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一地兩檢進一步摧毀僅余的民主權利

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宣布決定一地兩檢的安排，進一步摧毀香港僅余的民主權利。當中更明列，香港高鐵站需要將部份區域劃作「內地口岸區」，區內被視為中國內地，並由中國大陸政府全權管轄丶實行內地法律。

在此前的討論爭議的焦點，無論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對派，都是圍繞著一地兩檢落實的法理基礎，也就是如何使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當時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並由中央政府授權港府「權力」，自願讓出西九總站的部分範圍予北京來實行一地兩檢！

港府本來引用《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卻徒勞無功，因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連此策略也不接納，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決定。反映北京當局對於專製打壓的想頭，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製派走得更遠。這次進一步沖擊《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資產階級所吹噓的「法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直言，常委會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簡單說人大一地兩檢決議由什麽法律基礎。

本刊早前警告過，一地兩檢乃「屠城木馬」，打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當局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未來北京可以照辦煮碗，包括二十三條丶國安法等更多惡法，將同樣可以人大之名強行於香港落實。顯然，一地兩檢並非當局個別的政策，而是一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環。專製當局的打壓並不會自動就會停止的，勞動大眾當團結一致，重建群眾抗爭力量，抵抗當局每一個的進攻。

威權政府內部必有危機

林鄭政府不斷發動政治打壓，今年以來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及推行一地兩檢，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庭。威權政府看似來勢洶洶，但政權內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穩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必然會累積民怨，長遠造成群眾怒火爆發。此外政府內部也因為鄭若驊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機，甚至不排除她會下臺。林鄭原本想將受人痛恨的袁國強卸任，換上政治色彩沒有那麽濃厚的鄭若驊。豈料她上任爆出僭建醜聞後，旋即造成大災難。連部分建製派政客都與她保持距離。因此現時不是政府全力進攻的時機。無論鄭若驊最後是否被迫下臺，對政府來說都已是一個挫敗。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林鄭政府在現今階段未能全面作出進攻，希望先加強對法庭與議會的控製，為未來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作準備。雙學三子因為2014年9月26日沖擊公民廣場，受到警察暴力打壓而引發廣泛同情，最終使雨傘運動爆發。律政司為了窮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覆核，一度將雙學三子判監幾個月。現今他們上訴成功而被釋放，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嚴重挫折，而且令局勢更加復雜。同時，法官判決中會加強對「非法集結罪」的檢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經向法官建議，可考慮三人立即獲釋，從中可見律政司受到壓力。雖然三名政治犯被釋放可說是一場勝利，但法庭承認日後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認為新的指引不適用於今次案件。這意味著「非法集結罪」的刑期日後會加重。此外，法官將沖入公民廣場的行動荒謬地定性為「暴力」。

法庭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鎮壓機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別，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資產階級，他們希望維護港英時期的法治穩定，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的法律製度最能保護他們的利潤和權力；另一派代表中共專製對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擊，包括發表「特首地位淩駕於三權」言論，並且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來挑戰政府。

建製派出現分裂

近五年以來，大律師公會主席均由親中代表擔任。但最近，鮮明反對「一地兩檢」的戴啟思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明顯是因為中共大力踐踏《基本法》引發反彈，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戴啟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溫和的建製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發動的權鬥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為所欲為地利用法庭懲罰政治犯。

在習近平全面集權丶空前獨裁的情況下，中共對香港發動猛烈的政治打壓。而由於香港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相比中央更清楚無止境的打壓必然引起反彈，但又不得不順從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決定一地兩檢以及推動國歌法都清楚看到這樣。所以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會造成統治不穩。歷史上獨裁政權的鎮壓都不能無止境強化下去，必然會造成統治機器分裂，引爆大規模群眾鬥爭。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寄望某一派統治精英會出來捍衛民主權利或者結束鎮壓。現在建製派的內部分裂是群眾壓力造成的，這說明我們需要將抵抗運動升級，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鬥爭。

香港：百人參與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4日，大約一百名民眾參與三八國際婦女節遊行。行動由社會主義行動及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並有包括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聯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連、難民聯會等團體參加。

參與的婦女和民眾亦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賓、泰國、美國、蘇格蘭等等，有本地婦女、有外勞、也有難民，可謂是真正意義的國際主義行動。

參與人士首先於銅鑼灣鬧市舉行集會，然後遊行至印尼領事館遞交抗議信，之後再遊行至時代廣場。遊行隊伍出發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征壓迫婦女的鎖鏈。

活動期間，示威者不斷高叫「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則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對待外勞的不義政策，她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和仲介公司，並直接雇用外勞。

另外，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Jaco在集會團體發言時指出，去年全球婦權運動得著#metoo運動而變得更強大，世界各地的婦女站出來抗爭。

香港的運動就是要作為這個國際浪潮的一部分，連結本地婦女的抗爭，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父權製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團體提出關註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販賣、捍衛女性身體自主、要求落實公共托兒服務及全民退保等議題。

很慶幸職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動發言。但職工盟對今次遊行的態度卻頗為。職工盟在起初遊行時態度正面，亦有份計劃活動，但在遊行前幾天突然拒絕為遊行聲明背面及成為合辦團體。很可惜，本地工會錯失了串聯本勞外勞、連結國際女權運動的機會。

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遊行，是社會主義行動迄今所組織最大規模的婦女節行動，亦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寫下了香港女權行動的重要一頁。

「#MeToo」運動帶出婦女壓迫

全球「#MeToo」運動爆發之初，焦點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體上爆料，但現在已擴展至無數平民女性要組織起來反擊。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會是歷來最大規模，多國都會舉行遊行甚至罷工。統治階級通過物化女性和性別歧視榨取利潤，現在他們害怕全球女權運動會強化群眾鬥爭，挑戰經濟剝削丶緊縮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運動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亦受其啟發，在社交媒體上揭露自己被教練性侵的經歷。事件使警方也在壓力嫌疑犯作出檢控，可是網路上卻有很多人質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動機，又審問她為何不報警。女權運動要挑戰這種植根於父權製度的「責備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經濟上仍然受到壓迫。根據樂施會2016年的《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每6名婦女，就有1人貧窮，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這差距在貧窮住戶中是最明顯的。貧窮婦女工時長，又要照顧家庭，往往要從事散工丶兼職。政府的公共托兒服務和女性庇護所又嚴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發生時，女性往往沒有經濟獨立能力而只可以繼續啞忍。性暴力文化與經濟壓迫是連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視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團結鬥爭，打破父權資本主義對女性的壓迫。

九巴司機抗爭反對資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財團剝削工人慘案！九龍巴士公司的司機工人不滿資方的薪酬調整方案，以及公司長久以來漠視工人權益，發起罷駛工業行動。

事件起源

九巴車長長年以來薪資低丶工時長。2004年其後入職的月薪製車長，基本底薪只有約1.1萬元，更被取消底薪雙糧，與舊製度的日薪司機同工不同酬。而本來應該屬於薪資一部分的評核獎金亦或會遭扣減。因此許多司機需要不斷加班工作才能糊口，令每更工時往往長達12-14小時。另一方面，九巴集團去年盈利就達到6億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於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職車長的月薪增至1.5萬元。不過，這其實是在搬弄數字遊戲，因為公司同時取消了過去將兩項合共約4千元的「安全獎」及「服務獎」，所以新工資實際上只是將原本獎勵金並入底薪。對於那些工作表現良好丶過去獲得獎勵金的大多數司機來說，卻反而沒有加薪，可謂十分諷刺。

雖然公司並稱增加底薪亦會提升司機的加班工資，補水時薪將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對車長有利，但這變相強迫超時工作，除非車長願意加班，否則整體月入實際並無增長。

罷駛行動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別組成了6個工會和組織，但一直以來，九巴公司只承認兩個建製派工會，包括隸屬工聯會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以及隸屬工團的九龍巴士職工總會。這次薪酬調整方案亦是得到兩工會支持的，而資方則拒絕接觸其他工會。另外三個工會分別是，隸屬於泛民職工盟的九巴員工協會丶由職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以及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

資方的剝削與無視，引起許多前線司機的不滿。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於23日發起示威，要求將薪金調整至1.8萬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職九巴司機組成「月薪車長大聯盟」（大聯盟），著手討論發動工業行動，將行動升級。

至24日，公司沒有回應工人要求，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當晚8時發起半小時的罷駛工業行動，並提出三項訴求：取消評核機製並發放每年1.2萬元勤工獎丶教育市民正確的乘車禮儀，以及製定政策時加入基層員工聲音。唯當晚參與罷駛的司機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罷工鬥爭的重要一步。

不過，資方擺出強硬立場，更威脅將參與行動的司機進行「嚴厲紀律處分」。罷駛行動期間，公司人員登上停駛巴士，趕走司機並另派車長駛走巴士。翌日，大聯盟發起人葉蔚琳更遭公司「留廠」停工對待。事件亦得到社會大眾的同情。

26日，大聯盟數十名司機到九龍灣九巴車廠外留守抗議，要求公司與聯盟對話，否則會將行動升級。及後公司態度軟化，並於當天晚上與大聯盟代表會議。會後公司答應「考慮」大聯盟的三大訴求，葉蔚琳認為達到初步成功，宣布暫停所有工業行動。

傑瑞米柯賓

文翠珊默許中共的政治打壓

在訪華的三日行程中，英國首相文翠珊回避人權問題，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事件，以免將她的東道主置於尷尬境地。文翠珊這麽做是跟隨特朗普的腳步。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於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訪中國。而且馬克龍還送了一匹馬給習近平。

受政府嚴密控製的中國媒體大肆報導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場。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許她的「務實」，肯定她沒有因為偏激人士的壓力而涉入人權問題的「不實指控」。文翠珊訪華的前幾天，傀儡港府對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權利發動新一波打擊。三位反對派候選人被禁止參加即將來臨的立法會補選。這個補選是要填補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議員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眾誌被禁止參選

被禁止參選的候選人之一周庭來自2016年剛成立的政黨香港眾誌。當局禁止她參選的理由，是該黨宣言支持「自決」。這意味著不只是她一個人，而是整個政黨都被禁止參選。香港眾誌的羅冠聰在2016年贏得了一個立法會席次，但他卻在宣誓風波中與其他五名議員一起遭取消資格。

香港眾誌秘書長黃之鋒在英國《衛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文翠珊「利用與習皇帝共處的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權利，以免為時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選政府之惡的英國「勛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當（Ashdown）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黨。

「黃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籲顯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仿前任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口號強調說，英中關系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卡梅倫政府曾與中國簽署大量巨額合同，讓中國投資英國的核電丶鐵路和倫敦金融部門。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調訪問之後，中國問題專家克裏·布朗（Kerry Brown）卻說兩國關系更像處在「青銅時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義的中國媒體，非常樂於報導獨裁中共如何「馴化」特朗普等外國領導人（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猛烈抨擊中國）。

英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正劇烈地喪失權威。從技術上來說，根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國際擔保人之一，然而習近平在去年主權移交20周年訪問香港時，直言這份聯合聲明「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英國首相辦公室否認各界對於她與習近平會談時未能提及香港問題的指責，並說兩國領導人重申承諾落實香港的「一國兩製」。這根本是外交廢話！每一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都是以維護「一國兩製」的名義進行的，所以這種巧言令色的聲明根本毫無意義，而文翠珊的訪問團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國政府保持沈默

面對中共當局一連串限製香港民主權利丶剔除選舉候選人丶推行新的鎮壓性法律丶和監禁反對派社運人士的動作，許多人都呼籲英國出來大聲反對。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黨裏一位關註香港政治的資深黨員班尼迪克·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國政府對此只是發出敷衍了事的抗議。外交大臣鮑裏斯·強森（Boris Johnson）說，他正為此尋求「迫切的解釋」。更讓人看清英國政府的類似事件，是當香港書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國安人員綁架至內地，幾周後在中國電視上重新露面並被迫「認罪」，英國政府對這位英國公民遭迫害幾乎未有任何聲音。包括李波在內的五名香港書商遭綁架，被中共用來在香港散布恐懼，和加強對批評獨裁的媒體言論進行審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夠加大鎮壓力度。這已經是25年來最嚴重的一波打壓，而且中共沒有遭到外國政府有力的施壓。

文翠珊訪華回國時吹噓說，新簽訂的商業協定可以創造130億美元的利益。顯然，鈔票比起人權才是首要考量，縱使這些利益加總起來根本不比以往可觀。隨文翠珊訪華的有英國最大的商界領袖代表團。英國對中資的吸引力在脫歐公投後已經遭到重挫，因此穩定與中國專製政府的關系是文翠珊訪華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與中國達成的其中一筆交易，是讓豪車製造商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在中國開設二十幾個展場，總價值8.5億美元。這對買不起名車的普通中國群眾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中國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買到最便宜的阿斯頓·馬丁。

正確的定位

香港丶中國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運人士，還未充分意識到右派政客和政府並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們從未也絕不會為民主權利奮鬥。真正的國際團結是來自各國工人丶青年丶反緊縮活動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丶反種族主義者和移民權倡議者，是來自與文翠珊和特朗普的親財團政策進行鬥爭的群眾。「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是呼籲這些人聲援香港的民主抗爭。

