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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的群众行动
社会民主党的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一方面使得它在德国和欧洲面临迫在眉睫的急剧变化时保持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的惯性,另一方面则导致罗莎-卢森堡写作了其最著名的作品《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在该书中罗莎卢森堡总结了关于第一次俄国革命政治和组织上的观点结论。它深刻而有趣地分析了在革命进程中群众作为推动力的作用和其”自发性的”特征。它强调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和工人阶级反对”官僚作风”的意愿,就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而言,她无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许多革命都是在面临反对者的口头攻击甚至在工人自己组织的领导人破坏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同样可在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见。当马德里工人最初进行武装示威,他们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拒绝支持他们的时候,巴塞罗那工人–摆脱领导人的限制–自发起来在48小时内粉碎了佛朗哥部队。它引发了席卷从加泰罗尼亚经阿拉贡直到马德里的社会革命,最初阶段五分之四的西班牙为工人阶级所控制。另一方面1973年在智利当皮诺切特宣布政变时,由于工人阶级服从自己领导人的话而继续待在工厂里,那些最进步的工人被系统性地围捕和屠杀。
我们同样也看到由于没有向领导人申请”准假”,当1968年时一个自发的革命在法国爆发的时候,一千万工人占领了工厂达一个月之久。法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人没有企图寻求通过一个工人委员会和工农政府的革命性纲领赢得胜利,而是使出他们所有的努力以破坏这个宏伟的运动。同样地1974年在葡萄牙,一场革命不仅结束了卡埃塔诺(Caetano)的独裁统治而且在其第一阶段绝对多数人在选举中都站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这导致在1975年国家没收了大部分工业。英国《泰晤士报》曾宣称”资本主义在葡萄牙死了”。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因为来自下层工人阶级的主动和他们所产生的机会被浪费掉了。因为没有连贯性和影响力的群众政党和领导层将它们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这些例子表明在残酷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自发运动本身不足以保证胜利。 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自发”性质很明显。这种群众自发的革命爆发超越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所希望或期望的事情。如同主要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即使在1917年从德国社民党分裂出来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产生也并不源自其领导人,如考茨基和鲁道夫-希法亭的任何有意识的决策。它的发展是因为工人阶级对德国社民党领导扼杀党内异议并支持战争的愤怒和反抗。”反对派”既没准备也不期望进行这个分裂。然而他们却与12万名党员和一些报纸分离出来。
总罢工
与罗莎卢森堡强调的”自发性”联系的是总罢工问题。在基于俄国革命的群众罢工这个问题上她采取了相当被动和宿命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这影响了在她死后的德国共产党(KPD)领导人。但罗莎-卢森堡正确地强调了,革命不能在客观情况未成熟之时人为制造出来。
同时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主观因素”的群众政党和富有远见的领导等等的作用对革命形势转变为一场成功的革命非常重要。一个能成功的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机会只可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如果这次机遇丧失了,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工人阶级可能遭受失败。因此在一个关键时刻和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内,一个正确的领导层完全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所起到的作用。
1923年的德国革命是个反面例子。类似于布尔什维克曾经成功的的机会已经形成,但由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和包括斯大林在内等人对此政策的支持使机会白白丧失。这来源于之前的历史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十年内,‘不完全的总罢工行动’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特征。在此期间,有不少例证表明政府在面对总罢工发生之初就惊慌失措,从而在群众还没有发起公开的阶级冲突之时就作出了让步。1893年比利时总罢工就是如此,当时由比利时工党号召的总罢工动员了30万工人参加,其中还包括天主教左翼团体在内。1905年10月的俄国发生了比这规模更大的总罢工,罗莎-卢森堡曾经评论过这场运动。在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1905年就被迫修正宪法作出”让步”。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状况–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势–与之截然不同,伴随总罢工提出的是更为尖锐的政权问题。总罢工对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们不应迷信总罢工。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一个不恰当的武器;在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苏维埃(工人委员会)都没有认为应该宣布总罢工。相反铁路工人继续工作以便能够运送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力量,并让科尔尼洛夫部队所坐火车出轨。除了上战场打击科尔尼洛夫的人外,工人们也继续在工厂里工作。同样1917年十月革命时也没有提出举行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在这种条件下呼吁举行总罢工只会削弱自己而不是资本主义敌人。在铁路、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人协助起义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
在今天的时代,总罢工通常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寓意着建立工人政府的选择。在1926年英国总罢工中,政权问题被提出,而且”双重政权”存在了九天。 1968年在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也提出了政权问题但由于前述的原因,工人阶级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1918年至1924年的德国革命也见证了数次总罢工并部分试图朝这个方向(夺取政权的方向)发展。在1920年3月发生卡普政变,在当时代表容克的普鲁士地主和高高在上的帝国公务员在将军们的支持下掌握政权,但它却遭遇了历史上最完全的总罢工之一。如同1968年法国,政府”甚至无法印刷一份公告”,因为工人阶级瘫痪了政府和国家。而这一政变持续了100小时!然而即使工人阶级展示了如此惊人的力量,但它并没有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恰恰就是因为缺乏一个群众性政党和它的领导层以动员群众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事实上,罗莎•卢森堡的追随者在新成立的共产党中犯了极左错误,他们在最初阶段并不支持群众运动打击卡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