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于4月5日发表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加拿大支部网站上。译者:Afforins)
资本主义早已停止了其对人类的推动作用,且早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被工人阶级推翻了。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目前仍还没有发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革命政党作为领导角色的作用。这篇文章基于2021年蒙特利尔(Montreal)马克思主义冬季学校里所做的演讲,着眼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来分析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中所得到的丰富教训。
2020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通过新冠肺炎病毒在数百万人的眼中暴露出了其制度的完全破产。统治者们说我们是“同舟共济”的这类神奇咒语已经作为一个谎言而被揭穿了。在世界各地,利润总是先于社会需求。在数百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的同时,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而在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中,数百万的人们正在饱受饥饿之苦。
新冠病毒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过去十年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的上一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的危机以来,财政紧缩政策对公共服务的破坏,工人不是停滞不前就是下降的实际工资使年轻人们成为二战以来第一代比他们的父辈要更加贫困的一代人。
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卷土重来。今年,不能被指责为是向马克思主义偏袒的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Foundation)发布了年度调查,发现16到23岁的Z世代(译者注:Z世代一般指欧美国家1995-2009年受互联网等新型科技影响的一代年轻人)中有49%对社会主义有好感,比2019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在美国人中,这一比例从36%上升到了40%。在这个麦卡锡主义的发源地上,有18%的Z世代认为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体制更公平的制度!
这些数字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令人惊讶。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毕生除了紧缩、生活水平下降、恐怖主义、帝国主义干预和环境破坏之外没有其他的经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许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看到资本主义被革命所推翻的结局。
条件已然成熟
现实表明资本主义体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发展的阻碍。它早就应该被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推翻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发生呢?
这当然不是因为缺乏建立生产过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毫无疑问,从经济角度来看,满足人类需求的所有条件都存在。我们有办法养活所有人。技术和知识的存在可以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与自然和谐相处。像亚马逊和沃尔玛这样大公司的存在证明,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配送是可能的。而许多困难或危险的工作也是可以被机器所取代的。
马克思解释说,资本主义体制通过创造工人阶级来“生产它自身的掘墓人”——这个阶级在我们周围建造建筑,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消费品,分发商品与服务。他还解释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只出现在少数思想家头脑中的优秀的想法。他表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阶级是能够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去领导斗争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去克服老板、银行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政治家的反抗。今天,这个阶级(不同于马克思时代)构成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一旦这个阶级动员起来下定决心去推翻资本主义,没有事物可以去阻止它。
那么,为什么工人阶级目前还没有用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呢?
怪罪于工人?
列夫·托洛茨基是列宁身边的俄国革命领袖,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写了一篇题为《阶级、党和领导——为什么西班牙革命会失败》的文章。
这篇文章如题地着眼于1931-39年的西班牙革命和其失败的原因。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场革命。现在只需要说,尽管发生了无数次起义、工人控制工厂和农民控制他们土地的自发行动,尽管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丰富的斗争传统,但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依旧没能夺取政权。1939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法西斯政权最终成立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
托洛茨基的著作虽然很短(托洛茨基在完成它之前就被暗杀了)但却蕴含了黄金般珍贵的教训,并解释了这种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为胜利做准备。这篇著作是今天的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必须要去阅读的。
《阶级、党与领导》开始于一场论战,论战的对象是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小期刊《怎么办(Que faire)?》。在这篇文章中,《怎么办?》把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解释为:工人阶还尚“不成熟”。如果西班牙革命遭到了失败,那么错误就应该归结于群众自身的问题。
这种指责群众的思想在今天的劳工运动中是很普遍的。事实上,对于许多左翼人士来说,责任在于还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本身。
工人阶级被指控为是因为“太软弱”才无法改变世界。这是一些左派人士对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的委内瑞拉革命未能完成的解释之一。尽管工人们在2002年政变期间进行了历史性的动员,尽管工人们多次投票给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的社会主义党(PSUV),尽管工人们控制了他们的工作场所,尽管工人们最后成功抵制了自2019年以来的进一步政变,可却仍然有人说委内瑞拉的工人阶级实在是太软弱了。
例如,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的主要成员赫苏斯·法里亚斯(Jesús Farías)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声明,”我们可以不用害怕被误解地说,在国家中,社会变革进一步加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就在于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弱而导致的它不能在今天发挥它作为社会进步主要动力的角色的作用。“
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前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就是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子。在2013年的一篇被有趣的命名为《一个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白》的文章中,其把欧洲的危机解释为”孕育出的不是一个进步的替代物,而是一种极度的倒退力量。”在他这么说的同时,希腊工人阶级自2008年以来已经举行了30次大罢工了!他对工人阶级没有一点信心,就只看到了“倒退”的可能性。他声称,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建立一个其中“包括右翼分子”的广泛联盟来去拯救欧盟,并“拯救资本主义它本身。”
其他记者、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左翼人士也表示:工人阶级不希望变革,也不会被“左翼”的计划所吸引。而这也是英国著名的左翼记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的观点。
在英国,成百上千的人热情地加入了工党,随之而来的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2015年成为了工党党魁。而自从2019年他大选失败后,科尔宾就不再是工党的领导人了;该党的右翼也在新党魁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已经开始了的进行的清除党内左翼的肮脏工作之下重新获得了党内的控制权。
