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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内统治集团将继续维持镇压,但变得「更为技巧」。
本篇文章首次发表于2011年7月11日。
尽管专制当局忘乎所以地宣传其经济成就,但现实是阶级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层穷苦百姓中对自己不断恶化的局势日益表现出沮丧和绝望。在内蒙古为例,当地生产了中国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拥有中国最大份额的风力发电资源,但仍然有7万农户没有用上电。甚至在各省内部贫富差距也非常极端——如在广东省最富的地区深圳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的地区河源市的10倍。
当局的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整整下降20个基点——从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报告显示,「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增加了20%。(《财经》杂志,2010年5月12日)。这些数字证实了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的,政府大规模下岗和解雇国有企业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议活动,并鼓励血汗工厂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国家的财富从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向资本。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23.4%的工人在过去5年未有加过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极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过去十年的初期,数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支援下,致力刺激国内消费以「平衡」大规模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经济仍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刺激施和大规模信贷增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体经济的消费的份额从2000年的,从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发展:难以负担的购买新住房的价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来越多的积蓄而非消费,而通货膨胀则使较高的零售收入掩盖了实际销售数量的变相下降。而消费者支出的主要扩张集中在相对富裕的城市新中产阶级,这一少数人口中,而并不是实际工资水准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体系支持的大多数人口身上,这迫使人们不得不积攒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当局在最近二十多年执行的政策培育出一个超富的资产阶级和房产业主。中国现在有96万个千万富翁,个人财富在1000万元以上。根据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国百万富翁的财富来自私人企业,20%是依靠快速上涨的房价炒楼而得的。」千万富翁毫无疑问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已取得相当的经济话语权。正如内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团的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些主要的资本家们正被纳入政府和准政府的体制中。事实上,在起初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资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党的官员出身,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建立商业帝国。根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网上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调查者相信新富阶层获得财富的方式与他们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联系。
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预见到,他曾经警告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工人阶级的失败,使得俄罗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计划经济的权力,并在此后越来越多地威胁到社会革命和国有经济的进步,除非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才能阻止这一局面出现。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对斯大林主义极为精彩的分析,解释了一个基于国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官僚集团如果能成功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将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 「(对官僚们来说),仅仅做一个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成为真正的股东才行。官僚集团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概念上的胜利意味着它也就转化成为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
党国体系的转变
在中国,这一(官僚转化的)进程发生在中共这一毛主义/史达林主义的执政党内部。这是资本家群体爆炸性增长的结果,而且由于与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彻底决裂和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也这是(中共)成为了这个国家新的经济统治集团的工具。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中共的蜕化)在国际范围内给工人阶级运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从1990年代初期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到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充满矛盾,(中共的蜕化)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暂时的稳固。中国的这一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维基解密所报导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国泄密的电报,「中共的政治局其实是一个商业帝国组成的小集团,他们将自己的既得利益置于普通穷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们限制媒体自由以避免将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给新闻界。」这份报告还注意到,在中国内部,对于前总理李鹏和其家族控制国家电力行业,负责政法的周永康石油产业,和总理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控制珠宝行业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这与此前毛泽东时代相比代表着质的变化。此前,在毛主义-斯大林主义制度下,虽然官员们也涉及腐败,并根据在政府内部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而享受大量特权。
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全面国有经济的条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官僚化扭曲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制,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限制也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国家拥有的资产无论一个人能盗取多少,但是他们无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将之转化为私人财产,如房产、公司所有权、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而如今在新的形势下,限制已经被彻底解除了,「共产党」和其领导层个人领导了这一蜕化的进程,他们使自己的家族变得暴富,并积累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党则成为他们在新经济制度下用来保护自己资产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向社会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样地,党也作为一个秘密和等级化的组织正好合适作为调整和调节不同经济部门,不同竞争省份和不同经济集团间利益冲突的一个讨价还价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