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社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二零一六年

解放軍改革的背後代表什麼？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內部改革解放軍的呼聲不絕。經過了反腐運動作為權鬥手段以鞏固權力後，習近平開始大張旗鼓推動解放軍改革及現代化。去年十一月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下達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軍令狀。自1985年解放軍裁軍100萬、將十一大軍區改編為七大軍區以來，這次是最大規模的變革。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高調倡議軍事改革，但改革受到軍隊內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開始有行動。經過一輪打老虎的反腐運動後，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暫時得以佔上風，反腐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因此開始將焦點投放於軍隊之中。

中國擠身為世界列強之一，隨著資本擴張全球而來的自然是軍備擴充，以保護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需要發展遠洋海軍保護在海上航線及擴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等政局不穩及出現戰亂的各國，更要保護其交通、軍事及能源設備。正如在香港軍情觀察員梁國樑說：「目前解放軍以大陸軍為主的指揮系統，絕對達不到這個要求。」

習近平在軍改過程中動用大量毛澤東時代的演說措辭，又強調解放軍的「革命傳統」，而他利用宣傳民族主義的工程之一，以強化統治意識形態，向國內人民展示強人作風以鞏固權威。

解散總部　黨指揮槍

解放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以大陸軍為中心的解放軍改為西方聯合指揮模式，讓海陸空三軍平起平坐。

過往解放軍體製主要以陸軍為主，應對別國侵略邊境，保護領土、領空和領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針對目標是蘇聯。 到了今天，中美在亞太區的沖突日趨激烈，中共要增強在南海的海軍實力，因此近年中國在這地區加強軍事、交通和能源設施，大規模填人工島等。現時解放軍擁有眾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開始建設第二首航空母艦，但卻因為過時的指令和控製系統，而無法有效運用這些設備。此外，中共還計劃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都須有新的管理和指揮系統匹配。

從中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的資料中，在230萬的軍隊總人數中，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但陸軍僅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85萬人。可見中國陸軍與海軍空軍人數相差懸殊，而且地位一直無法對等，七大軍區司令員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陸軍將領。這應付不了現代化軍事任務的需要。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戰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上，宣佈裁軍三十萬人，陸軍自然首當其沖。改革方案還規定了三軍的兵員人數，其中陸軍縮減，空軍和海軍將會擴編。

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部製改為多部門製。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四個總部，改為7個部（廳）、3個委員會、5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多部門製是為了在中央軍委之下分散軍權，突顯各部門與中央軍委的從屬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勢力割劇而挑戰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戰區在平時無權管理部隊，所有軍隊平時都由海、陸、空三個總部指揮。這才確保黨指揮槍，將軍權集於習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揮軍隊。中共軍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

軍改遇到的阻力

單從習近平宣佈的計劃來看，軍改的確是大刀闊斧，幾乎是將現有軍隊體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沒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國今天政局紛亂和《漢和防務評論》的主編平可夫表示：「中國要在五年內達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在太急速了，因為俄羅斯和美國要用上三十年來執行相應的軍事改革，而且至今還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軍改首先引起黨內軍內的巨大阻力。機關改組必然帶來人事調動和部門人落馬，牽涉眾多將領的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害怕飯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馬後自己在位時的貪腐會被追究。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以來，他為了鋪平軍改的道路，以反腐作為武器打「軍老虎」，清除阻礙軍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兩位軍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馬；截至去年年底，副軍級以上軍官也有48人落馬。此舉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溫在軍中的親信。這反映軍改的殘酷激烈的權鬥，會為中共黨本身帶來不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三十萬被裁人員中高達一七萬人是軍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職。在會議之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由兩名國防大學軍官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如果軍方不解決好薪酬和養老金的問題，改革可能會引發軍隊乃至社會的不穩定。許多官媒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但之後又撤稿了。

習近平及整個黨一直以蘇共改革歷史引以為鑑，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要避免步其後塵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領導的軍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銷陸軍司令部，結果成為他失去蘇軍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軍隊國家化，卻加速了蘇共倒臺的進程。因此，習近平汲取這些教訓，不能讓軍改過程出現任何不穩定局面而危及政權，故此改革是極為困難而緩慢的。

解放軍軍改的政治意味

中國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綱線上扮演著波拿巴主義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個居住不同階級之上的強有力國家機關，為了維護獨裁政黨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機製－監控公安、監察與司法系統。

中國年度軍費居於全球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軍實力相比仍然極大距離。然而，比起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統治的年代，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經大大被削弱，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列強填補這個真空。因此，帝國主義的沖突會走向多方向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中共軍改是亞太區軍事競賽的標誌，而亞太區軍事競賽則是帝國主義沖突激烈化的標誌。社會主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化和帝國主義沖突，只有反戰運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停止這個局面。

中國：人為災難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最少七人死亡，為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結。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灘發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節慶活動中未能維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剛過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陰霾之下慶祝新年來臨。

在六月，“東方之星”客輪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襲，在長江沈沒，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貨倉發生一連串的化學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無家可歸。這些災難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重度媒體審查，確保官方報導的版本不受質疑，生還者及災民家屬受到當局壓力，被阻止向媒體喊話或獨立調查。這些公眾安全被忽視的個案都有相同的特點：企業追求利潤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員縱容違法行為。

深圳最近發生的災難使人更關註公共安全的問題，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擔憂自己的城市是下一個災場。《英文虎報》在深圳山泥傾斜事件之後報道：“這樣的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對公眾安全及國民對現行體製的信心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邁向二零一六年之際，中國的空氣汙染危機亦越發嚴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東部有十個城市，過億居民在紅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盡可能留在室內，學校和不少工作場所關門。燒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來的有毒霧霾，每日約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發出紅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黃色提升至橙色，然後提升至紅色，被一些網路評論員諷刺為“顏色革命”。

深圳塌泥災難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規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區工業園的樓房。深圳，這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的城市，被稱頌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起點。換言之，塌泥事件象征著中國高速崛起成經濟大國的根基是如此不穩的。盡管煤礦災難死亡人數有所減少（這只是由於煤礦業的大幅負增長，危險的小型礦場被關閉），中國在二零一四年依然發生了68,061宗致命工業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時，於美國每日只發生13宗同類事件（美國人口為中國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個大型廢置石礦場被非法用作廢物處理場所，於十個月前因安全考慮而被斥令關閉。在事故發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發出警告，但石礦場依然無視警告，繼續運作，廢物堆積如山，高度相當於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業園區的二十層高大樓。結果這“人造垃圾山”倒下來，工程廢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樓房，包括住宅、工廠、飯堂和三個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過七十人依然失蹤。山泥傾瀉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機拍下來，影片見證民眾為求保命逃離住所，並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離。市政府指事故影響38萬平方米地區，相當於兩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山泥傾瀉在礦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緬甸的兩個玉石礦場意外中，超過一百個工人被活堆。《英國衛報》一個報道指出，每年中國有近4,617 人因山泥傾瀉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發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築廢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則非常少見。“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發生地竟是一線城市的深圳。”《新京報》評論道：“……深圳按理說不在此列，其現代化水平在中國城市中位居前列……”

實際情況是，死難者親屬及其他居民投訴被拒進入災區。部分人指他們了解當地，可幫助搜救行動，但依然被拒諸門外。官方媒體指五千個工人參與搜救和善後工作，但當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體和災民家屬的國安人員和警察，則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還者周素琴（音譯）向香港《南華早報》指：“沒有人關顧我們，更沒有人通知我們救援狀況。（政府人員）只希望把我們隔離，阻止我們在媒體上出現。”

有報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隊負責“照顧”失蹤者家屬的救援隊，每隊有五名中共官員，實際上是阻止媒體接觸他們。這情況與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屬後來投訴指，他們被官方“綁架”，強逼他們接受賠款，並必須終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網上評論員指：“哀悼也是犯罪。”

無視公眾安全

深圳的災難和四個月前天津化學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兩城都是現代化城市，也是政府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指標城市。兩個案都涉及民居和工業區附近放置危險品的犯罪行為。政府監管不力，地方政府縱容兩個企業（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牌照過期後繼續儲存危險品。

還有其他因素令這些災難惡化，都是植根於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深圳，不少被破壞的樓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沒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請的消防隊缺乏訓練，加上指示混亂，他們和後來到場的政府消防隊並無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錯誤。

深圳的災難無疑是人為的。中央的研究團隊指這是一場“工業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質災難。深圳益相龍——災區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獲由地區政府聘請的監督機構的停工指示。擔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機的說法早在居民間傳播。他們指直到事故當天，大量的貨車依照如常運送垃圾到場。

《新華社》報道指益相龍在其牌照於年初過期後，繼續運作廢置場長達十個月，並賺取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現已被捕，一名負責管理該區的官員在事故發生後不久自殺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員的刑罰按照中共極權政府的常規劇本進行——更多工作在於重建“秩序”，以給予民眾果斷行動的印象，處理問題根本的措施則欠奉。長久以來，他們重覆使用這些手段來卸除社會對政權的批評，這縱容了更多為求短期利益的地區性犯罪行為。災難後根本沒有真正改變，而下一場災難只是時間的問題。

民主控製企業和工業區

我們不能奢望一個極權政府會保護公共安全，它靠媒體審查、政治打壓和懲罰勇敢說真相的人，躲在高場之後。《社會主義者》要求一個開放獨立查深圳的災難、八月十二日在天津發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為災難。我們要求停止媒體審查和網絡管製，容許真正討論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包括選舉所有政府官員的權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眾監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條件。同樣地，需要獨立的工會為工人充權，讓他們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就公布和處理職安健問題。深圳的災難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業和工業區的需要，抵抗殺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國經濟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聲巨響中開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後，中國股市混亂和暴跌重演，再次觸發世界各地恐慌性拋售股票、商品和貨幣。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場在首六個交易日下跌了15%，相當於蒸發了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總值。全球擔憂中國經濟，令美國市場蒸發了四萬億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紐約，在今年的第一個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年初開局。

這是否就已為2016年的世界經濟定調？資本家索羅斯是預測另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出現的其中一人。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兩年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已使那些依賴中國商品貿易的幾個國家深陷危機。最明顯的就是巴西，它正面臨自1930年以來最深遠的衰退。資本家們越來越關註人民幣貶值會否觸發貨幣戰爭，以及其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中國債務。

去年夏天，中國股市下跌了創紀錄的45%。在股市暴跌幾個月前，中共政權還在吹噓股市上漲，並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時，中共卻被外界視為無能為力。他們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拋售的禁令，現在反過來傷到他們了。當禁令限期將屆時，憂心的公司高層不惜一切代價拋售股份，造成了年初開市的跌市浪潮。現時當局已經延長了拋售禁令。如果中國股市再下跌3%，它就會觸及去年八月的最低點。

雖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現實體經濟進程的畫面，且中國的股票市場被廣泛地貶稱為「賭場」（當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這一稱號），但金融恐慌爆發，背後的確是有著真實的問題。世界經濟自2008年深刻的危機以來，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極端的失衡。中國經濟現在是全球最不穩定的中心，正經歷一個比其領導人公開承認的更複雜而急速的經濟衰退。

貨幣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最直接的風險，是資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幣匯率下跌。隨著經濟的放緩，為了通過不同的外匯機製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經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這抵消了北京試圖通過降息降準對市場註入更多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資金的流失與央行的註入速度幾乎一樣快。當局現時進退維谷：貨幣匯率愈下跌愈加速資本外流；然而央行為了勉力支撐人民幣匯價卻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燃燒外匯儲備。

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已經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幾天內下跌的。許多評論員都相信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因為美元匯價持續上升，人民幣現時的水平對美元仍不能持續。中共想要實現逐步貶值，但市場的力量正在破壞這一計劃。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被迫進一步將人民幣貶值，甚至失去對貨幣的控製。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貶值後不久，人民幣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貨幣價值將保持穩定。

北京為了防止人民幣急速下跌，已經花費了大量外匯儲備。十二月出現了最大月度外匯流出紀錄，是過往最高紀錄的兩倍，相當於1300-1400億美元。原因大多是由於央行維護其貨幣，小部分則是由於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資產貶值。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4萬億美元縮水至3.3萬億美元，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6萬億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幣的貶值將不免使其他國家跟隨，尤其是亞洲大多數將中國作為其頭號貿易夥伴的經濟體。其貨幣將跟隨貶值以免與中國相比失去競爭力，但是貨幣貶值也將增加還債成本。

債臺高築

中共政權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緩解了2008-09年世界經濟危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贊，但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快速積累。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總債務從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負債都相應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聯儲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國、歐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筆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部分中，有些變成南韓、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城市和省份，通過發行債券而承擔了相當國債水平的債務。

當美聯儲於十二月九年來首次上調美國基準利率，意味著全球資本流動會回流美國。這對中美貨幣和債務都有巨大的影響，因此聯儲局沒有一早實施這政策。今次美國的小幅度加息已經造成負面影響。

傑瑞米柯賓

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是大宗商品交易價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銀行監測的46項商品中42項的價格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即使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石油價格仍持續走低，而上週開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數人預測油價將在2016年持續下跌，摩根士丹利預期會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價已經令很多石油輸出國陷入衰退，從沙特阿拉伯到委內瑞拉都出現政治不穩。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為4%左右，而不是習近平說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國政府具影響力的「發展研究中心」主席李偉，在上週末一次演講中表示他認為6.5%難以實現。官方《新華社》的一篇社論警告，2016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將面對「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華社》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物警告說，經濟衰退後，「更有可能出現的是L形增長期」，而非「V形」，即沒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將一直持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習近平的經濟議程

現在中國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消耗所有在經濟中的新增信貸，只為延續債務。因此，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大、更不穩定的日本。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中國經濟的一大部分已經「殭屍化」，只能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權貴菁英們何以急急抽走他們的資金。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公佈，中國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資本達到1萬億美元的驚人水平。

習近平正在嘗試通過關閉「殭屍」公司，並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來恢復利潤和「信心」。官方媒體報道，350萬個就業崗位將分別於今年重工業工廠中被裁減。與此同時，中共政權談到建立一個以消費驅動的經濟新增長動力，但主要是基於中產階級上層，而不是讓低工資的群眾維持「消費」。

但是，習近平的轉型議程一直被卡住，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必然會加劇短期內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令經濟陷入全面衰退。雖然中國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著頭皮接受經濟「陣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僅因為這條路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使政權失去控製。

目前已經有失控的明顯跡象，這是全球市場另外一個嚴重的因素。我們在去年夏季看到了這個仿如鬧劇的錯誤：粗暴的貶值和啞火的貶值政策。而現在我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為了減輕股市波動幅度的「熔斷」機製在實施後短短四天即被放棄。

對於索羅斯關於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爆發的預言會否實現？雖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過後這風險無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資本家──包括北京獨裁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危機都沒有答案。

中國：工人下崗 罷工數字暴升

中國去年工人鬥爭事件的數字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數月間。

全年總共有2,774次罷工或工人抗議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這些數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透過綜合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報道所計算出來的。

抗爭發生最多的行業乃建築業，占了全數的36%。這是有好多計劃被放棄，全國新建造項目下跌了25%。至於製造業則占全體罷工和抗議事件的32%。

明顯地，經濟下滑與工人鬥爭增加的關系無疑非常緊密。“中國勞工通訊”指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幣貶值後所觸發的股災後發生，並延續到了去年的最後一季。”

欠薪問題

大部分的罷工（超過75%）乃關於拖欠工資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關於要求提升工資。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許多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減薪而引發的。”在2012年當經濟還在興旺的時候，幾乎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這反映了工人抗爭從過去的“進攻性”變得更“防禦性”。

同樣地，大部分的罷工事件發生在眾省中最大經濟體的廣東。在去年886次製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件就是發生在廣東省，占了該行業的30%。

廣東也在打壓工人抗議方面手屈全國，四分之一因參與工運被捕的人就是在廣東。總共，中國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運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維穩”之名再一次進行鎮壓，廣東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勞工維權組織的活躍分子。

