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

林林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定文革的。邓上台后扶植上来的人都是为他的复辟服务的，知识分子能爬上来的也是要拥护他的。不改思想就走人，这是他搞的一言堂。不争论封了不服帖的人的嘴。然后引导人们为“少数人先富裕”而奋斗，“猫论”引导人们为了当少数人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现在社会堕落，官员玩女人，吸毒，赌博，腐败，自杀，把人们引导到极端自私自利，道德滑到令人厌恶的局面。
最可恶的他们给周总理摸黑，把周总理拉到他们背叛共产党的阵营里去，值得我们提高警觉性。这样他们完全孤立毛主席——继续不断妖魔化毛主席。在文革中，我们搞批林批孔从来没有搞过周总理，不知“批林批孔批周公”从哪里来？甚至有人说清查“516”就是搞周总理，这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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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 发表于 2015-5-15 08:59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 ...

一、“批林批孔批周公”是以周公影射总理,二、“516”组织是反周总理的，所以布置了清查运动,经历了文革的人大都知道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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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七、批判极左思潮 水陆洲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1，“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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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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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说：
　　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戚本禹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後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８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有关五·一六的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今天传达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最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内容极其恶毒。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五·一六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五·一六分子把五·一六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来源：《红旗周刊》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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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
　　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来源：1967年12月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63期）
　　一九六八年某月，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林林

【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为什麽不会是假的？有什麽事实根据吗？在整个文革中，跟现在一样，存在不少谣言。背叛共产党的叛徒们为了把周总理拉到他们一边，什麽谣不会制造？

看看中文一些网站，有人专门把严肃的路线斗争，道路斗争说成个人的斗争，想用这些丑化中国共产党从而把共产党搞成不如国民党。因为他们就是准备迎回来蒋家王朝。毕福剑的反共，反毛主席，反人民解放军，把地主抬出来，难道是他一个人胆大包天？非也！三十多年来，特色党从路线，道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他们来讲可以说做足了舆论准备彻底埋葬共产党。沉默的大多数，被拉拢变质的不少人，掌控了国家机器可以镇压反抗的人等等。看看类似周秀云的案件不断在发生，被讥笑，被歧视的学生只得选择自杀。

网曝吸毒人数超1400万；男同性恋2000万（同妻16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全球3.5亿，中国有近一亿。
看看当今中国的现况，环境被污染，人民被压迫，资本家被人鼓吹要有贵族精神，这些情景为何出现？继续私有化在进行，他们不造谣如何能欺骗群众？特别是想利用周总理来做他们的保护伞，继续蒙蔽不明真相的新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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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示：会议记录不保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天
　　12月起，赵炜开始每天陪着邓颖超去305医院。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告诉赵炜，在这期间，一向很少谈自己工作的周恩来首次向她透露，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批判。
　　关于这次会议，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只有很简略的记载。
　　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建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评；同时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不要。”
　　所谓“右倾错误”，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结束时，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由于毛泽东已入睡，周恩来来不及请示，遂连夜与对方举行了会谈，并表示：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就此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历时10多天的会议，是周恩来晚年所经历的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刻。
　　赵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一阵他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但都看出，周恩来心情不好。
　　高振普送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曾在会场外听服务员三言两语地说过，知道周恩来在里面挨批，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
　　文革结束后，邓颖超与叶剑英共同上书中央，请求为这次批判平反。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找到了材料。
　　赵炜记得，两大皮箱会议记录被送到了西花厅。为了保密，邓颖超独自看了记录。直到这时，她才完全了解到周恩来当时所承受的痛苦的程度。
　　事后，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意见，会议记录不再留存。
　　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刘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他写《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申请看这次会议的资料，被告知：“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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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问，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1966-1976》，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第165-167页。）
　　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丰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问，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转引自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记录，1980年11月26日）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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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1975.09.12
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

远航一号

林林 发表于 2015-5-15 09:48
【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为什麽不会是假的？有什麽事实根据吗？在整个 ...

政治局会议，不可能是假的。1973年，江青等批总理，当然是在搞路线斗争，但是路线斗争是不是找错了对象？找错了对象，就是路线错误了。

至于孙维世，有些材料是直接来自邓颖超的。邓颖超后来追随走资派，但是从其一生人品来说，公然说谎造假，应该不至于。

我们要全面理解毛主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论断。人无完人，伟人也可能犯错误。从大的方面来说，犯错误的革命者还是革命者，不能与反革命混为一谈。但是，犯错误，还是有个度的问题，超过一定的度，就丧失政治原则了。比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右倾机会主义）危害极大，但还算是一个营垒内部的问题。但是王明在上海，为了清除党内政敌，在得知国民党军警即将抓捕同志的时候，竟然阻挠通知这些同志及时转移。这就严重丧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原则了。

江青等批斗周恩来，再大的错误，还可以说是出以“公心”，但我们也要引以为戒。但是，有些事，如果属于公报私仇的话，就太出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