依賴廣告收入，因此廣告客戶對該行業的報導方向和立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中資財團在香港影響力愈來愈大，不少報章老板與內地人大政協關系密切，甚至本身就是這些高官，專製爪牙更容易以國家資本侵蝕新聞自由。基於政治因素扼殺新聞自由，卻被包裝為「商業決定」。例如，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多次在碼頭罷工期間批評李嘉誠，李氏於是抽起所有壹傳媒的商業廣告。

《明報》老板背景

《明報》大股東張曉卿是馬來西亞第九富豪，身家超過100億元。張曉卿旗下的世界華文媒體， 在馬來西亞的六分華文報章中持有四份，包括《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同《光明日報》，占據當地整個華文報章廣告市場超過七成的份額。這些報章的立場都親建製，並曾經因為淡化六四報道，支持香港國民教育，引起當地華人反感。

根據《主場新聞》報道，張曉卿創辦的常青集團，根據集團網站，形容公司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的總投資額近20億港元，其商業活動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2011年中，貴洲省僑聯曾指出，常青集團擬在貴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中馬產業園區，張曉卿並親身到當地考察，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只有掌握財力的老板才有資源控製媒體，代表工人發聲的媒體故然無立錐之地，連立場靠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媒體亦難以生存。在「自由市場」和官商勾結的陰霾下，反政府的媒體不是被絞殺，就是被收編。

在資本壟斷下，私營媒體要麽造成無線電視式的一言堂大，要麽就如今次財團以商業手法幹預編采方向，永遠不能確保編采自主和新聞自由。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由根據群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這才能確保職能可以不受幹擾，切實監督政府，如實地反映社會的真相。同時，假如民眾認為公營媒體的報導偏頗或失職，可通過民主程序，隨時罷免編輯委員，確保媒體能如實反映民意。

傑瑞米柯賓

鎮壓的威脅

建製派與其控製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占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幹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占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占領――實際上由建製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沖突來作為警察鎮壓占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製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占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占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製度的論述，建製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占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製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製派的壓力與「占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製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占中」領導層最近宣布占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占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占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製。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占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製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製。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裏甚麽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製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製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製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製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製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墻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臺，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製），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製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占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製繼續控製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復雜的情況：「占中」的領導者宣布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咨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盡管如此，兩名「占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臺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占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占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動或鎮壓「占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占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於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１）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２）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３）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贊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松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盡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攜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幹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借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癥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製。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製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傑瑞米柯賓

人口政策仇窮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來仇窮迎富，富人可輕易付「路費」跨越邊境，相反不少貧窮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團聚。今年正為本港推出投資移民計劃10周年，讓來港投資650萬元的內地富人獲得居港權。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請至2009年，投資移民成功批核個案逾4,350宗，以每個個案最少來港投資650萬元計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億元進帳。當然，豬籠入水的是地產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然而，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2013年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只有約47,000人，根本未用盡每天150個的限額，「陸沈論」早已破產。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今天攻擊「內地人搶福利」，實質上與建製派葉劉淑儀當年的荒謬理論如出一轍。

敵人是政府和資本家　不是內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醫療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投放公共開支極為吝嗇，香港公共資源的不足，在於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而非「被內地人搶福利」。無論是「親政府」的自由黨還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內地人的歪論，最終只會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轉移視線的幫兇。香港的工人和基層的矛頭應該指向掠奪財富的資本家和政府。

二零一四年

中央堅拒真普選　政改假諮詢激化群眾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不得與中央政府對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將會承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商界菁英和建製政客主導的四大界別組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屬於公民推薦，無論什麼方案，最重要是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提委會的特首提名權是「排他」及「專屬」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製派亦會限製候選人數目，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個候選人參選。

可見，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製，無論泛民主派提出什麼提名方案，如果不廢除現時的提名委員會，最終還是受提委會主導。溫和派的民主黨和工黨，提出公民、政黨或提委會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閘。所謂「三軌製」最後會是由提委會主導，另外兩種提名方法不過是「諮詢性質」的政治花瓶。而激進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為接受提委會與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後路，沒有信心打破中共體製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設的「基本法」鳥籠打轉，不敢從事體製外的抗爭，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反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枱底交易後，又轉駄支持。

泛民妥協　占中猶豫

中央堅拒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

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湯家驊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選舉出亂子，偏激的候選人會在選舉論壇大聲疾呼「打倒共產黨」、「推翻一黨專政」，中共或會覺得未必可以處理。真普選聯並無公開批評湯家驊的取態。

民眾對占領中環愈來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區宣傳演變成反對者的抗議，元旦遊行將會見到大批群眾上街，政治氣氛勢比去年更為激進。

政府拒絕真普選的態度昭然若揭，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教育群眾已經與中共沒有妥協空間，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在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商討日中，我們成員鄧美晶抨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欠缺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商討日中，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廢除提名委員會，爭取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鬥爭何去何從？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復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製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製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製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淩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稱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誌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製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製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製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製度的不斷重復。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製統治。

占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臺。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臺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占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占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占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回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占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占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占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麽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製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占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占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占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占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占領運動的支持。