鋼煤業工作崗位大減

一月份，國務院宣布了一項計劃減少中國的鋼材產能，減幅達1到1.5億噸。政府並沒有公布任何時間表，以防導致社會的嚴重不穩。

研究機構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稱，產能的縮減將會減少40萬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縮減鋼鐵、煤礦、鋁和玻璃生產的計劃將會在未來兩到三年間減少300萬個工作職位。

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的工人們已經受到工資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擊。產能過剩令市場充斥商品，導致去年鋼鐵價格下跌了37%。盲目而無計劃的誇張與投機就是罪魁禍首，老板們撈取所有財富而丟下工人去承受負擔。

報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國會出現一段“不滿之寒冬”，在一段有關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議報導中寫道：“在十二月一個寒冬早上，大約一千名興隆鋼鐵有限公司的員工遊行到了唐山市政府辦公室。數天前，該公司突然宣布將其中一個煤礦關閉。那些工人事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並已經七個月沒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經濟步入深遠危機

正當猴年將至，中國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

刊登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6期社論，電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訂購

政府的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的經濟增長為6.9%，與現實有很大距離。即使這數字也代表著25年來最疲弱的增長，但有幾間獨立機構將經濟增長定為3-4%。

經濟陣痛在中國不同地區裏程度有所不同，在東北部的工業重鎮接近全面蕭條（負經濟增長），但在最富有的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情況則會較好。

北京咨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龍洲經訊）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煤礦業在過去兩年削減了89萬個崗位。這代表全體煤礦業勞動人口的15%。同時，在鋼鐵業有55萬工人下崗。一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關閉4,600個煤礦場。雖然現在有緊急需要轉用潔凈能源，但這些政策完全沒有保證工人的就業，也沒有創造綠色行業的新崗位。需要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市場混亂──解決這些矛盾。

製造業也處於停滯，這行業的就業人口連續24個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廠東莞的情況映出製造業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東莞市長袁寶成說50家外資企業在2015年從中國撤資。根據《新京報》資料，去年東莞關廠的數目超過4千家，主要是電子製造業。去行業化令相應的店鋪和餐廳也關店，造成數以百萬計人離開城市。據手機供應商的資料顯示，東莞手機用戶人數從2007年的1,200萬下跌至去年的800萬。

罷工浪潮

工人被迫發起抗議和罷工。由於當局愈來愈專製和鎮壓性，工人面對愈加嚴重的懲罰（被毆打、被解雇、被判坐牢）。製造業去年12月的罷工數字創下了紀錄，但這情況不僅發生在這一行業。

最近數月，護士和醫護人員也發起了罷工浪潮，主要是關於不平等的短期合約。在一月，安徽省重慶市和淮北市的護士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平等的雇傭合約。

即使《新華社》也警告，2016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在年初中國及全球股災讓我們對這點毫無懸念。繼去年夏季下跌43%後，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國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現急瀉，可見這不單純是中國現像。油價和商品價格下跌、中國經濟引發恐慌、貨幣騷動，以及全球債務上升──這些都是引致金融動蕩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而危機並未有得到舒解。

中國債臺高築是引起全球資本主義緊張的因素之一。這是一月份舉行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全球菁英討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但債務仍在增長──速度比經GDP快三倍！據荷蘭合作銀行的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主管邁克爾．艾弗利（Michael每一個），中國總體債務在2014年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這可把金融體系推到爆破點，迫使政府付出沈重代價來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極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以及舒緩工人及中產階級經濟陣痛的資金。

政府為了避免金融崩盤，推出了“隱性救市計劃”，由銀行推出借貸來覆蓋負債企業的舊債務。這是降低了信貸的效率──經濟體需要愈來愈多的信貸來達到同樣、甚至更低的增速。而這是中國債務持續上升的原因。

來年中共政權可以是數十年來最喧囂的一年。鎮壓加劇，包括愈來愈頻繁地出現被逮捕、被失蹤、被綁架以及被“認罪”，同時當局用愈來愈嚴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終身監禁的“顛覆國家政權”，這些都是政權準備面對社會和政治緊急狀態的先兆。

短期內這種“震懾效果”可能會成功嚇怕工人階級，而誤以為經濟陣痛只是“暫時”的想法也可能防礙工人投入鬥爭。但隨著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將會來臨，這是不可以避免的。

經濟危機引發廣東關廠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一系列工業資本利潤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令眾多沿海省市出現關廠潮，當中以廣東尤甚。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關閉逾五十間廠房，當中不少屬「惡性關廠」，即資方拖欠工人工資並關閉廠房卷款潛逃，造成工人失業之餘還即時面對嚴峻的生活經濟困難。

工廠倒閉 工人維權

去年日本鐘表企業西鐵城（Citizen）在廣州關閉生產基地，解雇千多位員工，而美國微軟計畫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準備遷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計畫把工廠遷回日本。優衣庫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團也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準備陸續撤離中國。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東莞經營多年，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的臺資鞋廠興昂鞋業宣布結業關廠，被解雇的工人多達數萬人。東莞臺商協會會長翟所領承認，目前東莞仍在正常營運中的臺商企業只餘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時期的6000多家減少了20%-30%。

緊隨外資撤走而來的，是大量代加工廠失去訂單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關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1-11月工業出口交貨值累計下跌1.6%，其中化學纖維製造業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處於50以下的萎縮水平， 9月PMI終值更是降到47.2，這就是意味著訂單減少，工業產量和價格下降以及加速裁減工人。當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廠關廠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費。過去車水馬龍的工業園區一片哀鴻，地方政府還故作鎮定輕描淡寫地將之稱為「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陣痛」。珠三角地區單單在去年第三季因關廠欠薪而引發工人維權抗爭就多達49宗。惠州丶東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廠的工人因惡性關廠欠薪問題而遊行或堵路抗爭，甚至有工人頓失經濟來源而集體跳樓，而在清遠更發生武警武力鎮壓遊行工人的情況，數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爭運動中有超過160宗遭到暴力鎮壓。

維權誌願組織成眼中釘

中共政權一時之間無法挽回製造業頹勢，更惶論起死回生。面對山雨欲來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的工人維權運動，只能拿起鎮壓大棒。除了用暴力機器直接到工廠或街頭鎮壓工人外，政權當局還針對協助工人維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和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廣東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舉搜捕四個當地工人NGO的主要負責人和職員甚至誌願者，指控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收受境外資金等罪名。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幾無任何獨立工會組織，只有對政權俯首聽命的全國總工會，但於工人抗爭維權的運動中全國總工會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對立面，協助資方和政權分化瓦解工人運動。相對而言，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了組織工人力量和協助維權的角色，幫助工人追討欠薪或在工運中支持工人的訴求等等。但同時，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經濟訴求（當然經濟訴求也很重要），但沒有把鬥爭連結到挑戰作為一個剝削製度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有意識將各工作場所的鬥爭連結起來。雖然如此，政權還是視NGO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這些機構對政權而言同樣是某種疏導工人不滿的安全閥，現時習近平用國安系統對NGO和維權律師痛下殺手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堵上安全閥或許能換來一時三刻的清靜，但長遠而言卻是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發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準備面對「最困難的2016年」，或許他們自己也已經嗅出空氣中的火藥味，或許他們已經隱約聽到了喪鐘，無論如何，過去數十年鎮壓勞動群眾的總帳也差不多該清算了。中國工人隨著從鬥爭中累積的經驗，獨立工會組織的意識開始萌芽，也愈來愈有組織力，鬥爭手段愈見高明。工人需要聯結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獨立工會，由下而上民主織起來，將民主權利與經濟訴求連結為一。中共的鎮壓愈暴烈，連倡議「勞資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時，愈來愈多工人會認清敵人的全部不在於個別的老板和政府官員，而是整個獨裁資本主義製度，而革命鬥爭是唯一出路。

反對延遲退休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遲退休年齡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這是習近平和中國資產階級對普通勞動者展開的另一輪新自由主義攻勢，其目的在於減輕官僚政府和私有企業的負擔，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挽救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要想打敗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們必須組織戰鬥性的獨立工會，要求政府建立全民養老保障，保證每個工人在退休後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為此必須向擁有數十萬億資產的中國富豪們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公營。

對工人的再次掠奪

「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僚與新興資產階級合謀瓜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但卻不再承擔工人的養老開支，轉而建立養老保險製度——這意味著上一代工人的養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來承擔。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增速下降，養老基金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根據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目前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額已高達3.5萬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府推出延遲退休政策，只不過是通過掠奪新一代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早在習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研究製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可見習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著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已表示，具體執行方案將於2017年推出，而且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也會延長。

中共官僚聲稱延遲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沒有說也不敢說的是，各國工人已經為此進行了多次鬥爭。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學生為主的350萬法國人舉行了罷工罷課遊行，反對薩科奇政府的延遲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國200萬公營部門工作人員舉行24小時總罷工，反對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金改革計劃。此後英國消防員和醫生又分別為此進行了罷工。2013年9月，波蘭團結工會、工會聯盟和工會論壇組織了超過10萬人的抗議遊行，反對勞動法改革和推遲退休年齡。2014年11月，11萬比利時工人和學生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同樣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強烈不滿，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資本家榨取工人的未來

今年1月9日，《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在基礎養老保險基金實現全國統籌之後，人社部將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中共政府不斷鼓吹「為企業減負」，實際是將這些負擔轉嫁給普通工人。他們和資本家不僅要搾取工人的現在，還要搾取他們的未來。同時我們應註意到中國仍有大量工人無法獲得養老保障——許多企業為降低成本，沒有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到2014年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只有16.7%。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超過50歲的「高齡農民工」多達4658萬人。這些人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年老後無人贍養，因此不得不繼續工作。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關廠潮」中，工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因此在2013-2015年間，中國爆發了以廣東工人為主的追討社保和其他歷史欠賬的鬥爭潮，其中包括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的四萬人大罷工。

向富人征重稅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社科院發佈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去年胡潤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則顯示，資產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豪們的總資產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到3800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基本養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供資本家享受，自己卻要忍受貧困的退休生活！解決養老金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不是強迫工人延遲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管理，從而使每個退休者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此外，戶籍製度應該取消，以免因為不同省份令領取的退休金額不平等。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工人們必須組織起獨立的、戰鬥性的工會，同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同盟展開鬥爭。

傑瑞米柯賓

樓繼偉公開打壓工人的綱領

在3月7日的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公開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綱領：對企業減負、減負再減負；對工人加壓、加壓再加壓；公眾應該對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兩點已經實施或者準備實施，最後一點更多是官方套話，無法讓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現狀。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對“西方價值”，但現在打壓工人的政策都是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抄襲過來的，包括德國默克爾、英國卡梅倫以及法國奧朗德，還有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希臘強加的政策，足見其虛偽。

“改革開放”後，工人待遇大幅削減，同時大量農民進入私人企業，形成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出賣的廉價勞動力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2003-2009年間，僅中國私人企業利用低工資和超時勞動攫取的額外利潤就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不足GDP的20%。上億貧窮的底層工人與上千萬下崗工人對專製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僭取了工人國家遺產並轉向資本主義方面的中共官僚當然明白這一點。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許讓步，更何況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完全實施。所謂保護工人的法律，如馬克思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節製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製地進行限製……同樣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勞動合同法》實施過早，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長期高強度剝削帶來的危險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猶豫時間。

低工資與它所造成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2008年經濟危機後，出口萎縮造成中國經濟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樓繼偉及其背後的資本家集團卻將其歸咎於“工資增長過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房地產市場帶動物價上漲造成的——盡管上漲的工資根本不足以彌補工人此前被奪去的勞動成果，也不足以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樓繼偉還將中國缺乏技術工人歸咎於“工人流動性過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護而獨立的工人組織難以形成的情況下，“換工作”是工人逃避資本剝削的一種消極方式。而缺乏技術工人則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此前能夠依靠廉價勞動力（官方稱為人口紅利）賺取巨額利潤，也就無心投入資金和時間培養技術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職業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經費、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等都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社會輿論將職業教育與低收入工作聯系起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在事實上也淪為低收入工人的輸送渠道——從而為資本剝削提供借口，導致工人汙名化。當中國製造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時，政府一開始幻想自己喊出一聲口號，一支成熟的技術工人隊伍就會迅速出現；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是空想時，就反過來責怪工人流動性過高導致企業不願進行職業培訓。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類重大工程項目投入5萬億資金，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小之又小，卻進一步推升總體負債率（2015年初時已超過300%）。在廣大底層勞動群眾工資收入低、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依靠供給側改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難以成功。所謂“供給側改革”也不過是另一個從新自由主義“英雄”裏根和柴契爾戴卓爾借用過來的概念。政府通過增加債務和打壓工人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只會讓經濟如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共高層提供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出路，這說明在資本主義製度之內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有民主公營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帶出困境。

中共政權加劇性別歧視

就在去年的三八婦女節，「谷歌」（Google）將其網站標誌轉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職業上的成就；而中國的「百度」將其標誌改為一個在音樂首飾箱裏的公主，身旁放著珠寶丶鮮花；「優酷」的一群女性設計師設計了一幅名為「女性可以選擇自己想成為的她」的插畫，但被公司高層拿下，最後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這激起了網上非常多的爭議，指百度和優酷反映了中國這樣父權的社會將女性標簽。

就在去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女權分子被捕及羈留一個月。其中數名女性由於其行為藝術而為人知曉，她們一向以行為藝術引起公眾對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騷擾等議題，計劃在婦女節當日發起行動。她們起初被起訴「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獄五年監禁。雖然她們最後被釋放，但仍受到當局監視。這是習近平統治下的大規模國家鎮壓行動。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過往嚴重，亞洲區尤其如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韓，女性工資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但高級職位依然由男性擔任。女性在企業擔任管理層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韓，這個數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職場歧視

對比二十年前，性別不平等在中國變得更嚴重。一份調查指出，超過七成中國女性表示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歧視。

去年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機會得到工作面試機會。在眾多工作招聘會中，女性應試者經常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申請產假」丶「你結婚了沒」丶「有沒有打算結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沒有計劃生小孩？（現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會被問到會不會計劃生第二胎）

中國法定產假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員工提供這項保障，於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從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如果女性想將更多時間花在她的事業上，就必須得放棄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業不會讓她有晉升的機會。

2009年一項調查發現，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簽署工作合約時規定在工作期間不能結婚或懷孕；超過兩成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扣減薪金；超過一成因為生育而被辭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機構都在入職條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為入職條件之一，這導致很多女大學畢業生花錢做整容手術，而這給美容產業的大企業帶來數以百億的利潤。在北京，超過八成的整容手術顧容是中學生。

資本主義令女性權利倒退

在中國革命期間，即使革命被官僚階層所扭曲，但女性的權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資差距縮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將離婚程序變得更容易。資本主義復僻引致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受到打擊。而現在，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

中國女性被傳統的教育去告訴她們需要文靜丶服從丶有禮丶友善，找個好男人然後結婚丶生子，擁有一個美好家庭，她們被告知這樣才是一個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進取」丶不要太有主見。

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認同傳統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內」，這對比2000年分別上升了七點七及四點四個百分比。顯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識的宣傳。

日益加強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極端貧窮丶微薄工資令農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出現。超過六千萬兒童被遺留在農村地區，他們幾乎沒有和父母會面的機會。

在階級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加上性別不平等意味著女性在教育丶就業丶遺產權等都沒有平等的機會。因此呈現了一個現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會寧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人丶或被包養，這樣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擁有」很多女人，但貧困的男性則無法找到伴侶，同時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業學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個男性在金錢上無法負擔與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與幾位男性朋友「夾錢」，「分享」一名女性——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評，認為反映了社會視女性純粹為滿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維穩

