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 （下）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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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身？

自1970年代危机以来，统治阶级将其经济方针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别寄生形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限制在保护利伯维尔场和私有财产上。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是公共服务大规模私有化、国际市场对自由贸易的开放、稳定货币和债务以及对工人阶级的赤裸裸的阶级战争。它的特征还在于金融资本的作用不断增加以及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对利润率问题的一定解决方案，但只是堆积矛盾，而矛盾造成的问题在某个阶段不可避免地会爆发。

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尤其是左翼，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描绘为贪婪或无知的产物。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这种情绪自2008年以来已经增强。 但是，统治阶级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来应对凯恩斯主义在1970年代自身的危机，因为当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陷入利润率下降、「滞胀」、企业无法找到获利投资因而破产等问题。

新自由主义用大量的投机活动来恢复盈利能力，采取减税和私有化来攻击国有部门，同时提高生产速度、延长工时和削减工资来急剧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这些都没有解决2000年后在美国再现的生产力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根本因素。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不受监管的市场以及作为新自由主义关键特征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的根源。他们指出，2008-09年之后，（在欧洲尤为明显）传统政客的紧缩狂热未能使经济恢复健康。

衰退中的制度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关键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长期是处于衰落状态。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类生产力空前的大规模成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在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根本的危机没有得到解决——表现于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徘徊。战后的繁荣是一个特殊的阶段。1970年代的生产力放缓和盈利危机，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重新开始长期衰退的开始。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一制度并没有衰退、可以修正。他们将危机视为「消费不足」、工人工资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下滑降低了需求，使企业无法出售其产品的结果。这个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是「实现危机」，当然是引起危机的原因。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在经济不景气期间，经济的其中一个部门拒绝或无法投资于生产。这通常导致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下降，从而导致工作机会的丧失和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企业萎缩或破产，工人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贫困和失业。这种现实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的基础，即工人没有为使企业盈利而花费足够的钱。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国家干预可以刺激需求，投资将恢复，资本主义的危机将得以规避。

片面观点。凯恩斯主义从表面上将经济视为一个会计实体，要修正一个部门的负数，只需要简单地在另一个部门填补上空缺。它不能对于「为什么企业周期性地拒绝一次全部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个问题作出解答。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这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由逐鹿争夺利润的竞争所驱使的，所以企业过度生产商品和资本，导致市场陷入饱和。

即使在最近的经济复苏期间，企业在扩大生产方面的投资回报也越来越少。例如，企业将其利润大量投入到包括购买股票在内的金融赌场中。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像2019年那样聚积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现金，却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这再次表明了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无法像过去（特别是战后繁荣时期）那样真正扩大生产力。如果公司在近期「繁荣」时拒绝投资，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在萧条中给他们更多钱的政策会使他们投资呢？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针对资本主义面临的不同危机而发展起来的。而两者都未能长期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使我们摆脱当前的危机。

春华

凯恩斯主义可以解决危机吗？

政府支出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刺激需求，并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某些交互方面。新政为数百万美国工人提供了急需的就业和救济。今天，在新冠病毒带来的封城措施直接影响下，某些政府支出可以缓解危机的最严重方面。

但这些支出的作用有限。同样，罗斯福的新政只有在拥有美元等强势货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才能实现，而亦不能单靠这样来摆脱经济萧条。二战后造成的巨大破坏，加上其他条件，才造就了战后的景气。解决当前萧条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在没有战争或自然灾害对资本造成如此破坏下，怎样可以让这样的经济景气重现。

我们现在在美国可能见到的是，务实而不情愿地采取凯恩斯主义，但同时实行严厉紧缩，甚至可能实行私有化。在政府颁布刺激措施的同时，各州也威胁要大幅削减社会服务，而共和党人显然倾心于邮局破产的想法。

从长远来看，凯恩斯主义无法为这场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向经济注入数万亿美元并不会消除对于饱和市场投资的阻碍。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暂时平息了金融市场，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已放弃了有关迅速呈「V」形复苏的完全不切实际的说法。

