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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16-6-15 02:38 编辑
“饿死三千万”者哑口无言
转帖者语: 由于自然灾和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人为因素,造成了一些地区饿死人的情况,但很快得到了纠正。现在一些不满社会主义制度的精英们,借此作为重量级的炮弹在国内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杨继绳的《墓碑》饿死3600万,在国外获得两项个奖项。
精英们没有见到毛泽东时代的巨大成就,从49年4亿5千万人口增加到近9亿人口,人口翻翻,寿命从35岁增加到67岁,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没有这个人口红利,哪来的GDP高歌猛进。应该为毛泽东树个金字牌匾。。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这次 《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孙经先教授以无可辩驳而事实彻底揭露了饿死3600万人的谎言。
附原文:
〔转载]“饿死三千万”者哑口无言
2016-06-03 19:34阅读:1,115
原文地址:“饿死三千万”者哑口无言
原文作者:
作者:宪天 发布时间:2016-06-02 13:04:1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X
《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除邀请我国学者出席外,还邀请了若干西方学者与会。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为此会议特别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与会,曹树基没有接受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接受邀请到会。这就形成了孙经先与杨继绳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的直接对话。
7月6日下午,杨继绳首先发言。他发言的主要部分是认为孙经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结论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承认了孙经先对《墓碑》的某些质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杨继绳发言后,孙经先做了题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长篇发言。
在发言中,他首先回顾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1958年我国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 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时间,恰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整顿。这一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
孙经先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饿死三千万”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根源就在于这些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孙经先通过对1954年到1982年整个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这一矛盾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得到了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4—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的这类人口数量约为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即他们拥有双重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实行《户口登记条例》,1964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的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
第三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第四个基本结论: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他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以上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就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异常减少的主要原因。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他说:“杨继绳、曹树基、丁抒、金辉、王维志等人把上述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异常减少的2644万中的绝大多数都解释成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以杨继绳的‘饿死3600万’为例,他的这一数字中大约有2000万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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