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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排除政党参与吗?
有民主党和公民党领袖表示担心“占领中环”会被“骑劫”,不点名暗指激进派分子。他们亦主张排除政党横额、徽号、出版物在运动之外。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领行动的手段。初看之下,这种“排除政党”的主张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们正确地对资本建制的政党采取蔑视态度。但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些政党的政客突然伪虚地反对政党的自由呢?任何群众运动若果不容许自己阵营内有民主(不同团体、政党和个人公开运动并发表自己意见),这个运动根本不能创造民主的社会。
讽刺的是,最擅于禁制不同政党的是中共政府。同样,声称自己民主的领袖和团体抱怨运动会被“骑劫”,是自相矛盾的,与中共指责群众反抗“别有用心”的说法一脉相承。无论是中共还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轻蔑群众的表现,视群众为无思考能力的人质,会被“外来势力”操控或骑劫。泛民领袖这种说法反映其内心的忧心和虚怯,要保持运动的牢牢控制,并排除所谓“激进势力”的影响力。这并非我们第一次见识到小圈子领导层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运动。
泛民政客主导媒体上的辩论,但同时自己在实地上欠缺实力,没有群众政党和活跃分子。这是国际性的现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体、广告和选票主导,但完全没有在群众里扎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党转右并沦为资本建制的附庸后,也无一幸免走上这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及工国委主张组成新的战斗性工人政党。历史表明,这样的政党在民主斗争的路途上是必须的。
亲资政客(包括泛民派领袖)害怕现实的斗争,时刻指望着妥协,不需要也不愿意与示威群众站在一起,宣传自己的理念。他们只需通过主流媒体媒体传播理念,试图从最不积极和觉悟最低,而非站在抗争前线的阶层中获得支持。各个政治派别(或无派别)的代表或领袖在曝露在公众面前,对群众斗争才是有利。民主党领导之流反对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运动,因为他们希望隐藏他们真实的政治主张,方便为与政府秘密谈判。
反洗脑占领政总一役,有何教训?
去年,反洗脑运动演变成十万人占领政总九日的行动。但这群众由非选举产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协官僚(民主党政客)及一些民间团体主导。“学民思潮”被捧为运动领袖,受到媒体嘉许并人气急升。但“学民思潮”实际上不过是一个Facebook群组,由一两个“政治明星”主导,组织并无民主架构的会员基础。这松散的网路除了反国民教育外并无清晰的目标和战略,令教协官僚非常容易将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们的术语,“骑劫”了他们。反国教的领袖在完全没有民主谘询群众参与民意的情况下,突然解散运动,接受政府的半妥协(搁置国民教育),任由计划在未来死灰复燃。群众运动就这样被出卖,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机会。
在“占领中环”运动里,戴教授取代了“学民思潮”的位置,作为掩饰民主党之流的一块“新脸孔”。我们认为,无论是占领政总还是占领中环,都必须完全民主并广纳,让劳动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临”的角色参与而不能发声,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让人们讨论运动方向、诉求和策略。任何与政府的谈判应该公开,而领袖的建议应该先通过群众大会辩论,当中由不同团体表达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才能得到认可。
反国教运动期间,社会主义行动的年青成员积极参与的“全港大罢课行动”受到反国教大联盟的部分领袖严苛抨击。因为“大罢课”提出了一些“大联盟”不欲见到的民主原则,例如容许所有国教的团体派发单张、筹款和收集签名。“大罢课”当时印刷了超过5万张支持罢课的传单。
我们支持罢课的同志受到攻击,并以中共的逻辑指控我们“分裂运动”、“骑劫运动”、“冒认学民思潮”(但学民思潮是反对罢课的!),甚至被身体上的暴力袭击。正如我们当时指出,群众斗争以“一党专政”的形式进行的话,是相当荒谬和危险的。运动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为小圈子领导层想牢牢控制运动,防止运动升级,并竭力将其去政治化。具体来说,主办单位竭力遏制占领者对要求罢课、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以此,他们用演唱会代替政治讨论。在突然解散运动后,很多参与者都感到惊叹和混淆。
黑警愈来愈暴力,激起对政府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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