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虽然是荒谬的，不等于说改革开放是正确的。

马列托主义者

文革虽然是荒谬的，不等于说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文革还是改革，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体制内力量，都是这一批人：党官僚老“革命”和他们的子女，体制外的就是 一般群众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毛虽然总体要比这个体制内这些人要进步，但是他的成功依赖这个体制，他不可能真正要求击溃这个体制，至多说他是这个体制 的改良主义者，不希望这个体制对体制外的一般群众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压迫的太厉害导致这个体制外的政治革命的要求的火山岩浆积累得太盛以至于粉碎体制 本身，于是毛用太极手法发动了文革，借力打力是太极的真谛，毛借政治革命的力（造反派）来消解政治革命的力（造反派）最终保存了这个体制。


造反派的政治革命的动能没有步入正轨，毛在世时，一种太极就耗散了这种力，毛就是这个太极高手。


造反派是上当，文革是闹剧，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斯威齐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的斯威齐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上居然也肯定毛泽东，实在令人不解，斯对中国文革的实态了解还是片面的，而斯这样评价 毛，估计是斯本身都是停留在笔头上的红色梦，在毛却是红红火火的一场运动，哪怕这场运动如此的荒谬。斯如果在那个时期，肯定是一个热情地支持毛泽东的造反派，然后因为这场运动而时时地被镇压直到最后被投入监狱


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
（Paul M. Sweezy ＆ Harry Magdoff）
1993年12月11日于纽约市立亨特学院


　　12月26日标志着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的毛泽东的一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思想领域，军事的战术和战略以及政治领导。可是，对我们这些处在20世纪和公元第二个千年行将逝去的人们来说，这些都还不是使我们怀念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得以成功，只有当革命赖以产生的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明显地超出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可以挽回的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新的领导，代表人口中被排斥的 分子，而且准备推行那些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社会的）紧张状态因而得以缓和，许多人经历了他们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改善，于是产生了将来生活更好的希望。 事情在一段时期内进展良好，可是新的形势远不是静态的，新的社会冲突在发展，在革命中有所损失的那些人们会重新整补并且计划卷土重来，于是革命的领导逐渐 衰败下去，新上来的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因为手中有权而享受到实惠，对他们来说现状要维持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营造。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 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
　　社会这个舞台于是又处于周而复始的状态。通常对毛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是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到1949年得到权力的有激励人心能力的中国革 命领袖。此后，直到他在差不多30年后逝世时为止，他是党的主席，也是戴有中国特殊标记的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今天中国官方的观点是这样的，毛的晚 年迷失了方向，从1966年起他把中国推入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努力是误入歧途，其结局是一场灾难，幸而因他在1976年逝世而被打断。这一观点是莫斯科 导向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同意的，并且以各种形式为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公认。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同意。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由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而我们却相信，在60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骚 动时期──的特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即使失败了，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视野，它们必然会在将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持这个看法的理由实际上相当简单。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在持续了一段时期之后，正在恶化之中。领导层中一直就有分歧，一些人的眼光从来 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而另一些人却相信有效处理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在这里，长期受苦受难的、非常贫困的绝大多数人 民的实际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毛是后一种倾向的首要推动者；而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职权的人相对来说是有特权的集团，而且趋向于认为所需要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进 一步的改革。毫不奇怪，这个集团支持领导层中更保守的那些人。到6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正在增长，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架空毛的权力的那种细致而艰巨的 工作。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这一进程没有受到反对，其结果也将会使中国革命或快或慢地停止激进。我们怎么能够确信这一点呢？原因是10年之后的事实证明使毛引退的是他的逝世而不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毛拒绝一声不响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发动了文化革命，特别对准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他不是通过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来进行这场斗争，而是通过唤起群众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 和代表大会”，这些形式将接受“类似于巴黎公社那种总选制度”的约束，并且将变成“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这对世界上的官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可诅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败的可能。后来他几次提及，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不止一两次，也许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在中国或在其它地方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当然不是最近。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是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为完全破坏性的 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无论是人类或是它的自然栖息之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发生革命，伴随而来的将是 对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真实的历史形象才会被充份地认识到。


