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冷战 —— 迈向两极化的全球经济（二）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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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的权斗

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这政权正面临着与美国统治阶级一样严重的危机。保持对中国社会控制的斗争始终是首要的。

2020年上半年，中国人均收入下降了1.3％。 令人惊讶的是，在城市地区，下降幅度更大，为2％。在中国已经40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非官方估计显示，在一个只有不到10%的劳动力拥有失业保险的中国社会中，真实失业率是20％。招聘机构智联招聘报告说，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1/3的白领工人被解雇，而30岁以下的工人中有38％被迫减薪。因此，我们应该对一有关中国「V型恢复」的报导持保留态度。

北京的外交政策当然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利益服务，但这里也存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习近平政权的首要目的是要维持其国内地位，而这个压力却越来越大。面对国内严峻的挑战，习近平运用一系列强硬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越搞越大。这些举措主要针对国内消费，为了强化他「强人」和「绝不妥协」领导者的形象。

印度内阁秘书处前任官员、中国问题分析师拉纳德（Jayadeva Ranade）提出了以下观点：

「我毫不怀疑，更强硬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国内，人们认为国家领导人越来越无法达成这两个百年目标——所谓的『中国梦』，以及到2049年发展水平就算不超越，也至少追上美国。在香港持续一年多的抗议活动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台湾批评中国的姿态。 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感觉，国家领导人不再那么厉害，对局势没有坚定的把握，而这就是习近平选择采取更强硬路线的真正关键因素之一。」

政权内部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阶层越来越担心习近平的「战狼」取态是错误的、实际加速了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反习派系宁愿看到更多地强调「稳经济」和淡化中国的军事形象。

4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发表了一份秘密报告称，国际上的反华情绪已达到1989年六四清场以来的最高点。这份报告被北京内部人士泄露给路透社，这是派系不和的确定迹象。在其他部分，该报告警告说，中国应该为与美国武装对抗这一最糟糕的情况作准备。

同样在4月，习近平在中共高层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来负责确保「政治稳定」。显然，在习近平本人正在展开的权力斗争中权衡自己的选项时，最高层存在一种生存危机感。 这个新委员会的任务是，由习近平的一位左右手、政治局委员郭声琨率领，识别威胁并维护「政治安全」。

5月，《解放军报》（有影响力的军方喉舌）发表了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压力已达到「高爆点」。它（未指名道姓）警告说，某些大国可能利用经济危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在中国制造社会动荡。

香港的政变

习近平日益强硬的政策与更加务实的削弱美国冷战议程的战略之间的内在冲突，从他在香港的政治政变中就可看出。这进一步提高了中美冲突的风险，并打开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潘多拉盒子。后果之一是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不再，特别是如果金融脱钩紧随已经开始的供应链脱钩。可能出现的状况是美国和其他西方银行和企业脱离香港，由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取而代之，香港的金融和股票市场完全「大陆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治精英将失去一直以来获取外国资本的重要途径。

将经济和金融市场强行分开的过程将极具破坏性和混乱。这带来了更广泛的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国会中极右份子发出呼吁，但美国政府仍未放弃对港币紧钉美元的汇率的攻击，这种做法自1983年以来便将香港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从理论上讲，美国拥有限缩香港使用美元的权力，使港元钉住美元行不通。但是这样做可能会挑战美元作为全球体系支柱的作用，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和货币危机。

华盛顿和北京都在越来越多地努力组建新的外交和经济集团，以封锁对方：特朗普政府已提出了「D10」（十个「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以及七国集团G7）的建议。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可能会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美国设计、在特朗普任职的第一天就被其放弃的TPP的剩余物。中国绕过美国主导的遏制运动的主要外交政策轨道仍然是「一带一路」，已有130个政府签署了该倡议。但是，这个庞大的计划也面临着严重的麻烦。

所有这些外交演习都加剧了两国政府相互「脱钩」的看似不可阻挡的压力。这标志着「地缘经济」的兴起，取代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趋势。 在2020年期间，这一立场已经加强。 对于美国统治阶层的关键部门，与中国的脱钩已演变为「硬脱钩」，而中方则有相应的转变。今年的情况也很新颖，欧洲和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采取脱钩的态度。英国《金融时报》的詹姆斯•肯格（James Kynge）指出，「两极世界已初具规模」，并补充说「西方正在迅速树立反对中国的全球野心的一堵长城」。

华为的削弱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通讯科技巨头华为，其世界领先的5G技术已成为美国领导的前所未有的封锁运动的目标。去年，这场运动似乎由于特朗普甚至疏远了坚定的亲美政权，运动的打击能力受损害，但它已在新冠疫情和西方资本主义更迫切推动建立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战线的阴影下获得了新动力。

《南华早报》指出：「在国际5G市场的潮流已与华为背道而驰。」该报提到，英国政府7月份在5G议题上推翻了原本立场，是对中国和华为的决定性打击。 法国政府此后不久也效仿，也推翻了先前从华为购买的决定。 除华为外，美国商务部已将70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

英国排挤华为的决定可能要付出25亿美元代价，5G在该国也要推迟两年才能实现。但是右翼和民粹主义政治家越来越不顾成本和竞争力方面的争论，在大流行的背后，反中言论似乎在选民中很受欢迎。在7月份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民调中，有83％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中国。 皮尤（Pew）7月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有73％的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相比特朗普上台时上升了26%。

春华

现在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市场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印度都将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 即使在以前被视为其安全赌注的东南亚，华为的地位也受到威胁。新加坡和越南已经将华为排除在外，以支持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正如英国对华为政策反转所显示的那样，中美脱钩以及更广泛的去全球化进程（向经济民族主义的转变）充满了问题和巨大的代价。但是尽管如此，方向还是很明确的。

国家资本主义

自从新冠疫情危机危机爆发以来，大多数主要的资本主义政府越来越多地诉诸于国家资本主义措施，这是同一过程的另一个特征。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因此根据定义，这是一项国家政策，亦会受到民族国家的界线所影响及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制定无可避免地背离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这种内向的转变违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基于全球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

托洛茨基解释了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这一矛盾，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的政治需求可能与他们的制度获得更多利润的经济需求相冲突。 也是撤退到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时期：

「国家资本主义拼命使经济脱离世界广泛的劳动分工，强使生产力适应民族国家的普洛克鲁斯蒂斯之床；人为地收缩某些部门的生产，同样人为地用巨额无利的开支来建立其他一些生产部门。」 （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1933年）

在1930年代，这一过程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中尤为明显，特别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 尽管当今的经济萧条甚至可能比1930年代那一次还严重，但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规模仍没有那么大。 但是，国际层面上政策的转变正在开始，最突出的体现在于两个主要帝国主义大国的经济政策。 这个过程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但其影响已经很明显并且是显而易见的。

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著作中还解释说，民族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兴起将不可避免地为帝国主义的新的暴力「飞跃」做准备，这一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今天，当前的帝国主义冲突和全球力量对比与1930年代有所不同，当前的资本主义去全球化阶段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

在中国，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受到内外部压力的束缚，已经宣布了经济「内循环」。习近平恢复了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的口号，强调必须加快中国下一代技术的发展，包括为其技术产业提供发展养分的微芯片，并快速追踪数码人民币的创建，这是规避美国事实上控制全球金融体系的几种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