為了抗議香港和中國的正發生的政治打壓，我們需要國際施壓。但我們的呼籲要找到正確的聽眾。

廢除吸血外判製度 基層工人組織起來

二月二十五日，由關註生活工資聯盟、職工盟等多個團體發起反對改革遊行，一行約70人由灣仔出發往政府總部，要求政府為外判工人訂立生活工資、設立離職酬金、加強監管等訴求，社會主義行動亦派代表參與，表示團結反對外判製度。

遊行上亦找到海麗邨清潔工人的蹤影，他們率先透過罷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剝削並最後取得重要的勝利，為反抗外判製度定下了強而有力的方向。遊行上喊起的口號包括「不要自願離職」、「煞停不義外判」等。外判製度從2000年由政府帶頭引入，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將服務承包出去，影響遍及各行各業，例如清潔、保安、物業管理等。外判製度削弱工人的工資、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為投得政府標書，以「圍標」的違法手段一邊壓低價錢、一邊「分身」保證贏得標書，形成一個龐大的外判集團，以剝削的手法壓搾工人，但政府卻視而不見。

在遊行中訪問了一名81歲的遊叔，他當了清潔工人廿多年，亦是職工盟的理事。遊叔曾經是領匯（現名為領展）其下的外判清潔工人，因為活躍於工會運動，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訴求而被領匯針對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對外判製度需要團結，共同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他無悔投身於工會運動。「現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約$1,500-2,000左右。」遊叔笑笑說。遊叔現時在觀塘工廠大廈做清潔，他指六、七年前還是全職時，月薪有$6,000-7,000。遊叔雖然年事已大，但表明會繼續工作，不會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因為他感到社會給予綜援人士壓力，他認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堅持繼續工作。

外判製度不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讓公司逃避法律責任，更是資本家打壓工人團結的手段。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必須要廢除外判製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罷工將會鼓勵更多工人起來反抗，我們支持工人加入工會、活化工會，團結鬥爭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層無處容身

香港連續第八年「榮獲」世界最難負擔房屋的稱號！根據城市規劃公司Demographia的一項研究，本港去年的樓價中位數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還要高。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費超過19年才能負擔起一個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價格指數顯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間，香港的樓價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經累積增加了4.3倍！

另一邊，政府數字顯示2016年全港有超過209,700人居住「劏房」。這些房間的人均居住空間只有57平方呎。而雖然劏房的住戶往往是社會上最基層的人，但吊詭的是，這些劏房的呎租卻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計升幅達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輪候上公屋的基層住戶只能負擔這些生活環境惡劣丶空間狹小的劏房。因此，業主只會將單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貴，來謀取最大利潤。

「地產商優先」

面對基層的住屋悲歌，政府卻根本無意解決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會處理樓價過高的問題，並承諾只會確保充足的土地供應以「滿足市場需要」。這是徹徹底底的「地產商優先」政策，政府要確保土地是用來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而非民眾實際的住屋需要。地產商購入土地後，為將每呎的利潤最大化，往往只會興建貴價而細小的豪宅。加上近年來擁有國家資本撐腰的中資發展商紛紛染指香港樓市，以及因內地經濟不穩而逃逸到香港避險的中國資本源源不絕，令房屋市場不乏投機資金，導致樓價租金屢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問題根本不是什麽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價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預期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而林鄭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綠置居」將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實際落成量將不足一萬戶。現時有近30萬戶人正在輪候公屋，上樓時間越排越長。

走馬上任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揭發僭建醜聞，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個人首次置業名義購入豪宅，節省666萬印花稅！反映政府過去的所謂「辣招」，對有錢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他們總會有方法規避。完全體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

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實行租金管製丶大量興建廉價公屋。只有將地產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土地和城市發展，以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並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訪問難民劏房戶　揭棄民住屋悲歌

Jenny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積只有150平方呎。Jenny認為最大問題是高昂的租金，令他們只能夠負擔起最惡劣的生活環境。

「我在這個地方生活了兩年了。政府不允許我們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貼，僅僅能夠負擔起最差劣的劏房。單單是月租就已經是$4,800，還沒有算上租金。我最討厭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廁所就會漏水並會令整個房間水浸。另外，房間只有一個窗戶，光線暗丶通風差，還有一陣發黴的味道。我擔心我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情緒有時會不太穩定，可能是居住環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難民工作權，讓我們自力更新謀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們可以獲得公共房屋，讓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環境下成長。」

議事規則進一步收緊　立法會再被閹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製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議員被政府強行剝奪議員席位之機，於立法會內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冀進一步收窄議員議事權力，杜絕激進派「拉布」的空間。

具體上，這次修訂將法定開會人數由35人下調至20人，避免建製派議員缺席而造成流會，意味著日後政府的議案將可以在「絕對少數」（11票）的情況下得到通過，整個立法會只淪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機構。同時是次修改亦將提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事項的人數由20人上調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虛設的監察權力！其他還有限製議員發言和限製議案修訂動議數量等。議員日後在立法會內幾乎只有兩種選擇：支持政府，或者被驅逐出會議廳。

建製派本來打算在二月進一步擴大「剪布」行動，包括阻止議員在財委會提出臨時動議丶不許議員動議休會。此外，建製派企圖讓更多項目在小組討論後就可直接通過，繞過財委會的大會投票程序。在項大白象基建的撥款議案中，財委會的大會過往是動員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因此建製派希望扼殺這個抗爭空間。但由於懼怕群眾抗爭的壓力會爆發，加在立法會補選在即，建製派暫時收回這些辣招。

如此一來，香港便為日後的惡法和利益輸送鋪平了大道，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丶《國歌法》丶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等等，在議會上的預期阻力將變得極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議員呈請要求討論一地兩檢就未能通過，足見議會被閹割的惡果。立法會主席權力膨脹，動輒可製止議員發言質詢，甚至直接將議員驅逐。天價大白象工程的造價與撥款亦將難以被監察，相當於大開公帑金庫讓財團搶掠。

與之相對的是，本已舉步維艱的親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製等議題將變得更為遙遙無期。建製派如今卻可以反過來利用議事手段阻撓議案提交討論和表決，使他們的立場難以曝露於公眾面前。

面對即將來勢洶洶的惡法，必須加緊組織起群眾力量，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群眾組織，以街頭鬥爭對抗獨裁政府。

傑瑞米柯賓

外判的騙局

政府房屋署亦難辭其咎。作為公共房屋的管理機構，房屋署負責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責任解決相關問題，但它卻躲在外判製度背後，拒絕出面。

外判對工人階級來說就是一場騙局。政府丶官員丶政客們可以躲在背後，逃避責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縱容大財團。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於大地產商，導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對全世界最貴的住房租金。

同時，政府為滿足財團利益而花費巨資推動大白象基建項目，卻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削減開支，更利用民順和工商清潔等私人外判公司來進一步剝削基層工人。

局部勝利

1月5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結束十日的罷工行動。資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資$1,200的遣散費。這比資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許多，不過仍然沒有達到法定的金額。譬如，一名有9年年資工人的遣散費除掉強積金對沖後應得金額約為$14,000，但現在實際上卻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額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資到每月$8,800。

這雖然並非是罷工工人的完全勝利，但可說是個重要的局部勝利。罷工行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並獲得社會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會間普遍對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憤怒。在今年有一萬人參與的元旦大遊行中，罷工工人受邀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方。

這次罷工可能會激發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爭，反抗低薪及愈發糟糕的工作條件。要想準備和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繼續海麗清潔工所未做完的事：組織和建設活躍而民主的工會支部，確保工人自己會領導未來的鬥爭。

香港：北京操縱香港立法會補選

去年，六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今年三月將補選其中四個議席。獨裁中共開始禁止泛民候選人參加立法會補選，令許多人的擔憂變成事實。這是中國政府以逐步的政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一步。

21歲的周庭是香港眾誌的發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參加補選的資格。港島的席位是去年眾誌主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之後出缺的。周庭如果參選，幾乎一定可以勝出。3月11日補選的另外三個席位分別來自九龍西和新界東這兩個直選選區，以及「建築丶測量丶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香港立法會的70個席位有一半屬於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35名議員大多只從大企業和專業團體中選舉產生。

羅冠聰等六名議員在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議員資格。該六人反對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民主權利，所以中國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後製定的一項規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夠「真誠」，取消了他們的議員資格。事實上，宣誓就任時在誓詞中加入「民主」和「普選」等字眼以示抗議，早已成為部分反對派議員的傳統做法。

消滅「激進派」

去年，羅冠聰丶黃之鋒以及另外14名民運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結罪」而入獄。當局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夾擊民主派，以圖令香港的激進派無法再參選。因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

其他激進民主派政黨，也是政治打壓的目標，，其中包括社民連。該組織成員被判入獄丶被取消參選資格，整個計劃就是要阻止他們進入立法會。政府希望通過阻止激進民主派獲取議席而得到宣傳平臺和財政收入，並希望通過將其主要成員判監，就可以鏟除立法會中的激進派團體，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溫和」力量代表民主運動。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發布了一項聲明，以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製為由取消了她的參選資格，而「證據」則是2016年香港眾誌要求「民主自決」的創黨宣言。眾誌和周庭否認呼籲民主自決等同於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們事實上也曾多次與港獨組織保持距離。但北京仍聲稱自決就是港獨，所以同樣「違反」《基本法》。事實上《基本法》並沒有禁止呼籲獨立，也聲稱保障言論自由。在傳出周庭可能會被取消資格的消息之後，眾誌修改了自己網站上的中文版政黨簡介，刪除了「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的字眼。

許多人亦曾擔心另一名泛民參選人姚松炎也會被禁止參選。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資格的六名議員之一。今次他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直到提名期結束前最後一個小時才被選舉主任確認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資格的當天，「政治中立」的選舉主任通過電郵向姚松炎提出四條問題，並告訴姚松炎他能否參選取決於他的回答。問題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會對於宣誓問題的釋法（也就是說他是否認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認同臺灣獨派政黨時代力量所主張的「自主決定的權利」。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臺灣，出席時代力量舉辦的論壇。香港的選舉法例並沒有允許當局對候選人做這樣的政治篩選。

1月29日，選舉事務處允許姚松炎參選。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閘只是當局的策略，以營造政府只是依法辦事的假象，從而避免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簡單來說，在當局看來，眾誌比姚松炎更危險，因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對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為（但並不一定），周庭/眾誌被踢走之後激起反對聲浪，法律界內部和國際媒體亦有反對聲音，令當局不敢接連踢走兩個人。

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禁止反對派參選，不論是「長毛」和劉小麗等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還是泛民頭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壓都代表政府在步步進逼：每次打壓一步，然後停下來等待抗議平息，接著準備下一次打壓。「長毛」和劉小麗失去的席位不會在三月進行補選，因為上訴庭尚未審理他們的案件。

選舉操控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Pasha說：「周庭（可能還有姚松炎）被禁止參選是當局操縱立法會選舉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議員，令2016年立法會選舉超過12%的選票淪為廢票。當局如此操縱補選，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現在這個腐敗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則香港決不會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未來的狀況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立即引發了激烈的抗議。眾誌發出聲明稱，「褫奪候選人資格，剝奪市民基本政治權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據……今次事件是中共對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當前政治打壓的主要目標。他們曾越過保守丶猶豫的泛民政黨和領導人，直接開啟了雨傘運動。眾誌的黃之鋒因為在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法院禁止令，於上周再次被判監。他說政府已經在加強對反對派的箝製與打壓：

「兩年前主張港獨才會被取消參選資格，但現時主張前途自決亦會遭取消資格。沒有人知道北京是否會重新劃定界線，令所有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泛民人士都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黃之鋒的警告。除非能夠夠建設起一場能夠擊退政治打壓的抵抗運動，否則將來反對廿三條丶或者反對人大831決議及其確立的假普選框架的人也會被禁止參選。

步步為營的打壓

當局在今次事件中的聲明充斥著謊言。2016年，羅冠聰並沒有因為眾誌的創黨宣言而被禁止參加立法會選舉，還成為過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後來他只是因為所謂的「宣誓無效」才被逐出立法會。

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當局引入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承諾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有三名參選人因為拒絕簽署確認書而被取消資格。另有兩人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因選舉主任「不信納他們實際上有意擁護《基本法》」，同樣被取消了資格（與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輒）。這五人全都來自支持港獨的本土派。當時當局正在試水溫，所以打擊目標只是一些邊緣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選人還是得以參選。

如果當局在2016年時禁止眾誌成員參加立法會選舉，或者更廣泛地清除「激進派」候選人（例如在當選之後被取消資格的那些人），就會引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進而導致建製派在選舉遭遇大潰敗。在那場選舉中，反對派得票率從56%增加到將近60%，成為建製派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建製派依靠功能組別才得以在立法會內維持40席對反對派的30席。我們當時就解釋說，這樣的選舉結果明顯是受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影響。

「群眾行動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當局竭力想為政治打壓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騙的人越來越少。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王松蓮說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論點以支持其禠奪周庭參選資格的決定，仍無法掩蓋背後的政治意圖：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總部外抗議。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再次呼籲全港罷課罷工一天，只有這個武器才有足夠的力量挑戰日趨嚴厲的威權打壓。上周，浸會大學300名師生抗議，反對校方將兩名反對普通話考試製的學生強製停學。這批抗爭的學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可以通過組織全港罷課，來引領整場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