婚姻也被中國政府用作為維持社會穩定及阻止群眾上街威脅政權的工具：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創造「沒有女人願意嫁沒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便努力工作，賺錢買房，然後娶一個女人回家組織家庭。女性被醫生建議她們若果不在三十歲前生育，她們就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資本主義核心家庭概念將男性定義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女性即是依賴丈夫的妻子，這種想法被政權用作為社會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罷工或社會反抗，因為男性需要考慮家庭的負擔。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過往經已回落，但這是由於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會上重男輕女所導致的選擇性流產或墮胎。這悲劇深深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作為女性很難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規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權利有第二名小孩，單身的女性並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權利！換言之，「改革」不會認可單身女性，只會認可有夫之婦。

中國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約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這加上公共庇護所的缺乏，導致女性在面對家暴時的無能為力，因為她們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數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侶暴力對待，而這是被遠遠低估的數字。中國也沒有婚內強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咨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這種洗腦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對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約一年前，女權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議，令政府少有地讓步。這表明女性不願意接受專製資本主義的珈鎖，準備起來反抗。多不論是近年的群眾抗爭丶大型罷工中，我們都見到女性的身影，並站在最前線。女性的權利與男性工人階級的權利共同一致，要真正達致女性的解放，未來的女性運動需要與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度。

礦工上街抗爭　撼動中共政權

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數千名礦工的罷工持續至第六日，要求“共產黨還我們錢”。

正值中共在北京舉行人大會議之際，礦工的抗爭行動撼動了政權。在人大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就是國營企業將會大幅裁員500-600萬個多余職位，相當於全部國企職位的1/6。黑龍江省工人深受關廠與裁員問題所苦，當地的礦工罷工對裁員計劃作出了勇敢且鏗鏘有力的回應。

自3月9日禮拜三，雙鴨山市的礦工開始上街。龍煤集團是黑龍江暨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國營礦業公司，旗下有40多個礦區，其中10個位於雙鴨山市。去年9月，龍煤集團宣布裁員10萬人，占總員工的40%。該公司自2014年以降總共積欠了8億人民幣的工資。在黑龍江的不同城市，龍煤的員工先前已發動過數次討工資的抗爭行動。換言之，雙鴨山市的罷工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雙鴨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積欠工資）問題已經非常普遍了。”黑龍江的一位維權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工人並沒有自己的工會。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往往總是站在管理層那邊對抗工人。在今次龍煤事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消失無蹤，完全沒有支援抗議的工人。

省長發言激怒工人

陸昊在人大的發言成為罷工的導火線。在3月6日一場電視轉播的會議上，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沒有欠薪，並稱贊該公司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成功案例。他還提到龍煤每年的人事費用是100億人民幣，相當於省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龍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負擔。“（井下職工）沒有減一分收入。”陸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騰。

在龍煤經營三個礦場的雙鴨市東榮區，示威首先爆發，後來快速擴展至全雙鴨山市。根據當地消息，雙鴨山市10個礦井裏的8個都只有間竭運作，礦工被拖欠數個月的薪資。井下職工以前能賺到6000人民幣月薪，但現在大多只能賺到一半——如果有發薪的話。地面工人的月薪則被刪減到僅僅800人民幣。

礦工及其家屬遊行到雙鴨山礦務局，手持寫著“我們要活著，我們要吃飯”的橫幅，並且斥責陸昊省長是個騙子。到了禮拜五，多達一萬人參與雙鴨山市的示威，封鎖了該市的聯外鐵路幹線：“數以千計的人都在抗議……警察開始把人帶走。”一名目擊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在討回自己的錢，卻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訴《紐約時報》：“難道要討回自己的工資是違法的嗎？”《法新社》報導，抗議現場一名老婦向政府官員求情：“我給你跪了，我的家人沒東西吃了。”

微博流傳的一張橫幅標語寫著“共產黨還我們錢！”這印證了這個一黨專政政權最深的恐懼：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會將矛頭指向政權，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國家鎮壓

工人堅決的行動迫使陸昊省長發布聲明，承認他先前的資訊有誤。陸昊表示會對龍煤的企業重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說政府不能永遠扶持該公司，言論前後矛盾。至於對欠薪問題，他並沒有提供具體承諾。陸昊未提及他讓步是因為工人上街。由於當局害怕雙鴨山市的工人會啟發更多人上街，中國的媒體當然沒有報導抗議事件。盡管媒體封鎖消息，事件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仍登上熱門話題之首。

與此同時，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省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強硬驅趕示威者。雙鴨市政府在官方網站的聲明警告，雙鴨山政府會堅決打擊“堵塞鐵路、破壞生產、串聯、挑事”。可見，中共政權是多麽害怕工人的罷工和“串聯行動”。

如同《法新社》在報導中：“黑龍江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官方所面對的兩難，他們說他們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又試圖避免政治動蕩。”香港《南華早報》形容雙鴨市罷工為“在國家進行經濟重組底下將會再次發生的場景”。

政府計劃要在未來2至3年讓煤礦減產5億噸、鋼材減產1.5億噸，伴隨著的是這兩個產業180萬個職位的消失。媒體大幅報道“僵屍企業”以及需要處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不能歸咎於工人階級：他們薪水太低了，無法負擔更多消費。

習近平：“面向市場”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鋼業榮景中，大批資本家與貪官透過這些部門投機發財，但無計劃與投機性的產業擴張，留下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至今，煤價已經下跌超過50%。據報導，去年中國有90%的煤礦都有虧損，導致龍煤等公司債臺高築。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而不是投機客。

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升級，改用對氣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擺脫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擴大對綠色替代能源的投資。

中共專製政權所服務的，是在過去30年的資本主義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利益，如今它卻要我們相信，大規模關廠與消滅“僵屍企業”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禮拜一的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到龍煤必須“面向市場”時表明了他的態度。該公司的網站也引用了這番言論。

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工人不應為此危機付出代價。就在去年11月，龍煤在雞西市的一個礦坑發生地底火災，奪走21名礦工的性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煤礦工為了造就“經濟神話”而作出了千千萬萬的犧牲。中國煤礦業的安全紀錄是全球最差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轉型至替代能源的過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須透過由雇員及工人社區民主計劃與管理大企業、銀行及天然資源。只要在新領域創造大量工作職位，就可確保轉型過程中保障工作職位與薪酬水平。新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與波浪發電，以及綠能科技、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還有（以兼顧環境與社會考量為原則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嶄新路線等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路線要徹底改變，應該以環境和社會需要為基礎。

救市不救人

過去一年，中共政權持續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過1兆人民幣，以避免金融投機客與銀行遭逢更巨大的損失。但是在面對黑龍江的礦工時，中共官方卻說政府“沒有錢”。

雙鴨山市的罷工對中國的現況而言是一個重大征兆。工人抗爭數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勞資沖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繳民生必要開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關。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所述，中國去年有2,774次罷工，乃2014年之兩倍。然而，《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數據只列入有被社群媒體報導以及極少數有被官媒報導的罷工——據信中國罷工事件的實際數字可能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龍江在內，整個東北已成為不久以前的大規模工運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萬來自煤礦業、石油業與金屬產業的工人上街抗議裁員，甚至暫時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會。那場運動遭到中共殘暴地鎮壓，工人領袖則被監禁。當時，中共政權在前總理朱镕基領導下，對國企進行大規模瘦身與私有化。1997至2002年間，一場受到全球資本家歡迎、並被中國現任的領導者們視為典範的改革，造成了大約4,000萬名國企員工失業。

傑瑞米柯賓

現在，習近平政府正在準備新一波對“僵屍企業”的瘦身與裁員，他們說這場改革會很“漸進”，並且強調不會造成朱镕基當時那麽大規模的失業。在人大會議中，政府開出1,000億人民幣的“專項獎補基金”支票，用以補償予被裁減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員規模、以及裁員對黑龍江與東北等區域造成的毀滅性沖擊相比，這些基金形同杯水車薪。

東北地區已經成了一座火藥庫。失業率與犯罪率都在飆升。有些城市因為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的關系而面臨人口衰竭。對聚首人大的中共領導人而言，雙鴨山市的罷工無疑是一記警鐘。那些怒吼聲警告著：不只是在國企改革災情嚴重的東北地區，各地的工人階級都會奮起對抗嚴峻的撙節。由於貧富差距跟90年代後半期相比已經進一步擴張，而全球經濟也不再為經濟提供新市場與成長來源，反抗的情緒可望比90年代當時更加堅定。2002年群眾抗爭時，在中國粗略實現過的獨立工會運動，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復蘇，並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中國兩會：大規模裁員與失敗的經濟改革

從北京兩會中得到什麽的結論？

文森：兩會只是一個傳聲筒，所有決定都是中共高層預先鋪排好的。最近幾年，兩會因為成為全球富豪的俱樂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過100名億萬富豪的代表出席。有報導指，在人大會議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總資產是1,840億美元，是美國最富有的10位國會議員的財產的100倍。

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利用今年的兩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中國經濟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樣差。可是現實上，中國經濟氣氛可謂極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資本家都非常擔憂。很多中國的地區都是面對嚴重的壓力，經濟陷入困境，而對於如何執行北京製訂的政策，大家都一籌莫展。中共最近進一步收緊媒體的控製，封鎖經濟的壞消息。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警號。

仁：從兩會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對工人階級的打擊將會到來。政府在宣布裁減500萬至600萬國企職位。在全國人大上，政府承諾會為下崗工人發放1,000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但當地政府頻臨破產邊緣時，這筆基金對於緩沖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在受影響工業裏，工人連薪金也被拖欠，誰能保證這筆“安置基金”能到他們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國會議上表現團結，不要想爭議曝露於公眾面前。但自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發言在坊間廣坊流傳，他大力打擊《勞動合同法》，指這法律對工人“過度保護”，令資本家身負重擔。樓繼偉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統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義的一翼。這堆人將中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工資上漲太急速”。事實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資上升的速度只是僅僅能追上。樓繼偉的言論與整體趨勢符合：中國將會發生大幅裁員、工作崗位被削減、工資被降低，工人權利被打擊。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克強等高官指出，中國並沒有 “硬著陸”的出現，你們有什麽看法？

文森：中共已進入損害控製模式。習近平、李克強、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國經濟，以挽回社會信心。在上海G20財政部長會議裏，中共官員很明顯這樣做，所以在兩會裏這些言論得以延續。

中共在年初時面對歷來最惡劣的股災後，現在嘗試收復失地。中國政府於兩會註資支撐股巿，以免新一輪的波動會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國股巿仍是自希臘之後第二表現差的。還有其他幾個更嚴重的問題。資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為擔憂。根據《彭博行業研究》的報告指，2015年已經有1兆美元從中國逃去，可見資本家對中國經濟信心崩潰，企圖在其他地方尋找價值。

王林宇：中共政權正在嘗試隱瞞經濟問題的整個畫面，他們利用堂皇的計劃去抑製著危機的氛圍。舉例來說，兩會上他們確認住房去庫存（全中國數千萬間）為2016年優先的任務。第三四線城巿是房產爆破最嚴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決方法是，將移民工遷入這些城巿，以去庫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這方法是徒勞無功，因為隨著經濟放緩，移民工的工資也會不斷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經遷出城巿，因為當地已經沒有工作機會了。

資本家和前房地產大亨任誌強可能反而更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毀賣不出的房屋。事實上在部分城巿這情況已在發生。可見政府的改革計劃充滿內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購買力，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不能解決，也不能將中國推向內銷經濟。相反，政府維持增加債務以防止經濟爆破，但這只會令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就像日本一樣。

左仁：從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災，已可見政府全無能力駕馭經濟。他們嘗試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貸和貨幣寬松措施──以避免硬著陸。這令中國更可能步入日本經濟危機的後塵：高債務、增長緩慢、沒有利潤的僵屍企、民眾因不想花費而令購買力下降。但在中國的政治製度下，這種經濟危機會帶來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嚴重的社會後果，可以造成革命動蕩的局勢。

政府正計劃在鋼鐵和煤礦業等重工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短期內會有何影響？工人又會作出什麽反應？

左仁：近兩年，工人抗爭的數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罷工的數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兩倍。差不多九成的抗爭都是與欠薪、欠交社保有關。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減500-600萬工人的話，失業率攀升會引發社會動蕩，因為中共並沒有資源為大量失業人士創造新職位。

然而，就在全國人大期間，黑龍江省有超過一萬名礦工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超過8萬名工人半年沒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鎮壓。有工人手持“共產黨還我們錢”的橫額上街，可見工人意識正在提高，並不像以往純綷反對個別老板或地方官員，而是愈來愈傾向針對黨和中央政府。這批礦工來自該區最大的國有企業龍煤礦業有限公司。這公司在上年宣布裁減10萬個礦工職位，礦工們過去數月一直持續抗爭。

文森： 現時全國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為3,700萬。中共宣布未來兩三年內，國企將會裁減5-6百萬人，占整體的15%。大斧已經率先向著鋼鐵業和煤礦業揮下去，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直指這兩個行業準備削減180萬個職位，此外裁員的行業包括玻璃製造業、水泥和造船業。

為了防止社會動蕩不穩，政府想間斷地裁員和關廠，“循序漸進”地將產能過剩的企業合並。但這場在雙鴨山市發生的礦工抗爭，顯示出礦產和鋼鐵業等重工業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對欠薪。

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然撒謊，指工人“沒有減一分收入”，招致礦工抗議，迫使他承認欠薪的事實。這場抗爭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會議悉心營造出的夢幻世界。

資本家們現在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所承諾的改革會暫緩甚至倒退。這個擔心合理嗎？如果是的話，又為什麽會這樣的呢？

左仁： 是的，所謂的改革已經暫緩了，其實這結果幾乎是必然的。中共現在根本承受不了進一步的經濟放緩，因為這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動蕩。他們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長目標，應該會不大可能達到。但他們被迫走回舊路，註入信貸來刺激經濟，讓企業可以新貸抵舊債。這做法會使債務繼續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經債臺高築的國企。因此，中共正面臨兩難局面，經濟改革的加速會增加硬著陸的風險。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為營，以防觸發連鎖效應，導致企業和金融的崩潰。

王林宇：簡單來說，政府繼續試圖推動改革來克服現在的困局，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會隨著狀況（包括生產過度和經濟疲弱的問題）而改變。他們仍舊使用“穩定增長、深化改革”的口號，但兩者卻越來越矛盾。中共政權內出現了分歧，有些人認為改革能夠跨過這些困難，但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困局其實是源自於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資本家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在中國經濟如是，在世界經濟也如是。從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之立場來看，他們需要習近平推行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而這個危機一旦爆發亦會對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災難。但有時候這“藥方”可能比原本的“病”還令人難受。將大量“僵屍企業”關閉，隨時會觸發中國的經濟的衰退或硬著陸。

我們經已看到了中國放緩對國際所帶來的震蕩，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國出現衰退的話，那影響會怎麽樣。官方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為近7%，但已經將其經濟危機輸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現過“經濟奇跡”的非洲國家。

我不認為中共政權有什麽大計劃，他們只是見步行步，幾乎隔一個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來試圖應對各個相互矛盾的壓力。中共正在借來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加企業稅務優惠、為國有產業引入私人資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過是將舊有的改革承諾從新包裝。北京想藉此來說服資本家們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將會貫徹始終。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打壓正在加劇嗎？

左仁： 沒錯，去年七月的時候，政府進行了一次有計劃的全國打壓，將超過300名維權律師拘捕。另外，中共將鎮壓“全球化”，將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拘捕。他們在香港和泰國綁架了銅鑼灣書店的店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認罪。中共亦將被捕的異見人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比起他們過去使用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更為嚴重，最高可能會判處無期徒刑。

文森：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進入了空前的專製控製。在兩會之前，習近平巡視了國營媒體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訓示要“愛黨姓黨”。現在連經濟新聞和資料都需要經過北京的嚴密審查，而結果只會令更少人會相信官方數據。因此，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業雜誌《財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議官方審查，表達對政府限製經濟報導的不滿。經濟新聞過去算是個“安全區”，相對能夠容納較開放的辯論和異見，因為如果連這個都封鎖的話，中共將會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習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強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進行的高級別清黨，對律師與NGO的打壓，顯示對政局不穩的畏懼。來年將會舉行中共十九大，而各個派別經已為政治分贓作出準備，習近平當然希望鞏固自己的支持來避免敵對派別的反撲。

