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转发 评王沪宁《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文森特

旧文转发 评王沪宁《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注：今天王沪宁文章的后半部分，从“一、关于党内民主”开始是别人写的，不是他的文章，是夹私货。

    王沪宁写了一篇《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文章，可见他是多么地害怕文革，因为他知道文革是要彻底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的。毛主席说过，“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王沪宁要反思文革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完善这个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以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会丧失。

王沪宁说，“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如果真的像王沪宁所说那样，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没有制止文革的发生，那么在文革结束后的今天政治体制应该要比文革前要有所改善，但是事实证明他所说政治体制中的七个部分，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比过去更糟糕，为什么？王沪宁在文中没有交代，也交代不了。造成今天更加糟糕的原因，正如像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预见的那样“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想解决毛主席上面提出的问题，文革失败了，我国就出现了毛主席所预言后果。作者所提出的政治体制中的七个问题，对照今天的现实证明毛主席预言完全正确。不是政治体制中的问题没有阻止文革，而是只有文革才能彻底解决政治体制中的问题。以政治体制中的七个问题对照今天的现实，完全证明毛主席的预言正确：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他说当时“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毛主席的领导权威不是自封的，是人民拥护、支持、爱戴的结果，何况他还是名正言顺的党的领导人。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 一个在党内没有担任主要职务，甚至在他离休之后，可任免最高领导人党的总书记，可以向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需要时，他可以提出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另一个需要时也可以禁止对“姓社”或“姓资”的讨论，甚至还可以提出“不争论”，这个人可以不需要任何民主程序，只要他一人说了就算。 还有像加入WTO、和外国签订领土协议、资本家可以入党等问题，都没有在人代会和党内事先进行讨论作出决议，而是个别人可以代表全党、全民作出决定。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毛泽东时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工农代表占多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还有第一线的工农，他们有权参加会议，讨论国家大事。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已经没有人民的主体工农代表了，几个象征性的代表大多不是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其中还有外国籍的人民代表，这样的大会还能称作人民代表大会？他们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行使权力，像《物权法》在强大的反对声中被很快通过，而群众强烈要求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法），经20多年的不断提出，人大仍然没有把此提案立项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原来宪法中人民享有的“四大”、罢工等权利被取消了、现有宪法中还保留的人民权利，如“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人民还有权享有吗？“天上直升机，地下监视器；开包检查，带刀非法；领导上街，分段戒严；几人上访，送进板房；节假开会，武警奔命；自家安全，铁门栏杆。”今天人民的各种权利在稳定压倒一切中被“和谐”了。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毛主席不完全相信司法，他相信群众，好多群众之间的问题，由群众自己调解就解决了，敌我问题也以教育为主，教育敌人也教育自己，由群众实行监督。今天的司法体系，据贺卫方说，最高法院院长还要向公安部长汇报工作，今天司法体系不仅不存在独立，而且还成了上下级的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什么“从重、从严、从快”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案子怎么审、怎么判，先有行政上级定个调。证据没有落实之前，可以先抓人，后调查，薄熙来的案件也是一个例证，刘亚洲的讲话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今天像杭州这样的错判冤案还有多少！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 。”毛主席主张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民主集中制，有事情先让人民讨论，然后集中，统一行动，很有成效。今天的纵向分权应该是分到家了，甚至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左灯，向右转”，“打擦边球”，中国有多少法令、法规被半途而废、腰折了？纵向分权机制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仆人，选拔的标准不是看学历，是看的现实表现和群众的意见。作者说，““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今天对干部的任免制度，还有人民的一点权利吗？今天已经结束了文革，那么官员是怎样任免的呢？人民有权选择干部？人民揭露的腐败官员可以异地升官。所以人民在一些官员的眼中只是“刁民”、“屁民”，升官的诀窍就是眼睛向上投上级所好，今天的当官之道是：一靠关系，二靠金钱（买官卖官）；这就是一些官员不断犯错误反而不断升级的原因所在。今天的陈永贵、吴桂贤等工农干部还能当国家领导人吗？一般公务员虽经过要考试，但更重要的是要后门硬，否则也进不去，如果过去工农兵领导干部要换在今天，他们连考公务员的报名资格都没有。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今天的公民权利在哪里？宪法规定的人民应有权利已远离人民；劳教制度中反映出来对被劳教人员残酷迫害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各地随便可以设黑监狱，随便可以抓人，可以强拆民房，强圈农民土地，警察、城管可以随便打人，干了活可以不付工资，连有冤上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王沪宁应该很了解今天政治体制中出现的上述情况，但是他不说今天的，而说过去的， 原因是王沪宁是拿这些例子忠告当权者，不政改不行了，不政改就会发生像类似文革的这样革命，为了挽救和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他提出了在维护一党执政的前提下的政改方案。七条就是他政改方案的基调，主要是吸收西方的政治体制的东西，但又区别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就是不放弃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他要反思文革，其实就是害怕文革，文革一旦爆发，整个现存的政治体制就会垮台。