周庭被踢走之後，民主黨前成員區諾軒可能會代替她參選。但區諾軒同眾誌沒有聯系，而且他的政治立場與眾誌支持者也並不一致。可以說，眾誌支持者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當局拋出一個又一個新的不民主規定以操縱選舉，所踢走的不僅是激進反對派團體，還有支持這些團體的數十萬選民。為了阻止建製派當選，這些團體被迫將自己席位和選民讓給「溫和」泛民，因為後者還沒有被北京篩走，但是許多親民主的選民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丶不支持這些「溫和派」。

在2016年選舉中，「激進派」得到了25%選票（56.7萬票），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團體。它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千差萬別（從溫和左翼到極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獨裁中共的威權統治方面比「溫和派」更具戰鬥性。香港眾誌等團體除了反對現在的威權統治之外，並沒有很多其他的主張。它們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軟弱丶缺乏鬥誌的傳統泛民政黨讓群眾越來越失望。雨傘運動之後，由於沒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讓步，這種情緒更是進一步加重。

社會主義行動的Pasha說：「自雨傘運動之後，政府明顯製定了一個策略。他們利用政治篩選丶取消資格丶政治檢控和判監等一系列手法，企圖拿走抗爭路線的社運人士開刀，繼而扼殺整個民主運動。這也是為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做準備，從而將香港政治製度徹底『大陸化』。只有堅決的群眾抗爭，例如罷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陰謀。」

如何重建群眾鬥爭？

自從這場威權打壓攻勢開始之後，泛民領導人只是在口頭上抗議，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反擊行動。他們是在繼續雨傘運動時的做法──當時他們一面勉強地表示「支持」雨傘運動，另一面提防「激進主義」丶想辦法遏製運動。

泛民也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補選。盡管很明顯當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縱選舉結果，泛民卻仍把補選當做一場普通的選舉。當局的打算是，就算建製派參選人沒能勝選（六個席位中有五個是建製派幾乎不可能勝利的），也不能讓這些席位落入「激進派」手裏。

因為選舉主任是以香港眾誌的政綱為由踢走周庭，所以實際上等同於整個眾誌都被禁止參加選舉。由於對局勢缺乏清晰的認識，許多社運人士對此感到震驚。泛民花了諸多時間閉門討論「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後備參選人，而不是去發動群眾抗爭，也沒有警告人們補選受到操縱，而且這將成為未來立法會選舉的「新常態」。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議員資格之後僅僅一周，我們就警告說，補選會被政府操控，所以盡管補選很重要，但我們不能把它當作鬥爭的主要或者唯一焦點：

「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中國勞工論壇，2017年7月21日）

實際指揮政治打壓的獨裁中共，不想看到補選推翻去年清洗立法會的成果，因為這會是令中國當局難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勝利的群眾有可能向威權統治發起進一步挑戰，例如反抗現在政府對大學校園民主權利的打壓以及廿三條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對民主的打壓，唯一的辦法是建設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而且這場運動必須看清當前政製的真面目丶並得出必要的結論。雨傘運動盡管具有巨大的潛力最終卻失敗，是因為它一面倒迷信占領行動，好像單靠占領就足以打敗中共獨裁政府。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運動都沒有就罷課罷工進行過認真討論，例如從學生罷課開始，進而建設全港罷課罷工，要求這個非民選而且操控選舉的政府下臺。

這場運動也需要提出以下訴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選舉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現時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立法會；組建為工人階級丶也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政府，施行徹底的社會改革，興建可負擔的公屋丶實行租金管製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資，並徹底打破少數資產階級富豪對香港經濟的掌控。這樣一場運動會像核爆一樣撼動中國，鼓舞久經壓迫的中國群眾加入反抗威權統治的鬥爭，然後局勢會徹底改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聲援香港。去年10月，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等，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立法會淪為人大

政府發動二度DQ，取消香港眾誌周庭的參選資格。政權明顯並非針對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殺在民主運動中走抗爭路線的黨派，只讓與政權妥協的反對派作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傘運人士，其中包括兩個抗爭派組織（社民連和香港眾誌）有望成為參選人的年輕人。統治階級務求徹底消滅激進派的力量。因此，民主運動需要將行動升級，作出最有力的還擊。

如果現在民主運動只是呼籲選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選人，是遠遠不足夠的。因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於對立法會掌握更大的操控權。候選人參選的門檻將會繼續提高，抗爭和發聲的空間將會越收越窄。所以，民主運動的策略不能被動，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為鞭策，重建反威權的民主鬥爭運動。

兩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議「港獨」的候選人參選，今天政府指控眾誌主張「自決」即為「港獨」，而阻止他們參選。日後他們可以指控任何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候選人都是顛覆政權，而剝奪他們的參選資格！政府任意演澤是否「擁護基本法」的意思，今後任何反對廿三條立法丶反對國歌法丶反對八三一假普選，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剝奪參選權。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資格的話，將會開了一個壞先例，讓政府在下一輪補選中梁國雄和劉小麗也很可能會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罷課罷工

現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現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反擊行動的話，政治打壓將會更為猖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行動迫切需要升級。當務之急是要發起全港罷課一天，作為有力的行動挑戰威權統治。前幾天，浸會大學數百名學生遊行，反對政治打壓兩名抗議普通話考試製度的同學，實際上也是反對威權統治的一環。浸大事件可以成為一個中心，其學生可以成為建設全港大罷課丶引領這場鬥爭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取消參選人資格
●恢復六名議員職務
●釋放所有政治犯
●反對廿三條惡法，打倒中共專政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社運組織聲援香港。去年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傑瑞米柯賓

外勞集會抗議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集會，到印尼領事館外抗議印尼政府對外傭的新政策，並高呼「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印尼政府早前通過的新例，強製工人額外購買保險。印尼政府一直漠視在港外傭受到中介公司嚴重剝削的問題，亦沒有改善外傭工資低丶長工時等問題。現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會主義行動亦有響應號召參與，並發言指出印尼政府與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籲本勞外勞團結抗爭。

香港：外勞組織起來 捍衛自己的權利

香港有35萬名外籍家務勞工，其中大多數來自印尼和菲律賓。近年來，外勞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本地勞工運動越來越有組織力，取得了可見的效果。她們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處境，但仍然受到「現代奴隸製」的壓迫。違法濫收仲介費丶工作時間過長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隱私等問題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勞組織KOBUMI成立三周年。社會主行動的GW Jones參加了她們的慶祝活動，並采訪了KOBUMI的負責人Umi Sudarto。

問：成立KOBUMI的目標是什麽？

答：我們努力推進外勞議題。KOBUMI向那些與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發生沖突的外勞提供建議。另外我們也向印尼政府進行抗議，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勞的處境。

問：KOBUMI有哪些獨特之處？為什麽要組織自己的團體？

答：或許其他人認為我們特別，但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會像NGO那樣依靠其他組織的資助。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作為外勞我們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學習和抗爭。所以我們的時間很少。我們每天24小時都在雇主家裏，只有一天可以出來組織和抗爭，這對於外勞和KOBUMI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問：你認為外勞抗爭在過去三年裏發展如何？

答：過去三年的狀況是挺好的。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過去有許多外籍勞工不了解自己的權利，但現在她們正在學習。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加入組織，但她們願意抗爭，當中有些人會加入組織，這點非常重要，而我們的目標就是吸引她們加入，從而一同抗爭。但是即便她們不加入，我們也會支持她們的行動。

這是香港外勞運動良好的進步。香港政府已經提高了外勞工資[編者註：從10月開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這還遠不夠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盡管許多組織正在連結一起丶一同爭取進步的改革，外勞的處境還沒有真正改變。

問：你認為對於外勞來說，今後一段時期的主要議題是什麽？

答：對於外勞來說，特別是對於印尼外勞來說，印尼政府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對外勞的管製。 [編者註：外勞普遍受到雇傭仲介的剝削。仲介非法濫收費用，令外勞背上沈重債務。政府對仲介嚴重缺乏監管，而且處罰非常輕。]

而且必須要說的是，在印尼存在著侵占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問題。許多外勞就是因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來到香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問：你可以談談你同社會主義行動的合作經歷嗎？

答：我非常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在許多方面對我們的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為我們提供了物資丶議題和知識。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會主義行動一起抗爭時，我們的力量強化起來。我們看到了層面更廣的議題，不只是外勞所面臨的問題，例如「什麽是帝國主義」和「什麽是資本主義」。這些更大的議題直接聯系到外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謝謝你參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紀念和同我們的談話。

所謂「初選」浪費了動員群眾反威權的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考慮派出鄧美晶作為代表參與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初選，並一度與民主動力討論初選製度及安排。然而經過連串討論後，最後決定的初選機製相當不公平丶不民主，我們決定不會參與其中。我們之所以反對現今的初選機製，不是考慮到自己勝算的高低，而是顧及到整場民主鬥爭的利益。反威權運動本來可以運用初選及正式補選作為動員群眾的平臺，並通過選舉與群眾討論重建民主鬥爭丶反對政治打壓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現今的初選機製白白浪費了這一機會。

目前初選正在進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運動支持者質疑，因而難以成為動員群眾丶抵抗威權的平臺。這正是社會主義行動當初所擔憂的地方。泛民主流大黨令「初選」變為儀式，方便他們進行幕後談判和政治分贓。

下文是社會主義行動對初選製度的批判。文章於11月中撰寫，並在民主動力的內部會議傳閱。現在我們決定將文章公開，促進對民主運動內部問題的辯論，以助重建一場具有內部民主的反威權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總體上支持非建製派嘗試在選舉協調上達致團結。在2018年3月的補選，顯然極有必要阻止建製派搶奪議席。補選可以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將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民意動員起來，與關註DQ事件的選民連結起來。目前這股力量潛藏待爆，但尚未被組織和釋放出來。政府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企圖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只是全面打壓民主權利的其中一步。補選將會給予港人發聲機會，表達為民主權利抗爭的意願。

然而，初選機製必須民主公平，所有參選人要有公平表達政綱的權利，讓選民檢驗和對照各候選人的政綱，看清誰人的政策最能挑戰政府丶捍衛民主權利。如果要為香港爭取民主，那麽民主運動的內部機製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會主義行動有必要指出，現時的初選安排距離真正民主相當遠。因此我們不得不決定取消參與初選，而為了避免分薄反對派的選票而讓建製派乘機奪得議席，暫時亦不考慮參選正式補選。

1) 所有初選候選人需要支付高達數萬元的高昂費用，並且在補選前全數交付。這個門檻將會排除社會主義行動以及任何沒有大額經費贊助的組織，讓坐擁資源的舊政黨具有優勢。

2) 電話抽樣調查根本就不是初選，而只是以初選為名的民調。這種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沒有嘗試接觸基層反對派民選。國際上有哪個地方以電話調查作為初選辦法呢？在全世界初選機製最先進的美國，各候選人在初選期間會進行廣泛辯論，然後由選民到實體票站投票。我們當然不反對進行民調，但我們反對使用民調來選擇代表民主運動的候選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壓的運動要成功，民主鬥爭必須內部全面民主，並且立足於積極參與的基層人民之上。

3) 現在更有討論到讓區議員占最終計算結果十分之一比重。這是更為不民主的安排，猶如功能組別選舉。我們反對間選，並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選安排極少提到公開論壇，如何讓參選人辯論他們的理念，並給選民選擇誰人可以代表他們擊敗建製對手。

有難民抗爭成功　爭回學費資助

Lawrence是一名難民，參與了社會主義行動在11月22日舉行的抗議，反對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拖延難民兒童的學費資助，令他們面臨被迫輟學的威脅。Lawrence在抗議現場向學資處職員投訴，在一星期後迅即得到對方的回覆，表示會歸還他被拖欠的資助。今次行動的成功，證明集體行動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壓，迫使其回應受壓迫者的訴求。

他原是當地的農夫，因參與政治活動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離到香港成為難民。在港育有兩名分別3歲和5歲女兒的 Lawrence 與伴侶一起住在長沙灣一個100呎左右的劏房單位內。由於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生活非常拮據，只能靠微薄的資助過活。

Lawrence 的女兒在港出生，盡管香港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兒童有讀書上學的權利，但種族歧視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飽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兒辦理幼稚園的入學手續，同時向學資處申請資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處理。Lawrence告訴我們，他不斷地致電處方，並曾8次到辦事處要求回覆，但處方一直以負責人不在為由拖延。今次事件並非首次，Lawrence兩名女兒在2016年被學資處欠交三個月的學費，至今還未成功追回。

由於沒有繳交學費，幼稚園曾向Lawrence發出停學警告信，到9月時女兒被勒令停學。當他感到十分無助時，得悉社會主義行動舉辦抗議，他立即帶同女兒上街。當日社會民主連線及數十名難民都團結一致參與行動。學資處回覆及後，將會批出一整年的學費資助予Lawrence。

對於抗爭換來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興，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等團體舉辦行動，令我們的處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難民仍然面對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貼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貼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費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夠應付所需。」

然而，學資處貫徹政府的官僚作風，在回覆中推卸責任予Lawrence，指他當初沒有提供足夠的文件，才導致申請被拖延。但Lawrence堅稱一早已交齊文件，而抗議後學資處根本沒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見政府部門不願意坦承錯誤，態度囂張！