中共為什麽要加大鎮壓？

王：      因為中正面對著急速的經濟下滑，而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數字則不斷攀升。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強烈的仇富情緒。中共需要增加打壓來防止工人和群眾組織起獨立勢力。政治上來說，這個政權十分不穩，內部嚴重分裂。當統治菁英公開分裂的話，群眾就會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習近平也透過鎮壓來將軍權、警權和監控部門權力集於一身。他要加強對這些黨國機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們指控那些維權律師和NGO為“西方勢力”，企圖在對抗西方國家的名義下讓人民“團結”起來。

文森： 打壓加劇的主因是國家內出現潛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對群眾抗爭爆發的畏懼。政權害怕一旦一塊細小的磚石掉下來，整座高墻就會倒塌。整個社會的各階層都充滿了壓力，甚至包括菁英階層之中，這些壓力隨時會失控爆炸。當然，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鎮壓，未來的社會爆炸的威力則越大。與中共的經濟政策一樣，其政治路線只會使到及後的問題更嚴重。但對於他們來說，危機晚來要比早來好。

訪問山東工人：經濟危機中的中國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的中國亦不能幸免，各類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統集團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化解危機，但仍不能實現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階級鬥爭水平逐步提高。在這此背景下中國勞工論壇采訪了居住在山東省中部城市的一個工人P先生。

訪問員：余夏（中國勞工論壇）
受訪者：P先生（山東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統工作的工人，他用親身體驗講述了他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以及當地工人階級的鬥爭情況。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您感覺到經濟強勁還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麽樣？

P先生：我們這裏是內陸，經濟整體水平比不上膠東沿海地區，而且早就開始衰敗。第一，給我感覺最明顯的是爛尾樓開始多了，很多住宅項目停工，形成爛尾；第二，失業率上升，下崗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資水平在不斷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於三千元；第四，通貨膨脹嚴重，價格飛漲。我們這裏芹菜，小油菜的價格大約八元每公斤，西紅柿的價格大約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豬肉價格超過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約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發布消息要削減鋼鐵煤炭等產業的產能，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的工人失業，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擔心失業，或者未來工作不穩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業在裁員，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沒有著落。
余夏：年輕人就業情況怎麽樣？在傳統製造業衰退的情況下，服務業是否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P先生：沒有社會背景家庭的孩子就業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就業工資水平也很低。我有一個工友，他的兒子07年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化工廠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麽生活？住房、結婚都沒有著落，普通人孩子大學畢業大多這樣。

服務業為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年輕人只能去一些飯店打工，月薪一兩千元，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僅如此，拖欠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

余夏：中國的整體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內增長很快，但通貨膨脹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別是住房價格不斷上漲，對於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資是否可以維持一個相對良好的生活嗎？

P先生：不能。剛才我講過工資是增長了，但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對於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資尚能維持溫飽。這不是因為我在經濟效益相對好的企業工作，而是我趕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這個原因，我才避免成為房奴，生活才相對好一些，其他買房還貸款的工友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余夏：中國工人不斷抗爭，2015年在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工人有很多罷工行動。你身邊的工友是否有人討論這些事件？你認為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更多的罷工嗎？

P先生：我去我們這邊的煤礦，也下過礦井。礦井裏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個人，就這樣井下作業工人月薪也僅僅四千元。如果煤礦被關閉，工人失去飯碗，罷工是肯定的。不僅如此，前些年我們這邊的牽引電機廠、水泵廠等企業裁員，下崗工人就上街抗議遊行，很多工友議論這些事情。我想隨著工業企業不斷倒閉，工人逐漸失去工作，罷工、抗議等抗爭會越來越多。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墻」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采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采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采取什麼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借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僵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傑瑞米柯賓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系」。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盡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工人抗爭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通知其客戶自3月29日起該公司北生產區全面停產。與此同時，該公司單方面宣布解除與四千名工人的勞動合同，一年工齡補償一個月工資。

資方突然宣布解除勞動合同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自4月5日起數千工人聚集連續三天在該公司辦公樓前抗議裁員計劃，當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線禁止工人進入公司的辦公區域，工人數度堵塞交通表達對資方和警方的憤怒。至今為止工人們的訴求仍然沒有結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區開始實施一項消減1,500萬噸鋼鐵產能的計劃，這將導致數萬鋼鐵工人失業。隨著大規模的工人失業，原有的企業拖欠工人工資、欠交養老保險等矛盾隨之爆發，該地區的階級鬥爭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盡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麽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蕩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減薪裁員不會擴大需求，經濟陷於兩難

3月10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董事長在人民網的一檔訪談節目中表示，這家成立於1958年的國有控股企業將裁員4-5萬人，相當於現有人數的一半。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武鋼集團已經辭退了大量勞務派遣工。武鋼工人的悲劇只是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的一個縮影。據路透社報道，中共政府準備在未來兩三年內裁減約600萬國企員工，這些人集中於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不得不放棄一部分一向被視為“重中之重”的維穩需要，說明中共官僚對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遠不如他們公開表示的那麽樂觀。

經濟困局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府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2013年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在1981-1989年間，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作用為11.7%，而在接下來的10年裏，這個數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勞動報酬占在GDP比重則從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許多國家都經歷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減少，但沒有那個地方像中國下降的幅度那麽大。”消費不足的問題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更加嚴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推出大規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經濟的立即崩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了GDP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這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因為世界經濟遲遲無法復蘇，由此產生的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也越來越沈重地壓在中國——尤其是中國工人——身上。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其會員企業在去年虧損了645.35億元人民幣，虧損企業占總數的一半。而煤炭行業的虧損面則高達95%，90家大型煤炭企業的利潤較2014年下降了91%。為了應付日漸臨界點的經濟緊張局勢，中共官僚試圖將危機轉嫁給基層工人。盡管他們宣布會撥款1000億用來安置煤炭和鋼鐵行業的下崗工人，但是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工人所能獲得的實際補償只會少之又少。

供給側改革

通過刺激傳統行業——也就是官方所說的“擴大總需求”——來挽救經濟已經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方案，意即將經濟增長動力轉向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了給這個方案提供依據，他們甚至無視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事實，自欺欺人地聲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觀察者網，2016年3月）。與官方宣傳相反，凱度（Kantar）消費者指數表明，今年年初中國50大零售商的銷售額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則指出，“富裕的中產家庭從高檔產品轉向更平價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減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這些都說明問題不在於“落後的社會生產”，而在於被持續惡化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削弱了的底層群眾乃至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很明顯，疲軟的國內市場無法支撐起大到足夠挽救中國經濟和中共政府的新興產業，更何況樓繼偉在3月7日的講話表明工資的增長速度將會受到限製——此前廣東省已經率先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凍結兩年。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會使新興產業淪為房地產和股票那樣的金融投機場所，加劇經濟泡沫化，而無助於解決工人群眾越來越困難的處境。

金融資本

盡管受到壞賬的拖累，2015年中國金融業經濟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業之首。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於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全球利潤最高的10家企業中有4家來自中國，分別是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同時工商銀行的利潤也是這500家企業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單中有12家來自中國，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業銀行。另外，入圍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名單的41家銀行的利潤占500家企業總利潤的67.62%——從中人們可以看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真相。隨著負債率的飆升，全國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機構不斷從本就虛弱的實體經濟中抽取大量資金，並通過正規和非正規（例如影子銀行）渠道進行瘋狂投機。據估計，在2015年股災前，各銀行投入股市的資金總量高達4萬億；銀行將巨額超發貨幣通過貸款投入房地產市場，引發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在政府支持下興起的P2P金融工具淪為龐式騙局，僅e租寶非法集資案就涉及500億元人民幣。泛濫的金融投機在幫助中共政府營造了經濟依然繁榮的假象，但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大的經濟壓力下無法持續很久——無論從其自身來說，還是從對實體經濟利潤的榨取來說，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體經濟的崩潰時刻的到來。

什麽是“供給側經濟學”？

政府用「供給經濟學」的口號將經濟改革重新包裝。此一口號的靈感來自於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在美國的識形態盟友裏根。

私有化、減少政府管製、增加失業、替大企業減稅，都是西方供給側經濟學的特色。中國的領導班子可能不會照抄所有政策細節。撒切爾與裏根打擊並箝製工會，但這項工作在中國早已完成了，獨立的民主工會在中國早已被禁止。

撒切爾與裏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視為不妥協、不退縮的「改革者」。財政部經濟學家賈康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觀點：「撒切爾和裏根獲得好很高的評價，因為事實證明，他們在極大的壓力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中共政權以「傳播西方價值」為由大量逮捕異議者，這在去年特別嚴重。然而，北京財政部那些撒切爾主義、裏根主義的經濟學家，才是「西方價值」的最大粉絲。在撒切爾與裏根的故鄉，他們反而因為造成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惡。

各地滿目瘡痍

在1980、90年代期間，西方國家諸多地區受到供給側經濟所摧殘，重工業大規模倒閉，至今仍深受其後續效應所影響。「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很難在20、30年前因礦業與製造業倒閉而大量失業的地方，增加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倫敦國王學院的東亞經濟專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說道。

如同工國委（CWI）支持者與《社會主義者》雜誌所警告過，習近平與中共領導層的走資改革政策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如果完全實施這些政策，帶來的可能是一場經濟蕭條與硬著陸。

「毒學校」災難遍怖全國

據央視報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國語學校搬入新址後，該校大量學生出現不良反應。經過體檢，641名學生中有493人被發現患有皮炎丶濕疹丶支氣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檢驗發現該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嚴重超標，而且建設學校時也使用了受到嚴重汙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廠工作的工人稱，這些有毒物質很可能是來自化工廠搬遷時掩埋的廢物。隨後不久江蘇海安也曝出類似的「毒學校」事件。家長的抗議和公眾的關註迫使中共政府展開新一輪全國土壤汙染調查，而上次的調查已是在5年前——調查報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評論人士認為此次調查報告永遠不會公布，因為它很可能引發大範圍恐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清理這樣的有毒土地要耗費7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危機以來，中共政府實施了規模數萬億的刺激方案，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向錢看」的官僚們並不願意將這些資金用來保護人民的健康。

由於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汙染問題的加重，公眾日益關註環境問題。自2012年以來，環保抗議數量激增。政府一直聲稱環境治理已經取得進步，但重大汙染事件層出不窮，同時要求改善環境的群眾抗議大多受到嚴厲鎮壓。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區數千名居民在區政府外抗議，反對在本區建設PX化工廠。有報道稱，當時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議者。社會主義者支持反汙染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們也認為目前要求轉移汙染企業的鄰避運動不足以真正解決環境問題。這一點在常州「毒學校」事件中已經很明顯。《金融時報》亦指出，盡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但汙染正在中西部轉移。社會主義者支持災區居民丶化工廠工人以及相關人士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真相丶懲罰相關企業及地方政府，賠償予受災居民及其家屬。我們支持實行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綠色生產，才能消滅為追逐利潤而帶來的瘋狂汙染。這必須以民主計劃經濟的製度來實現。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系，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采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傑瑞米柯賓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卷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限製境外NGO　中共收緊社會控製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禁止外國NGO在華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旨在打擊人權及宗教等組織——此前已有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因被控「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驅逐。根據該法，警察有權搜查外國NGO的住所和活動場所；詢問相關單位和個人；查閱和沒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場所丶設施及財物。根據以往經驗可知，中共政府一貫對包括勞工維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內的反對力量冠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因此該法聲稱是為了「保護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權益」，實則是為了更加便利地打擊反對力量，無異於中共政府試圖在香港通過的廿三條法案。有報道稱，該部法律將迫使大量境外NGO撤離中國。

目前已有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中共政府撤銷該部法律，但顯然是徒勞。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統治基礎被削弱，習近平政府擔心活躍的民間力量將鼓勵群眾采取更多的反抗行動，因而竭力收緊社會控製。在效仿俄羅斯立法限製外國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鎮壓包括勞工維權組織在內的國內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飛洋丶朱小梅丶何曉波在內的多名勞工維權人士被捕，並遭到官方媒體的惡意誹謗。盡管NGO的鬥爭手法並不能帶來重大的改變，而僅僅資產階級民主權利也不能夠使勞動群眾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但我們支持一切的結社權，才能讓勞動者有更大的組織空間。我們主張群眾組織的活動資金應由工人會議民主分配。要想實現這一點，必須依靠工人群眾的團結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資本主義製度。

一帶一路——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根據《環球時報》於5月12日的的消息，發改委可能將於本月13日後從《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中刪除「投資額20億美元以上敏感項目需國務院核準」這一條規定。根據同一篇報道，中國公司今年已經在全球達成了1108億美元的收購協議，超過去年全年的規模。在經濟危機中上臺習近平竭力推動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的外輸。盡管官方一直聲稱此舉將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但從中得利的不過是中共政府以及順從它的各國資產階級。面對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企圖，全世界工人階級只有團結反抗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擺脫貧窮和戰爭的威脅。

從「韜光養晦」到「海外擴張」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出口市場被削弱，而被長久壓抑的國內消費能力無力滿足龐大資本的逐利需要。習近平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工人收入來擴大內需，但這已經遭到資產階級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對。此時經濟增長放緩並非因為投資不足，而是資產階級找不到可以獲利的投資領域——當然，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不會願意用這些資金提高工農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急於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場註入大量流動性，以避免經濟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產生的政治動蕩。這無異於抱薪救火，令資本過剩問題更加嚴重，並使之轉化為過剩產能丶巨額債務以及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宏觀調控神話」已經逐漸破滅。更重要的是，隨著政府應對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場小規模震蕩都可能引發經濟全面崩潰，進而威脅中共政府的統治。習近平接手中共政權後立即提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大規模海外投資方案，其目的就是開拓海外市場以輸出過剩的產能和資本。正如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狂熱分子塞西爾·羅德斯所說：「帝國主義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這也是轉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從的歷史規律，無論它用怎樣巧妙的語言來掩飾真實目的。

鐵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聞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資丶經營，就不可能避開中國修的公路丶電站和會展中心」。這番論述如實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海外基建規模及其影響，其中鐵路建設值得特別關註。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拉美時表示，中國丶巴西和秘魯將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兩洋鐵路」，從而將「一帶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區。該鐵路總長約5000公裏，其中3000公裏屬於新建線路，項目預算高達600億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國公司修建的東非鐵路全長2700公裏，造價250億美元。建成後，該鐵路將連接沿海和內陸地區，成為非洲的「經濟大動脈」。這些項目大多從中國（政策銀行丶部分商業銀行和私募基金）獲取貸款，修建鐵路並出口相關的設備和技術也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大筆利潤，但中國政府努力推動鐵路外交的目的顯然不止於此。列寧在20世紀初時曾指出，資本主義將修建鐵路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聯系起來，並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雇傭工人進行壓迫的工具。盡管現代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使鐵路在國內和國際貿易中不那麼重要，但在中亞丶東南亞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對落後地區，中國資本仍在沿著新建鐵路擴展自己的「新領土」。《亞洲財經》於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中國在承建鐵路的同時，將獲取鐵路沿線周邊的土地開發丶資源勘探丶港口建設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重要的是，包括鐵路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便利中國資本家在這裏開辦工廠丶采掘礦石丶運送大宗貨物，而且他們將憑借中國政府的影響力而獲得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同時建設本身也帶動了中國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進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全球金融網絡