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199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日本政府采取了公共工程项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凯恩斯主义措施，直到2000年代初实行紧缩政策，这一举措一直持续到今天。以累积世界上最高的债务与GDP比率为代价，日本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在过去的30年中仅实现了1%的年均实质GDP成长，期间还伴随短暂的经济衰退。前首相安倍晋三一直在实行自己的右翼凯恩斯主义，即「安倍经济学」——将放松管制和反劳工法与向公司派钱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完全无法恢复持续的成长，反而使工人转向了不稳定、兼职或零工。在安倍晋三的右翼政策下，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已帮助避免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或新的阶级斗争恐将重新点燃。

凯恩斯主义与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即使是右翼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凯恩斯主义措施，这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伪。当伯尼•桑德斯呼吁实行全民医保时，乔·拜登和其他亲财团民主党人不断地反驳他：「你钱从哪里来？」但当美联储想把最近为企业和各州提供的2.3万亿美元援助计划中的一部分用于股票和垃圾债券，以支撑金融市场时，没有人问他们钱从哪里来。如果你能找到拯救大企业的钱，为什么不能找到拯救劳动人民的钱？

然而，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包括商业刺激，但也包括社会福利计划。凯恩斯的思想在左翼改良派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是真正想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战的活动家。一些人，比如桑德斯，将凯恩斯的政策视为「民主社会主义 」的例子，并以出北欧的福利国家为例，然而这些国家也遭新自由主义所侵蚀。另一些人则承认凯恩斯主义政策仍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但认为这种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左翼凯恩斯主义者都是用凯恩斯本人同样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及其危机，把危机完全归咎于新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则不同于他们。

资本主义的逻辑总是会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和生产过剩，进而产生危机。社会拥有过多的财富会造成下岗和贫困。这些财富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却被资本家占有，实在荒谬。社会主义者正是想用计划经济解决这种被「闲置」的工人被自己创造的财富所包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下，大企业被工人收为民主公有，我们就可以把经济的方向调整为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盈利而生产，从而避免生产过剩。如果需要减产，挣脱利润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简单地对工人进行再培训，或者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以维持工人的充分就业，而不降低工人的收入，由现代生产创造的巨大财富支付，而这些财富现在却被囤积在1%的人手中。

凯恩斯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试图从自身拯救资本主义。 而且即使能够完全运用左翼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它也会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完整，不过是有更多的规章制度、社会服务和一些国有部门罢了。这并非对凯恩斯主义「不够激进 」的道德批判。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改革也会削减大企业的利润，这意味着这些改革不断遭受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被蚕食或取消的危险。

当桑德斯在辩论中提出全民医保的必要性时，拜登的响应是说，意大利有公营医疗系统，但未能充分应对新冠病毒危机。我们并不认同拜登反对「全民医保」的立场，但事实是，从2001年开始，意大利就对国家医疗体系挖空心思进行改造，目的是将其变成私人医疗的盈利附属品。我们应该争取像「全民医保」这样的改良，但我们不只是要改良，还要将整个医疗行业、最终将主宰全球经济的所有大公司和银行收归公有。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会为改良而奋战，这是俄国革命者托洛茨基称之为「过渡纲领」的一部分。这需要在现时意识与明白转向社会主义的必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为争取立即使工人阶级受益的改良而奋斗，从提高最低工资到租金管制到提高对大企业的税收。我们还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要求，例如将能源行业和大银行置于公有制之下，采取工人民主控制计划经济。但是我们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动员来争取这些改良。说服资本家采取巧妙的货币手段或政策手段是行不通的。

此外，我们还指出任何改良的局限性，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在我们针对新冠病毒危机的纲领中，我们呼吁：「为所有在必要部门工作的工人提供辛劳津贴；如果工人因大流行或经济衰退而失业，他么要拥有全薪；冻结所有房租和抵押贷款；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紧急计划；重新开放关闭的医院；接管空荡的建筑物，建立免费的医疗诊所；大规模加快培训和雇用医务人员；接管拒绝遵守安全标准的工作场所。」这样的需求将对危机的立即响应，与在工人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将整个经济置于公有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明确方法，是把500家最大企业置于公有，和对经济进行民主和合理的规划。必须排除追逐利润的动机，并且只有工人和消费者的民主决定才能平衡支出和收入，以保证生产符合社会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可以使我们人人享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合理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