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和通向社会主义议会斗争之路–对Eric Blanc的回复(一)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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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应当揭穿资本主义偏见来挑战国家概念，借助这种形式来与之斗争

Rob Rooke所作（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支部）

我们正亲身经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阶段：尽管特朗普的任期助长了右翼的气焰，但我们也目睹了罢工运动的回潮，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为首的新左翼崛起，亚历山卓雅·欧卡西欧-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惊艳表现使她得以成为美国政坛内的新星，甚至现在桑德斯（Bernie Sanders）当选总统也并绝非并无可能。埃里克·布兰克(Eric Blanc)近期在《雅各宾（Jacobin）》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考茨基为什么是对的》（4/2/19）明显旨在帮助新一代社运分子解决如此问题：社会主义者的选举胜利是怎样对制度性变革乃至终结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的。该文章主张建立超越候选人的选举运动，以及组织运动重要性，文中还提出有必要在DSA内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这些观点都极具积极意义。

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近来的执政经验和英国科尔宾（Corbyn）执政的可能性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左翼政党在议会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对社运分子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替代欢迎这种讨论。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几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这个进程起始于1917年，工人阶级在俄罗斯掌权。尽管苏联后来在政治上堕落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危机仍然不断将劳动人民推向革命。今天，对于那些为民主、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的人而言，熟悉这些革命进程至关重要，因为其能帮助我们了解工人阶级是如何根据自身的胜利和失败来检验自己的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潮流和政党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布兰克正确地批判了那些极左的组织，他们“原则性地”反对参与议会并且把革命斗争的一切策略缩减到只剩下如何“夺权”的问题。然而，通过把列宁与考茨基、俄罗斯革命与芬兰革命作对比，布兰克要求读者在两个错误的极端概念中做出选择。由于缺少了每场革命最重要的教训，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而这会误导年轻的社会主义者。

考茨基现在还有价值吗？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是19世纪末德国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一位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当时，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渐进的立法改革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首次被工会领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一派提出。考茨基起先反对这种改良主义，他是基于马克思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当时工人阶级曾掌权了三个月。考茨基和列宁都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旧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能被逐步地夺取，而是需要被全面摧毁并且以民主的工人国家取而代之。

正如布兰克自己指出的那样，考茨基最终也被改良主义所蛊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考茨基与SPD的领导层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支持德国统治阶级的战争动员。这个历史性的背叛被欧洲几乎所有群众党和工人党的领袖一再重复，它导致了1600万劳动人民的牺牲。战争过后，革命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

芬兰的议会和政党

布兰克文章的核心观念是，俄国革命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无足轻重，并且我们可以在芬兰1917-1918年的革命中找到考茨基所设想的新模式：“议会式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些革命爆发之时，芬兰与俄罗斯都被沙皇铁腕统治，选举自由受到限制。俄罗斯的政体不仅有利于大地主与新兴资产阶级，还阻止了工人与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有任何政治权力。沙皇所创造的杜马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它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而且随时可以被沙皇解散。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民主议会是沙皇反对派的重要诉求之一。尽管如此，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仍然参加了绝大多数选举，并且恩能够当选杜马代表。据阿列克谢·巴达耶夫（Aleksei Badayev）所著的《沙俄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in the Tsarist Duma）》一书中的资料显示，在1912年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赢得了一百万产业工人中88%的支持。

在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1905年的革命后，沙皇于1907年让步容许当地设立一个有限度的议会。1908至1916年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凭借第二次“俄罗斯化”期间组建的俄罗斯帝国军军官政府，几乎完全剥夺了芬兰议会的权力。几乎每年都会解散并重选议会。当芬兰社会民主党(SDP)在1916年大选中赢得了多数时，沙皇又一次关闭了议会。因此芬兰未曾经历过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同于考茨基所在的德国或是芬兰的邻国瑞典那样。在那些地方改良主义的思想更为强势，愈来愈受工会官员和议会代表所把持的社会主义党派也越发官僚化。

布兰克把芬兰社民党的选举胜利归因于“阶级意识的耐心组织和教育”。这虽然是对的，但他忽视了诸多事件——尤其是战争——所带来意识上的戏剧性变化。芬兰未曾经历过稳定的、全面的经济增长，在很多方面这与俄国的经验更加相似。俄罗斯与芬兰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断进行对话，布尔什维克对民族压迫问题的正确举措与对芬兰自决权的支持加深了这种联系。在1917年6月的芬兰社民党代表大会上，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关于社会革命和芬兰独立权的呼吁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布尔什维克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这一点可以从他们领导层中的许多犹太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得以反映。

那种认为芬兰社会主义者“受到奥托·库西宁（Otto Kuussinen）为首的一批年轻『考茨基主义者』所指导”的观点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概述。库西宁在1918年5月芬兰白军胜利后逃离芬兰，于年底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在流亡中成立芬兰共产党。不幸的是，他后来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考茨基的著作确实被芬兰社会主义者广泛阅读，但这只持续到1917年为止，俄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给予他们更有用的理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