Lawrence慨嘆道：「政府的政策，令難民生活困苦，令我們更難組織正常的家庭。因我們經常要面對生活上的種種不公平和憂慮，例如學費丶交通費丶居住和生病求診等。即使到醫院求診，醫務人員都懷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處等的批準才可以使用服務。」

「如果難民有工作的權利，我希望用自己雙手去支撐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沒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兒可以在港工作，因為她們是以這裏為家的。」

Lawrence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團結所有受壓迫者，挑戰政府的官僚體製和種族歧視。

二零一八年

元旦萬人上街　 反對威權統治

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行至政府總部，抗議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壓民主與民生。遊行者沿途高喊「反對一地兩檢」丶「反對廿三惡法」丶「反財團壟斷」等口號。在上個月閹割立法會後，林鄭表示因近來遊行人數減少而感鼓舞，態度極為囂張；加上人大常委在遊行前幾天公布一地兩檢的安排，大力踐踏香港僅餘的自治權，明顯是為了展示中共權力。一萬人上街，證明在雨傘運動後群眾的怒火尚未熄滅。

遊行由正在罷工的海麗邨清潔工人帶頭，而各大泛民政黨都有上街。有遊行者指責一地兩檢將為大陸公安在香港執法開先例，「今日西九，明日東九，後日全港九」。隨後政府發言人將遊行說成是「抗拒一國」。這顯然是順承中共的說法，將所有反抗獨裁統治的行動解釋為港獨，從而為繼續鎮壓提供藉口。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總部後，有數百名示威者進入公民廣場，試圖登上升旗臺，與警方發生沖突。林鄭政府聲稱已重開公民廣場，但對公眾集會變得諸多限製，而且廣場內仍有鐵欄封鎖，說明重開廣場只是虛情假意。在林鄭上臺後，政治打壓來勢洶洶，這個所謂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戲，騙不了多少人！

社會主義行動的標語為「今日決定一地兩檢　明日頒布廿三條　打倒中共專政」，以及「打倒威權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我們亦在遊行中宣傳「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支持。遊行開始前，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壓。警察曾聲稱禁止所有團體在該位置進行街站宣傳，比過往遊行進一步收緊。軍裝警察包圍我們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脅要清走我們的物資。我們同其他團體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壓集會空間，最終成功迫使警察退讓。

取消議員資格，修改議事規則，以及人大強行通過一地兩檢，都是在為廿三條立法鋪路。中共的目的是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和反對聲音。如果讓中共的陰謀得逞，林鄭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親資政策丶興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與財團進行利益輸送，而全民退保丶規管工時和增建公屋等有利於窮人的政策就更難實現。

現時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會取消議員資格的補選奪回議席。阻止保皇黨當選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過補選運動動員群眾鬥爭，將之轉化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平臺。現在必須重建民主運動，將行動升級，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才能打敗中共專製統治和富豪獨裁的資本主義製度。

海麗工人罷工　揭露又一外判醜聞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剝削性的私人服務提供商，使作為本港最受剝削的群體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潔工人受到打擊。獲得政府外判合約的民順清潔公司一夜之間改頭換面，以圖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費。工人因而發起本港近年少見的罷工行動。

約20名海麗邨清潔工於12月27日開始罷工。這些工人原本受聘於民順清潔公司。今年10月民順的外判合約完結時，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並藉此文件拒絕支付遣散費。工人被告知假若他們拒絕「辭職」，他們會被調往其他地區工作，這對於本身生活於貧窮當中的工人來說，無疑是沈重的額外交通費負擔。

被「辭職」的工人被接替民順的另一間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潔公司聘請，而新公司拒絕承擔工人在民順工作時所累積的長期服務金。這樣工商清潔公司的老板侵吞了工人們應得的巨額勞工保障。而工商清潔公司的新合約只將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體後來揭發新舊外判公司極可能是同一間公司。有線電視報導指民順和工商清潔的辦公室實為同一地點，而當記者到場采訪時，工商清潔的職員匆匆以一塊布遮著寫有「民順」的標示。

民順公司自2008年獲得海麗邨的外判合約，職工盟估計該公司拖欠工人高達$100萬的遣散費。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網媒HKFP的采訪，指其為民順工作9年，現時月薪卻只有$8,600。她說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費：「我不懂算那個數，他們也沒曾告訴我，我感到被欺騙了。」

一向親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規定。過去老板們利用這個對沖機製來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他們的法定遣散費，海麗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沒有了對沖機製，越來越多的公司也會尋找類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費。

傑瑞米柯賓

試驗場

習近平對中國政權的掌控顯然已經得到鞏固，北京處在一種勝利的氛圍之中，可以說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體稱，中國經濟已經「穩定下來」，中國對於全球的政治影響正在擴大。因此香港成了習近平政權及其代表的中國富豪精英展示實力的第一個試驗場。

現在一系列打壓民主的措施，是為了消滅香港的民主運動。政府一面打壓較具戰鬥性丶較激進的群體，例如長毛和社民連；另一面向溫和民主派施壓令他們屈服，令他們承認完全民主「沒得商量」，並進一步遠離群眾抗議。

泛民領導人已經成了阻礙民主鬥爭的嚴重障礙。他們盲目堅持要同一個不肯讓步的政權達成和解。他們害怕群眾鬥爭。他們參加民主抗議主要是為了壓製運動，阻止「激進派」獲得更大的群眾基礎。

但是即便是這些想要結束鬥爭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這樣做會讓他們失去所有的群眾支持。在下一段時期，當政府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時，這種壓力會升到最高點。

廿三條

2003年浩大的公眾反對行動曾擊敗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條。現在一連串的大陸官員和香港的親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鄭政府重啟立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最近說，推進廿三條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鄭的公開言論卻沒那麼積極。她堅持廿三條立法需要「合適的社會氛圍」。她要考慮香港的歷史和2003年的那場爆炸性運動，而北京並不在意這些「細節」。2003年的那場運動終結了董建華的特首生涯。

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Alex Lo在解釋林鄭的猶豫時說，推動廿三條立法會引發「嚴重的政治災難，甚至會令[2014年]占領運動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的遊戲。」

隨著北京要求實行更多打壓措施，泛民領導人被迫做出口頭上的反對，同時卻未能提供任何領導丶策略或綱領來挫敗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勢。

8月20日，14萬人抗議政府將16名青年社運人士投入監獄。溫和泛民被迫參加了這場並非由他們自己發起的遊行。這次規模巨大的遊行是由四個較小但較激進的團體發起的，包括社民連和反對東北發展的團體。這說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時候，群眾運動能夠迅速創造新的組織和領導層。群眾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類似於2014年，當時青年和學生無視想要拖延和束縛鬥爭的占中「領導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傘運動。「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領導人關系緊密的溫和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為的是讓泛民領導人藉此控製運動，從而阻止群眾投向更激進的鬥爭方案。占中領導人拒絕支持學生罷課和抗議，但正是罷課和抗議點燃了雨傘運動。

為了讓民主運動重新組織起來並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壓，我們必須吸取過去的教訓。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鬥誌，而是一個能夠提出清晰策略的領導層。現在的領導層一再讓群眾失望。

泛民領導人依附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需要中國獨裁政權保護其權力不受動搖，所以泛民領導人拒絕戰鬥性的路線。他們總是選擇妥協，而非抗爭。

我們需要一個由群眾民主控製的新運動，立足於工人階級並向對中共統治日益不滿的中國群眾發出號召，從而聯合起來反對獨裁政權。

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能夠把民主鬥爭中具有戰鬥性的階層吸引到自己這邊，並能夠把民主鬥爭聯系到反對長工時丶低薪和沒有前途的工作的鬥爭；爭取更多的公共支出，從而為群眾提供可負擔的住房以及醫療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費的公共服務。

資產階級富豪和中共官員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有主張立即丶徹底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才是取勝的途徑。

打壓時間表

2016年9月：建製派政黨遭遇了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立法會中的激進派人數增加。本土派首次進入立法會（三席）。

2016年10月：兩名議員因關於「真誠誓詞」的新規定而被取消資格。

2017年7月：林鄭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謂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議員被逐出立法會，包括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允許大陸公安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

2017年8月：重奪公民廣場案和反東北示威案重審，推翻已執行完成並且較輕的判決，16名社運人士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14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政府操縱法庭將社運人士投入監獄。

2017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國歌法，香港將進行本地立法。

《國歌法》如箭在弦 必須憤起抵抗

中國內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執行《國歌法》，港府推動立法顯然在中共指揮下進行的。《國歌法》就落實貫徹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的言論。內地《國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開貶損演唱國歌丶損害國歌莊重等侮辱國家形象象行為非法，違法者處以行政拘留15日，當中如何界定何為「莊重」丶「歪曲」十分模糊，猶如一把利刃壓在民眾的項上一樣，人們日後將以言為諱。

由於中共的政治打壓和操控惹起香港群眾巨大憤怒，產生了對抗中共的強烈情緒，也令香港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在升溫。近年在香港隊出賽的足球賽上，球迷噓國歌已經成為一種抗議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徑「侮辱國歌」為藉口推動國歌法，借機加強對香港的威權統治。

越禁越反彈

但越禁製只會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報告裏顯示在年青人中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更跌至只有3.1%，可見《國歌法》只會激起更大憤怒，而不會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歸屬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場香港對巴林球賽上，噓聲更為熱烈，更多球迷同時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在場外20名警員部署作高度戒備，亦有便衣在場內巡邏，進場安檢明顯更為嚴厲，保安人員特別搜查球迷的頸巾和旗幟，以防有人再舉起香港獨立的標語。保安的加強就是要發揮震懾作用，在球場裏製造恐嚇的氣氛，令國歌法立法的目的更為明顯。

香港足球協會因球迷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罰款和警告。向來充斥銅臭味和腐敗的國際足協，為了維護在中國的足球市場，因此煞有介事抨擊球迷。有些建製政客將噓國歌的球迷與外國搗亂破壞的球迷作比較，要求足協製作球迷黑名單，禁噓國歌者入場。

全面製造恐怖氣氛

建製裏的強硬派政客更恐嚇國歌法將會有追溯力，意味著在立法前曾經侮辱國歌的人都可以被檢控。可見，在人大對議員宣誓條例進行釋法丶並追溯議員宣誓「不真誠」後，已經在司法上打開了缺口，日後更多秋後算賬將陸續有來。侮辱國歌的定義非常模糊，是否逾越法律界線根本十分主觀，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間使用此法律來作為針對抗議分子。法律的模糊亦使人人自危，製造噤若寒蟬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對《國歌法》定義模糊的質疑時，行政會員成員羅範椒芬公開表示市民要「自己執生」！

至於如何才算遵守國歌法？葉國謙甚至提到，奏國歌時必須要站立，以示莊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來。而如果球迷在奏國歌期間集體上廁所也可能構成違法。而全國人大常範徐麗泰則表示對國歌進行二次創作將會違法。此外，警察可以先錄影侮辱國歌的證據，在日後再逮捕「違法」人士。香港街上滿怖監控鏡頭，這意味著言論警察和思想警察將會無處不在。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與國民教育互相連接，一方面以高壓手段禁製巿民表達自由，另一方面軟性地灌輸愛國主義。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達致維穩的國策。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林鄭蕭規曹隨　再推公屋私有化

針對現時基層勞動家庭水深火熱的房屋問題，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裏提出「綠置居」丶「貨櫃屋」等眾多新名詞的政策，但這些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所謂「綠置居」，就是將新建的出租公屋轉為售賣予讓現時居住於公屋或符合申請公屋的「綠表」人士，實際上是廉價版居屋。計劃早於2015年梁振英時代試行，如今林鄭提出將「綠置居」恒常化。

政府指計劃能夠讓公屋住戶實現置業，繼而騰出公屋單位，加快輪候人士上樓時間。這無疑是騙人的說話，政府以出售的「綠置居」取代本來用來出租的公營房屋，變相犧牲了可供輪候上樓的公屋數量，而總體資助房屋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加上房委會收回騰空的公屋單位後，還原單位再編配，需要介乎5個月至超過3年時間，輪候時間只會不跌反增。

再者，「綠置居」更會助長私人市場的炒賣。雖然計劃和居屋一樣設有轉售限製，但短短5年之後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場，淪為炒樓工具。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以5個方向興建過渡性房屋，當中包括具爭議性的「良心劏房」，還有受人註目的「貨櫃屋」等，沒有年輕人對此抱有期望。

地產商優先

施政報告中稱預計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個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預期2019/20年度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現推出「綠置居」後將不足一萬。未計「綠置居」影響，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因此，公屋輪候時間過長的癥結在於興建量過低。

政府奉行「地產商優先」的資本主義原則，多年來實行公私營房屋6:4的僵化政策，確保足夠土地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有剩餘的才施舍平民。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階級的民主土地規劃，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丶每年興建五萬間公屋丶實施租金管製，並將銀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香港政府逼死基層長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連發生三宗疑因照料長期病患的親人或長者而不堪重負所致的弒親慘案。最近一宗發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長期照料患病母親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弒母後跳樓重傷。此前亦有兩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壓下崩潰殺妻的慘劇，令人驚覺香港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護理問題已極其嚴重。

與此同時，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字顯示，香港60歲或以上年齡段的自殺率比歐美國家高出兩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殺。

