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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中国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上) 中国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下)
混淆的意识、幻想
在乌坎斗争的高峰期,当地人显示了他们比被赶走的领高工资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够有效地管理社区。 “我们发现我们更擅长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岁的弟弟)说,“前政府官员被发现没有在他们的办公室留下任何帐目,所以他们一定是骗了我们。现在我们晚上有巡逻确保村子的安全。我们都紧密地站在一起。”(《每日电讯》,2012年12月13日)
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进行民主化地自我组织的可能性。正如列宁所说,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于选举产生的可以随时召回和没有经济特权的代表。
然而。尽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乌坎运动在政治模糊不清。由于运动是以农民为基础,农民既包括受超额剥削的阶层,也包括那些剥削者,所以他们有提出许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张。尽管指责中共的基层代表,但仍然存在相当对中共省级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为一些要的抗争领导者同样是共产党员,所以认为中央和省级领导人值得信赖的观点被进一步加强。这些幻想会被很快击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时,在她的微薄上写道:“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呢?那我们该怎么做?”
混乱的意识解释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独裁”,但同时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运动中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进。一个重要的抗争领导者,林祖銮,自从12月谈判结束后,被推上乌坎党支部书记的位置(曾担任中共东海镇支部书记)。他和其他中共党员成为乌坎村运动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他们也强调要采用更为小心和温和的方法和限制更为激进的阶层。这同时是人们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运动中物色一个阶层,用来控制这个运动。很明显这一过程已经在乌坎发生并威胁将摧毁他们的抗争,除非有群众组织和新的抗议来克服它。
在运动的高峰期,境外记者报导在临时的媒体中心有一个英文公告呼吁他们不要把这次事件描述为一场起义:“我们不是在进行反叛。我们支持共产党。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这种尖锐的矛盾显示了在中国存在着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压力,以避免或者减缓镇压。类似的现象也可以在许多工人罢工中发现。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一些阶层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视了地方官员的腐败。其他人私下反对一党专政但又不敢公开说。我们可以确信在乌坎,这些原因都在发挥作用。而且如果把这看作是乌坎事件“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是巨大的错误。
与之相类似,群众抗争中组织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倾向。选举临时村领导层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组织,其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一些发起这场抗争的乌坎青年活动者,对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报导称在乌坎有40个宗族组织,它们看起来——在群众抗争中——以不同寻常的民主方式运作。但是宗族组织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于血缘)和等级化的。它们不能为团结广大贫农和其他受压迫阶层建立组织和为真正民主地运动提供阶级基础。
在乌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离开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领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斗争中起到领导的作用。其中一些返乡者对“在明确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为解决方案表示支援。这场运动就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包含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对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宗族组织为了争夺村子及其土地资源的控制权有时会引发暴力冲突。尽管像乌坎这样的群众抗争,围绕着“民主诉求”,倾向于把群众团结在一起,也无法长期维持。除非提出改变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纲领,并且有工人阶级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决定性地介入这一问题。诸如宗族组织这样的集团利益在未来会成为联合斗争的巨大障碍。并为政府提供了运用经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机会,使其能够用一个宗族去对抗另一个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让人相信,如果政府无法满足运动的诉求变得日益明显的话,其会在乌坎在用这一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