據《財新網》報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發房地產貸款高達2200億元人民幣，推動房價飆升。大量資金短期內在房地產和股市之間遊走，一次次導致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說明受過剩產能拖累的中國已經缺乏現實的投資領域。標普分析師預計，隨著經濟增速放緩，2016年中國大型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將下跌至0.6%-0.8%。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壞賬率已經上升到11年來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銀行的不良撥備覆蓋率（衡量銀行財務風險的指標）逼近警戒線——此前標普和穆迪已經下調了四家銀行的評級展望。隨著更多的不良貸款浮出水面，銀行業的違約風險將會更加明顯。對於重病纏身的中國經濟來說，債務違約很可能是引發全面崩潰的導火索。因此金融資本與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抵消不良貸款的風險。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大規模海外投資計劃就是他們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國商業銀行平均凈利潤增長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僅增長了0.5%——但是它們的境外機構卻保持著10%以上的增長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銀行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設立了123個分支機構——此前它已經通過控股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滲透入20個非洲國家。憑借不斷增加的海外分支機構，工商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2208億美元，超過了亞投行的初始資金。此外有報道稱，該行在拉美發放的貸款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總和。工商銀行的擴張行動只是中國過剩資本湧向全球市場的一個縮影。金融資本積極向外發放貸款並涉足當地資本市場，不僅幫助中國企業從海外攫取利潤和股權，而且利用湧向世界的資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幣網絡。相比於基礎建設，金融集團以及國際化的人民幣更能保證中共以隱蔽的方式對當地資產階級政府施加長期的影響和控製。

中國秩序

在危機中啟航的中華帝國主義正在向美日歐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索取與自己經濟規模相當的海外勢力範圍。盡管英國等歐洲國家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由於它們相對較弱的經濟實力和對美國的失望與敵意——但逐漸激化的南海問題說明中共政府的擴張計劃必然會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撓，中共政府未來所面臨的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新領地」的社會局勢。2008年經濟危機後，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反資本主義群眾鬥爭和政壇動蕩。這些都威脅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運作。2015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上臺後，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曾一度被擱置;本月巴西親華總統羅塞夫遭到彈劾，據估計中國的投資計劃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日益受到中國控製，群眾怒火不可避免地會直接指向與本國政府相勾結的中國資產階級——正如將大規模投資的經濟模式帶向世界，中共政府也會試圖在勢力範圍內削弱他所厭惡的福利製度和資產階級民主，以建立起本國那樣反工人的專製統治。2015年發表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向軍隊提出了「維護海外利益」的任務，表明習近平正在試圖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證擴張計劃的順利實施。盡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軍隊，但是它會采取間接的方式壓製反資本主義群眾運動，例如操縱當地政府或者進行經濟威脅。中國的擴張並非如一些民族主義者所說，能夠使世界人民擺脫美國帝國主義的掌控。相反，這只不過是一個偽善的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

烏坎2.0：抗議再在農村爆發

廣東省烏坎又一次成為世界焦點。將近五年前，這個村子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並似乎從中國當局那裏贏得了些許讓步。在本文撰稿之時，烏坎已經再次爆發抗議。雖然結局如何還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仍能從本次和上次的鬥爭中學到重要的經驗教訓——為了在中國組織成功的群眾鬥爭，我們需要加以討論和運用這些經驗。

6月17日當局展開鎮壓，烏坎村村民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陸豐市當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間逮捕了72歲的民選村委主任林祖戀。在逮捕過程中，他68歲的妻子楊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現在林祖戀面臨受賄罪指控，但當地村民斥之為謊言。一名微博用戶質疑，為什麽官方派出強大警力去逮捕一個“70多歲的老人”？

林祖戀被捕後，三千多名村民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局加緊鎮壓，在村內形成國家緊急狀態，使用無人機監視村內局勢，逮捕其他被懷疑為“團夥頭目”的人，林祖戀的孫子林立義亦被補，烏坎隨之而來爆發了更多的遊行。中共官員指責《蘋果日報》等境外媒體煽動抗議。國家宣傳機關一貫用“境外幹涉”的說辭來搪塞“群體性事件”，而不願承認抗議者有合理訴求——反對鎮壓構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之間的權錢交易。

據媒體揭露，有學生被迫簽字指證林祖戀貪汙受賄。學校甚至延長上課時間來阻止學生參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記者被命令離開烏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戀家人聘用的兩名律師則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與他聯絡。其中一名律師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嚇電話。

電視認罪

被捕兩天後，林祖戀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收取賄賂。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換取釋放孫子。習近平當局強迫“電視認罪”的，誣陷批評政權的人，包括人權律師和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但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烏坎村民告訴《悉尼先驅晨報》：“我們一點也不相信，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視頻中，林祖戀語速緩慢，似乎是在背誦臺詞，而且他說的是普通話而不是當地方言。在林祖戀“認罪”後，又有一千多名村民舉著為他喊冤的橫額幅街頭。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莊數不勝數，烏坎只是其中之一。據估計，中國每年新增失地農民多達400萬名。從1990年代以來被賣給開發商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英國大小，這讓大量官員暴發成百萬富翁。為了阻止不正當的土地交易，烏坎居民在2011年時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通過村理事會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直到當年12月，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雙方的對峙才宣告結束。當時中共省級領導越過當地官員，親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讓步。

這個協議被譽為突破，並作為“烏坎模式”廣為人知——它表明沖突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當時社會主義行動警告說，盡管烏坎運動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這樣的結果不應被過度解讀。《金融時報》就是後者的典型。作為一份全球資本主義的報紙，它在頭條中宣稱：“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典範”。

2011年協議達成後不久，我們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實上，官方的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烏坎抗爭及其教訓》，中國勞工論壇，2012年2月26日]

假讓步

作為2011年協議的一個註腳，我們應當註意到，當時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朱明國已經因為收取1.4億元賄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領導、廣東前省長汪洋——與烏坎事件的解決有著最密切關系的人——後來升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但是汪洋“溫和”的親改革路線沒有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前進方向，相反，它已經在中國的政壇中消失了。

2012年3月，烏坎獲準進行選舉，但是這些選舉並非像媒體報道的那樣“自由”。村民普遍抱怨，當局為了阻止更加“激進”的人競選職務，遂派出警察威脅恐嚇核心活動者。同時腐敗土地交易的實際問題未能解決，而且現在已經引發了新一輪示威。

在林祖戀和其他抗議領導人被選入村委會之後，上級政府更是雙管齊下，一邊迫害烏坎運動中最激進的鬥爭者，另一邊在財政和行政上封殺民選領導人，使他們沒有可能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隱藏從非法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好處），同時還要抹黑烏坎村的“民主”實驗。最終結果就是，在抗議結束將近五年後，烏坎鬥爭的訴求沒有得到一點滿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為瓦解群眾抗議而作出的承諾時，一名村民說：“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林祖戀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員，卻因為支持抗議而正在遭受地方當局的嚴厲迫害，可謂相當諷刺。自2011年同當局達成協議以來，林祖戀一直是中共最忠實的辯護者。他勸說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進行抗議。他也強調，烏坎是一個個案，不是其他地區所能效仿的典範。烏坎運動中想要重啟群眾鬥爭的人對他做出批評，導致原來的抗議領導層發生數次分裂。這也被陸豐當局利用，迫使烏坎就範。

看來林祖戀的耐心最終還是耗盡了。就在被捕前幾天，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啟抗議的事情。這才是他被捕的真實原因。有傳聞說，在林祖戀和其他村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敗的土地交易發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戀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動。

傑瑞米柯賓

“共產黨萬歲？”

烏坎和整個中國能從這段經驗中吸取很多教訓。很明顯，許多勇敢的抗議者，尤其是老一輩，希望中共國家領導人介入事件，調查並懲罰陸豐官員的強盜行為。有些人將此作為示威的訴求。不管是2011年還是現在，都有人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口號有很多含義，有些抗議者以為向黨表示忠心可以減少鎮壓的危險，但這沒能起作用。從一些報道中我們看到，即便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策略，也不是所有參加鬥爭的烏坎村民都同意這種做法。一些村民的見解更有眼光，正如《經濟學人》引述一名居民：“我們有一個黑政府，全都是腐敗。他們不能再用‘烏坎模式’來欺騙我們。我們要拿回土地。”

沒有跡象表明國家領導人會出手解救烏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是利用民粹主義，用作黨內權鬥，而非真正根除貪腐，而且在這個官僚權力不受製約、資本投機猖獗的製度下，貪腐是不可能被消滅的。習近平決不想讓人們覺得像烏坎那樣的有組織的群眾行動可以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根據美國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披露，國家宣傳機關已經發動了全面封鎖，要求新聞媒體“刪除關於抗議的報道、照片和視頻”。與此同時在海外宣傳方面，狂熱的《環球時報》英文版警告說：“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向著更具壓迫性的方向偏轉。習近平治下的一個特征就是，連體製內的“溫和”聲音——包括NGO活動者和律師——也在被逮捕並被迫承認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戀就是其中之一。在擔心嚴重危機和群眾騷亂將臨的情況下，加緊鎮壓是獨裁政權本能的防禦反應。

建立獨立基層組織

烏坎以及其他農村鬥爭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在各個鬥爭社區間建立聯系（有些只相隔幾公裏）並聯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運動。盡管在任何鬥爭中，談判乃至暫定的協議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錯誤在於解散了獨立的村理事會，而沒有把它當作群眾的發聲平臺加以保持和壯大。

根據協議參加選舉沒有問題，只要村民明白這些選舉對於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即便只是爭取些許改革也必須依靠獨立的基層組織和持續的群眾動員。在官方村委會爭取議席，本可以作為外加的“合法”平臺在鬥爭中發揮作用。

人們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動性，以及它同腐敗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勾結，也需要建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烏坎所遭受的鎮壓和中共想要扼殺“民主實驗明”的企圖會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現實。

烏坎抗爭與農民運動

2012年烏坎村爆發抗爭時，村民一度果敢驅逐了當地政府。但當局為了避免選舉和民選村委會失控，事先將烏坎的最高權力交給了更容易操縱的黨總支部，並任命林祖戀為總支部書記。隨後，林祖戀和其他6名經過當局挑選的溫和派領袖被選入村委會。可惜，由於鬥爭沒有走得更徹底，土地遲遲未能收回。發覺自己被欺騙的村民開始向村委會施壓——這是導致林祖戀最後轉變方向的重要原因。

據《新京報》報道，民選領導人在當選一年後已經不敢召集村民大會，擔心村民在大會上提出激進訴求。有些村民甚至開始懷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群眾支持而獲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為了保證相比之下更加溫和的林祖戀能夠順利連任，從而阻止民選村委會從“防火墻”變成“縱火者”，當局在2014年選舉前夕以受賄罪為由逮捕了試圖爭奪村主任職位的楊色茂和洪銳潮。林祖戀被捕後不久，《環球時報》——更多像是譏諷當初主張和平路線的烏坎領袖——說道：“財產權的糾紛僅靠選舉顯然解決不了”。當然，想要奪回被盜賣的土地就必須將“未完成的革命”進行到底，利用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向中共獨裁政權發起不妥協的鬥爭！

被奪走的土地

與其他爆發鬥爭的村莊相同，烏坎事件也起因於被政府官員和資本家聯手侵占的土地。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經過短暫繁榮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在這10年裏，農業收入從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興盛的小規模鄉鎮企業也逐漸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謀求生路。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農民工數量約為農村戶籍人口的30%。同時據估計，到今年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占比例將超過50%。生產方式倒退和青年勞動力外流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在烏坎的例子中，村集體幾乎淪為薛昌和陳舜意的私有財產；戲劇性地，返鄉青年成了鬥爭的發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澤東時期，底層農民正是通過建立在公有製之上的集體組織——盡管是官僚化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而現在，這些去組織化的農民，面對急於從土地中攫取財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資產階級（例如金融機構、地產商和工廠主）和新興農村權貴組成的聯盟，很難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者指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崩潰已經使土地從“農民集體所有”在事實上轉變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結的勢力）所有”。這解釋了為什麽農地和宅基地會不斷受到強征、強拆、侵占和盜賣的威脅。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失地農民1.12億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世界銀行官員英卓華指出，在1990-2010年間，中國農村土地的征用價格比市場價格低2萬億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有中共官員估計，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剝削聯盟自“改革”以來利用征地從農村榨取資金多達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給農民的補償不到5%。

在如果說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還只是蠶食土地的話，正在進行的土地私有化將把整個農村社會置於統治集團的刀俎之下——大地產的形成會大規模壓縮農業勞動人口並導致大量小農破產。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化農民最終將淪為城市貧民。正是憚於由此產生的社會危機，習近平政府不敢貿然推進私有化。但是只有學習烏坎的經驗，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村群眾組織，並且聯系各地農民鬥爭，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能徹底扭轉土地私有化的趨勢。

徹底完成革命

時至今日，第一次烏坎事件後選出的村主任和兩名副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已經全遭鎮壓，委員莊烈宏於2014年逃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說明妥協立場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發猛烈的高壓政策。烏坎內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習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這個方向前進，其結果只會是底層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剝削。

農民中間有著復雜的利益階層。這種分化在毛澤東集體化時期曾得到遏製（但沒有完全消除），但隨著小農經濟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時，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農民又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不能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只會跟隨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背後。值得註意的是，烏坎村民並不打算將收回的土地用於小農生產，而是希望在滿足住房需求之後通過與城市或本地資產階級合作獲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領導集團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農民會對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誤以為法律會保護私人財產而免於被中共官員掠奪。但這等同跳出油鍋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員及其富豪黨羽會在私有化過程中搶走一切財富，而小農只會淪為輸家。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公平分配”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農民中的富裕階層總是試圖剝削下層的貧窮成員，特別是在他們得到封建宗法勢力的幫助之後——前任村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為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許多村莊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資本主義的再集體化或者對未被分割的集體資產進行資本主義化運作。華西村就是後者的一個例子。盡管許多毛派稱贊華西村擋住了改革開放的“分田風”，但實際上這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麽關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更多的外來勞動者被迫承受著不平等待遇（剝削）。“紅色的”華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樣用欺騙的手段侵占別村土地。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導致農民在反抗大資產階級壓迫時往往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終究陷入妥協、退卻與失敗。

因此農民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須加入城市工人階級，推翻中共政權和它所維護的資本主義製度，然後依靠土地公有製和獨立的、民主的群眾組織，加上政府充分資助農業機械及發展新耕種技術，在自願的前題下開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

社會主義者表達對烏坎人民的聲援，反對土地侵占。但我們認為，無論是烏坎村還是其他社會鬥爭，都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專製資本主義的舊製度。在烏坎的經驗裏，再次證明無論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會被獨裁者阻撓。因為他們害怕任何獨立運動都會威脅其控製力。在這前題之下，革命爆發是遲早的事。

中國經濟回光返照？

中國經濟已經轉危為安了嗎？總理李克強和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我們這麽想。但事實是，盡管北京當局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刺激方案，經濟增長依然疲軟。此種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債務膨脹，增加金融崩潰的危險。即使不會全面崩潰，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停滯。對此連中國的高官也做出了公開警告。

《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頭版社論（2016年5月9日），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層分裂跡象。在這篇社論中，一名匿名“權威人士”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政策。他說經濟並沒有復蘇，而是沿著L型軌跡運行。

他警告說：“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這位神秘人士明顯是政府要員，否則中共黨報不會如此突出的報道。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人是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他說“樹不能長到天上”，通過增加債務來刺激經濟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政府試圖打消人們對危機的預期，但《人民日報》社論卻揭穿了它所營造的經濟增長的假象。

駐北京經濟學家楊思安認為中國經濟只是“回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評論道：“在看似復蘇的中國經濟背後，是新註入的巨額流動性，以及高層對經濟態勢的賣力宣傳。”

美聯儲大轉向

今年年初，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雙雙跳水，造成繼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盤之後的第二場金融震蕩。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國和全球市場又趨於平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變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準貸款利率被證明不合時宜之後，美聯儲擱置了再次加息的計劃。

美國九年來首次加息，表現出美聯儲結束了量化寬松政策，結果隨著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大量投機資本撤離以中國為首的所謂新興市場，導致房地產、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泡沫破裂。“新興市場危機”的爆發可能會扼殺了全球經濟僅余的疲軟復蘇。