長者慘劇頻生

同時，全港一共有超過十二萬名獨居長者，當中絕大部份為基層老人，經濟能力薄弱，他們都是極需安老服務的群體。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養的長者，情況亦不容樂觀，一旦患有長期疾病或行動不便，家人的照料壓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慘劇為例，由於母親患病，兒子已聘請兩名外傭幫忙照料，惟仍然難以支撐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經濟能力欠佳的基層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必然更為艱難。

究其原因，離不開經濟壓力與社會環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長者失去可靠的經濟來源，政府甚至喪心病狂得鼓勵七十歲以上的長者重投勞動力市場，以推卸照顧退休人士的責任，同時無視病患長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務丶公營長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長者公共醫療服務都嚴重不足，宿位的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長者在輪候宿位期間過身。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令青壯年勞動者難以承擔照料長者的壓力，低工資固然令供養長者感到吃力，而極高的工時亦大大加重了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壓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務致使悲劇頻生，但卻為財團減免稅項，林鄭必須為香港每一宗長者慘案負上最大責任！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稅，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費的全面安老服務，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並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能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司法覆核故宮：政府假諮詢也懶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將與北京故宮博物宮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博物館。時任政務司司長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當時表明沒有需要向公眾作諮詢，涉嫌違反了相關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連自己製訂的法律也不去遵從，逃避公眾諮詢，擔憂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辦事，還是根本人治。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先例，日後政府可以避開任何監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項目。因此我們決定司法覆核，就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違反法律和行為失當。」

「曾經我對香港司法製度充滿信心，在1月5日入稟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來，我見到高院判決多宗司法覆核案件，實在令人擔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覆核取消六名議員資格，根本是濫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釋法更嚴重侵害香港法治。連多次提告政府的『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資格。香港人是否還能任信司法製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製度並不是存有什麽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無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棄這個平臺，申請覆核丶配合街頭抗爭，也可引起香港和國際關註。我們不求什麽理想結果，也不期望司法覆核帶來什麽突破性進展，但希望國際上能引起關註。」

廢除外勞「雇傭同住」，結束現代奴隸製！

最近有菲藉外勞提出司法覆核，嘗試推翻這條不公義的雇傭同住條例，至今審訊尚未結束。在審訊過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師的言論揭露了剝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則認為，若外傭不喜歡雇主或受到剝削，根本不會想為他工作，與是否與雇主同住無關。但事實上很多外傭根本沒有選擇權！余若海又強調，若雇主違反假期規定，外傭可以向勞工處投訴。然而，勞工處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錢和時間，很多人都沒可能獲得公平審訊。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這次司法抗爭，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製，加上最近法院明顯被大力操控以打壓，所以必須同時組織起外勞的抗議行動，包括遊行和集會，同時爭取本地工人階級的支持以達致團結鬥爭，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壓。

香港政府一直對34萬名外籍家庭勞工奉行種族主義的勞工政策，而外勞「雇傭同住」就是其中一環。香港政府於2003通過法例，強製外傭必須與雇主同住。這是一項種族隔離的政策。政策只適用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家庭勞工，這是針對特定種族丶性別丶階級的歧視。

香港向來房屋問題嚴重，居住環境大多狹窄。外傭被迫棲身雇主家中，往往沒有足夠居住空間及私隱。根據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丶地牢丶櫥櫃丶廁所丶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丶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隱性的種族隔離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2014年發生的印傭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續被虐超過8個月，中間沒有放過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辭退送返印尼始被揭發。

外傭寄宿在雇主家中，老板可以隨意控製工時，事實上外傭每天工時可以長達16小時！與此同時，法例雖然規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規定傭工必須限時前回家，令工人實際放休不足24小時，部分雇主甚至會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傭沒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設施又嚴重不足，中環丶銅鑼灣丶旺角等鬧市外勞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這個政策所直接導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問題嚴重，租金高企，單純廢除外勞「雇傭同住」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外勞與本勞一樣為港付出勞動，政府對於保障社會所有成員房屋需求責無旁貸。政府應取締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傭，並且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仲介剝削，達致與本勞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傑瑞米柯賓

政治清洗各部門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動國歌法和一地兩檢，除了是明刀明槍的硬性操控，也要潛移默化地使意識較落後的港人對中共統治麻木，習慣聽到國歌肅立丶公安長駐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之後，建製派勢要將立法會變為另一個人大。最近全國人大常委副秘事長李飛訪港，公開強調廿三條必須立法。中共的統治邏輯是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以為這樣日後就無後顧之憂。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內可以收效（尤其因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鬥爭），但這只會將民憤積累下去，未來會爆發更大規模丶更激進的民主鬥爭。

政府發動議會政變後，威權之手將會遍及更多部門，包括學校丶法庭丶公務員系統等等。政府下一個目標明顯是學校。中共鷹犬丶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就警告過「學校太多反共老師」。愈來愈多校方受建製壓力下執行政治任務。除了國民洗腦教育，教師授課的內容也會受到政治審查，尤其在通識及歷史科。最近50間學校強製要求學生收看李飛訪港的記者會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領導正沈醉於與林鄭的和解，完全沒有表達抗議，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報告。

此外，政治打壓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劫貧濟富，因為親資政府準備在經濟危機來臨時掠奪工人階級的財富。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過有利財團丶打壓窮人的政策，建製派將於12月修改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其中一招是削弱財委會的權力。雖然反對派本來也沒可能透過財委會阻擋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後連質詢和拉布的權力也會被剝奪。失去了財委會這個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輸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臺，將會少了一個動員丶凝聚群眾的焦點。

林鄭月娥刻意將政治清洗和「打港獨」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製黨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為此負上政治責任。但這種欺騙技倆長遠並不會成功。雖然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現時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比梁振英時期的負凈值高一些，但也不過為16%。11月她發表了「公屋八萬間封頂」的言論，企圖測試群情卻遭觸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論，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見，群眾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燒著，政府的失策失言隨時可以成為引爆危機炸彈的導火線。

統治階級現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壓不代表統治穩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資本主義深刻的危機。建製派不同陣營為保障自己集團的利益而出現統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壓激烈程度──的分歧，因為部分建製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壓會引起民意反彈。香港瘋狂的打壓明顯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務連香港統治階級也感到為難。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對國歌法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全國人大範徐麗泰等強硬派主張國歌法要有追溯力，而葉劉淑儀則反對。社會主義行動對於較「溫和」的建製派並無幻想，而是想指出統治階級分裂證明他們並不是勢不可擋，群眾組織反抗是有可能撼動他們的。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將會傷及政權本身。中港獨裁資本主義是可以打倒的！我們需要的是將運動升級，發起罷課乃至罷工，真正打到專製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們的痛處。

政治迫害尚未完結，需要組織群眾鬥爭

在東北十三人和雙學三子被判囚之後，二十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11月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並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將於明年五月受審。在那次暴力清場行動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證明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成為中共獨裁政權和傀儡港府用來打壓民主運動的工具。如果沒有有力的群眾反擊，就會有更多的鎮壓到來。

政治犯繼續湧現

統治階級一方面猛烈進攻，但同一時間可以看到他們也害怕群眾憤怒會再反彈。目前終審法庭批準了黃之鋒丶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並讓三人保釋出獄，這是法院自七月連串政治打壓以來最大的妥協。這與其他政治檢控案件形成對比，說明政府和法院忌憚對三人過於苛刻的打壓會造成民意反彈，以免群眾情緒再次像8月20日那樣出現反彈，甚至會形成更大規模和更高階的抗爭。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壓發動以來，有很多訊息都看到建製陣營內部就打壓的強硬程度出現分歧。歷史上可見強烈鎮壓最終會引致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這也會鼓起群眾反抗的信心。

林鄭月娥繼續裝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壓的任務外判予法院丶建製派政黨和中共在港機關，企圖欺騙群眾丶軟化抗爭力量。現在溫和泛民領導繼續沈醉於與林鄭政府大和解，完全沒有準備發動有力的抵抗行動。激進民主派實際上站在運動的領導位置，尤其憑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號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誠抵抗威權統治的組織和個人召開群眾大會，製訂下一步具體的鬥方案。

可惜的是，黃之鋒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鬥爭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監獄內的個人經歷。雖然在監獄內為囚犯權利而鬥爭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場運動的路向才應該是焦點。周永康的立場更是後退至溫和泛民的立場。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選之間尋求折衷方案，例如將提名委員會和功能組別民主化，甚至還說到「從官員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選框架就是為了反民主而製定的，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將它民主化。

一系列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的行動是由中共和習近平指揮的。這個被稱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中國大陸推行更嚴酷的高壓統治。他擔心香港群眾的抗爭會點燃內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反抗，這將意味著中共甚至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垮臺。他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轄權」就是一個例證。他決心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在香港實行像內地那樣的專製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抗爭是民主運動的唯一出路，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單靠遊行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而且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讓勞動群眾自己管理整個社會。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連成員，包括已在囚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本刊請到社民連秘書長陳寶瑩，訪問她對現時民主抗爭的看法：

她認為現在已進入威權統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製造寒蟬效應，如教授被威脅移除教席丶立法會選舉以確認書篩走激進派。可能未來只能選溫和派。政府明顯是打壓社民連這些站在最前線的『出頭鳥』。」但她無悔抗爭，呼籲社會更多人站出來。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會清場都失敗，所以最後利法庭的權威來迫傘運結束。」陳寶瑩分析香港政府針對傘運的策略，她指政府鎮壓不果，「當時很多人對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強硬清場做不到，因怕會有反彈。」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請禁製令，以經濟理由聲稱占領馬路令生意受損來要求清場。

全球呼聲——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采訪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團結-人民先於利潤」的國會黨團領導人。「團結」是國會第五大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大大進帳。《社會主義者》雜誌記者訪問Paul Murphy，了解「團結」為何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

記者：先感謝你們對「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支持。是甚麼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權利的問題上發聲？

Paul Murphy：我們黨反對任何的打壓，特別是反對香港政府采取的這種行動，他們是為了消滅所有反對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議員資格，包括資深民主人士「長毛」梁國雄在內，並將社運人士判囚，都是極為不民主的。

記者：請說說你們黨在愛爾蘭的狀況。這和中港的局勢有沒有甚麼聯系？

Paul Murphy：團結成員，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選地區議員，以及二十多名喬布斯鎮（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錮」。只是因為我們在一場和平的靜坐抗議中，為了反對政府掠奪社區的緊縮措施，攔截了時任副總理的座駕。示威者也反對受居民憎惡的水務稅，這是另一項打擊工人階級的緊縮措施。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法庭訴訟很嚴重。一經定罪可被判終身監禁。

愛爾蘭政府誣告我們，是為了剝奪群眾的抗議權利。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令他們在水務稅問題上受挫。政府面對侮辱性的挫敗之後，想要使民眾從此對抗議產生恐懼。「團結」和其他答辯人以及當地社運團體成功組織了一場名為「喬布斯鎮無罪」的運動，最終我們被判無罪。那份判決撼動了全國，同時也讓工人階級更有信心反擊愛爾蘭建製的緊縮方案。

喬布斯鎮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壓有很大的聯系。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正處在危機之中，貧富懸殊達到歷史高點，工人們正在反擊，所以資產階級會繼續將鎮壓升級以維護其統治。

記者：愛爾蘭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做過甚麼？它和中國的關系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愛爾蘭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貿易和大企業的利益置於人權之上。如果有利於愛爾蘭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就會對反人權的行為保持沈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亞公投的立場上愛爾蘭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當愛爾蘭政府袖手旁觀時，愛爾蘭工人則站了出來。與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階級的深厚傳統。「團結」堅守這種傳統。「團結」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選議員資格的行為顯然是選舉舞弊。我們會盡己所能幫助中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民主權利。

全球呼聲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羅爾的社會主義者及少數民族平權分子）：我們從社會主義行動那裏得知了香港民主權利受到嚴重打擊。我們很肯定，香港政府對於民主權利的打壓是受命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近幾十年來，這個政權一面殘酷鎮壓爭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卻無恥地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你們的鬥爭需要我們所有人的支持，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亞墨爾本性小眾運動者）：10月12日，我們在墨爾本地鐵公司（港鐵持有部分股分）總部外舉行抗議。這是為了聲援香港的工運及民運人士。我們想揭露港鐵作為香港專製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資產階級串通中港政府，打壓民主權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和作家）：「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具有全球意義。我們支持你們，因為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遍布全球。香港當局也有一部分存在於瑞典，也就是港鐵。港鐵是斯德哥爾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們會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壓，並發起新的抗議，聲援你們的抗爭。

抵抗打壓　唯有群眾鬥爭

它想要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製，並壓製這裏群眾的民主抗議的風氣。最近更製造輿論，揚言要就廿三條立法。這條國安法將會把所有反對中共政權的行為視為非法。

