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和通向社会主义议会斗争之路–对Eric Blanc的回复(三)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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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一切捍卫现行经济制度的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马克思的同志恩格斯在研究了阶级社会中国家的历史后，总结出了规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工具让资本主义在免于不断地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统治下去。他还在最后的总结中补充道，资本主义治下的国家“可以被简化为一群武装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护现状。据此我们将议会视为用于维护资产阶级权力的机构。然而布兰克的论点却与之相反，他宣称我们应“专注于为政体民主化而奋斗”，该主张暗示著合法的改革可以改变国家的性质。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揭穿资本主义偏见来挑战国家概念，借助这种形式来与之斗争。我们也为所有可能的民主化改革而斗争，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改革也不例外。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揭露国家改革所受到的限制，并阐述制度性变革的必要。比如，通过建立强大的群众运动以反对警方暴力，不仅可以减少警察的滥权执法，还能够赢得重要的改革，对饱受警察暴力之苦的社群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到头来警察还是会让工人和其他被压迫者“各安其位”，凭此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唯一可以结束这种情况的办法只有革命式变革。

虽然许多美国工人把资本主义国家机关看作是中立持平的，但其他工人从自身经验中更清晰地看到它露出的马脚。非裔美国人往往认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既不民主，也不公正，而且是压迫制度的一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甚至大部分资本主义的“民主”议会都只是在维护阶级统治。如果议会不再为他们服务，他们就会试图破坏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因为资本“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工人阶级在保卫民主的同时，也感觉到政府不过是亿万富翁操纵的傀儡。

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

在社会动荡时期，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对群众运动起著关键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工党中的“战斗派（the Militant tendency , 社会主义替代的姊妹组织）”发起并引导了上百万人加入反对英国政府新征收的人头税的“反人头税运动（Anti-Poll Tax campaign）”。超过一千万人参与到罢税运动中，迫使时任首相的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港：戴卓尔夫人）辞职。所有战斗派的市议员和参议员被威胁要为罢税运动坐牢，然而大多数工党的议员团几乎未给这个试图抗拒法律的运动提供任何支持，科尔宾是少数例外的国会议员。

市议会、立法机关和国会对工人阶级来说从根本上就是守旧和反动的。一旦工人代表进入了这种机构，统治阶级就用它全部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来告诉他们大改革是不切实际的。杰里米·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党魁以来，对他左翼政策最大的支持来自该党的基层，最大的阻力来自该党当选的多数议员，这绝非巧合。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资产阶级机构中争取和赢得席位仍然是为社会主义变革获得群众基础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替代把社会主义者的参选看作是扩大与建设群众运动的好时机，赢得的胜利也可以鼓舞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组织。西雅图的市议员莎玛·萨旺特（Kshama Sawant）作为一名社会主义替代的成员，利用她的席位为变革而奋斗。例如她不把最低时薪十五美元的胜利视为终点，而看作是为了增强工人阶级参与斗争的自信与意愿的手段。

当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后，为确保他们不忘初心，我们需要正常运作的健康群众组织以及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其民主机构可以确保其问责制。这些代表不但应在竞选运动中拒绝接受公司的政治献金，而且应只保留相当于一个工人工资的份额并把剩余资金捐回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更高。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1919年制定的政策规定得十分明确：资产阶级议会代表的日常工作必须直接向党负责，他们的工作要纳入党更广泛的政治工作。这种做法蕴含的大部分理念都源于对德国社民党议员行径的反思——他们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的破坏而损失惨重。

革命运动用得上议会吗？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爆发了自1917-1923年以来最广泛的革命浪潮，当时大多数工人运动并不采取“议会斗争”的道路：1968年法国总罢工具有革命性意义；在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中，工人们通过占领和直接群众运动的方式将他们的工厂自下而上地国有化；而1979年伊朗革命时，在什叶派教士阶层领导的毛拉反革命运动成功前，工人们自己组织的“休拉斯（Shoras，委员会）”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涌现。

相比之下，1970-1973的智利革命似乎确实走上来了议会斗争之路，社会主义政府的当选加速了当地事态的发展。此地的工人们也开始建造替代组织结构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警戒线（Cordones，当地的革命委员会）” 帮助协调工厂占领运动和粮食分配。但是当工人阶级要求政府将他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受美国支持的潜在军事政变时，社会主义的议会领袖却犹豫不决，盼望与智利的统治阶级达成妥协。运动失败了，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在美国支持下血腥镇压了革命，处决了超过4000名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

在这段革命多发的时期里，斯大林主义政党总在工人运动中主要起著非常消极的作用，他们不断寻求与资本主义取得和解，就像社会民主党人在1917年后所作的一样。而在所有这类革命中，缺少的是这样一个工人运动的领导层：他们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基于他们的认知制定必要的战略，以领导运动走向胜利乃至建立一个工人的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