王沪宁的政治体制的七条，除了更好地维护、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之外，不会保障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对人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废话。

文森特

（接前）作者强烈地要反思文革，因为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就是要彻底抛弃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文革的核心目的就是让人民管理国家。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看到不少党内的领导干部不想革命了，又想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了，老百姓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老百姓没有阻止他们复辟的权力也没有反抗复辟的觉悟。所以文革的任务一方面要清除党内的走资派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几千年来灌输给中国的老百姓的就是“命中注定”甘当奴隶的奴性教育，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充当了灌输奴化教育的先锋，而广大群众因为受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往往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皇上、神仙身上，听凭他们安排，不懂得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毛主席让群众在文革中经受锻炼，提高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要排除人民管理国家的障碍（也就是彻底扫除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另一面要提高人民的觉悟，让人民懂得人民必须自己管理国家，学会、掌握管理国家的能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生产第一线的工农走上国家领导岗位，参与国家管理，让他们进行锻炼，又不脱离群众、脱离生产，拿着原来生产单位的工资，这就是毛主席试想实行的巴黎公社原则。 只有把国家的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防止国家不变颜色。
毛主席为什么把人民管理国家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只有人民真正管理国家，才能彻底防止修正主义上台、本主义复辟。关于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重要性，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毛主席认为人民不能在别人的管理下，享受自己的权利，这是靠不住 的，管理人员一变，人民的权利就没有了。在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文革十六条中对于如何保证人民权利不会丢失问题作了探索，“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巴黎公社的原则：“（1）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2）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只付给和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可以这样说，人民当家做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近来社会民主党里的一些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这种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464页。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王沪宁提出的七个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否则像王沪宁这样几个秀才研究政体改革，不管你想出多少技术上的办法与规章制度，其结果必然是由权贵们选定官员，再由这些官员制定方针路线，法律、法规等等，再由这些官员贯彻执行，再由这些官员互相监督，再以他们制定的条文来罢免、撤职官员等等，一切权力都在这些少数人员之间运行，老百姓的利益只能仰望着他们的恩赐。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文革是正确的，这一点连邓小平都承认，他说“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要是毛主席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估计是正确的，党内也确实存在走资派，那么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正确的，文革不应否定。现实已经表明今天党内存在的不是走资派而是资本家，毛主席对实际情况估计完全正确，那么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应当肯定。　　

作者要反思文革，他首先肯定了文革是错误的，是必须肃清的，这种说法是本末颠倒。当然文革中的错误和恶果是必须反思加以总结的。作者把“文革”称之为“深重灾难的”、“一场大浩劫”、一“场内乱”，那么现在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文革造成的恶果是谁造成的？是文革本身造成的，还是反对、破坏、干扰文革的人造成的。事实证明是后者,(参阅恽仁祥《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此文揭露了破坏文革、造成文革恶果的罪魁祸首。链接------http://www.dfhsk.org/a/lishiyanjiu/dangshi/2013/0621/5205.html。）因此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就要总结如何避免文革被走资派利用，如何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使自己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任何革命都有被敌人利用的问题，当然毛主席事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反对、破坏、干扰文革的人中主要的是极力要保住自己利益的走资派，他们的手中有一定的权力、有人际关系、有长期斗争经验，会搞阴谋诡计，会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在党内领导层中占多数，他们对文革的破坏性最大。他们用“左”或右的办法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在他们的利用和挑动下，全国的群众组织几乎都分裂成了两大派，也就是通常称之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形成对立的两派之后，两派常常是放弃了“文革”的主要斗争目标，把主要力量放在了为各派利益而斗争，双方互相揪对方的所谓的“叛徒”、“反革命”、“特务”、“走资派”等等， 凡是对方保的干部一般统统打倒，这种以派划线的做法，最后造成了所谓的“打倒一切”；运动从文斗逐步变成了武斗，多数军方明显支持一派，有的明不表态，暗中支持，枪支是明抢暗送，有的军队还直接参加对群众的屠杀，武斗逐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全面内战”。破坏文革的除走资派以外还有一些隐藏的敌人和群众内部一些个人利益严重，争名夺利，不惜踩在他人身上往上爬的人，还有在运动中公报私仇的现象等等。难道这些灾难是文革造成的，谁能从《十六条》文革纲领性文件中找出能引发这些灾难性后果的根据来?   谁能从毛主席在文革的历次指示中找出能引发这些灾难性后果的根据来?  相反这些灾难性后果的产生正是那些违背文革“十六条”和毛主席指示的人干的。 把这些错误硬扣在文革和毛主席的头上完全是颠倒黑白。要反思文革教训，就是要总结文革如何被破坏的，从而避免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不是否定文革。

