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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板荡。晚年,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时在征和三年(前90);明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这位汉天子几十年的“学费”总算没白缴,终于悟出了健康之道。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惨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执政半个世纪后,回首前尘,自悟其非,其自我批评的理性和自我否定的勇气,终究还是值得称道的。
唐天宝十五年(756),盛世天子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就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今天这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言及动情处,禁不住泪洒襟怀。也许,这是帝王自我批评文本中最朴实最真诚的,没有虚词套话,只有沉痛自责。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783),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应该说,唐德宗的“罪己诏”是检查全面,认识深刻,态度诚恳,整改有力。于历数自己的罪过后,特别明令:中外书奏不得再使用“圣神文武”的尊号。试想,把国家拖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再听臣民称颂“英明伟大”,即使别人不掩口而笑,自家首先就脸红了。唐德宗毕竟还有羞耻之心,而不是脸皮厚、高帽戴不够的那类。此外,除旧布新的整改措施还有: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停征部分杂税等。
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再说个因选美而自责的事。选美,似是帝王理所应当的特权享受。晋武帝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皇帝老倌正在选美,百姓人等谁也不能结婚,如此诏令简直混蛋透顶、霸道之极,迹近兽道,然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监军要节度使杜悰参与其事,杜答“不敢预闻”,予以抵制。监军告了御状,左右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选美,绝对是皇帝在制造“人祸”,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出此举不妥,自谴“甚愧”,并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表示悔过。
北宋末年,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值此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诏书则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随后,匆匆传皇位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他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怎奈国家病入膏肓,赵佶的“自我批评”和“换人”药方,未能使摇摇欲坠的宋王朝起死回生,其太上皇美梦迅速化作屈辱的楚囚泪了。《宋史》探究宋徽宗失国之由,是“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拿一句流行话说,宋徽宗实在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明朝的亡国之君思宗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下“罪己诏”,其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可谓彻底: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皇帝也不怕内部人士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我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将官场丑事暴露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整个一部御制“官场腐败大揭底”!
及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面对天灾人祸,除了下“罪己诏”,也不时玩点减膳、撤乐的花样。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或许还可避免上演煤山悲情一幕呢。崇祯自缢前的遗诏算是最后一次“罪己”: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朱皇帝纵然怎样刚愎自用,君臣互误,身死国灭,但他的这篇遗诏究竟是感人的,他毕竟还有羞耻之情,自责之意;他毕竟还有爱民之心,宁愿以一人碎尸来保护百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啊。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既感到政局已失控,又迫于内外压力,她当即决定和八国谈判求和,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罪己诏”。一方面要向列强说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要向民众解释政府委曲求全的原因。她既要做到两面讨好,又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是光绪帝的名义,可洋洋洒洒的几千言,仅有一句是光绪自己的意思:就算是剿灭了义和团,恐怕也是没有用的,中国可能还有千千万万个义和团。最终是慈禧如愿保全了自己,代价则是割让了领土,赔了白银,所谓折财消灾。
这次皇帝“罪己”,倒是极大刺伤了爱国士子心,黃遵宪《读七月廿十五日行在所发罪己诏书泣赋》,谓“读诏人人泣数行,脍躬不德股肱良。三年久已祈群望,此罪明知在万方”云云,都要为皇帝鸣不平了。
四
不是慑于天灾人祸,能够主动自省、严格自律的帝王,实在是寥若晨星,稀有得很。上古的禹、汤等圣君以降,也就汉文帝、唐太宗几人而已。汉文帝执政十四年后,尽管天下承平,他犹不安地自律,“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难怪他能开创文景盛世,看他头脑多清醒,品德多谦逊。这篇诏书特别对照先王,自查自律:“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今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一篇诏书,两次言“自愧”,掌权既久,他不以坐稳了龙位而欣欣然;而以不若圣哲先王的“先民后己”而愧疚,进而明令,今后不准为皇帝独唱赞歌,称颂“万寿无疆”之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难得的开明皇帝,能自觉地以国家法律约束自己,一旦发觉自己的做法违背了法律,还能认真进行自我检讨。
