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时部分来为当代资产阶级服务。企图把毛泽东利用为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借此麻痹劳动人民。是否反对民族主义,是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当今中国的所谓左派,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们站民族立场,但未必站无产阶级立场。两者可兼得吗?不可兼得。
所谓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是个利益共同体的认同表现。什么时候本民族是个利益共同体?在经济上说,是本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远强于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生产联系本身就天然地把本民族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在文化上说,本民族有共同地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状态。这些共同生活和生产联合长久形成的上层建筑也把本民族攥成了一团。
有生产联系但未能形成共同文化的,即便生产联系很强,但也不会引起民族主义,如前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国家内部的联系当然比国家之间更强,但它们并没有融合成一个南斯拉夫民族,那么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就没有来挽救它的力量,而各自独立的民族都纷纷投入了欧盟的怀抱。这里就没有南斯拉夫民族的民族主义。
有共同文化,但未有牢固生产联系的。即便生产联系很弱,但同样会造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如中国小农之间,生产联系并不强,但照样能在外部侵略的情况下产生民族主义。
但话说回来,毕竟生产的联系是形成共同文化的基础,假以时日,生产联系就能够弱化过去的文化对立,形成新的上层文化的建筑,变成越来越强大的文化认同。如清兵入关,引起汉族人民长达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反抗,但它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稳定了下来。到清朝灭亡的时候,还有个王国维为辫子文化赴死。由此可见文化的民族对立并非根本的对立。反之,没有强有力的生产联系,原本是共同的文化,最终也要分化,文化认同越来越弱,甚至出现独立要求。如日本入侵台湾,五十多年后蒋介石又败逃台湾,在台湾被日本侵略时,台湾人民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反抗,这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当亡国奴。但在日本和国民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当中,台湾人民反而形成了强烈的独立倾向——生产联系中断,一代新人换旧人。那么新人适应新时代,寻找他们的利益,就与旧人们的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了。再如中亚的东干人,原本就是陕西的伊斯兰教徒,白彦虎败退新疆之后,他们迁到了中亚,联系中断。现在也与陕西原地大大不同了。已经是个新的民族。
当民族这个生产与文化的紧密聚合体面临了外来的资本主义入侵时,首先产生的当然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保护本国的民族文化,要求本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共御外侮。这是非常合理的。在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且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时,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拿起的首先不是阶级的大旗,而是民族的大旗。此时为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谋取利益的中国人就被称作汉奸了。他们被认作为本民族的变节分子。投靠外国势力。这是个民族革命的时代。
那么本着国际主义,为什么本国被统治阶级不应当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被统治阶级联合呢?原因是这存在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困难。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无产阶级与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是同一个阶级,生产方式也有巨大的差别,这是根本不可能形成联合的。在半殖民地时代,民族主义是个先进的东西,它致力于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盛,争取民族的解放,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而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都是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也可以说是民族的,但它解决不了半殖民地的困境——在殖民地体系内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必须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才能发展起强大的现代工业来——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蒋介石政府也是要被抛弃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个民族主义政党——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与农民阶级组成,它在诞生之初曾经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但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过于弱小,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矛盾不是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农民与地主的封建矛盾才是主要社会矛盾,也只有解决了此矛盾,劳资对立的矛盾才有基础解决。因此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脱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政党——为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这是很合理的。反而是那个坚持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托派,则由于不能解决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又无强大的阶级基础,最终湮没无闻。
这个时代,国内是阶级矛盾,国外是民族矛盾,且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抓住了主要社会矛盾,中共与国民党两次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日本侵略。既然日本的被统治阶级与中国的被统治阶级性质不同,且根本没有生产上的联系,那么把民族利益提到第一位就是正确的。这个民族利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产大资本的利益,一个是共产党为代表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利益。最终中国共产党获胜,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代表的就是这两个劳动阶级的利益。毛泽东的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条件的,在当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先进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