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宣称的意识形态和相关历史实际

俞聂

（八）什么样的“新时代”？2012以来

2012年以来，新一届“实用派”上台，坦言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因此必须开始正视“否定性社会主义”的自我异化问题，也就是官僚阶级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为了整治严重动摇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官员腐败问题，2012年中共新一届领导层对党政干部提出了“八项规定”，并先后查处了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数十名正部级、数百名副部级中共高级干部。尽管反腐力度之大是“实用派”上台掌权以来前所未有的，但是针对政治腐败采用的却是自上而下的工作组运动式反腐，而不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监督的民主制度性反腐。这意味着“实用派”并不承认党内存在一个官僚阶级，而只存在腐败的个人。这无疑并没有回答“实体派”的“（肯定性）社会主义（实体）的自我异化”理论提问。此外，中共新一届领导层不仅继承而且大大发展了“实用派”的建设“否定性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手段，2013年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分析自上台以来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新一届“实用派”的实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究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2017年，“实用派”正式提出了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分析其实质关键是看他们对自己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首先有一个关键前提需要仔细分析，就是“新时代”。按照中宣部的官方宣称，“新时代”主要“新”在五个方面：【第一】“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个“新”根本就算不得新，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及到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而只是在借用1956年“实用派”早期所规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且它还只是对前辈“实用派”已经认识到的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即针对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换了一套说法而已。此外，就算是按照“实用派”自己对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来看也不算新，他们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也就是说“实用派”仍然保留了为（基于巩固扩大差别的市场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所提供的补充论证，这个补充论证是“否定性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的前提保证之一。【第二】他们说“新”在党的理论创新实现新飞跃，这一点在分析完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就知道到底是新还是不新。【第三】“新”在党和国家事业确立新目标，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点仍然算不得新，因为它不过是“实用派”的“否定性社会主义”的替换表达而已。简言之，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再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且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内涵早已在2012年“实用派”提出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昭示于众，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里就是把1950、1960年代“实用派”不愿或不敢公开否定“实体派”的目标喊了出来。彼时，“实体派”要求的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统一于社会主义的实体之中，并最终落脚在“人民解放”（全人类解放）之上；而现在“实用派”直接呼出了他们前辈的心声，“振兴”替换了“独立”，“幸福”替换了“解放”，而且无论是“民族振兴”还是“人民幸福”都被“国家富强”所驯服，因为栖身于美帝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中共“实用派”仍然且必须依靠强大的民族国家在其中斡旋，“民族国家主义”之实取“社会主义”之名呼之欲出。可以看出，这个“新目标”也着实不新。【第四】“新”在中国和世界开创新局面，这一点可以不新之中的一点新，因为中国仍处于美帝主导的秩序之中，并且一时难以改变这个局面，所不同者只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确实有了实质性增长，居于全球第二。然而，尽管如此，也有不少研究者已经也指出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建基于依附性的脆弱结构之上，这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崛起之秘，也是中国难以突破国际秩序的软肋。【第五】“新”在中共展现新面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反腐上，上面已有分析，这一点算是“实用派”不得不为之新。综上，“新时代”之“新”实在难以副其实。

官方界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前者是核心理论，后者则是行动原则，鉴于篇幅，这里主要分析其核心理论。第一个明确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无疑既是对“实用派”的“否定性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推演极致的直接结果，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国家富强”，又是现实发展在话语层面的直接体现，即政党国家化，中共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革命党转变为阶级扩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执政党。

第二个明确是“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点跟第五个明确“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异曲同工之意，且在上面分析“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已经涉及，不再赘述。

第三个明确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里的“社会主要矛盾”上面已然分析过，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表述则存在模糊性。“人民”在中共的话语传统中具有极强的政治意涵，在早期，“实体派”和“实用派”都认为“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在1990年代以来，“实用派”对“人民”的使用逐渐泛化，尤其是2001年中共公开宣称扩大阶级基础以后，人民的政治意涵已经日益演变为全民。“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一方面的对“解放”内涵的替换，另一方面其现实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第四、第六个明确的实际意涵不大，而第七个明确是“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自然又是“实用派”的老调重弹，并且把调子起得更高了，前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述。

