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组团腐败”背后或有更大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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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组团腐败”背后或有更大隐秘？
2012-12-19 09:34 作者：曾兵
　　按照许昌市总体规划，东城区是许昌市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投入高达数亿的补偿费用于拆迁。据媒体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间，许昌市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区征地办全军覆没，涉案金额数以千万元计。此案“组团腐败”现象，尤为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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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组团腐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违规乱发奖金，有的年终突出花钱，有的集体旅游消费，这样那样的组团腐败现象不时曝光于网络，差别只在于人数多寡、钱数多少。曾兵以为，就许昌市东城区拆迁腐败窝案来说，在如此大规模的“组团腐败”表象下面，在非常默契的共同瓜分国有财产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多更大的秘密。
　　严格制度为何形同虚设？据称，许昌市为防止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贪腐现象，在规划东城区拆迁时曾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如纪检、审计、财政单位三方监督，每一笔拆迁都要进行拍照、录像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拍照、录像等程序被人为的简化成一张纸。而拆迁的最后结果是，高楼大厦都变成平地，也为消灭做假证据提供了可能。科级小吏敢于漠视制度，应该有更高层官员的认可或默许，而堂皇的理由就是工作量太大，为完成任务不得而为之。
　　“不差钱”为何也贪污受贿？此案中，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其一，颇有贪腐“天分”的征地办主任李全民，他在两年半任职期内贪污、受贿39次，涉案金额高达1160万余元，平均每月贪污、受贿近40万。另一个是“不差钱”的代军峰，贪污受贿的800万元，还不及他家工厂的一年收入，而且直至案发一分钱也没动。如果说官员贪腐是必然的话，那么，代军峰的贪腐就是随大流。代军峰交代说：“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连不想贪的都要贪，莫非这是官场潜规则？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大规模拆迁为何如此的和谐？一般来说，拆迁中总是充满着斗争，但在许昌市东城区拆迁中，却是另一种“和谐”，被拆迁的村民和负责拆迁的官员携手签订虚假协议，一反拆迁队和钉子户斗争的常态。曾兵以为，无论是和谐还是斗争，其关键还是利益。在许昌市东城区拆迁腐败案中，官员与村民联手造假，共同获取超额利益。如此说来，就有两个很怪异的问题。一是，上级政府部门原来给足了拆迁费，那么各地的拆迁斗争甚至流血又是为何呢？二是，如此慷国家之慨，为何顺利通过纪检、审计、财政等部门监管而为何无人问津？还有更多的人、更大的组团腐败吗？
　　官员与下属为何会如此的默契？媒体报道中提到一个令人玩味的细节。有一年，征地办主任李全民到新疆出差，想买块和田玉，就打电话让下属马上打30万元给他。李全民完全不问钱从哪里来，回到许昌后也只字不提还钱的事。深谙潜规则的下属自然也不会提还钱，而是准备好一份假协议交给了李全民，李全民看了一眼，没说任何话就把字签了。有意思的是，官员与下属都不用讲，就非常默契、心照不宣的把事给办了。可见，组团腐败的潜规则是多么的通行与厉害。
　　办案检察官张剑时说，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时，组团贪腐就势成必然。曾兵以为，出现组团贪腐现象，与法规制度无关、与人性的贪婪无关，关键还是法制国家、人治社会的大气候使然，小吏之所以胆大，就是因为有上行，所以才敢下效。许昌市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检察机关批捕、起诉的窝案，值得深思，更要彻查深究。


“组团式腐败”源于监督制度“太忙”？
文/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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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区征地办全军覆没，日常工作全面停顿;动迁中心也只剩下数名工作人员勉强维持。所有的涉案人员，以拆迁之名“团购”了许昌市东城区的拆迁事务，为自身谋取利益，贪污、受贿的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上千万元。在这场组团腐败中，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达成了彼此合作、互不干涉的“默契”，而被拆迁的村民和负责拆迁的官员也携起手来，一反拆迁队和钉子户斗争的常态。(12月18日  人民网)
　　当前，无论网络反腐监督取得阶段性胜利，还是群众对官员财产公示的“呐喊”，都让一些“深藏不露”的问题官员“噤若寒蝉”。面对各路反腐大军，腐败分子也“见招拆招”，“组团式腐败”俨然成了一股贪腐新热潮,浩浩荡荡的贪腐方式让贪官们在心理上、组织上都找到了“依靠”。
　　面对网络反腐的惊涛骇浪，腐败分子“偃旗息鼓”；面对群众监督，个别群众与腐败分子沆瀣一气。初期，许昌市在规划东城区拆迁时还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如纪检、审计、财政单位三方监督，每一笔拆迁都要进行拍照、录像等。后来，在工作量太大的借口之下，初期严格的监督制度开始变得形同虚设。正是因为有了“太忙”的理由，才能上行下效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才有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也有了拆迁官员与被拆迁户的密谋。
　　如果说制度监督失责源于工作太忙，那么理由明显苍白无力。而现实呢？正是因为许昌市东城区的拆迁事务监督制度“太忙”，从而为“组团式腐败”铺设了温床，才有了组团贪腐带来的集体禁言。从某种程度来说，腐败的发生就是由于缺乏当官者对当官者的监督。一些同级的或下级的当官者为何“不愿”监督那些腐败了的当官者？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
　　不敢监督。畏惧腐败了的当官者权势太大，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怕被莫名其妙地穿上各种小鞋，怕丢掉了“乌纱帽”，在这个问题上顾虑太重，公心斗不过私心，也就不敢去监督了。
　　不好监督。自己平时手脚也有点不太干净，喜欢贪点占点便宜，有的甚至只恨自己没有这种机会，哪有心思去监督他人，此外，自己亦有一点小小腐败之处，“把柄”在他人手里，“硬”不起来，也就不好监督了。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监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术不正的当官者，使他们从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从“单兵”腐败至“组团式腐败”。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让监督制度“忙”起来，而不是让“忙”成为监督失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