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历史周期律”

王克平

也谈“历史周期律”

姚春雷

1945年的窑洞对中，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律”。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那么黄炎培的周期律就是指：政权自身由“积极”走向“堕落”的过程，跳出周期律也就是说，避免政权由于自身的堕落而走向灭亡。

黄炎培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也就是说，所有政权都是因为自身的“堕落”走向灭亡。事实果真如此吗？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在我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占有土地，在政治上掌握国家政权，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强，迫使农民大批破产。封建剥削制度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农民为了摆脱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前赴后继，对封建制度开展了英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而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竭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所以，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斗争的中心内容则是土地。历史上，每个新朝代开始土地资源都相对充足，随着土地兼并，“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的反抗也相应由抗租抗税斗争发展到农民起义，农民在起义的过程中消灭反动军队、捕杀封建官吏、镇压土豪劣绅，砸烂封建国家机器，同时农民得到土地，工奴获得人身自由，打击封建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封建社会历次农民战争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都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2]由此进入所谓的兴亡周期循环。但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只是相对缓慢，是螺旋形的上升，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循环，否则，怎么能够解释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呢？

可见，历史上的政权并不是因为“堕落”而灭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政权或统治集团自身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政权自身的因素中，起决定性的是这个政权是否执行正确的、符合先进生产力要求的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3]而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政权是否是先进阶级，是否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地主阶级是上升的阶级，是真老虎。秦始皇行商君法，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北击匈奴筑长城，巩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自从盐铁会议之后，法家学派不再作为显学，这也昭示了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下坡路。新朝的王莽，不可谓不励精图治，大搞“托古改制”，以改革之名行尊儒反法的复辟之实，点燃了绿林赤眉起义的怒火。“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4]王莽甫一即位，大刀阔斧改革，至死都坚信自己的事业“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能说他不积极不勤奋吗？但是越是勤奋，越是会加快走向灭亡的步伐。

诚然，历史上有些政权的灭亡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譬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自身力量客观上的弱小等，但是归根到底，一个政权如何能够生存，不在于主观上是否勤奋，是否“不忘初心”，而在于它是进步还是落后，是革命还是反动。把政权灭亡的原因归于主观愿望，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能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

黄炎培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是号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特色中央却拿历史周期律大做文章。官媒的宣传中指出，特色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法宝”有二：人民的监督和自我革命。人民的监督，是毛主席对于黄炎培问题的回答。彼时，在七大的党章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当时的毛主席的眼中，未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乃至于社会主义政权，与苏区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一样，与几十年前的巴黎公社一样，是与人民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5]，只要按照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人民民主政权就可以一直兴旺下去。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建国后的实践中，毛主席逐渐认识到，党内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实上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不同于革命时期，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了主要矛盾。单靠原来普通的监督和批评教育是无法解决党走向变质反动的问题的。最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夺权，才能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6]权力是不能被代表的，无产阶级只有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证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不受动摇。事实证明，“监督”只有在主要矛盾是外部矛盾，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相对缓和时能够起到维护自身先进性的作用，在正常执政时期是无法长期保证政权的先进性，也就无法保证生存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对毛主席当时所说的“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扬弃，也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黄炎培所说的“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让民主落到了实处。

那么“自我革命”是否可行呢？“自我革命”说穿了就是改革。改革是在不触动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的前提下，对某些局部的、个别的社会现状的改善或改造。生产关系的局部的先进部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政权的生存。但是改革不是无条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7]历史上的改革，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迫于现实的压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的，这是剥削阶级的本性。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让民意能够影响到决策，但是不要忘了，民主权利本身也是无数流血斗争换来的。“自我革命”真的存在吗？如果不是各地农民风起云涌的斗争，特色怎会取消农业税？如果没有通钢工人的怒吼，特色怎会放缓国企私有化的步伐？退一步讲，一个政权如果不断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式而做出相应的改革，它是否能够一直生存下去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8]如果一种生产关系已经释放了全部潜力，那么统治集团除了自我毁灭之外，是做不出任何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举措的——它们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有人要说了，苏联解体难道不是戈尔巴乔夫集团的自我毁灭吗？不是的，苏联早在1956年就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的苏联早就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只是苏修叛徒集团进行的一次大分赃，最高苏维埃和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领袖和金融寡头，国家仍然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只是形式变化了而已。

从古至今，有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能够永不灭亡，永享万年太平吗？没有的。特色的两大“法宝”，只能是连文本考据学价值都没有的自欺欺人。而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摆脱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9]的局限性，推翻反动统治集团，自己做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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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

[2]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3] 毛主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971）

[4]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

[5] 毛主席：《为人民服务》（1944）

[6] 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

[7]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8]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1907）

[9] 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