第八个明确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点可以结合“八项规定”来分析，无非是“实用派”在不得不正视前辈们过度粗放的发展主义在军队造成的恶果时所给出的回答。其中值得注意之处在于2013年以来，“实用派”开始意识到市场化对国家暴力机器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改革军队待遇，另一方面提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至于涉及到军队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井冈山传统，恐怕还有待观察。

第九个明确是“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点上面也曾分析到，“实用派”治下的中国经济实力虽有实质性增长，但仍处于美帝主导的秩序之中，“实用派”希望有所突破。但基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二重性，除非“实用派”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变革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决心和行动，否则其效果虽有待观察，但恐也不甚乐观。

第十个明确是“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实用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工作组运动式反腐，而不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监督的民主制度性反腐。这意味着他们仍不承认党内存在一个官僚阶级，而只存在腐败的个人。这依旧没有回答“实体派”的“（肯定性）社会主义（实体）的自我异化”理论提问。
余论

综上，可以看出新一代的“实用派”虽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前面却赫然绣着一个“中国化的”，这意味着随着“实用派”解决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其实践也将不断被归纳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其内容也必然越来越臃肿和缺乏逻辑性，疲于应付其否定性理论基础所带来的各种现实难题。“实用派”身处社会主义体用的二律背反之中而难以自拔：一面是其日益错漏百出的“否定性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一面是其始终难以正视的关于“（肯定性）社会主义（实体）自我异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仍然高呼“社会主义”的“实用派”，在未来是会开始正视“实体派”的幽灵，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走向不可修复的撕裂？“只有天知道”。（完）

俞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这一时期中共的理论与实践重点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而是致力于在解决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把一些经验归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四）不在场的“实体派”与“实用派”的否定性社会主义：1978年以来

1978年12月以来，“实用派”再度掌握政治权力，坦言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找出普遍适用的理论公式，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当时最紧迫的实际问题是由于1977、1978年两年引进外资过多、过快（史称“洋跃进”）而造成严重财政赤字（事实上等到“实用派”完全稳固地掌握政治权力之后，他们也极其依靠“对外开放”来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为此“实用派”将负担农村的财政“包袱”扔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用派”始终面临着“实体派”之前的种种理论批判，于是他们也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不过，“实用派”一开始并没有从正面去回答，而是回避了“实体派”的生产关系诘难，从反面也就是“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应对。“实用派”主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意味着“实用派”在理论上以“民族国家富强”统摄乃至替换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在政治上“实用派”是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1978年到1992年，“实用派”既从反面的角度回避了与“实体派”的“社会主义体用”之争，同时也不再从正面理会“实体派”提出的社会主义自我异化的理论问题，而是从自己的否定性社会主义定义出发，致力于通过发展经济、消灭贫穷来为这一定义提供现实层面的合理化论证。为了（给基于巩固扩大差别的市场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提供补充论证，“实用派”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因此允许“一部分地区的人先富起来”就是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的必要之恶。然而，理论问题和现实矛盾并不会因为“实用派”的刻意回避而自行消失。随着之前几年行政官僚垄断前提下的双轨制市场化价格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加剧，社会主义自我异化问题日益凸出，行政官僚通过“官倒”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剥夺全民财富，最终引发了武装镇压事件。

（五）“实体派”的幽灵：“保守实用派”与 “激进实用派”（1989-1992）

1989年到1992年，“实用派”内部日益有一批老人主张部分回到早期“实体派”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严格限制甚至取消资本主义自由化（或者叫市场化）的改革，尽管这批老人早在几年前被当权的新锐和主张继续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论点出发的“实用派”贴上了“保守派”标签，但是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保守实用派”才真正从舆论和现实层面获得了较大的发言权。不过，最终由于“保守实用派”公开要求辩论“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突破了“激进实用派”元老不否定“改革开放”的底线，于是“激进实用派”在1992年获得了胜利。

1992年，“激进实用派”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1992年初，“激进实用派”公开回应“保守实用派”，认为“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时候，“激进实用派”一方面面临着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和“保守实用派”的攻击，另一方面面临着国内经济濒临崩溃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但是他们不是去反思自己提出的否定性理论与一系列实践，反而进一步正式提出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名副其实的激进理论主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建设一个不贫穷的、最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就要改革1985年到1992年实行的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因为“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育的完善的市场机制。那种认为市场作用多了，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和不正确的”，未来的目标必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六）“实用派”的大转型：1992-2002