（洛城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1994年1月号）

bapl

毛泽东违背了自己一直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党内走资派的面目和危害的时候，就发动了文革，以至于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而毛泽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断革命的理想，在党内早已经无法获得多数官僚的支持，毛一直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远望东方

这篇文章将文革写成了毛主席为个人权力和权威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是在赞扬还是在诽谤毛泽东呢？

远航一号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感谢马列托主义者网友提供资料（马列托主义者还加了评注，请前往红色社区阅读）

马列托主义者

文革错综复杂，有各种说法，其实有些时候，看一二张文革揪斗的图我们就能充分认识到文革的荒谬性，文革这场运动的是内耗，主要是消耗政治革命动能，到毛死，官僚们开始要终结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似乎根本再也找不到反对力量了，因为这些动能已经通过文革耗尽，直到1989年重新出现返照，被镇压后，官僚们通吃的比解体苏联还厉害的就是即私有化市场化把国家集体的公有财产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同时维持党官僚体制。

马列托主义者

“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巳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见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

马列托主义者

  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真谛在于社会民主制，而社会民主制只爱其壳却没有釆用体现人民主权定期普选制，釆用的是帝制的等级授职制。那么，等级授职制固有弊端是只唯上、奴疫下-----这种官员产生体制内在是会反民主制、违背体现人民主权就发生内在机制作用。毛想代表人民利益，而官员如也代表人民利益与上级权力、指令一致时，相安无事；而一旦发生冲突，那么，下级官员就只有舍弃、甚至侵犯人民利益，维护上级权威、指令，因为官员保位、升迁命运在上级手中。

         文革的荒谬性就在这点上：通过搞群众运动使官员不脱离群众、清算对人民利益侵害；却不让人民普选制产生官员、内在约束官员不脱离群众、不敢对人民利益侵害。

bapl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修正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在同体制官僚两次激烈较量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使体制官僚利益的代表人物嗅到山雨欲来，采取了在党内拉帮结派，强化对党政体制掌控和架空毛泽东的应对办法，直至迫使毛泽东拿出党章和宪法申明基本权利，才得以出席中央高层党政会议。

　　寻找途径，突出重围，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他充分信任的人民群众身上。由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和清除体制官僚势力，就成了对防修防变可行途径的探索和实验，也成了唯一能突破围困的必然选择。但是，这条以民治官的探索道路充满变数，没有人预先知道最后结果。毛泽东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革命原则不能改变，视王侯权贵为粪土的平民思想更是与生俱来，他甘愿粉身碎骨也要向修正主义官僚势力公开宣战，让管理者刀枪入库，接受人民大众的批判，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30华里的惊人之举，充分显示了他大无畏的独具魅力的政治家风范，向世人表达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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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平民思想是尊重群众，历来提倡大众民主，反对官僚精英独断专行、越俎代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允许干部群众有不同认识，要让人说话，充分表达意见和看法，通过争论辩明是非，以理服人，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现在有人避而不见这两种群众观和民主观的本质区别，分不清是谁在搞专制，把存在极端方式的群众运动，统统解释为毛泽东的部署。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透顶，则只能是别有用心。

　　毛泽东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原因是党内很多人看不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体制官僚的制衡。体制组织作为管理机构，天生含有官僚特性。通过体制割除官僚恶疾，必然遇到来自体制自身的本能抵抗。抵抗的结果，便是促使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是为官僚特权精英服务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博弈，最后转化成相互对抗的政治斗争。

　　“四清”运动后，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官僚体制和中上层官员感到了失望，认为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但他对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则仍抱有充分信心，开始寻找既能摆脱体制掣肘，又能有效遏制体制官僚化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多年后，在一次与外国友人交谈中，毛泽东曾讲到过当时的思考：“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