通過推遲加息，美聯儲暫時穩定了局勢，並給四面楚歌的中國金融主管部門以喘息之機。美元對其他貨幣展現弱勢，緩解了中國央行的壓力。央行此前花費大筆資金支撐人民幣匯率，以遏製大規模資本外逃。據《彭博社》估計，中國去年凈流出資金多達1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10%。這意味著多年來資本凈輸入的時代歷史性地逆轉。不過，英國退歐之後，美元又驟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國央行施加壓力。

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其外匯儲備從兩年前的4萬億美元減少到今年五月的3.19萬億美元。為了遏製“資金外流”，北京當局開始收緊漏洞百出的資本管製。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因為嚴格的資本管製不利於中國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熱擴張。

走向債務危機

資本外逃可能會引爆銀行業危機或者——更即時的是——迫使人民幣大幅貶值。這幾乎一定會導致競爭性貶值（所謂的“貨幣戰爭”），特別是在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評論人士將之比作1997年亞洲危機，因為後者的起因同樣是大規模資本外逃擊垮該地區貨幣，並造成從首爾到雅加達的經濟嚴重衰退。

國有銀行體系確實賦予中國更強大的防禦能力，但是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國有部門實際上是一群在相互競爭、盤踞一方的經濟山頭，各自會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國當局的危機應對方案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一味增加債務，妄圖借此蒙混過關。這種政策一方面逐漸失去效力（新增債務越來越多，但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另一方面為未來積累起更大的麻煩。`

北京當局在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了官方目標：從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長6.5%。“這可能要求到2021年時總債務增加到GDP的360%-540%，”駐北京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道：“委婉地說，這是難以置信的。”[《金融時報》阿爾法城專欄，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說，中國對債務的依賴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因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特別是影子銀行的爆炸性增長與當時的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按照定義，這一經濟領域根本不存在國家管控。

相關專家朱夏蓮（Charlene Chu）認為，中國銀行業很快就會需要“積極救助”。她估計，不良貸款實際約為銀行總資產的22%，遠高於官方估計的1.75%。這與香港經紀公司裏昂證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報告中所做的推測相差不遠。該報告認為中國不良貸款處於19%的“危機水平”。中國銀行業總資產（亦即貸款）為28萬億美元，意味著不良貸款多達5-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可能遠低於北京當局去年宣布的6.9%，債務大山也在繼續增長。高盛公司的一份報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國債務水平“擠身為世界現代史上最高的2%”。根據這份報告，只有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佩蒂斯說：“我個人認為，在兩到三年之後——最多四年，如果國際形勢十分有利的話——中國債務就會升高到足以使經濟停止增長的水平。”

影子銀行：價值8萬億美元的產業

糟糕的數字不止於此。在擔任總理的第一年裏，李克強的政策似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影子銀行的增長。影子銀行涉及更加嚴重的金融風險，因為它不受政府監管，而且以連業內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觸手。

但是，影子銀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擴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調利率的結果，也因為資金從不景氣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銀行業。影子金融特別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事實上，正是在國有銀行支配著影子銀行的增長。按朱夏蓮的話說，國有銀行把影子銀行當作“隱藏的第二張資產負債表”，隱瞞真實的資產和負債狀況。如果把中國現在不可持續的信貸增長比喻為一種金融“興奮劑”，那麽影子銀行和它們如龐式騙局一般的“投資產品”，就是能夠致死的危險“興奮劑”。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另一個危險，那就是在將來的危機中，影子銀行可能會成為資本外逃的通道。

據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增加了30%，達到8萬億美元（約為GDP的80%）。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是理財產品。被作為“投資品”出售的理財產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債”，並許以高於平均水平的紅利。不可思議的是，匯豐銀行（2016年6月30日）報告稱，中國理財產品市場規模現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國股票市場還要大24%。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理財產品與2008年美國金融崩潰前泛濫的擔保債務憑證（CDOs）沒什麽區別。

中國版“擔保債務憑證”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銀行愈來愈是理財產品大買家，去年由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來越多的理財產品被其他理財產品收購，意味著同一標的“資產”被多次打包出售，與摧毀美國銀行業的做法如出一轍。用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中一名銀行家的話說，這不過是“包在貓屎裏的狗屎”。

朱夏蓮把理財產品叫做“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財產品規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會達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摧毀西方銀行業的結構性投資工具（渠道）的兩倍規模。”[《巴倫周刊》，2016年4月15日]

與此同時，許多因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而積累起來的公司債務正在變成壞賬。我們已經看到，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關於不良貸款（亦即違約或近於違約的貸款）的官方數據。目前官方稱不良貸款僅占總貸款的1.75%，但最近的幾份報告認為實際水平比這高出10到20倍。

在習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貸款率的官方數字是2.39%，但《金融時報》（2016年5月30日）發現：“據當地銀行業人士估計，浙江省真實的不良貸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間。”

第一季度的信貸膨脹

北京當局試圖去杠桿（降低債務水平），但是失敗了，或者說被銀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規避措施抵消了。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擔心經濟增速大幅下跌的話，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發失控的連鎖反應，分別是銀行危機和群眾騷亂。

這解釋了為什麽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暴漲並刷新歷史記錄。社會融資總額（TSF）——廣義新增信貸——比去年同期增長41%，達到6.59萬億元人民幣（1萬億美元）。

傑瑞米柯賓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擴張規模甚至超過了2009年同期，當時中國開始實施大規模刺激方案。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經濟急劇惡化而做出的恐慌反應。這也解釋了中共高層為什麽在經濟政策上出現尖銳且反常的公開分裂。

最近這場放貸熱潮吹脹了新的泡沫——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但局限於第一、二線城市）——以及商品市場虛幻的繁榮。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會像去年股市一樣破裂。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掌控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權力極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製的公司和銀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無視北京當局的意願。這是債務膨脹、以及政府沒能有效去杠桿的重要原因。

銀行業的做法：展期和掩飾

國有銀行采取“展期和掩飾”的政策──一面掩蓋堆積如山的壞賬，另一面向大客戶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貸款，從而保證它們照常運轉。同時經濟增速仍在放緩。最新數據表明製造業仍在萎縮，其就業人數在過去兩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個月，作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的私有部門，投資增速銳減至3.9%，遠低於去年的10%。

“中國不可能已經見底。應該從中國的詞典裏刪掉見底這個詞，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長期放緩的過程。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是能夠掌控這一過程，還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於調查中國私有企業狀況的中國褐皮書國際（CBB international）總裁利蘭．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評論。

大多數國際銀行都下調今年中國GDP的增長預期至6.2%到6.6%之間。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數據如何，盡管政府在年初實施了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下行壓力明顯仍然存在。當然，當局可以編造任何他們想要的數據，而且作為一個令人畏懼的獨裁政權，沒人敢於公開指責它造假。

暢銷書《紅色資本主義》的作者之一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轉述了一位歐洲大型保險公司老板的見聞。這位老板說，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在今年早些時候同他會談時，嘲笑了官方所報道的6%增長率。

這對中國工人階級來說是不幸的。他們不得不面臨大規模裁員、減薪和經濟不穩定。這可不是什麽好笑的事。

中國沃爾瑪員工示範抗爭

中國沃爾瑪超市員工在至少四個城市發起野貓式罷工。在中國警察國家裏，罷工往往局限於一個工作場所或一個城市，而今次罷工透過社交媒體跨省市串連組織，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先例。

由於沃爾瑪強製推行新的工時製度，類似在美國一些沒有工會的超市裏，以每小時計算工資的製度。新的工時製度使管理方可以隨意更改員工的工作時間，並且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有些工人超時工作達到每月174小時也是如此。而沃爾瑪員工為通常要輪班連續工作11、12個小時，才能拿到生活工資。有工人抱怨道，他們從2009年開始工資從沒增長過。七月初，沃爾瑪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時製度，取代現時全日製員工的8小時工作天，並強迫工人重新簽訂合同。

沃爾瑪從1996年進入中國，如今全國擁有433間店鋪，相當於美國總數的十分之一。該企業一直都欺壓並解雇工人，過往幾年有過百名受害者，而他們都有站出來發聲，力求組織起來對抗高壓政策。在今次鬥爭中，工人指控企業用違法和欺騙手段強迫他們簽署新合同。幾份報告表明，在與管理層的會面中，工人若果不簽署就不被允許離開。

沃爾瑪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為法定工會。由於是首個外資跨國企業的合法工會，因此備受矚目。但工人對全總工會的信任度幾乎是零，因為它與管理層的關系比員工更靠近。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不是一個真正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左膀右臂，其內部運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爾瑪地方工會代表都是由資方委派的，工人民選工會代表的合法權利被無視。

網路串連

沃爾瑪發起跨省串連罷工，其意義在於沃爾瑪的員工從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創建一個潛力強大的基層網絡“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作為官僚全總工會的替代。自5月份該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時製度以來，加入這一網絡的員工人數從去年的幾百人發展到超過2萬人，相當於全國員工總數的五分之一。聯誼會采用微信建立了超過40個微信群，給工人們提供了一個交換意見和協調行動的平臺。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間沃爾瑪商店的員工舉行了罷工和遊行。據報道，南昌市至少超過半數的工人加入了這次罷工。緊跟著，成都市和哈爾濱市也分別在7月3日和4日舉行了罷工。其中，成都罷工的照片被社交媒體廣泛引用。聯誼會的發言人說，除非公司方放棄新的工時製度，否則將持續舉行更多的罷工。

中共政權的恐懼

沃爾瑪罷工令中共政府非常頭疼。楊緣在《金融時報》這樣寫道：“正當中國為應對工業增長放緩，而準備裁員數百萬人，中共政府恐懼工人跨省抗爭，而今次罷工實現了這點。 ”

經濟放緩令工資被削減、工廠被關閉，在此情況下罷工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不斷湧動。今年，在國有重工業強製去產能、並將裁減五至六百萬工人的情況下，中共當局尤其擔心工人動蕩事件會發生。今年三月，在黑龍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資，引發大型抗議活動，而領頭人物被大規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國家安全局啟動了對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CWA）的調查，看他們是否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異見組織的一貫技倆。可見在中國當前體製下，沒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徑開展有組織的活動。

使用社交媒體聯絡和溝通的方式對中國的工人團體益處頗多，這裏有距離原因，還因為政府對工人獨立運動采取零容忍態度，開展組織活動非常危險等原因。但是，“虛擬”的組織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將“合法”使用的渠道與“非法”的真正組織結合起來。

由於中國地大，加上當局不會容許任何獨立運動，組織起來會極為危險，社交媒體令中國很多工人團體獲益。但是，虛擬雖然有其價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一定要將“合法”與“非法”的實地組織手段結合起來。

國際聲援

出於以上原因，現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國際上展示對中國沃爾瑪工人的團結。國際壓力和曝光對美國總公司和中國政府會產生一定影響。

盡管面對政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國沃爾瑪員工仍展示出自身優良的國際主義工人傳統。他們表達了對美國沃爾瑪員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罷工中有標語牌這樣寫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及反對不公平工時製度而鬥爭）

聯誼會博客發布了一封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的公開信，上面寫道，有理由相信，你們的今天將會是我們的明天。顯然，中國工人從美國員工學到了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鬥爭的範例，並為之受到鼓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其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國15元工資的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奪中華全國總工會 ？

面對全國各地工人抗爭的壓力，市級全總工會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聯誼會提出重選工會代表的訴求是正確的，但被沃爾瑪拒絕了。深圳的員工為了這項要求今年發起了一場重要的鬥爭，迫使市級工會不得不支持（這訴求實際上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但幾從來未被實行）。

但是，這些事例並不意味著那些NGO人士所說，工人可以“重奪”官方工會機器。中華全國總工會（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當出現社會大動蕩時，有時會出面施壓資方，令其做出讓步以緩和局勢。幾個星期前，南昌沃爾瑪工人準備罷工時，市級官方工會正正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市級工會出面幹預，且似乎與沃爾瑪達成了交易，以換取員工取消罷工。但罷工現在還是進行了，並且繞開了全總工會，因為這項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獨立於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組織，工人也要利用資方和政府（全總工會）之間出現的裂痕，以爭取機會推進他們的訴求，同時不要有一刻忘記這兩者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支持沃爾瑪中國工人的罷工，譴責沃爾瑪的強製手段！
廢除沃爾瑪的綜合工時製度，采用每周40小時工作製、大幅漲薪、落實工人集體談判權！
禁止對罷工工人和代表采取報復手段，維護工人建立網絡和獨立組織的權利。
建立獨立民主的工會

取消新聞封鎖 徹查洪災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襲擊了中國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蹤，受災人口多達904萬。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這場洪災還讓該省邢臺市一個名叫大賢的村子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7月20日下午，邢臺經濟開發區官員在大賢村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當地沒有人員傷亡。赤裸裸的謊言激怒了村民。在新聞和言論封鎖的情況下，村民被迫於7月22日圍堵107國道和326省道，引發全社會關註。政府不得不於當晚公布死亡和失蹤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大賢村在洪災中死亡8人，失蹤1人。盡管官方數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沒有大賢村民的抗爭，一定會有更多的真相被隱瞞。邢臺官員的謊言讓我們想起不久前黑龍江省長謊稱龍煤集團沒有發生欠薪，導致上萬憤怒工人上街抗議。

加緊輿論箝製

嗅到危機氣息的習近平正在瘋狂地加緊社會控製，試圖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臺。根據《金融時報》7月25日的報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機構采編新聞為由關停了一些大型門戶網站的新聞欄目，只允許它們轉發官方媒體的報道。這場繼習近平視察黨媒後進一步限製新聞自由的舉措就發生在河北洪災之後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為了阻撓群眾了解洪災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輪的鎮壓行動。即便發生了重大災難，官方媒體也一向遮遮掩掩，只會為政府的救援行為歌功頌德，讓應當為災難負責的失職官員逍遙法外。在習近平加緊控製的局面，恢復新聞和言論自由意味著挑戰中共的統治。

占用河道的村幹部

根據媒體報道，七裏河大賢村段河道被違建建築占用，是流通不暢的河水在此處漫出並淹沒周圍村莊的重要原因。這些占用河道的工廠和房屋很少為底層村民所有，它們大多屬於村幹部或者和村幹部有關系的人。甚至有消息稱，在洪災之後，大賢村村幹部帶人攔截丶私吞救援物資，導致其他村民陷於困境。

被忽視的農村

七裏河河道在大賢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幹部一夥人為禍底層群眾，失職官員也難逃其咎！洪災後，邢臺市水務局官員表示事前知道大賢村河段存在隱患，但是沒錢治理。在過去十年裏，七裏河新區為整治河道投入幾十億資金，使市區河段能夠抵擋「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於新區邊緣之外的大賢村河段只能抵擋「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是因為按照政府規劃，市區河段將被改造成景觀河，成為官員的「生態建設」政績並帶動周圍地價上升；沿岸整理出來的土地將被用於商業經營，吸引地產商到此投資，增加政府收入（當然也會增加貪腐官員的個人財富）。大賢村無法為當地官員帶來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上級政府包庇與之勾結的村幹部或者至少不願和他們發生沖突，大賢村的防洪建設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視了。有官員說洪災前發布了群眾撤離通知，可是按照《財經網》7月24日的報道，這個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為了推卸責任而編造的另一個謊言！中共官僚只考慮自己的地位和財富，不顧群眾的生命安全，簡直是草菅人命！我們呼籲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檢查全國防洪設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眾傷亡的隱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設都要在群眾監督下進行。

社會主義者呼籲：

由災民丶底層農民及勞動者建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所有責任人繩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徹查全國防洪狀況，消除隱患；
取消新聞封鎖和言論箝製，讓群眾得以了解真相，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謠言；
在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按照自願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實行有計劃的農村建設和生產。