傑瑞米柯賓

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權遊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職工盟及屬會過百人發起了「爭取集體談判權大遊行」，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特首官邸禮賓府。是次遊行參與的屬會包括巴士、國泰、碼頭、地盤、飲品、外勞及個人行業等工會。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是個人行業工會的成員。她表示作為個人服務行業的一員，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爭取集體談判權就是為了讓工人得到較有力的談判位置。她提到，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等如工人不能發聲、不能團結。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最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雖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對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來遊行，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集體談判權除了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工人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在現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工人只有更團結的鬥爭，建立戰鬥性的工會運動才能捍衛每一項工人權利！

黃毓民的「掟汽油彈」言論

12月9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討論政改諮詢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改方案假諮案，聲言香港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雞蛋，就來掟你汽油彈」。

建製派攻擊這言論。特首梁振英表示，黃毓民的說話具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會姑息，揚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愛港之聲、保衛香港運動、沈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行聯合記者會，譴責社民運梁國雄及泛民議員黃毓民煽動及破壞社會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辭職。社民連成員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地區論壇時，兩名社民連成員陳德章和曾浚锳向他投擲雞蛋，誤中曾俊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擺出強硬姿態，抵製真普選，先有李飛來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後有林鄭月娥開始政改諮詢，民怨幾何級上升，可預見來年政局會更兩極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一步獨攬權力，並加強鎮壓異見聲音，斷然拒絕自由派的改革訴求。這自然連系至對香港的管治，不難想像，李飛的言論是三中全會後中共高層拍板決定的。在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不可能爭取到任何東西，正如黃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鬥爭的出路。

黃毓民澄清，並非威脅要向政府掟汽油彈，而只是預視民怨升級，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雞蛋，而是掟汽彈，溫馨提示政府會出現這個問題。

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局面，黃毓民近來愈來愈多使用「革命」、「勇武鬥爭」等激進修辭。11月6日，立法會辯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事發牌事件，五萬人集會支持。黃毓民發言時，指示威者唯有沖擊政府總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範。然而，這些不過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辭，將民怨收割為政治資本，未見會連系至行動上。黃毓民無論在過去組建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是他自己的參選政綱，都沒有提出革命的立場。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系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傳單：中央堅拒實現真普選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占中商討日派發的傳單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拒絕任何與政府對抗的人參選。林鄭月娥帶領政改假諮詢，清晰表示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篩選，不可能允許公民提名。

中央堅絕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真普選聯並無批評湯家驊的取態，因此與其說湯家驊「另起爐竈」，倒不如說他為泛民主派作好兩手準備，為這群政客打開與中共密室談判的後門。

政府為普選架設「基本法」的鳥籠，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法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臺底交易後，又轉馱支持。

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我們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在上次商討日，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沒有團體可以壟斷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發表聲明指，支持占中的團體要先知會主辦方，強調其他團體要扮演「後援」角色。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占領中環是屬於所有群眾的，並非任何團體的專利，「和平占中」並無權壟斷運動。任何人都有權成立組織支持占中，不受限製地獨立行動，提出自己的策略，爭取群眾支持，包括集會和募捐。

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項裁決，這將為減輕內地新移民貧窮邁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機抹黑「內地人來港搶福利」，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兩地群眾的團結。這群政客同時亦打擊勞苦大眾的社會福利（包括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增加富人稅）。香港的福利、學校和公屋資源短缺，是因為政府吝嗇的理財方法，不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港府福利開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經合組織裏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當務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為「避稅天堂」的困局，由有錢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務的開支，將財富重新分配予勞苦大眾。

右派民粹抹黑內地新移民

多年來，社福署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輿論抹黑窮人，又要申領綜援的老人之子女簽署「衰仔紙」（承認自己無能力供養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開支的承擔。今年，自由黨的李梓敬發起運動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舉起「反對濫用綜援大聯盟」招徭過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進」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蟲論」，發表內地人侵蝕香港資源的仇恨言論。

自1970年代起，申請綜援的資格為居港滿1年。直至03年，在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以「經濟不景」為由修改規定，在翌年實施「領綜援需居港7年」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新移民領取綜援占整體綜援開支不過是一小部分。根據終院的判辭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財政年度為例，即使當年實施了「居港7年規定」，政府實際上可節省的綜援開支大約只是7億多港元。可見，曾蔭權當時的政策不是為了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將對政府的憤怒轉嫁至窮人身上。

根據《主場新聞》報導：「終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即未實施7年居港限製的時期，新移民占申領綜援總人數大約12%至18%，認為即使讓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此外，判辭又指出：「估計花在新來港人士的綜援開支，由1999/2000年的1.467億港元（相當於綜援開支總額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億港元（比率升至12%）。」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居港未滿7年的綜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減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領取2,000元計算，2010年內地新移民的綜援受助額不過$3,800萬港元，與當時政府6,000億港元財政儲備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傑瑞米柯賓