獨立

青年們日益增長的港獨情緒令中共政權感到害怕。鎮壓必然會帶來反彈，但是獨裁政權沒有學到教訓。它覺得武力和恐嚇可以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從大概三年前，由於北京更強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沮喪情緒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權統治，港獨才開始得到群眾支持。梁振英被稱為「港獨教父」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據說精神失常的人會重復做同樣的事，卻希望會有不同的結果。對於獨裁政權來說，就是采取更嚴厲的鎮壓。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繼任者林鄭月娥）將支持獨立的本土派趕出立法會，並迫害許多社運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這成了更廣泛地打壓民主運動的樣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動員丶如何組織認真的政治鬥爭。右翼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失去了鬥爭能力，所以他們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壓的目標。但是本土派組織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港獨意識的終結。相反，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反對中國的情緒甚至正在變得更加強烈。沒人會對此覺得驚訝。

國歌法

政府以「周而復始」的打壓來應對港獨情緒的增長：不斷鎮壓丶不斷威嚇。10月1日，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全國人大通過了國歌法，對於「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加以嚴厲處罰，最多可判入獄三年。人大已決定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進行本地立法。

親北京的右翼建製政客公開說要像「殺豬殺狗」一樣殺死港獨支持者。他們希望這條法律設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設置追溯期，那麽在本地立法之後，警察和檢控官就可以對攝像記錄的過去那些「違法行為」（主要針對香港球迷在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提出檢控。現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隊的比賽現場紀錄這些「犯罪」行為。

這是對公共財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費。與此同時，那些真正的罪犯竊取數十億公帑丶操縱政府合約讓貪腐精英大發橫財丶令公眾利益受損卻逍遙法外。

傑瑞米柯賓

二十國抗議 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10月12-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起了20個國家丶22個城市在中國大使館以及香港經貿辦公室外舉行抗議。這是歷史上最廣泛的聲援香港民主的行動。眾多城市舉行抗議，包括臺北丶科倫坡丶倫敦丶柏林丶維也納丶布魯塞爾丶墨西哥城丶裏斯本丶斯德哥爾摩丶巴黎丶紐約丶舊金山丶芝加哥丶吉隆坡丶墨爾本和溫哥華。

印度邦加羅爾的示威者無視警察禁令，堅持進行抗議。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由於法例不容許一人以上的抗議，嚴厲打壓表達自由，所以只有一位勇敢的年輕女示威者在大使館外抗議。

10月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香港記者公布了各國的抗議狀況，並發表了聲明。三位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丶Ruth Coppinger和Mick Barry）錄製了影片，強調今次不是一次性的抗議，而運動只是剛剛開始，並將會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國際壓力。聲援運動的香港支持者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段影片，在三天內就有超過2萬次觀看量。

「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走向威權統治，這個趨勢實在令人不安。」Paul Murphy在記者招待會的影片中說道：「6 名議員在 2016 年選舉中贏得了議席,卻被褫奪資格，包括像『長毛』這樣的資深民運人士。今次分明是選舉舞弊，推翻對政府不利的選舉結果。」

組織聲援運動的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表示，香港最近的政治打壓是史無前例的。她解釋說：「各國的左翼議員丶勞權分子和工會代表組織了一系列國際聲援行動，幫助我們發起這場運動」。當媒體問到國際聲援取得什麼成果時，鄧強調現在只是運動的開始，政府完全有理由擔憂政治打壓會引起全球的關註和批評。她說，全球的基層組織和平民表達聲援，可以鼓舞香港群眾繼續反抗打壓，也能鼓舞中國群眾反抗中共獨裁統治。

政治犯

出席記招的還有社民連前議員梁國雄（長毛），以及四名現任議員，包括工黨的張超雄丶社工復興運動的邵家臻等。聲援運動要求釋放香港的政治犯。港府斷然否認香港存在政治犯，但利用法院重判社運人士入獄（包括許多社運青年和傘運人士）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是為了打擊民主運動丶禁止群眾抗議。政治清洗的主要對象是民主運動中較激進丶較願鬥爭的派，例如社民連和香港眾誌。

10月13日（五）再有20名社運人上庭受審。被告因為在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結果全部被判有罪。在香港高壓氣候之下，判決結果是意料之內的。法庭將於下周宣判刑期，相信20人裏大多數會被判入獄。

媒體報導

《蘋果日報》丶《東方日報》丶《南華早報》和美國政府的喉舌《美國之音》也作出了報導，連結請見文末。「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發起了聯署，有超過15個國家的議員丶左翼政黨和工會分子參與聯署。聯署者亦包括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生組織領袖。聲援運動呼籲更多人聯署，尤其是參與群眾鬥爭的個人和組織。.

鄧美晶說，尋求全球工人和左翼組織支持是自然不過的，因為建製政黨和親資政府都支持中共政權，與獨裁者合作。Ruth Coppinger在影片中也表達了相同意見，她說：「各國政府對中國當局的批評少得可憐，因為他們更看重商業利益，而非人權和民主。」

巴西：工會聯盟抗議香港的政治打壓

巴西工會分子在10月13日（五）投票贊成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左翼獨立工會聯盟（CSP-Conlutas）在聖保羅州蘇馬雷市舉行了全國大會，約有2千名代表參加。大會投票贊成簽署「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信。聯署信要求香港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並讓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復職，同時也指出：「正當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時，政府卻諷刺地高舉『法治』」。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代表教師工會的Jeferson Faccin動議大會支持聯署。與會代表舉手通過動議後，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300萬成員

CSP-Conlutas由250個組織組成，代表約300萬名巴西工人，其成員包括製車業、金屬業、建築業、交通業、教育界、醫療界和銀行業的工會，也包括無地農業工人和無家可歸者的群眾組織。「有拉美第一大國這個重要的工人群眾組織支持我們，實在令人非常高興。」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全球聲援香港」運動的召集人鄧美晶表示。

「我們昨天成功發起運動，組織了全球20個國家抗議中港政府的打壓，現在就得到了一場民主大會的表達的聲援。」鄧美晶補充道：「面對中港民主權利大倒退，各國親資政府都不敢作出批評，十分可恥。巴西工會對我們的支持，證明全球工人階級才是我們的盟友。」

「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家長聯盟昨（22日） 發起「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問題。

約百人舉起寫有過去兩年間74個學童自殺日期的黑布，赤腳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以悼念過去兩年自殺的學生。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支持。

大會的訴求包括希望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學童自殺問題丶落實休整日丶及小學社工常規化。發起人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希望林鄭月娥正視，而非忽視問題。家長聯盟亦於上周發起聯署，譴責林鄭月娥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漠視學生自殺的言論，至今已經有超過120個團體及超過4000人參與聯署。

現為小學社工丶也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的陳虹秀指出，現時教育局沒有小學常駐社工的規定，而即使部份小學有社工，也形同「打雜」，會被指派分擔其他工作例如代課丶監考丶派飯等，而且一班有太多學生，連記住他們的名字也很困難，令學生得到的支援很不足。

參加遊行的麥小姐指，是教育製度的問題令這麼多學生自殺。她身邊朋友的子女每天都有很多功課，周末也要做，時間比成人上班還要長，而且課程愈來愈難，往往小二丶小三的題目連家長和朋友也不懂。她希望廢除小三BCA。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此次遊行，同時認為必須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並對社會製度實行徹底的變革，才能改變現時對學生壓迫性的製度，給予兒童及年青人真正有希望的未來。

【香港立法會公聽會】兒童貧窮問題嚴重

11月4日早上，立法會內舉行「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討論香港貧窮兒童的人權狀況。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趁此會議舉行前，於立法會外發起抗議行動，要求政府正視跨代貧窮丶捍衛兒童權利，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丶開徵富人稅和抗議政府漠視兒童發展等。抗議行動上有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和他們的子女一起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指出，香港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製造更多的貧窮問題，受貧窮困擾的不止本地家庭，在港滯留的難民更是被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所害，有七歲的難民兒童不能上學讀書，那些原本可以助兒童就學的金錢被政府虛耗至建設大白象基建上，實在令人憤怒。社民連徐可儀就指有兒童在劏房內成長根本難以接受，呼籲要捍衛兒童權利。

在「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公聽會上，多個部門如勞工及福利局丶社會福利署丶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等都有派官員出席，但除了前身是民建聯黨員的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在職權上較為有代表性外，其餘都只有一些主任和經理出席。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丶兩名成員和兩名難民成員都積極發言。鄧美晶指：「香港實行的極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貧窮的根源，少數的有錢人利用這個製度剝削大多數人來賺取利潤，普羅大眾就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兒童就是製度下的受害者。」「香港所謂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只是一個神話，特區政府聲稱今年會落實十五免費教育，讓公眾有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政策，但原來只是涵蓋部分幼稚園，換句話說並不是免費，是欺騙公眾！」她續指出沒有公營幼稚園服務下，私營的幼稚園每年加學費，令基層父母要每月繳交二千七百多元學費，根本難以負擔。

成員Nathan 表示香港公營醫療被批抨為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兩成兒童根本不能負擔醫療開支，公營醫療服務惡劣，基層工人根本無時間精力虛耗在散慢的公營醫療，最終被迫使用昂貴的私營的醫療系統。

另一成員 Griffith 提到樂施會和中文大學的研究報告，約三分二的貧窮家庭面對饑餓和營養不良的情況。貧窮家庭已經需要從所餘無幾的積蓄裏，去抉擇應花在購買食物還是購買藥物之上了。

成員 Juriyah 是一名難民，育有一名就讀幼稚園二年級的五歲女兒。她向著官員說：「我們被迫依賴政府的經濟援助，因為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那些援助只有每人每月 1,500元，1,500元可以在港找到什麼樣的居所？我住在深水埗少過100呎的劏房內，每月的月租需要4,700元。你教我如何可以負擔？」「每月的幼稚園學費需要2,800元，而學資處處經常延遲三丶四個月批出撥款，因此我常常遲交學費，我怎麼可能有錢先繳交學費？女兒因此差點被趕出校園而不能讀書。」她要求學資處將一整年的學費批出，那可以紓緩她在經濟上的困擾。

另一位成員 Mira 亦是一名難民，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最小的是4歲的女兒，正在就讀幼稚園二年級。Mira 與 Juriyah 遇上一樣的情況，學資處經常拖延批出學費，令女兒差點失學。Mira 說：「兒童應該有權利去讀書學習，但貧窮家庭就沒有這樣權利。」「我的兒子很愛閱讀，但常問我為什麼他不能在公共圖書館借書，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公共圖書館是不容許難民借閱書藉的，那如何談兒童權利？」「社會福利署應該增加我們的租金和食物援助，這是最基本的，如果政府做不到，那就給予我們難民工作的權利！我們都想用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的子女！」

Mira 旁邊站著一名6歲的印尼藉難民女童，會議主席指示她可以發言時，她說出了短短五個字：「我想有書讀。」，頓時整個會議變得鴉雀無聲，震撼在場每一位參與者的心靈。這名女童名字是 Olivia，她因為沒有錢交學費而被踢出幼稚園，自此沒有機會上學讀書，連最基本的讀書寫字也不會，她的個案突顯出政府對貧窮家庭兒童的打壓。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社會福利署和學資處對貧窮兒童權利的打壓，一直無視他們家庭面對種種的貧窮壓迫。我們認為這個公聽會十分重要，因為它可以為受壓迫的基層巿民得到一個發聲的渠道， 有助於建立一個對抗腐敗官僚和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跟進事件，未來定必掌握每一個可以為工人階級爭取到更好權利的機會，以此為目標。

2017：鎮壓之年

由於親中共的港府對於打擊民主的行動正在迅速升級，因此我們發起了發起「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以突顯事態的嚴重性。

社會主義行動與幾個國家的左翼組織和工運分子討論過後，發起了這場運動。旗下的政黨和組織遍布40個國家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運動提供了重大的幫助。

在2017的嚴酷鎮壓中，6名議員被不民主地取消資格，讓建製派得到「超級多數」，得以改寫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以對自己有利，完全違背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選民的意願。去年選舉，投票率是20年來最高，建製派遭遇了嚴重失利，反對派政黨總共得到60%的選票，高於2012年的56%。

激進派面臨清洗

建製派清洗立法會，並不是因為什麽「條例」或者「誓詞」。這些只不過是中共和港府用法律製造煙幕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打擊民主鬥爭中最激進的派別，例如「長毛」。但他們的計劃不會得逞，反而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增加公眾對於「激進派」的支持。

由於害怕群眾的激進化會從香港蔓延到內地，北京向港媒體施壓，使之日趨成為一黨專政的傳聲筒。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降到了180個國家之中的73位。自2002年以來，香港的排名從全球第18位逐年下降。

政府的打壓手段之一，就是愈發公然地操縱法庭。在陸續有來的政治審判案中，可能會有更多社運人士變成政治犯。今年8月，律政司稱225人因雨傘運動而被捕的案件，已經或正在進入司法程序。其中有至少48名著名社運人士，包括戴耀庭等「占中」領袖。

以法治之名

政府打著「法治」的幌子，故意加重對這些著名人物的指控，從最高刑期達五年的「非法集結」到最高刑期達七年的「公眾妨擾」。政府推翻了法庭對黃之鋒和羅冠聰等16名青年社運人士的裁決，使法庭改判成入獄以收威攝作用。阻嚇民眾參與示威之心可謂路人皆見。

人權觀察組織警告說：「律政司異乎尋常地要將社運人士判囚，不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其背後隱藏著怯懦的政治動機，即阻止[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人]進入立法會，並遏止未來的抗議。」

