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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艾伦·伍兹16 Febr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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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形式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的阶级划分。但压迫可以有多种形式。除了阶级压迫,我们还发现存在民族对民族的压迫,种族对种族的压迫,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1年7月18日。由微信账号《阶级与哲学》翻译发表。经我方发现后自行校对,重刊在此。译者:彼得潘)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歧视作斗争,并同时指出,只有彻底改造社会,废除阶级压迫,才能为废除一切表现形式的奴隶制,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创造条件。
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并不总是存在于社会内的。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家庭并不总是存在的,而是一种短暂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解释说,它是与阶级社会、私有财产和国家政府一起产生的。对女性的压迫与社会的阶级划分一样古老。因此,它的废除取决于阶级社会的废除,从而取决于社会主义革命。
这并不意味着,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对女性的压迫会自动消失。当为建立男女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创造社会条件时,阶级社会内产生的野蛮心理遗产将最终被克服。但除非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为实现无阶级社会创造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这也不意味着女性应该等待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她们的问题,同时温顺地服从于歧视、羞辱和男性统治。相反,如果没有目前社会下的日常争取进步的斗争,社会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通过争取部分收益和改革的斗争,整个工人阶级才会学习,发展自己的意识,获得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并将自己提高到伟大历史任务所要求的水平。
许多年轻女性首先意识到需要通过争取女性权益的斗争来改变现有社会。ta们的动机是对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受到的野蛮待遇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个社会虚伪地宣称自己坚持民主和正义,却把一半的人贬低到有辱人格的不平等、歧视和各种压迫的地位。
革命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必须为许多要求而奋斗:在社会和工作场所取缔一切形式的歧视;同工同酬;堕胎和离婚权利;结束对单亲家庭的歧视;保护女性免受男性暴力;采取行动反对性骚扰、强奸和家庭暴力;让每个人都有房子和工作;获得免费的高质量儿童护理,等等。所有这些要求都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被银行家和资本家支配、控制和剥削的社会基础上,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了结束对女性的压迫,有必要结束阶级压迫本身。因此,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是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跨越语言、国籍、种族、宗教和性别的界限,团结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这意味着,一方面,工人阶级必须承担起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作斗争的任务,并将自己置于社会所有被压迫阶层的首位,另一方面,必须果断地拒绝一切分裂工人阶级的企图——即使这些企图是由被压迫阶层自己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之间存在着相当确切的平行。我们有义务与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作斗争。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支持民族主义?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国界,而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中解散所有的边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按民族主义路线分化工人阶级方面起着有害的作用,他们利用在压迫者民族手中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而引起的可以理解的怨恨情绪。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与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利用民族问题进行蛊惑的企图进行了斗争。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团结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开展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联邦持久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真正保障。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从阶级的角度来对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压迫女性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压迫的同时,我们必须果断地拒绝任何只把问题说成是男女之间的冲突,而不归根到阶级问题的企图。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任何分裂:女性与男性,黑人与白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逊尼派与什叶派,只能损害工人阶级的事业,并帮助延续阶级压迫。
女性与革命
实际上,整个运动的历史表明,阶级问题是首要的,被压迫阶级的女性和富裕的女性“进步主义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前者主张革命变革,后者只是利用女性受到压迫的问题来达到自己的自私目的。在每个历史阶段,这种阶级差异都表现出来了,而且是以最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早在17世纪,女性就开始推动对其社会和政治解放的要求。在英国革命中,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反对君主制、争取民主和平等权利的斗争中。1649年,英国出现了一封《伦敦各城市妇女请愿书》,其中指出:
“既然我们确信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在基督里有与人平等的利益,在这个国家的自由中也有相应的份额,我们不能不对我们在你们眼中显得如此卑鄙,以至于被认为不值得向这个可敬的议院请愿或代表我们的不满感到惊奇和悲哀。在《权利请愿书》和国家其他良好法律中所包含的自由和保障方面,我们不是与这个国家的人有着同等的利益吗?”(摘自J.O'Faolain和L Martines, Not in God's Image, pp.266-7页)
女性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左派的激进团体和宗教派别,他们认为女性可以成为传教士和牧师。例如,玛丽·卡里与激进的“第五君主国”运动有关。她在《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中写道:
“如果男人有圣灵的恩赐,那女人就更少了。不是说有许多敬虔的妇女,许多人确实接受了圣灵,但那是多么小的量,多么软弱,多么不能说预言,因为我说的就是这段话,这段话说她们要做,但我们没有看到应验...…但这应许实现的时候就要到了,圣徒要被圣灵充满;不仅是男人,而且是女人要讲道;不仅是老人,而且是年轻人;不仅是上等人,而且是下等人;不仅是有大学问的人,而且是没有大学问的人;甚至是仆人和婢女。”
