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毛泽东走的路时下已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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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邓小平时代》作者、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表示，邓小平走的路的确是对的，中国需要新的改革，也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他称，毛泽东走的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对现在的中国已经没什么用。邓小平结束了领导人终身任期，建立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机制。

                                       

傅高义

“我尽力客观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三联版所写的序言中如是说。

习近平重走南巡之路是表示要继续改革
南都：中共十八大刚闭幕，新任党总书记习近平当选后选择到广东重走邓小平当年的“南巡”之路，对此，您怎么看？对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和他们将要走的路怎么看？
傅高义：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走的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对现在的中国已经没什么用，当然解放初期他的贡献非常大，但是现在中国应该走什么路，我认为邓小平走的路的确是对的，中国需要新的改革，也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
我觉得习近平重走南巡之路也是表示要继续搞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我认为意义非常大。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经理”
南都：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都把邓小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您把邓小平说成是“总经理”。
傅高义：我认为，“设计”的工作，本来必然要有一个蓝图，清楚应该怎么走，但邓小平是试试看，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设计”的做法。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是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
邓小平对于争议不轻易表态，因为他非常重视言行要有权威性；决定一旦宣布，他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而当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就会表现得十分坚定。中国会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
南都：您认为邓小平给中国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傅高义：首先，是给党和国家留下了一套更好的组织系统。邓结束了领导人终身任期，建立了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机制，我想这多半来自于他战争时期的经历，指挥官需要有后备人选来应对意外。
其次，邓小平重视对外开放，在中美尚在进行建交谈判之时，卡特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Press)半夜三点给卡特总统打电话，报告说邓小平要求派5000名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提到中国不仅要继续开放，而且要更加深入地开放。
最后一点，就是他在韬光养晦的外交指导思想，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国内发展上。邓小平对西方世界和对外关系了解很深。中国经济发展能取得巨大成功，与邓小平主导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他在处理中日、中美关系上的卓越贡献。
南都：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问题，如当下贫富悬殊，如果小平还活着，您认为，他会如何解决？
傅高义：在30多年前，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很对的。当时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很快，我想当时内地的省委书记不一定很高兴。现在，邓小平如果还在的话，我想，他会更积极、更快、更乐意地解决好沿海与内地发展的差距问题，让沿海地区多帮助内地的发展。
南都：对中国现任的领导者，您希望他们能从这本书获得哪些镜鉴？
傅高义：我没有详细了解他们现在的政治态度什么的。我认为，20世纪没有一个领导人，像邓小平这样，对一个国家分析把握能力那么强。我想，看一看邓小平是如何思考国家大局问题的，这对于他们是有益的。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很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
邓榕邓林接受采访，邓朴方还不想见我
南都：这本书为何选择在此时出版？您认为邓小平的地位被低估了，这是对于西方人而言吗？
傅高义：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我并没考虑出版时机，我打算写完之后就出版。不过我认为它的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难以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邓小平为中国已经发生的变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相信，现在大多数西方人已经有了足够客观的态度，使他们愿意思考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尝试一样。

南都：那么，纵观广东30多年改革开放，您怎么评价？
傅高义：广东开始发展的时期，正是苏联及其东欧诸国考虑改革之时。在中国内部，广东省的改革又比其他任何省份搞得更活。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许是先行两步了。广东改革的影响超过了国界。
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特区所特有的自由空间，使这些地方成了培养人才的孵化器，从这些企业学到的知识，很快就从广东扩散到其他地区。
南都：您曾说过，西方的学术群体对广东发展的重要性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书里，几乎没有提到广东以及它在整个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广东的重要性被忽视主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傅高义：我觉得，广东人很多的做法和邓小平一样，不争论，做了再说。广东人比较务实，埋头赚钱，不喜欢高调宣扬。
我不是有意讨中国人喜欢
南都：1997年11月，江泽民访问美国。您促成并主持接待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能否向我们透露下这次接待的一些细节？
傅高义：当时有一些人说我是亲中国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讨中国人喜欢。我的提议遭到反对，哈佛校长也很担心。但我认为，既然其他国家领导人可以来哈佛演讲，中国的领导人为何不可？我当时希望江泽民演讲时，可以有即时提问。于是让我的朋友、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向江泽民提出建议。一直到江泽民在美国下了飞机，我才知道他是同意的。
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在江泽民演讲前一个小时，我请一些多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向哈佛的师生们介绍中国，这让他们多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江泽民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后来他高兴地对我说，“我的哈佛测验合格了。”
南都：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从1993年开始，2002年12月不再兼任)，您是第一位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外国学者。能否介绍其中的详情？
傅高义：出面邀请我去讲课的是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他也是我写作《邓小平时代》采访对象之一。郑必坚做过华国锋和胡耀邦秘书，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他牵头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个对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讲话做了系统总结的稿子。
我在中央党校讲课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国独立日。我向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了美国独立历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这些是否适用于中国，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应该让中国人也多了解美国。
【中央党校讲课的首位外国学者】

出面邀请我去讲课的是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我在中央党校讲课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国独立日。我向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了美国独立历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应该让中国人也多了解美国。
【促成了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
我的提议遭到反对，哈佛校长也很担心。但我认为，既然其他国家领导人可以来哈佛演讲，中国的领导人为何不可？于是让我的朋友、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向江泽民提出建议。一直到江泽民在美国下了飞机，我才知道他同意的。江泽民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后来他高兴的对我说，“我的哈佛测验合格了。”———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