連雲港過萬人上街阻擋核廢料廠

江蘇省連雲港市爆發過萬人的抗議，反對政府興建核廢料處理廠。遊行隊伍高呼「反對核廢料」丶「為了下一代，拒絕核廢料廠建設」等口號。《金融時報》中文網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對這個項目進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聽說該項目。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感到擔心。」近年發生，福建的PX項目爆炸以及天津港倉庫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飾太平，導致人心徨徨。

連雲港群眾殊死鬥爭！

自8月6日民眾開始抗議。連雲港警方當日發出通告，要求民眾不要參與反核廢示威，當局也要求中共黨員與公職人員不可參與丶圍觀示威活動，甚至不得在網路上討論，否則將予以嚴懲。8月7日晚與10日晚，當局調動大批武警分別兩次進入城市暴力鎮壓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民眾，抓捕帶頭打橫幅丶喊口號的民眾，曾傳有一名民眾被警方打死。媒體也全面噤聲，網路上的討論也遭刪除與封鎖。連雲港民眾曾號召8月15日發動罷工罷市，據媒體報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響應，但市政府通過警告和恐嚇手段將其壓了下來。連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暫停項目。然而，中共一向慣於向群眾開空頭支票，等待群眾運動消散後迅即打破承諾。

今次的項目是內地首座大型核循環工廠，由法國的核電集團阿海琺和中國大陸的核工業集團在去年達成協議，價值100至150億歐元。中共擴展能源帝國的計劃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及資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西方政府在群眾壓力下暫緩核電廠計劃，但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卻成為了阿海琺這家瀕臨破產的企業的重要市場。只要有機會牟利的話，他們是不會介意對人命造成的威脅的。

「核電大躍進」的危機

石化燃料發電行業連年虧損，核電被政府和資本家視為取代石化燃料業的「高增值行業」。中共為了開辟新的能源市場，在「經濟轉型」的名義下大力推動核電計劃，其瘋狂程度被謔稱為「核電大躍進」。根據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增至90餘臺，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電大國。當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應堆都在中國，當中猶以廣東省最密集。據香港《明報》於三月的報道：「繼大亞灣核電廠，嶺澳一丶二期核電廠及陽江核電廠後，廣東省境內第4座核電廠，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陸豐核電廠，香港勢被5座核電廠包圍。」連中國最早提倡發展核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說道：「那個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規劃，更是太危險太瘋狂了，那是吃子孫飯啊！」

而且由於經濟進入衰退，各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數字的增長，不惜一切爭奪基建工程落戶。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在山東丶福建丶江蘇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對10多個站點進行選址。因為核廢料廠剩下的選址是廣東湛江，意味全國各地核電站乏燃料都要運往廣東，到2020年每年會產生1450噸。湛江群眾在網路上已經開始發出反對聲音，即使湛江官方稱不會發展這個核項目，但由於中共過去經常背棄承諾，民眾對政府抱有強烈的不信任。

「核電大躍進」將會比5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規模及深遠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計劃經濟才能阻止這種瘋狂發展！

社會主義者主張：

立即停止所有核電計劃
反對鎮壓及逮捕示威者
向財團課，由國家投資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業全面民主公營，通過民主的經濟計劃創造就業

綠色中國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煤炭消耗量連續兩年下降。作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兇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應減少。據報道，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在2015年有所增長，風能和太陽能分別上升34%和74%。

這些報告的數據令人觸目，掀起了中國走向綠化的輿論。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中國，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綠化，全球變暖問題理應得到了改善。但真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中國表面已經走上了正軌，到2030年超過四分之一的電力供應來自風能，同時中國現在也成為了這個世界上風力發電的領導者，擁有供電量145GW的裝機，超過了歐洲和美國。

我們要審慎看待來國的統計數據，因為政府官僚們為了私利經常人為地操縱數據。然而，現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似乎快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斷中國變成綠色能源國之前，這些數據要從長遠的時期去看待，並放在國內和國際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證據公布不久後，綠色和平發布了一份中國煤炭工業報告。這份報告稱，在2015年中國批出了210張煤炭發電電廠的許可證，平均每星期四張。單單這批電廠的裝機供電量就超過了現時全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

這210個新落成的煤炭發電設施，以其超過24年的預期壽命來計算，將會排放的溫室氣體將是現時中國總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將造成22萬人死亡。

綠色和平指出，煤電領域早就產能過剩，因此新煤電項目根本毫無必要。該報告預測，因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國際減排承諾，新的火力發電廠將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將會承擔更多電力需求。

但事實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們把這些項目視為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的指令視而不見，特別是那些長期盤踞在商業領域的家族，諸如與煤炭工業有關系的家族。

傑瑞米柯賓

當經濟持續景氣時，中國政府由於面對能源緊缺，加上為了令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工業主導國際市場，奉行一個非常危險能源領域全面快速增長的政策。事實表明，中國迅速進入世界風能市場，在占據可再生能源領域方面做得很成功。這才是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增長的主因，關註環保只是次要。

國家未來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傾斜，而不是以解決全球變暖為優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理由相信由統治精英和資本家的所謂市場選擇，會在有利改善環境。

煤炭仍然占國家能源消耗量的75%，盡管在一個時期，由於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令煤炭發電量有所降低，但論其規模及速度，也不足夠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

過去三年全球統計數據表明，氣溫可能已經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於1°C加速了。北極冰川和永久凍土地帶融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氣候科學家的擔憂。我們可能正在目睹氣候升至預測的臨界點，永久性凍土地帶釋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溫室效應和對環境的危害遠遠大於二氧化碳。

現在應該采取果斷行動應對這個緊急情況，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統治者打算采取有效措施。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重要和緊急把資本主義世界從逐利的統治者之手中解放出來，以一個受民主控製而理性的社會主義體製取而代之。

中國當局把烏坎村推向「戰爭地帶」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突然闖入位於廣東省的烏坎村，在夜裏進入民宅搜捕了十幾個村民。他們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對付抗議者，中國所謂的「民主村」儼然成了一個「戰爭地帶」。

這次鎮壓的命令盡管來自較低級別的政府當局，但也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進入全面鎮壓「冰河時期」的最新信號。習近平在忙於高層政治鬥爭的同時，仍然指揮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逮捕和加強對網絡和媒體的審查。

「大部分人都被嚇壞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記者James Pomfret表示，「這段時間發生了野蠻的鎮壓，他們追逐每一個人，追到家裏毆打村民」。

烏坎村在五年前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強製征用土地丶懲治腐敗的政府官員。此後烏坎村被世界稱作中國「民主村」。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廣東省地方當局在和烏坎村民對峙中作出了罕見的讓步，很多媒體評論員在此刻推斷烏坎將成為中國民主改革的一個模範。

面對一場堅定而良好組織的群眾運動，加上運動有跡象會蔓延至其他面對不公義的村莊，中共當局在壓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協，釋放了抗議群眾領袖，承諾讓本地村民舉行選舉。選舉在2011年3月進行了。林祖戀，一名中共資深的村委會官員，成為了首為民選村領導。烏坎前任村幹部被村民指責利用職權丶同開發商勾結出賣村民土地謀私，因此被撤職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標誌性的2011年協議達成後，土地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村民的挫敗感增加起來。隨著兩名民選的村委會成員逃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鎮壓力度也加強。民選的村委會發現，他們在當局的資金封鎖和破壞面前無能為力，不能實現其對村民的承諾。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殘酷地幻滅了。七十二歲高齡的林祖戀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約八萬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賄賂，九月八日當局以貪腐為由判處他三年一個月的有期徒刑。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誣陷詭計，幾乎沒有烏坎村民相信。林祖戀在庭審之前的「電視認罪」是一個當前被反覆使用的招數，被人稱為「央視審判」。林祖戀實際做了什麼對抗中共高層？他愈來愈反映出烏坎村民的挫敗情緒，並有意圖重啟五年前的抗議運動。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來打算在當地村民組織的集會上發表演說，討論該問題。

在林受審之後，烏坎村民的抗議行動升級。上周漁民發動罷工，人民組織「總罷市」，商店全面關閉。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釋放林祖戀。

六四回聲

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野蠻的公安鎮壓，烏坎鎮壓是六四屠城的縮小版。從村民內部發出的報告說，受傷的村民害怕被當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療。現在有未經證實的村民死亡報告。多數媒體都被封鎖消息。當局威脅要對「散布虛假消息」的網民處以嚴厲處罰。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議領袖的照片，並且懸賞十萬元，呼籲村民舉報，其中一人是林祖戀妻子的侄兒楊紹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淩晨進入烏坎村阻止抗議，他們破門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議者。這激起了當地人民組織起來對抗警方。激戰在黎明後爆發，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當地村民報告說，警方占據了屋頂向人群投擲催淚瓦斯罐，驅散在街頭抗議的村民。

中國國外流傳的照片顯示，村民們看似被警方發射的橡膠子彈打傷。烏坎村的上級行政單位陸豐市發表了一個聲明，把社會動蕩的責任嫁禍給所謂的「不合法因素」。現在通往村莊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設置了路障，用水和電力供應已經被切斷，因此村內存在一種恐懼，就是烏坎會出現大規模全面鎮壓。

所有的見證者都描述這是他們見過最糟糕的情況－－比2011年那次失敗的鎮壓還要糟糕。有報道指警察毆打被捕人士，似乎已進入復仇狀態。當地村民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警方目前的行動像「收獲時間」。這種警察暴行類似廣東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蠻鎮壓。

「烏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經死亡」，《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南中國的記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進行抗議，呼籲世界各地的人民聲援烏坎鬥爭。我們要深刻吸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建立起遍布中國的運動，挑戰和打倒高壓的一黨專製政權。中國勞工論壇一直跟進烏坎事件，我們的文章為重建運動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聲援烏坎民主抗爭，立即釋放林祖戀！

九月九日，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社會民主連線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中聯辦抗議，聲援烏坎村村民。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前村委書記林祖戀，早前在電視上“被認罪”後，昨日在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被判入獄三年一個月。他被控受賄、串通投標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三項罪名。林祖戀被禁止聘用辯護律師，只準由當局委派律師。他在庭上認罪不上訴，明顯是被迫認罪。

五年前曾經轟動國際的烏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後來，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作出了表面的讓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選產生村委書記林祖戀。但五年後，至今年，腐敗土地交易問題未能解決，林祖戀在6月17日召開村民大會，討論上訪追討被盜賣土地。當局隨即展開鎮壓，在會議前逮捕了72歲的林祖戀，其後林在電視上認罪。自此，烏坎村村民再次上街聲援林祖戀。村民連日在村內遊行聲援林祖戀，公安警告會追究村民刑事責任，但村民堅持不會妥協，並將抗爭行動升級，自九月八日起連續四日罷工罷市。

對抗白色恐怖

烏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聲援林祖戀，但遭到當局大批軍警阻止而無法前往。中共最恐懼的就是抗爭將蔓延至其他地區，威脅其鐵腕管治。

習近平的統治下，鎮壓越趨嚴重，越來越多政治犯在電視上被認罪，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和林榮基便是一例。要結束這種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運動唯有透過中港兩地的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的一黨專政。

我們在此聲援烏坎村村民的民主抗爭，若果抗爭蔓延至更多地區，將更有力迫使當局妥協。

立即釋放林祖戀，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鎮壓烏坎村民
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對維權律師、工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假審訊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推翻中共一黨專政

中國經濟沒有讓工人看到一絲希望

八月底，中國甘肅省發生了一宗人間悲劇。一名年僅二十八歲的婦女在殺死她的四個孩子後自殺。一周後，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發現中毒身亡。這個家庭被當地政府取消困難補助，因為年收入為5,226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當地政府規定的2,300元。

這事件令社會震撼，使人關註到中國的貧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為5,226元，也就是每個月435元！世界銀行製訂的“絕對貧困線”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據一名政府發展官鄭文凱的研究，中國有超過兩億人低於這個標準。

GDP數字背後

過去兩個季度中國官方公布經濟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長。官方數據廣受懷疑，且數字背後隱藏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遼寧省與重慶及貴州地區之間，前者是被經濟危機重創的重工業基地，上半年GDP縮減1%，後者尚處於“繁榮”階段。

在2014年高峰的時候，中國巨大的煤炭和鋼鐵部門分別占世界產能的40%和50%。無數工人失業，還被拖欠工資數個月，並且失去了社會保險。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萬名前鋼鐵和煤炭工人雇員的薪水。

這是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被稱頌為“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真實面。

但是，所謂的“服務業”隱藏了高技術部門和低技術部門一概而論，後者的工作職位是低工資、低技術，以及沒有保障。即使在服務業領域，工作崗位也被大幅削減。銀行業已經裁員超過3萬人。白領工作崗位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競爭一個工作崗位，而第一季度的數字是26人。（消息來源，招聘網）

與此同時，製造業部門繼續下挫。與很多報告相反，製造業仍然占有中國經濟中最大的份額。《財新》雜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務業被誤指取代製造業成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基於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世界銀行的數字表明，在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後，2015年中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是49.8%，高於服務業的43.4%。

中國的製造業仍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製造業經歷了兩年下滑後，在八月份情況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轉，但就業崗位仍減少了14,000個。這是持續34個月的工廠勞動人口萎縮。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衰退，來自東南亞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加劇，諸如在製鞋業、服裝業和電子產品業。中國的很多工廠已經遷移或關閉。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本家開始迅速轉向自動化生產。從2013年起，中國購買的工業機器人數目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2016年年底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家。

資本主義的本性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犧牲人類的發展，“機器人革命”標誌著工作崗位消失，藍領工人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用機器取代無產階級的話，長遠而言利潤不可避免地進入資產階級的口袋。當然機器人不會消費，不會實現政府“消費驅動型經濟”改革的夢想。

失業率上升

城市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數字的真確性值得懷疑）。倫敦發藤咨詢公司對此數字深表懷疑，並估計2016年中國的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率將達到12.9%，達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會主義者》雜誌的其他文章裏，我們已經指出了中國巨大面對巨大的債務問題、影子銀行的迅速膨脹的風險以及產能過剩的危機。在我們的網站中國勞工論壇（需要翻墻瀏覽），載有大量以左派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剖析經濟現象中的復雜趨勢，撥開官方數據的迷霧，揭穿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當中包括中共領導人）的面具，預先向工人打警號，為工人起來進行更有效地鬥爭作出準備，以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

十九大前習近平加緊集權

近幾個月，中共權鬥正在加劇。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為明年的十九大是習近平鞏固權鬥成果的關鍵時刻。經濟問題持續嚴重、僵屍企業負債累累、產能過剩未有解決，而政府又無能力有效處理這堆問題，這些因素都是習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別發動攻擊的因素。今年頻繁的高層人事變動和對共青團的打壓既是為此做準備，也說明習近平並未如他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已經取得對黨政軍的全面控製。中共黨爭或者以習近平順利集權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輕松地鎮壓群眾鬥爭；或者躍出黨的界線，引發社會和黨的危機。政權上層的震動是危機和社會動亂的先兆，而統治集團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人事大調整

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個省部級職位發生人事變動，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個省級主要黨政負責人被調整，比2013年全年僅少5個。在武裝力量方面，8月前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省級武警總隊主官被調整；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軍將領的職務發生變化。另外有消息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澤民的軍中代表賈廷安不久將被清理。這場將持續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規模高層人事變動堪比“反腐”高峰期。這是習近平為十九大——中共領導層的換屆會議——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屆政治局乃至常委會中有盡可能多的聽命於自己的官員。

現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很可能因為黨內關於領導人年齡的不成文規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慣例，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將成為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在上臺之前逐漸擴大自己的政治光環。因此，十九大的結果關乎習近平前五年的集權努力是再進一步，還是前功盡棄。有評論人士認為，他為達目的，可能會在事實上廢除鄧小平定下的“一任兩屆”和尋求連任。盡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幫”以及其他高官的垮臺極大減少了習近平的危險，但這遠不意味著他已經獲得了全面控製權。不僅敵對派系仍在發出聲音，而且多年來已經成為中共官僚“升官快車道”的共青團妨礙著習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壓團派