1992年到2002年，“激进实用派”在面临处理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的“实际问题”（核心是在国内和国外局势的叠加影响下所导致的阶级基础发生深刻重构）的过程中，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提出了“三个代表” 学说。这一时期，首先是中国依附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于是不仅从1980年代开始乡镇企业日益从事出口导向型业务，之后由于为了维护城市单位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利益而压制了乡镇企业，到1990年代初原先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开始大规模外出到沿海城市出卖廉价劳动力，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分工格局下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国家贡献大额剩余。其次，1993年三次赤字同步爆发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中共为了保住经济基本面而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抓大放小”改革，致使数千万国有企业工人被迫下岗沦为市场廉价劳动力。再次，由于推行了十多年结构不对称的行政垄断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形成了各种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严重侵害了农民和工人的合法权利，诸如农民的土地被不合理强征、工人得不到劳动法保障等等。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共自身面临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多重压力：首先从经济来看，中国在1990年代先后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次是1993年前后内生性的外汇、财政、金融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另一次1997年后外源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再次从政治来看，自从1980年代党国权力从农村上收以来，基层权力黑恶化日趋明显，同时在行政垄断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城市单位和国有单位在改革中腐败频频，民间强烈的反对声和对民主的呼吁声严重威胁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最后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共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深刻重构，一面是日益弱势的工农劳动者要求社会主义党国维护自己的权利，一面是企业主等新兴资产阶级呼吁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而彼时宪法和党章都规定着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最高目标是实现没有资产阶级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于是如何处理旧的工农基础和新的资产阶级成为中共不得不面对的意识形态上的“实际问题”。

2001年，激进市场化的“实用派”（2000年代以来“保守实用派”在体制内已经随着代际交替而式微，因此无须再刻意区分）为了理论上做一个圆满的回答而提出了“三个代表”学说：“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意味着“实用派”继续承接了最初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性规定，也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始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的“先进”表明要将发展生产力的“市场化”手段推到党许可范围内的极致，始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结合2002年的中共党章修正案和“第一个代表”来看。首先，2002年的中共党章首次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意味着中共在“文化”方面正式接纳过去认为应该革新的“旧”传统文化；其次，“第一个代表”的市场化改革则要求“文化”的先进性必须体现在能够占领市场获得消费者，也正是从2002年开始中共正式承认了过去批判的媚俗“文化产业”。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文化产业，两者叠加起来才能保证日益庞大的城市中产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对党的认可。3）“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当时已是强弩之末的“保守实用派”强烈的、但却无济于事的批判，其关键之处在于从理论和现实层面解决了资本家入党的问题，决定“吸收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从这时开始，执掌中共的社会主义“实用派”正式公开宣称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也就是建设一个阶级基础不断扩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执政党，而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实用派”试图以一种鸵鸟主义遮蔽，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底如何决断（方向是公有还是私有）？在生产和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中究竟如何建设（如何处理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支配与被支配）？产品最终如何分配（谁多谁少、标准如何、怎样对待差别）？而所有这些无疑最终又深刻影响了怎样发展生产力。

（七）自食其果？“实用派”的困境：2002-2012

2002年到2012年，“实用派”一直遵循早期元老定下的发展主义路径，公开主张“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甚至宣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是自从1992年喊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以来，“实用派”却发现发展中逐渐充斥了各种日益深重的矛盾，以至于必须靠“稳定压倒一切”才能为发展保驾护航。于是，“实用派”不得不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理论问题。199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的群体性冲突仍以农民之间基于利益纠纷的械斗为主，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群体性械斗数量下降的同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群体性冲突急遽上升，这主要是由于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税制发生根本性变革后，基层通过“三提五统”提取农民剩余过多过重，导致农民不堪重负，2005年全国农村群体性冲突竟达到26000例之巨，最典型者如2000年的江西丰城“816”事件。为此，党国宣布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征收农业税。此外，1990年代以来，随着粗放式发展，中国的环境污染也日益增多，世界银行2005年的资料表明，世界上污染最严重30城市里有20个中国城市，空气、水资源、土壤、大气污染等层出不穷。面对上述诸多发展主义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中共“实用派”于2003、2004年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其中，前者“科学”明显挪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语，但实际上却将其去政治化和技术化，局限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和“可持续发展”，无视发展问题得以发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的否定性定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仍然遮蔽着关于“社会主义肯定性实体”（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发展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则处于历史的阴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