文森特

（接前）作者把文革中出现的灾难责任，主要要由毛主席来负，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作者认为毛主席对当时“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也是引发“文革”的原 因之一。毛主席对当时社会的分析，被后来的实践证明完全正确。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当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复辟的危险性主要在共产党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今天的现实情况来说，谁能说证明毛主席当时的判断是错误的，不但没有失误而且完全正确，王震同志在其晚年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另一个问题是作者认为“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 这也就是“文革”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发动的主要原因。所谓毛主席的错误是凌驾党和国家权力之上，这是当前精英不断攻击毛主席的重量级炮弹。毛主席在当时还是名正言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我在上面已经举例说明，一个什么职务都没有的老人，还能给党的最高领导人发指示，这是普天下找不出来的没有领导权的绝对领导权威。毛主席一生极力反对的正是把个人权力凌驾于人民权力之上，可是他又不得不违心地去这样去做，如果他不利用他的个人权力和威望，就不可能有当时的文化大革命。57年“整风”及以后的“四清运动”教训，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常规程序进行的，结果是把党内整风（58年共产党总书记是邓小平，59年国家主席是刘少奇）变成了反右，反右还定出了指标，并层层加码，党委书记就是党，给党委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反右就是秋后算账，镇压了给党委书记提意见的反对派，这样把大批无辜群众打成了右派；把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整群众运动。文革初期，在毛主席没有在北京的短短50天的日子里，北京500多名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如果“文革”也是按常规程序在党委领导下（党委成员中不少已经成了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发扬民主由党内的领导层来共同研究制定出文革实施方案，我们可以设想制定出来的这种方案就会像过去历次运动一样，斗争矛头就会指向普通的群众，毛主席说，“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摘自--《四清运动中高层分歧 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革命，而矛头对准的又是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这次革命不是“革”别人的“命”，而是“革”共产党自己的命，既然如此那么在领导这次革命的领导层中就要排除“走资派”的参与，如果按照宪法、人大等常规来办，还能搞得成文革吗？ 让这些革命对象来共同制定文革的政策，那么他们制定的政策不会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对准一批反对他们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这些打天下的“功臣”哪里肯把权力交给人民。王沪宁翻来覆去诉说文革的错误，错就错在违反了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常规程序.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毛主席的个人在群众中的威望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借文革为自己争权夺利，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有人首先说毛主席的个人权威至高无上，又说他要争权夺利，既然权力至高无上，他还和谁争权夺利？他不用争，谁也不会向他挑战，他如果不是为人民争权，他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好日子，他的家庭也不会有后来的下场。如果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力，他首先要巩固他的政权--党政军的统治阶级工具，另外天下哪有这样的当权者会发动全国群众来造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的反？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等等，来动摇他的权力基础，除非他发疯了！脑子进水了！ 虽然毛泽东自己也违心地使用了个人的权力，这和当今有些人把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和宪法之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这里的区别是有的人是为了私利而争权，毛主席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争权，如果他是为了个人争权夺利，他何必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当时在党内谁能撼动他的权力和地位？ 革命如果按正常常规来搞，那就搞不成革命，这正如要共产党在国民党领导下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进行革命一样，这样的话如果当作笑话听听还可以。

  今天怕文革的就是一批类似当时文革中要被革命的对象，不过他们也没有必要对文革如此心惊肉跳，今天再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无私无畏、在人民中拥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了，今天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今天只能是革命，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

（王沪宁文章链接--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2-02/24733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