這一說法是絕對正確的，但是政府所針對的不只是香港眾誌的領袖。政府通過相同的手法阻止其他人參選，例如被改判入獄13個月的社民連成員黃浩銘。政府的計劃是將較為激進的泛民政黨和團體篩走丶取消資格，並從財政上扼殺他們。但是，群眾抗爭能夠而且將會打敗這一專製陰謀。

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抗議取消民選議員資格——通過2018年補選建立群眾抗爭，抵抗政府打壓！
全球基層團結起來——資產階級政府和政客已被中國獨裁政府收編，只有人民站在我們一方！

海外同性伴侶上訴得直，獲居港簽證

在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的女同性戀者QT控告香港政府性向歧視，法庭於9月裁定她們勝訴，在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收養人名義獲得居港簽證。

案情指QT與SS早年於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獲得相當於婚姻的權利及法律地位。其後SS獲本港公司聘用來港工作，入境處6年來卻多次以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理由拒絕批準其伴侶QT以受養人身分獲得簽證。其伴侶多年來只能以旅遊簽證留港，期間沒有工作權。

今次QT案件上訴得直，固然令人欣然。不過，對於整個同誌平權來說只是一個小勝利。首先法庭的判決只承認外國同誌伴侶可獲得留港簽證，並清楚指出這並非「本港承認婚姻」獨有的權利。判決變相重申了港府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立場。

再者，裁決的影響範圍狹窄，受惠的只是非常少數，只包括申請受養人資格外國同性伴侶。本地的同誌伴侶完全不會受惠，其婚姻權利依然不受任何保障。而就算法庭會保障在海外註冊婚姻的同誌，也只有較富裕的同誌才能受惠，對負擔不了到外國結婚的基層勞動者同誌來說根本遙不可及。

雖然連同今年4月的公務員同性伴侶享配偶福利的裁決，法庭在同性伴侶權利上看似比較「開放」，但是政府與建製立場依然強硬，不但不承認同誌的婚姻權利，甚至連性傾向歧視條例也反對。

如果沒有群眾鬥爭的話，單靠法庭司法覆核爭取同誌平權，往往只能「擠牙膏」式地逐項逐項地贏取個別同誌權利，亦只有少數同誌有足夠資源可以提告，政府卻可花費大量公帑不斷上訴，令問題一拖再拖，證明單靠司法去挑戰政府的方法並不足夠。同誌的平等權利是政治權利，跟民主權利一樣，更重要的其實是議會和法院外的群眾抗爭，包括在街頭上遊行以至在職場上建立工會。在歐美丶臺灣等地同誌平權的進步都是多年來政治和工人抗爭的結果。

同誌運動應勿忘初衷，同誌遊行不應是商業化的嘉年華，而是一場政治運動，並應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聯合勞動者和所有被壓迫者的議題和抗爭，共同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

在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政治打壓不斷加強，香港走向威權統治的局面。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表現強勢，在國內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強化國家鎮壓機器，亦在大會上表示「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一說出自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的一國兩製白皮書，當時很多中共打手還刻意掩飾其重要性，指控反對群眾「上綱上線」，但今天這句話已公開成為中共對港的統治方針。

傑瑞米柯賓

理大同學：舉辦論壇可能會受校方處分

9月21日，理工大學的學生組織「理事庭」舉辦「威權下的大學管治」論壇，邀請了四位嘉賓，包括法律學者戴耀廷丶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丶嶺大校友關註組鄭司律丶理事庭成員鄭國漢。

鄭國漢同學表示，因為舉辦這場論壇可能會受到校方紀律處分。單憑這點已可以證明威權統治早已在校園出現。臺下多名學生亦表示大專院校的自由空間比兩三年前收窄了很多，例如有理工大學同學因為張貼反對取消議員資格的海報而被校方施壓。

張超雄表示，法院取消了18萬張選票，是一場小型政變。他認為雖然港獨離現實很遠，但大學不可能禁止討論。戴耀廷正被建製派政客威脅，因為發起占領中環而要革除港大教席。他從法律觀點解釋，即使廿三條立法後也無法律依據禁止討論港獨。此外，他表示雖然基本上認同香港正步入威權統治，但卻未肯定香港是否已到了這個階段。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在臺下發言時，表示認同臺上嘉賓所說立法會發生了一場政變，香港的確正進入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正蔓延至校園。但程度如何仍未有答案，視乎這幾個月的群眾鬥爭的力量。如果群眾鬥爭力量大而有組織，可以阻擋政府，相反香港甚至可以進入全面獨裁。他引用加泰隆尼亞例子，當西班牙中央政府警察暴力打壓獨立公投後，學生會將發動罷課反擊，而香港學生可以從中借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理大學生討論港獨丶舉辦政治論壇的自由。我們支持理大學生的抗爭捍衛民主權利。

打倒威權統治！抵抗政治打壓！

重建民主鬥爭，但運動若要勝利，方向一定要改變！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十一遊行中派發的傳單內容。4萬人參加了這場遊行，反對鎮壓，聲援政治犯。

香港已進入威權專製的時代，迫切需要一場有力的鬥爭進行反抗！中共與林鄭月娥政府發動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我們一定要重建民主鬥爭，否則民主權利會大大倒退！林鄭月娥所講的「修補撕裂」是欺騙群眾的。她只是中共的傀儡，必然會聽令於中共打壓民主權利。中共需要一張溫和面孔，掩飾其最嚴厲的專製政策。我們不要對她抱有幻想，也不要被她愚弄。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民主運動要清晰表達一個訴求──林鄭立即下臺！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政府和校方大興「港獨」文字獄，猶如先在學校推行廿三條立法。無論是否贊成港獨，我們都要捍衛言論自由，高呼討論港獨無罪。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如果學生發動全港大罷課一天，可以向大學審查機器及藍絲打手發出有力的警告──我們不會將民主權利拱手相讓。

不但是袁國強本人，整個司法製度現已被中共控製。我們不能幻想司法製度會為我們捍衛民主權利，現在要靠的是群眾鬥爭！政府害怕群眾，害怕專製政策會激起新一波運動爆發，就如2014年那樣。8月20日出現了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令政府內部出現猶豫和分裂，因為對於推動專製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出現分歧。

如何挑戰香港的新威權政府？

重建民主鬥爭是捍衛我們權利的唯一方法。8月20日的遊行展示了潛力。我們今天再次上街，但下一步如何走？但單單像一些泛民代表所說的「堅持下去，等待轉機」是不足夠的。港人一次又次證明，他們願意響應號召，支持群眾行動。一場嶄新的民主運動需要處理以下三點：

•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罷課罷工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丶最重要的武器。香港民運領袖從沒有嘗試過丶甚至沒有好好討論過罷課罷工；

•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丶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的鬥爭。

我們能否打倒中共獨裁體製？

若要勝利，香港民主鬥爭一定要清晰了解其任務：打倒中共政權。否則就要接受今天香港威權統治的現實，出現更多政治犯丶更多選舉操控丶更多政治鎮壓。中共獨裁者永遠不會自願放棄對香港的控製權。歷史經驗證明，民主權利不是賦予的，而是奪回來的。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只想與中共妥協，寄望中共會自我改革丶自願讓步。他們想限製運動的規模，避免運動過於激進而失去他們的控製。但世界歷史證明，獨裁者只能被推翻，而不能被「教化」。

但是一個人口750萬的城市，如何對抗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呢？唯有將鬥爭蔓延至香港以外。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主義分子。若要勝利，我們一定要明白香港的鬥爭不只是香港的事，而是全世界對抗1%富豪的專製統治。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和香港這麼多億萬富翁身居政府職位。中港兩地都存在爆炸性的社會危機。中國群眾與香港人忍受著同樣的苦困，包括政治打壓丶長工時丶剝削丶居住危機和汙染空氣。所以事實與香港本土派所講的相反，內地群眾是香港人的天生盟友，可以聯合起來鬥爭，共同反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

香港本土派從來不認清現實，他們反對內地人的族群歧視丶反對團結性的六四集會（指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等立場，對民主鬥爭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現在運動中有一股渴望「團結」的情緒，甚至那些之前「不可調和」的本土派也開始談起團結。雖然我們希望團結，但不能因此而放棄討論本土派的政治立場對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族群歧視丶山頭主義丶支持右翼新自由主義政策等。

罷課罷工曾經創造歷史

香港民主運動至今尚未取得勝利，另一原因是單靠遊行丶甚至占領都不能成功，而要有更有力的鬥爭武器──罷課罷工。我們要從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現正發生的事件中汲取經驗。在當地的勞動人民和青年，不論是西班牙人還是加泰隆尼亞人，都聯合起來鬥爭，爭取舉辦獨立公投的權利，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中共式暴力鎮壓。在9月28日，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學生，在社會主義行動在西班牙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大規模的一天罷課，抵抗政府的鎮壓。

有組織的罷課罷工是最有力的抗命武器，一旦擁有經濟權力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可以有效癱瘓政府和經濟的運作。因此，罷課罷工無論在今天的加泰隆尼亞，還是多年前在南韓丶巴西和南非的反專製鬥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如果出現罷課罷工，也會撼動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心臟。

資本主義與威權統治密不可分

香港的財團與中共獨裁體製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希望專製製度會幫助他們擊潰群眾運動，也希望更大力控製政府，推動更多親商政策，例如最近林鄭就為財團大幅減稅。所以，若果民主運動要全面勝利，就一定要打破資本家對政製的操控丶以及對經濟的操控。

如果爭取民主而不挑戰資本權力，就相當於綁起自己一只手與人打架。要做到如此，就要將政府的政治打壓與重判政治犯，與為財團保駕護航的惡行連結起來，例如建製如何反對租金管製丶八小時工作製及全民退休保障。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工人階級替代方案，向富人徵重稅丶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將大財團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擺脫財團的經濟操控。在中國和香港，我們要一個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的新民主政府，推動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取代暴虐的極權資本主義政府。

如果你認同社會主義行動，請加入我們。歷史是在我們一方的！

至少二十國發起抗議，聲援香港政治犯，反對取消議員資格

Lorenzo Rodriguez是墨西哥「獨立民主農場勞動者工會」的總書記，有份參與今次聯署，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者，包括愛爾蘭國會團隊「Solidarity-People Before Profit」的六名議員，還有從印尼到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社運分子，當中包括了現任議員、政治異見人士、以及政治犯的家屬。

聯署信表達了「聲援香港、中國乃至全球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也批判「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聯署是10月12日起全球聲援香港行動的其中一環，也是非民選的港府開始清洗立法會、取消六名議員資格的一周年。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是行動召集人之一。她就事件背景解釋道：「政府取消了議員資格後，就開始對香港民主運動發動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攻擊。今年政治審判越來越多、重判示威者，並多番打壓言論自由。」

政治犯

「但香港也出現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鎮壓，像是在8月20日，在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13個月的幾天後，有超過10萬人上街，震驚了香港政府。

她說：「只有群眾反抗才能停止鎮壓，但是香港的鬥爭也需要國際支持。國際聲援也可以改變香港民主鬥爭的願景，使運動不再聚焦在香港一個城市。為了贏得勝利，現在愈來愈需要將鬥爭全球化，尤其是是我們正在對抗的是全球最大的獨裁政府。」

16人在2016年曾被判社會服務令而毋須入獄，但政府在八月覆核刑期，使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令他們成為香港的第一批政治囚犯。

越來越多的政治審判

另外20名社運人士被控於雨傘運動中占領旺角時違反法庭禁製令，將要上庭受審。這20名答辯人之中包括了社民連與香港眾誌的成員，恐怕當中至少數人將被判入獄。建製派的目的是將示威罪名化，令民主運動噤聲。這是中央政府給予港府的政治任務。

香港與中國

「這場全球聲援行動也將香港民主鬥爭扣連至中國。」鄧美晶再說：「如果中國的體製不改變，香港根本不可能贏得真民主。只要一黨專製還存在，香港就會從所謂的「局部民主」轉向威權政體。」

她說：「鎮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政權害怕香港的民主抗爭會蔓延至中國大陸。所以某方面來說，他們也讓我們知道，如果要反抗政治鎮壓就需要做什麽。」

代表左翼組織、工會和社運的抗爭者，將會在倫敦和布魯塞爾等城市的代表港府的機構，例如中國大使館與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進行抗議。

鄧美晶：「在10月12日，將會有橫跨各大陸的20個城市舉行抗議，當中包括科倫坡、溫哥華、維也納、莫斯科、柏林、裏斯本與吉隆坡。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望運動會一直發展下去。」

視頻《反對港府政治迫害》

10月12日，全球有23個城市發起示威，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這場運動由「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組織，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在推動運動開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多個國家的左翼社運分子、議員和工運領袖一同進行了網上聯署。

從三藩沖、溫哥華到科倫坡和吉隆坡，都有聲援人士在中國大使館或香港經貿辦事處外舉行抗議，要求港府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操縱選舉，並讓被取消資格的民選議員復職。

10月13日，香港法院宣判了另外20名傘運人士有罪。被名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當中有許多人可能會像之前那16名社運青年一樣被判入獄。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布了上面的短片，由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和社民連長毛主講，觀看量已達數萬次。

