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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在民主工会中组织起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进行斗争,组织起新的工人党,为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毫不退缩地进行斗争
要求制定社会和政治方案,以抗击疫情
Katya Raetz(瑞典)和Marty Harrison(美国),前线医护工人、ISA成员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感染者和死亡者的数字一公布,就很快已经过时。 迄今已有350多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约24万人因此死亡(截至5月4日)。 但这些数字并不可靠,因为各国的标准不尽相同,检测工作仍然严重落后于所需。 包括先进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医疗系统无法应对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是缺乏设备、人员和安全装备。 大多数国家仍然无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以必要的方式对人进行检测。
虽然病毒不懂政治,但政治局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病毒在每个国家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深度。 专制、不民主的中国政府最初隐瞒了危机的规模,并对病毒在震央武汉扩散到其他地区负有重大责任。 独立消息称,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十倍。 同样在伊朗,政府也试图歪曲官方的感染人数,特别是在最初几周内。 相比之下,义大利贝加莫地区(Bergamo)的严重危机,与汽车制造商在危机初期拒绝停产关系甚大。
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遗产
各国之间的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 新冠肺炎暴露出医疗部门的无能,数十年的紧缩政策削弱了医疗部门,无法应对不断涌入且需要先进医疗的重病患者。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防护用品、药品、医院急救设备等都很匮乏。 资本主义表明它无法保障医院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安全。
在瑞典,当局在发现传染病的传播明显失控时,就放弃了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根据目前的指导方针,只有入院的人、有症状的养老院居民和医院工作人员才可以接受检测。 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斯德哥尔摩,从一开始就停止了对工作人员的检测。 这并不是因为当局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只是因为缺乏检测设备。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结果:自由市场的解决方案占主导地位,国家控制力被削弱,工会也被削弱。 二战结束后,许多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比如英国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NHS)。 早在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客就开始质疑它的存在。 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的智利,是最早向牟利性医疗机构开放医疗卫生部门的国家之一。 美国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突破是在1990年代斯大林主义崩溃后。 不仅仅是卫生保健,而是整个公共部门也受到了压力,去管制化、私有化和外包外判被提了出来。 而公共开支也遭到大幅削减。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瑞典,1994年,瑞典每千名居民拥有5.21张病床,而2018年只有2.4张,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 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智利的床位数少于这个数字。 就重症监护病床(ICU,港:深切治疗部)而言,在疫情爆发时,每10万居民大约有5张重症监护病床,这也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数字,欧盟平均每10万人中约有11张重症监护病床。
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私有化大规模进行。 通常情况下,旧的所谓共产党领导人成为新的主子,前苏联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而在今天的俄罗斯,医疗卫生部门的管制高度自由化,医疗保健部门大部分是私有的,只有拥有私人医疗保险的人才能享受到。 此外,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医疗卫生服务。 目前,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增长数度冠绝全球。
2008年经济大衰退后,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打击加剧
在2007/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和之后,新自由主义政治进一步加强了其控制力。 在所谓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实施了削减公共开支的紧缩措施。
例如,在意大利,2008年后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病人自附药费、将医院病床从每千名居民4张减至3.7张、以及减少医疗人员的开支等。 不仅是南欧国家采取了紧缩措施。 英国的NHS的削减力度很大,自2010年以来,已经削减了1.7万张病床。
对于那些关注卫生统计的人来说,紧缩措施明显地对穷人影响最大,这些措施对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预期寿命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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