捍衛出版言論自由

本土派攻擊我們售賣刊物籌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運民運的傳統，以抗衡資本家操控的主流輿論。諷刺的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過往都攻擊我們售賣《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售賣的《社會主義者》雜誌，除了為群眾運動做紀綠，亦是捍衛內地新聞自由的工具。《社會主義者》簡體電子版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訂閱者，是被當局禁製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會主義者》的內地撰稿人張蜀傑被公安逮捕，當時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後來在梁國雄（長毛）和工國委（CWI）協助下，張氏才得以逃離中國，在瑞典得到政治庇護。

社會主義行動沒有政府、財團和NGO的支持，售賣本刊的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來源，用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和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於本土派的攻擊之下，繼續支持港視事件的抗爭，並捍衛任何團體在集會中宣傳組織的自由。我們強烈要求《熱血時報》回應：該報是否支持言論自由、組織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衛公共空間　反對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

1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由一星期七天縮減至兩天，非開放時間期間行人專用區將會改成馬路。樹仁大學進行了一個訪問，非居民或商戶的途人中，近六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四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而，居民和商戶中，近兩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八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

行人專用區不但成為悠閑街道，更演變為香港僅有可讓市民表達意見，享受藝術的的公共空間，歌舞表演、繪畫、雜耍、戲劇等藝術表演者林立，令其成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娛樂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此逐漸形成一種香港的街頭藝術文化。

綜觀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讓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和藝術的公共空間，如奧地利國家劇院附近有步行街，供當地人表演音樂；法國巴黎文物建築物附近也設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藝術表演；亞洲則有臺北西門町、澳門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決噪音阻街問題　

近年來行人專用區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街頭表演的音量過大造成滋擾。自去年六月，運輸署將行人專用區時間提早至晚上十時關閉。區議會也聲稱因為「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而動議封街決定。事實上，日後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馬路後，問題並不能解決，人車爭路將會再次發生，汽車所產生的廢氣和噪音問題也將卷土重來。區議會在沒有嘗試任何咨詢，監管和規劃底下，決定「一刀切」封街，並不能為居民解決任何問題。

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開始啟用，當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車爭路問題嚴重，汽車排出的廢氣和噪音又滋擾居民，政府在壓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禁止車輛駛入。此措施成功解決了人車爭路，車輛廢氣和噪音汙染問題。

封殺行人專用區決議單在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沒有充分咨詢廣大市民。區議會由建製派政客壟斷操控，單是油尖旺區議會，便由保皇黨民建聯和所謂「獨立」的區議員組成。上月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令市民對政府和建製失去信心，建製派區議員為取回旺角區居民的選票作此決定，是逃避問題，更是扼殺全香港市民僅有的公共空間。

整個油尖旺區議會在無人反對下，以24票通過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後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這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民調顯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專用區，維持現時每周7日開放。

同時，行人專用區也被越多越多的「寬頻」檔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銷售寬頻和電話計劃的檔口占滿整條行人專用區，阻礙行人走動。而單是登打士街開始，一整條街便樹立數十個易拉架霸占，全為商業廣告。近日《蘋果日報》揭發，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團式經營，以一小時數十元聘請中年婦女看管，集團月入達二十萬元！

保留街頭藝術　捍衛言論空間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人絕大多數為有正職或已退休，希望發揮自己的興趣，在下班後走上街頭，從中賺取微薄收入，娛人自娛，也為有「藝術文化沙漠」之稱的香港發展一些本地藝術文化。

SMS樂隊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聲。成員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稱，是退休人士，每晚7時至10時在行人專用區表演，都吸引過百市民圍觀。樂隊另外兩名成員Tony和Connie是夫妻，為歌唱導師，晚上業余到行人專用區表演。「我們廿多年前已開始在街頭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願意開放公園讓更多藝術發展，我試過在沙田公園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為了阻止我們在公園使用揚聲器，曾試過報警和派人在那時段洗地數小時！」Connie憤怒表示。

由於香港沒有噪音標準的相關法例，現時法例容許警察由其主觀感覺判斷聲量是否為噪音，SMS樂隊在去年曾被警員一晚連續五次要求調低音量，該名警員更說：「我的耳朵認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繼而票控他們，過百市民當時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包括社會主義行動在內，不少政治組織也在行人專用區擺設宣傳街站，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過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積。不論是反對國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電視發牌黑箱作業等社會事件，不少團體都到西洋菜街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意見。今次封街，令這些民間聲音在日後更難表達。

噪音管製需立法　街道要規劃

我們和大部份街頭表演者一樣，反對在沒有任何咨詢下，「一刀切」封殺行人專用區。我們認為，要解決噪音、人群聚集阻礙街道問題，需要透過規管和發牌等方式解決，如立法管製噪音（現時香港並沒有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為有劃分攤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攤檔大小有標準，一直以來並沒有阻街問題發生。我們提出以下管製方式：

■設立噪音管製，每個表演單位必須在一定分貝標準下進行活動

■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每一單位可在指定時期內進行一定次數表演（如一個月使用五次，每次兩小時）

■在行人專用區劃分表演區及通道區，攤位之間距離設立標準，確保行人有足夠地方流動

我們要求：

■立即撤回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方案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