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性
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关系变得更加清晰、敏锐,阶级意识也变得更加明确。大革命不再需要披上宗教的外衣。相反,它以理性和人权的语言表达。但女性的权利呢?法国大革命只能从阶级的角度来理解。不同的党派、俱乐部、倾向和个人,以令人困惑的阵容出现,像动荡的海面上的波浪一样起伏不定,这只是不同阶级为掌握局势而斗争的表现,而每场革命的一般规律是,更激进的人总是倾向于取代更温和的趋势,直到革命的动力耗尽。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的开始进入倒退的尾声。这在法国引发了波拿巴主义和滑铁卢事件。这是每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命运,在这场革命中,来自群众的冲动,最终会伴随着他们的幻想和运动中真正的阶级要求之间的矛盾上消亡。
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分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吉伦特派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潮流,他们巴不得半途而废,与国王达成协议,建立君主立宪制。这对大革命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大革命只有在群众爆发并开始以革命的平民风格与反动派算账时才能实现必要的扫荡。正是群众的爆发(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对此有精彩的描述)才保证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并如此彻底地瓦解了旧秩序。
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女性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我们在这里指的不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她们确实是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但我们是指普通的工人阶级平民女性,她们在反抗本阶级的压迫中起义。1789年发动法国大革命的巴黎平民和半无产阶级女性是因面包问题而起义,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尽管在革命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女性并没有被给予投票权,也被排除在大多数民众团体之外,但她们可以而且确实在起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789年10月、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以及最突出的1795年春季的起义(根据1792年引入的革命日历的月份名称,应该被称为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女性,即使是最激进的女性。也很少要求投票,因为她们受制于18世纪的性别区分,将男性置于 ‘公共领域’,将女性置于‘私人领域’。但她们确实成立了女性大众社团,其中最有名的是革命共和党公民协会,但这个俱乐部只持续在1793年5月至10月。尽管如此,正如Dominique Godineau和Darlene Levy等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分享男性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女性支持,甚至鼓励男人采取行动。她们坐在民众社团的画廊里,她们在面包店外、市场上、街道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政治空间。”(法国大革命,1787-1799。《人民与法国大革命》,格温·刘易斯教授著)。
一场革命将社会激荡到深处,释放出长期压抑在群众和每个被压迫层中的情感和愿望。因此,对女性解放的要求具有迫切的意义。但是,不同的倾向对这一要求有不同的理解,而这些倾向最终是以不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
贫穷的巴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女性带头行动,这不是偶然的。她们是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一层,是那些不得不承受作为底层群众痛苦的人。而且,她们在没有政治斗争和组织的经验,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登上了历史舞台。相比之下,男人们更加谨慎,更加犹豫,更加“守法”。这种对比后来多次出现。在无数次女性参与的罢工中,她们始终表现出比男子更强的战斗力、勇气和气魄。重要的是,正是在阶级问题上:面包问题,这些妇女开始行动。100多年后,在彼得堡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关键转折点,至少在早期阶段,下层阶级的女性都起到了带头作用。1789年10月,当制宪会议的先生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改革和宪法时,巴黎的贫穷妇女:渔妇、洗衣妇、女裁缝、女店员、仆人和工人的妻子,自发地起来了。这些女人组织了一次示威,并向巴黎市政厅游行,要求提供更便宜的面包,其勇敢足以让男人们感到羞愧,她们向凡尔赛进军,把国王和王后(她们对这两个人不加区分—如果说 "奥地利女人 "比她的丈夫更让人讨厌的话)带回来,实际上是进行了软禁。乔治·鲁代(George Rudé)对这一场景进行了很好的描述:
“到现在,女性已经开始参与其中了。面包危机是她们特有的遭遇,从这时起,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她们而不是男人。9月16日,哈代(Hardy)记录说,妇女们在夏洛(Chaillot)拦下了五辆满载粮食的马车,并把它们带到了巴黎的维尔酒店(Hôtel de Ville)。17日中午,愤怒的妇女们围攻了市政厅,抱怨面包师们的行为。她们受到了贝利和市议会的接待。'Ces femmes [written Hardy] disaient hautement que les hommes n'y entendaient rien et qu'elles voulaient se mêler des affaires' (译文:这些女人大声宣称,男人什么都不懂,他们要自己解决事情。)第二天,维尔酒店再次被围攻,并作出了承诺。当天晚上,哈代看到妇女们在三圣母广场举起一车粮食,并将其护送到当地的区总部。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甚至更久。”(乔治 ·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 ,第69页)。
他进一步补充道:
“在这些基础上,女性们现在都集中到了维尔酒店。她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面包,第二个目标可能是为她们的男人提供武器和弹药。一个商人皮匠在八点半经过老市场大厅时,看到一群女人在街上拦住陌生人,强迫他们和她们一起去市政厅,告诉他们:‘où l'on devait aller pour se faire donner du pain’(译文:‘人们应该去那里获得一些面包’)卫兵们被解除了武装,他们的武器被交给了男人们,男人们跟在女性们的后面,催促她们继续前进。另一位目击者是维尔酒店的一名出纳员,他描述说,大约在9点半左右,大量的女性,其中还有男人,冲上楼梯,闯入大楼的所有办公室。一位证人说他们带着棍子和长矛,而另一位证人坚持说他们带着斧头、铁棍、棍棒和火枪。一位出纳员敢于向‘入侵者’提出抗议,但他被告知 ‘ta们是市政厅的长官和女长官’。在寻找武器和火药的过程中,示威者撕毁了文件和账簿,一叠100张1000利弗的会计局纸币从一个柜子里消失了。但他们的目标既不是钱,也不是战利品。市财政局后来告诉警察,有超过350万利弗的现金和纸币没有被拿走;几周后,丢失的纸币被原封不动地送回。在尖塔上拉响了鸣笛后,示威者在11点左右退到了外面的Grève广场。就在这个阶段,马亚尔和他的志愿者们来到了现场。
根据他的描述,这些女人正在威胁拜利和拉法耶特的生命。不管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还是仅仅为了促进‘爱国者’们的政治目的,马亚尔让自己被说服,带领他们向凡尔赛进军12英里,向国王和议会请求为巴黎提供面包。当他们出发的时候,在下午早些时候,他们把大炮从沙特莱城堡搬了出来,并且强迫他们遇到的每一种符合条件的女人都加入他们。”(乔治 ·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 ,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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