去年習近平已經表示出對共青團的不滿。南海仲裁案後，團派不顧習近平低調處理的想法，大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被視為黨團的公開對抗。不久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將作為一個派系的共青團逐出權力中心。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判無期徒刑的令計劃、一直被視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以及相當多的高級官員均出身於團派。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使習近平與已被邊緣化的李克強發生公開分裂。而且，為自己樹立起“強人”形像的習近平當然不會願意接受前任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這不是因為所謂的“獨夫性格”，而是由於現實風險。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無界新聞網發表了反習公開信。信中說：“這種加劇黨內權力鬥爭的做法，也可能給你和你的家人帶來人身安全上的隱患”。這是反對派對習近平的人身威脅。因此如果說上任之初的集權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方案，那下一個五年則直接關系到習近平的個人安全。如果卸任後失去了黨內主導權，他很可能遭到政敵的反撲。這意味著，即便不能打破黨內規則成功連任，他也至少會試圖安排一個傀儡接任自己的職位，就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曾經安排傀儡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同時把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難以掌控的下層官僚

另一方面，習近平身邊的高級官僚可能還不是他最難對付的敵人。如果回顧一下文革，我們可以發現，盡管當時毛澤東在中央壓製了對手，但是下層反對派官僚卻始終（除了極短的時期）把控著基層社會，並在他死後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執行者。在放權政策下，地方官僚們獲得了更大的實際權力。反腐運動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滿。這些人雖然不敢同黨中央發生正面沖突，但也一直在消極抵抗習近平的意誌，令習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議中央”和強化黨內紀律。可是，他又必須依靠這些真正的政策執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臨的問題。自2014年起，習李就放言要消滅官員對“改革”的消極怠工，並已開展三次“大督查”行動，但其效果尚不可見。實際上，只要專製製度和龐大的官僚系統繼續存在——當然它們的毀滅也意味著習近平自己的垮臺——習近平就很難駕馭這些遠離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層官僚。經濟危機發展至一個階段，很可能會摧毀習近平的“威信”，此後這些人會給高層反對派以積極或消極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給習近平致命一擊。諷刺的是，經濟危機威脅著中共統治，但也促成了這場激烈黨爭和習近平的“權威”，同時它又將借上下反對派官僚的手再把“權威”奪走。

馬克思和列寧都解釋過，革命往往由上層的統治集團嚴重分裂開始。中國正走向此一關頭。但無論是“集體領導製”還是“個人獨裁製”都不能挽救這個腐敗病態的製度。唯有為真正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而鬥爭，才能為社會開拓前路。

傑瑞米柯賓

退役軍人包圍軍委大樓 鼓舞勞動群眾發起抗爭

今年10月11日，數千名退役軍人包圍了中央軍委“八一大樓”，要求中共當局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來自九個省分的退役軍人舉行了大型而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中央政府面對北京街道示威者人頭湧湧的畫面，明顯受到動搖，於是派了各省領導訪京，裝作要處理示威者的憤怒情緒。

在和當局達成（不可靠的）協議之後，抗議者於第二日上午被帶離現場。根據媒體報道，類似的抗議事件從2014年以來愈演愈烈，僅今年就已經發生了超過50起。事實上，退役軍人因為“更愛鬧事”，而且“更愛串聯”，經常成為中共政府的重點維穩對象。這顯然和官方媒體為宣揚愛國主義而塑造的軍人形象——（等級製和嚴格控製下的）服從與“忠誠”——大相徑庭。

中國軍人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村家庭。他們盡管曾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許多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或1989年北京屠殺——並帶有更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但在離開軍隊之後仍難免被犧牲於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軍人遭遇了下崗潮，像當時的失業工人一樣陷於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規就業的退役軍人毫無社會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貧困而自殺。去年12月，江蘇省一名65歲的退役軍人因打死兩名闖入家中施暴的強拆人員而被捕（因為相當多的軍人來自農村，類似的強拆事件時有發生，亦有現役軍人家中被強拆的報道）。今年7月，就職於河南省聯通公司的大批轉業軍人發起抗議，譴責該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並將他們從“派遣工”轉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給予任何補償。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化的種種後果毫無例外地發生在退役軍人身上。令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由於中央撥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貪汙腐敗，政府承諾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沒有兌現。據估計，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軍人可能超過104萬。

為了避免引發現役部隊的不滿——當時在場維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員大多對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響未來一年的30萬人裁軍計劃，中共政府沒有對10月11日的抗議者進行公開鎮壓。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對事件的解決抱以樂觀態度。像之前歷次抗議一樣，所有抗議者都會被遣回原籍，交由當地政府處理，但也正是這些地方官員在過去幾年、乃至十幾年中一直對他們加以打壓和迫害。所以等待他們的不只是又一張空頭支票，還有嚴厲的報復。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場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役軍人抗議行動都將鼓舞更多的勞動群眾——特別是在“去產能”計劃中失去工作的工人——發起抗爭。只有和這些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退役軍人以及不滿於現狀的現役武裝力量才能實現他們的訴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廂情願

為了緩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提振消費，一年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中共當局宣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與此同時計劃生育沒有被取消，生育超過兩個孩子的家庭仍將受到各種處罰。社會主義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資產階級承諾的其他自由一樣，生育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醫療資源不足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披露，中國孕婦死亡率在經過連續11年下降之後，於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無關系。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超過40%是二孩；超過60%的二孩產婦年齡在35歲以上，而且有著廣泛的剖宮產史（一孩時期，醫院為了提高收費，經常鼓動產婦進行不必要的剖宮產）。收入不足、工作時間過長和醫療資源短缺使這些“高危”產婦很難得到充分的醫療護理。

處在醫療困境中的不僅是孕婦。新華社旗下的《暸望》雜誌在一個多月前發表文章稱，中國每年約有10萬名5至14歲的兒童因為缺少適合他們的藥物而死於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另外，由於兒科利潤較低，兒科醫生盡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對更加緊張的醫患關系，但工資一般比其他醫生少30%，導致大量人員離職。目前中國兒科醫生缺口達20萬人。去年年底以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兒科診室因醫護人員不足而癱瘓。南京一家三級醫院的兒科診室甚至因為唯一一名醫生生病而停診數月。新生兒的增加勢必惡化醫療人員和患者的處境。中共官員貪腐成風，政府逐年增加軍費，資產階級一年之內新增80位億萬富豪，孕婦和兒童的醫療需要卻被忽視。

新三座大山

醫療、教育和住房被稱作中國的新三座大山，沈重地壓在勞動者的肩頭。即便中產家庭也已為撫養一個孩子傾盡全力，但中產階級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過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層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之外。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質量較差但十分廉價的私立幼兒園——如果他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話——，也正是這些幼兒園被接連曝出虐童事件。對於移民工來說，他們的孩子經常因為戶籍製度無法在工作地入學。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難以企及的。盡管房地產市場嚴重過剩，資本投機依然推動房價節節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為了消化庫存，甚至開始停建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經濟適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時間和不平等製度造成了6000多萬被稱作“製度性孤兒”的留守兒童，相當於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貴州畢節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農藥自殺，引發社會關註。2012年在同一地區，5名留守兒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時被悶死。實際上，為了不讓家庭的生存境況更加糟糕，大部分勞動者不願生育第二個孩子（即便如此，醫療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這種情況下，只有極少數上層家庭才享有特權般的生育自由。

婦女權利

再次生育意味著女性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更長。在就業市場性別歧視和缺乏公共育兒服務的情況下，更多的女性會選擇留在家中成為全職主婦。《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說明，資本主義復辟令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則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更多女性不僅在丈夫和長輩的壓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後更加依賴等級製的男權家庭。同時，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她們不僅要照顧雙方長輩，而且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大多數底層女性仍要工作，因為一個人的工資無法滿足日常開支。為了爭取生育自由、體面生活和平等的社會地位，婦女群眾需要團結起來，建立戰鬥性的組織，反擊性別歧視和要求政府建設充裕而免費的公立日托機構、免費公共醫療、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費教育、將家務勞動社會化（這可以創造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這在中共專製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必須依靠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習近平成「習核心」

中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召開六中全會，並在會議中宣布習近平成為黨的「核心領導」，同時通過了兩份文件加強對黨內高層的限製。 「習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統治菁英權力鬥爭的發展，尤其是有關來年領導層換屆的安排。

「核心領導」

「核心領導」的概念源自於鄧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這一詞匯來形容江澤民，來強化江的權威，當時正值1989天安門屠殺後政權極度不穩和前景不確定的時期。

《人民日報》在有關習近平加冕的報導中宣布：「黨中央丶全黨必須要有個核心。」另一個中共喉舌，極度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在頭條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專家」，稱現在「非常需要強大的領導」。

自從於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已經對多名黨內高層進行清洗，並利用反貪運動來攻擊其他派別，以鞏固自己的權力。黨內如此大規模的洗牌使得習近平成為了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袖。

今天的中共專政與毛時代有著天壤之別，習近平領導的獨裁製度代替著中國富豪菁英們統治。近年來，這些富豪的財富暴增，而權力欲亦變得越來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國有594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比美國的535人還要多。中國大多數的新生寡頭都是來自或依附著共產黨的。

習近平比起他的前任們集中了更多的權力於自己手中，並將過往的「集體領導」模式掃之一旁──中共及其媒體將訛稱為「民主集中製」。這個模式是為了在後毛時代的黨國專製中，加入「互相製衡」的機製來防止一人獨大。黨內高層，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為了各派別分享權力的地方，他們都代表著不同的經濟和地方「王國」。

政權自身深陷危機

習近平決定取消這個模式，反映了政權自身已經深陷危機，他認為必須要「大動手術」來解決政策決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即地方及下層政府無視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實不至那樣）。

「黨的很多政策貫徹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單位丶部門及地區搞『獨立王國』。」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巡視員鄧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個強支弱幹的問題纏繞著中國每一項的政策，從債務的迅速累積丶產能嚴重過剩到軍事政策。這亦解釋了習近平為什麼要如此嚴酷地鎮壓異見分子，無論是律師丶記者還是罷工工人。總部設於美國的NGO人權觀察指「這是自1989天安門屠殺以來最嚴重的人權打壓」。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過往解釋過那樣，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央集權和加大個人權力並不是首要基於他的個性（當然這可能是個額外因素），而是客觀的危機──如果不將權力集中，中共體製可能會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個部門

在六中全會召開之前，習近平已經滿身的官方職銜。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個部門的工作，包括經濟丶軍事丶網絡安全和資訊科技等。那麼加冕「核心領導」又所為何事？

實際上，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後，習近平還沒有在這場自1989年最嚴重的黨內鬥爭中獲得關鍵勝利。親中的美國商人庫納（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稱：「習近平遇到了阻礙，否則的話就不會需要核心領導了。」

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表示：「顯然在黨中央試圖高呼團結的同時，內部的團結正是他們最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習核心」的確立並不代表習近平的勝利，反而是揭示了習派正於明年中共黨大會之前，為黨內的權力鬥爭加劇而做準備。

中共十九大將會在2017年末召開，現時25名政治局成員中的13人將會因年齡原因退下來，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據以往慣例，這就代表只有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會留任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現有傳習近平有意廢除「七上八下」（滿68歲的官員需要退下來，而67歲以下的則可以連任）的慣例。

有關「七上八下」的傳言主要是聯系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習近平一樣是個太子黨，並且也是習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後主使了習的「反腐運動」，用來增加中央控製及打擊敵對派別，並在黨國機關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駕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在過去四年間不斷擴張，並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門來「執行」習近平的統治。最近，中紀委抨擊中宣部在媒體中執行領導者路線時不夠堅定。

看來習近平希望盡一切可能地讓王岐山留任，不過這會打破「七上八下」的慣例（王岐山將會於明年滿68歲）。鄧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間說法，黨內沒有嚴格規定。」這更讓人們猜疑改例已在進行中。

有傳言甚至認為王岐山將會在黨大會後取代李克強成為總理，並主導經濟政策。李克強基本上已經在領導層中失勢，之後可能會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職位，譬如是全國人大主席。

王岐山過去被外界視為經濟「改革派」，現在更成為了顯赫的「反腐沙皇」，假若當上總理後他將會更強硬地迫使別扭的地方政府就範。王岐山是朱镕基的徒弟，後者於1990年代末出任總理時，曾大力改組中國的經濟，削減了4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及將房地產私有化，來讓中國加入世貿。

六中全會所製訂的措施，包括確立「習核心」，都是為了加強習近平挑選自己領導班底的籌碼，讓習派人馬有利，打擊敵對派系。習近平已經開始整頓省政府，並委任了數個跟習丶王關系密切的人物成為地方領導。

清洗江派「大老虎」

習近平掌權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後去年共青團派則成為了他權鬥的打擊目標。

共青團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義」，預算被削減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員。總理李克強是團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團派似乎是來年領導層換屆中最大的輸家。

另外，外界亦盛傳習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長自己的統治，打破只能連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規定。他可能會仿效其「榜樣」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2年後解除一些官方職銜，但繼續掌握實權在幕後垂簾聽政，就像普京於再度擔任總統之前曾欽點梅德韋傑夫作為「他的總統」那樣。

中國國家主席一職明文規定只能連任一屆，但中共黨總書記的位置則沒有此限製，況且後者顯然更為重要。在這個背景下，讓王岐山留任可以說是為打破舊規矩試試水溫，並為習近平尋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鋪路。

分別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任人都是來自另一派別的。中共內部本來就有這種「監督製衡」的機製來避免個人權力獨大。習近平拆除這些保護機製，有可能將他所想挽救的體製引爆。

中國國家機器內部　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那樣，習近平時代標誌著中國國家機器內部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習近平的手段緊迫而焦急，顯然是由於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全球資本主義喉舌《金融時報》的萊切曼（Gideon Rachman）指習「正帶領國家走向極端而高風險的新方向」。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他手上，並加強鎮壓機器來防止出現社會爆炸──群眾鬥爭或系統性經濟危機，但他的「解決方案」卻可能反而會成為觸發革命的因素。

中國毒氣籠罩的冬天

自從冬季開始以來，中國廣泛地區受到霧霾的強烈侵襲。隨著冬季煤用量急劇增加，對中國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北部地區。霧霾波及到超過60個城市，4.6億人受害，被西方媒體稱為“空氣末日”。

在過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個中國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是2014年首次出現的4級警報系統中的最高警戒狀態。在“紅色警報”下，市政當局關閉學校、交通和工廠，並命令公眾盡可能避免多的到戶外。這些地區的霧霾水平高達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指標的20倍。

在過去一周裏，北京某些地區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塵粒數值）超過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衛生組織說的公眾安全標準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極端的汙染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大量民眾因呼吸困難入院，高速公路已經關閉，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北京機場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據報道，大量人“空汙難民”逃離至一些空氣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雲南。口罩、空氣凈化過濾器和其他防煙霧小工具的銷售在過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嚴重霧霾與科學家所發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據南京大學的研究人員說，空氣汙染可能是中國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時代雜誌》（2016年12月23日）說：“在該國的一些地區，日常呼吸與抽煙一樣程度致命。在74個中國城市進行的研究發現，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與霧霾有關。”

“戰爭汙染”

對於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危機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在這個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國家，當數千萬人（特別是兒童）受到相當於吸煙程度的毒氣汙染，當局解決問題的能力備受很大的懷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網上將霧霾問題歸類為“自然災害”，被認為是當局另一個逃避災難責任的企圖令很多人感到憤怒。

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了“向汙染宣戰”的方案，但幾乎沒有明顯的效果。從那時起，汙染紀錄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歷來最多的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政府最新的解決方案是在霧霾城市部署水霧炮，但效果非常有限。與此同時，媒體也控製和壓製對那些在線發表關於政府處理霧霾危機的批評或笑話。

2014年，北京市長王安順說，如果2017年空氣汙染危機沒有解決，他會“提頭來見領導”。無數中國人已經不相信官方承諾，他們只想安撫公眾，但只會越來越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