梅森(Mason)紧随着科尔宾的失败,认为对于英国的“传统工人阶级”来说,某些“左翼议程的一些部分使工人们丧失了兴趣:开放的移民政策、对人权的捍卫、普遍的福利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反军国与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全民福利政策,多么可怕啊!他还补充道,“这是否有助于我们向畏惧变革的选民们去讲述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
所以问题在这里就变成了是工人阶级不想要改变——害怕改变。对于梅森来说,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去支持英国工党温和派的领袖基尔·斯塔默。梅森对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ーー如果我们假设他曾经有过这种信心的话。
所有这些人所表达的都可以归类于同一个观点,那就是:是工人们自己不愿意或者不能去改变社会。
这些观点暴露了一件事实:这些人对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去改变社会,去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没有丝毫信心。这些观点被各种各样的记者,自由主义者和学者所推崇。然而,他们也通过工会的官僚机构渗透到工人运动中。通常情况下,被选举出来担任领导工作的工会领导人会指责工人们,因为这些工人们可能“不想战斗”。
领导层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去回应这些申论呢?为什么工人阶级到现在还没有推翻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一向是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根本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也与那些蔑视工人阶级抱着悲观主义与犬儒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记者毫无共通之处。所谓工人阶级“太软弱”而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里,在无数次的事件中工人们都站了起来去反抗剥削者并改变社会。他们已经在许多场合用他们自己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去做了。
但几乎每次都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不管是工会还是工人政党——阻止了运动。他们选择去与资产阶级妥协,而不是试图夺取政权。许多革命都被运动的领导人以这种方式阻止了。列夫·托洛茨基在他的《过渡纲领》中正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演变成了革命领导的危机。”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落入这一立场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工人总是准备好进行革命,他们只是在等待社会主义领导人为他们指明道路。 说工人运动的领导起着刹车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有社会主义者领导工会,如果我们有一个革命组织领导工人运动,那么革命就会立即爆发,并自动地推翻资本主义。
阶级意识
工人阶级意识的演变并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去进行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工人们会逐渐开始认识到组织自己的必要性。在与老板的斗争中,建立工会是为了保护工人。最终,工人们会成立组织、政党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马克思也解释说,没有组织,工人阶级只不过是被剥削的原料。通过斗争历史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会开始通过工会或其他组织参与政治。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且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工人群众得出结论,即组织起来是不可或缺的,是一回事;他们得出用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是必要的结论,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参与斗争时,他们不会自动地得出革命性的结论。
确切的说,人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意识通常是非常保守的。人们固守旧的观念,固守旧的传统, 固守已知的舒适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希望能够在体面的条件下和平地生活。 谁又能责怪他们呢?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工人们不是为了发动罢工而去找工作的。
革命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例外,工人们并不总是在斗争,正是恰恰相反。
然而,有那么一些时候只是现状单纯的不能维持下去了。数百万人受够了。紧缩政策落在了工人身上。一边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一边工资却停滞不前。同时公共服务则实行了私有化。但显而易见地,富人则是变得越来越富有了。
创造革命的不是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主义创造了迫使数百万人起义的条件。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前一天无动于衷,到第二天就走上街头。昨天还落后于事件发展的意识, 轰的一声赶上了现实。这就是革命发生的时刻。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意外”引发了一场革命。2010-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开始于突尼斯,当时一名年轻的街头小贩在当地首长办公室外自焚了。而这就是点燃这场战火的火花。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群众运动,而这最终推翻了突尼斯的独裁统治。这场运动随后蔓延到埃及, 然后又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愤怒只是需要一点火花就足以点燃。在几乎每一次革命中,你都能发现类似的事件。 什么是革命? 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这样解释: “革命最不容争辩的特征就是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干预。平时,君主制国家以及民主制国家都是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是这方面的专职人员——君主、大臣、官僚、议员、记者在支配历史。可是在那些转折关头,亦即当旧秩序根本不能为群众所忍受的时刻,他们就会摧毁把他们和政治舞台隔开的障碍,推翻自己的传统代表,用自己的干预为新制度建立出发阵地。这到底是坏还是好,让道德家去评判吧。我们自己则要把握事实,认清它们是怎样被客观发展进程赐予的。对于我们来说,革命的历史首先是群众对掌握他们自身命运的领域实行强有力干预的历史。。”
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革命的本质。它首先是群众的参与——今天绝大多数则是由工人构成——再去登上历史的舞台的。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 1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会发现革命并不少见。事实上,没有一个十年是没有发生过至少一次重大革命的。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革命; 1931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革命;1936年的法国大罢工;1943年至1945年意大利、希腊和法国的革命浪潮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 1968年5月的法国革命;1970-73年的智利革命; 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 1980-83年的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1983-87年布基纳法索的革命; 1998年印尼革命地推翻独裁政权;2000年代在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革命;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历史中不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然后走上街头,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命可以比喻为地震。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地震将会何时发生。而且地震通常很罕见。但是我们可以研究板块构造。我们可以知道地震发生的条件。地震并不总是发生,但它们最终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革命何时来临。但我们可以研究经济状况,观察工人们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来预测一个革命时代的来临。 而不同之处则在于,革命是由人类创造的。我们可以为它做准备,我们可以在让革命以胜利而告终的方面发挥作用。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件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