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的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重视党仁弘,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于是他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并下令将此诏向全国公布。唐太宗严于自省,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为臣民们树立了榜样,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亦曾以感情因素干扰京兆尹韦澳执法,经指出,即当面向韦澳认错,谓“殊以为愧”。
在古代帝王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数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频繁,“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灾害及异常天象都归罪于自己“不德”,上干天咎,故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全面地列举了自己的十四条罪状:没将国家治理好,老百姓没能过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亲养老送终,罪二;父亲死时自己年幼,未能替父亲服三年之丧,罪三;未与祖父、父亲的子孙们常叙叔侄、兄弟之情,罪四;亲近汉族文士,疏远满族武将,罪五;对人要求过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长,埋没了人才,罪六;姑息养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称职,却不能及时罢斥,罪七;国用浩繁,兵饷不足,只知让群臣商议减少俸禄,却不裁撤宫中费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损下,罪八;营建宫室,极尽精巧,却不体恤百姓之艰辛,罪九;董鄂妃逝世,丧葬过于排场,罪十;不以明朝灭亡为戒,仍然任用宦官,致使其营私舞弊,罪十一;贪图安逸,接见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谊滞塞,罪十二;自恃聪明,不虚心纳谏,致使臣下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错,却不能及时改正,致使过错越积越多,罪十四。亲政仅仅十年、二十四岁早逝的顺治检讨自己短暂一生,在盖棺论定式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触及灵魂,实属亘古第一人。
主动清醒“罪己”的,如上所述,少而又少,不少情况下,是臣民请求最高颁“罪己诏”的。明武宗朝,曾自号“安贫子”的御史朱裳,顶皇上的亲信钱宁牟盐利之求于前,辩前御史王相冤狱于后。待玩主皇帝朱厚照从宣府胡闹归来,朱裳径请皇上下“罪己诏”,新庶政,以结人心。结果皇帝老倌不听。另一位御史陈察,因为武宗将亲征朱宸濠叛乱,请无行,而亟下“罪己诏”,竟招来“夺俸一年”的处罚——十二个月的工算是白打了。
所谓“罪己”诏书,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宇文虚中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正统末,许彬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太上皇明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被敌方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老官也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更是委以重任。
因代笔“罪己诏”惹来祸患的,张钧算一个。皇统九年(1149),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他立即将张钧残酷处死。
五
帝王的“罪己诏”,折射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罪己诏”诚然有欺骗性的一面,但确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
《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揭示的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条政权兴亡的规律: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人皆可为禹、汤;反之,自以为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拒谏饰非,闻过则怒,到头来只能像桀、纣身败名裂。
“君子以恐惧修省。”自省,本是修身的重要守则和方法,即使别人的批评,也要通过“自我批评”才能起作用。所以,古人倡导“吾日三省吾身”。这还是对一般士子而言。像最高执政,号称“日理万机”,所理事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缘此,彼辈每日来个六省、十二省亦不为过,万不可把自己视为终极真理的拥趸者或最高真理的化身,老是自我感觉良好。倒是需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惕励和清醒。
当然,对大权在握的人来说,仅靠个人修养和道德自省那是远远不够的。权力本身就是自信的发酵剂、自大的膨胀剂,最高权力则更甚,在缺乏现代民主习染的东方专制国家尤然。为此,就要运用刚性的法制来严格规范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使其不因个人好恶而离规,也不因个人考虑不周而失范。现代政治权力运作规程断然否认了所谓“天生圣人”;它倒是预先设定,任何一个手操国柄的最高统治者,处理政务随时都有发昏出错的可能,其人性中的“恶之花”在权力的沃土中随时都可能疯长怒放,所以就要设置种种严密的制度来加以约束限制,正如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所言,把掌权者驯服“关在笼子里”。这样做了,掌权者只能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反倒大大减少了犯事后“关进笼子里”,再任他哭天扯泪、“斗私批资”、说些“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放松了思想改造,致使党性淡薄,私欲膨胀”的官话套话。如是“罪己”,纵然字字带泪句句锥心,也于事无补,于国于民无益,一切皆成“已然”。而民主政治运行的要义,恰恰是要将“罪己”前移至“未然”,不让一个人因为发昏胡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伤害。集体(譬如议会)也可能出错,但那是属于“认识水平”问题,而非权力失范;一经发现,即不难纠正,而不会像集权体制内,出错了,权势者再找出十条错误的理由为一个错误辩解,更不会也压根不敢气昂昂甩出一句“就这么的了!”砸向社会。
要而言之,执掌重权的人要随时准备“罪己”,这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更为规范权力运作不可或缺;是凭良心发现事后“罪己”,还是靠制度强令其事前“罪己”(准确说是防“罪”),则是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野。现代民主政治运作中,政府行为出了事,最高当权者想不“罪己”都不行,法律没有赋予这项豁免权,议会通不过,人民不答应:我们掏钱雇你来服务,服务不好,你不检讨谁检讨?态度不好,请阁下走人,我们另选听话的来干,仆人多的是!
来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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