傑瑞米柯賓

下一次反國教如何勝利？

現在就要準備另一場更反國教運動。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抗暴青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抵抗政治打壓。五年前，梁振英政府企圖強行推行國民教育科洗腦政策，令一眾學生與家長不滿，尤其是中學生反對的聲音與力量最大，引發十二萬人日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十天，最終成功迫使政府擱置方案。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亦被視為反國教運動的代表，為日後成為香港重要的政治勢力奠下基礎。當年梁振英剛剛上任，這場壯濶的運動讓群眾給梁振英一個下馬威。

運動需要由下而上

然而，當梁振英表示擱置國民教育，作出些許讓步時，反國教大聯盟（包括學民思潮和泛民組織）突然未經與群眾商討而解散運動。政府在隨後多年不斷地嘗試將國民教育的相關內容滲透入各科之內，可見2012年的勝利並不徹底。

在運動過程中，教協遏製反國教運動的政治化，不願意呼應群眾對吳克儉和梁振英下臺的要求，極力想之置於其控製下。當時的運動絕對有可能繼續升級，徹底取消國民教育，並擴大戰線至更廣大的社會層面挑戰政府和製度。學生無從提出獨立的綱領和策略，只能依附於泛民和教協的策略之上。

後兩者實際上主張與政府妥協，但學生沒有與之切割。學民思潮卻以維護學運「純潔性」作為借口，繼續只讓自己壟斷的控製權，拒絕使運動受到群眾由下而上控製，窒礙了群眾自我組織的發展。群眾運動只停留於政總集會的階段，而未能號召起罷課行動從中進一步擴大學生的組織力，並號召基層群眾參與。

私有化陰謀下醫療體系崩潰

今夏爆發的流感高峰期，已經有約360人已因為流感死亡，而在疫潮爆發期間，香港公立醫院整體內科病床使用率一直處於104%的飽和水平，部分醫院更高達 150%，而急癥室輪候時間更加高達15小時。

就算非疫潮時期，香港公共醫療醫療系統一直處於飽和狀態。以專科門診新癥為例，最短的兒科也要等約20星期，而最長的骨科更要輪候超過184星期，相當於3.5年！急癥室爆棚、看癥輪候過長成為了香港醫療的新常態。正所謂對癥下藥，立刻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理應是迫在燃眉的事情。不過，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卻大開倒車，推動醫療私有化。

醫療融資、強醫金與自願醫保

面對公共醫療資源短缺，政府自2000年代起開始討論「醫療融資」。所謂的「融資」，實際上就是要社會大眾自己出錢，負擔起本來應由政府承擔的醫療責任。

政府最初提出「強醫金」，想仿效強積金那樣強迫所有勞動者將部分工資（原本建議3-5%）用來購買私營的「醫療保險」，來應付自己日後的醫療支出。 「強醫金」方案後來在社會一面倒反對下不了了之，不過政府的替代方案就是「自願醫保」。政府透過「規管」、「優化」 醫療保險行業，希望鼓勵民眾購買醫療保險，轉而使用私營醫療系統。

因此，無論強醫金抑或是自願醫保，說到底政府就是試圖讓民眾增加使用私營醫療服務，變相推動醫療的私有化、商品化，以利保險公司和私營醫療機構。

當然，要讓民眾更「自願」使用私營醫療，最陰險的方法就是讓公共醫療服務變得更加不堪。這就是為什麽去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案中，削減了2.5億的經常性醫療開支。 2014年，全港有2.76萬張病床，比2003年還少了831張，這是名副其實的緊縮政策。

香港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約2.8%，不但明顯低於歐美國家普遍達8%至9%的比重，甚至連中國的3.1%也不如。而現時香港有接近1.4萬名醫生，當中在衛生署和醫管局工作的醫生，約占全港註冊醫生總數四成，只有5,000多人，但他們正為全港9成市民提供住院服務，意味這4成醫生需照顧全港9成住院病人。單看公立醫院的求醫人數與醫生比例，現時每1,000個病人僅有0.67名公立醫生，遠比發達地區水平的1000:3要低。

公立醫生過少，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比私家醫院的待遇差太多，不但由於人手短缺而工作壓力巨大，而且薪酬亦比不上，每月不問超時多長皆統一津貼為3,500元，沒有超時補水。因此，每年公營系統都會流失大量人才到私人市場，這亦是政府可意推動私營化的結果。

停止私有化　醫療民主公營

既然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資源太少，為什麽坐擁近萬億財政儲備的政府卻坐視不理呢？歸根究柢，資本主義政府與資本財團勾結。假設公共服務妥善並滿足社會需求的話，資本就少了一個圖利的行業，所以政府要抑公營以利私營，要勞動者把血汗錢上呈給醫療集團與保險公司。醫療私有化的結果，就是買不起醫療保險、負擔不起看私家醫生的基層病人，長期輪候得不到醫治，醫療私有化根本就是殺人的政策。

醫療本身應是民眾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社會主義者主張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並開征富人稅來提供資金。要立刻增加公共醫療的床位及醫生人才，亦需要將私家醫院及醫療集團全面公有化，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從新大量聘請私人執業的醫療人員，才能滿普羅大眾日益增加的醫療需要。

親北京政客威脅要「殺死」港獨支持者

香港的民主權利正面臨一場由親北京政府精心組織的前所未有的攻擊。最近幾個月裏，當局已經判16名青年活動者入獄，並利用站不住腳的「法律」借口將6名民選議員逐出半民選的立法會。

8月份有十幾萬人遊行反對鎮壓，但是親政府陣營也在加緊對親民主陣營和民主權利的猛烈攻擊，特別是對於港獨支持者。

隨著中國專製鎮壓加劇並蔓延至香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支持港獨，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六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25至39歲的群眾中有21.9%支持香港獨立，比2016年的23.9％有輕微下滑。但顯然，建製派和主流媒體將「港獨」妖魔化的激烈運動效果非常有限。

香港大部分親民主政黨反對獨立。一些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雖然采取模糊的立場，將其列為「選擇之一」，但沒有提出系統性的策略來實現它。

盡管如此，親政府陣營卻不斷利用「港獨」議題來為更猛烈的鎮壓提供借口，這與北京當局的民族主義叫囂有關。

9月份開學時，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支持港獨的橫幅，引發了廣泛的關註和爭論。其他幾個大學隨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橫幅。在親北京建製派的壓力下，校方強硬地移除了橫幅並誓言懲處張掛橫幅的人。

號召罷課一天

親政府陣營將橫幅事件當作限製校園政治活動的借口。領導抗議反對打壓的學生活動者已經受到紀律處分的威脅，而且校方也在竭力限製學生會的活動。學生以及其他反對派的言論自由、政治思想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正面臨威脅。

校方所采取的措施沒有法律依據。香港目前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宣傳或討論港獨。但這顯然是統治階級中更瘋狂的一翼所想要改變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堅決捍衛學生和所有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就像在此刻的巴塞隆納，我們認為討論獨立是民主權利，而不是犯罪。為抵抗新的打壓，學生要在校園內積極組織起來。大學生罷課一天會是對政治打壓的最有效回應，因為可以通過罷課發動進一步的群眾抵抗。正在動員罷課以捍衛加泰隆尼亞的民主權利的西班牙學生聯盟為我們提供了鏡鑒。

利用支持獨立的活動者（例如香港「本土派」）為鎮壓提供借口，是中國當局慣用的伎倆。取消六名民選議員的資格、推翻去年9月的選舉結果，就是從踢走青年新政（一個小規模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的兩名本土派議員開始的。政府通過打擊這兩人來試水，而事實證明兩人絲毫沒有抵抗的準備。

看到公眾沒有強烈反應，而且主要的泛民主（自由資產階級）政黨袖手旁觀，建製派便有信心擴大攻勢。它把槍口轉向激進泛民派，清洗掉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等另外四名立法會議員。

藍絲集會

9月17日星期日，支持政府的「藍絲帶」（包括一些黑幫）組織了一場集會。這些就是中國和香港政府用來（有時是雇來）騷擾和恐嚇民主運動的力量。他們未來有可能變成身披中國民族主義旗幟的準法西斯勢力。

在這次集會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親政府人物叫囂要「殺死」支持港獨的活動者。何君堯補充說：「殺豬殺狗沒什麽大不了」。律政司後來聲稱，何君堯的公開言論並不是煽動暴力！可是與此同時，和平的民主抗議者卻因所謂「煽動暴力」而坐牢。

何君堯也在對2013-14年「占中」運動的著名人物、自由派教授戴耀廷進行政治追殺。何君堯認為，不應該允許戴耀廷在香港大學教法律，因為他宣傳公民抗命。何君堯發起一項要求開除戴耀廷的聯署，據稱有8萬人簽名。

另外，戴耀廷也因為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指控（包括「串謀公眾妨擾罪」）而在9月19日星期二受審。開審次日，戴耀廷和另外8名傘運活動者在法庭上被指控了更多罪名。

戴耀廷和另外8名共同被告可能會被判入獄。監禁判決正變成香港政治審判的「新常態」。香港高等法院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中國當局的鎮壓機關的一部分。在這些最新的案件之前，已有16名青年活動者於8月份被判入獄，刑期高達13個月。另外還有至少40宗政治審判秀正在準備之中。政府意圖將民主鬥爭斬首，特別要消滅其中最激進的成員，例如社民連和以學生為主導的香港眾誌。

中國的麻煩

中國獨裁政府指揮的香港鎮壓，與對內地異議人士更為殘酷的打擊相呼應。

香港是一個「半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對自由的新聞傳播、部分公開的選舉以及集會和言論自由等權利是數十年來的群眾鬥爭贏得的。雖然選舉製度會保證建製派在立法會中占多數，但在本屆立法會選舉（2016年9月）中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的席位得到增加。這成為政府開始系統性反撲（政治反革命）的啟動信號。現在就連泛民領導人也說香港已經變成了「威權統治」。

北京顯然擔心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可能會擴散到中國大陸，進而激發內地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要求。盡管中國當局對外展示其巨大的權力和經濟實力，但「共產黨」黨國及其「核心領導人」習近平面臨著一系列可能造成毀滅的挑戰：如山的債務負擔、迅速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全球緊張局勢加劇以及爆發群眾騷動的可能。

當局害怕香港頑強地捍衛民主權利（就像今年8月20日多達十四萬人遊行聲援被判入獄的青年活動者那樣）可能會引發全中國的政治劇變。

社會主義者譴責當局迫害戴耀廷等泛民主政客和活動者。我們發起了多場抗議反對香港的鎮壓，而且也在組織一場全球運動聲援民主鬥爭。我們正在準備全球抗議日的活動，時間是10月12日星期四，也就是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的一周年。socialistworld.net網站將持續報道運動的最新進展。

但同時我們也指出，不幸的是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遏製了群眾鬥爭，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害怕更「激進」的力量會奪得領導權，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的「溫和」立場能夠贏得一些民主讓步並同中國獨裁政府達成協議。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如今前所未有的鎮壓表明，與獨裁政權達成「協議」的唯一可能就是徹底放棄香港的民主權利。

只有戰鬥性的群眾鬥爭才能打敗目前的猛烈鎮壓。鬥爭要想成功，就需要以完全民主的製度取代中國和香港的獨裁統治，但只有與腐敗的資本主義和1%億萬富翁的獨裁統治果斷決裂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傑瑞米柯賓

新聞稿：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抗議律政司政治檢控

在律政司的刑期覆核之下，法庭重判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及3名沖入公民廣場的學生領袖，明顯是要對反建製示威者作出報復。據傳媒報道，律政司內部反對覆核，惟袁國強一意孤行，而袁國強對此並無否認，令選擇性檢控的政治意圖更加明顯。

主審法官楊振權對雙學三子在判辭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彌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實際上，真正的歪風是中共和政府肆意以法治之名打壓民主！政治迫害正在加劇，年輕人因為追求理想而被判監，政府更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院。

在多宗暴力攻擊傘運人士的案件中，親建製分子都被法院輕判甚至逍遙法外，但律政司完全沒有向法庭要求加刑。在雨傘運動期間，裝修判頭張偉明駕車直闖旺角占領區，僅被判罰款2000元及停牌半年；保安員馬希郁在占旺區打爆天拿水樽，再手持打火機揚言「大家一鑊熟」，威脅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僅判囚半年；2014年10月25日的「藍絲集會」，多名記者被毆傷，當中三名被捕人士更是獲無條件釋放。律政司都沒有提刑期覆核，明顯是親疏有別，對反政府分子就嚴刑峻法，對親政府分子則從輕發落。

習近平早年提出三權合作論後，現在更強調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企圖加強對香港的司法及立法機關的操控。在律政司的泰山壓頂之下，法庭早已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香港所謂的「法治已死」，淪為全面的習近平人治。從處理議員DQ案、一地兩檢、刑期覆核案，都見到律政司成為了打壓民主空間、迫害反建製人士的工具。

為了阻嚇公眾對判決進行批判，袁更指有心對司法機構進行攻擊，甚至有建製聲音指批評法庭會構成「藐視法庭罪」。事實上是建製當局藐視我們的言論自由！8月20日的14萬人遊行是自傘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展示了香港民眾的憤怒。面對中共與林鄭政府有部署、有計劃地全面打壓民主，我們需要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抵抗行動，集結更廣泛的組織和民眾，在820的遊行之上將運動升級，聲援所有政治犯。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否則將會有更多政治犯被重，令香港陷入全面獨裁統治的時代。

我們的抗議訴求：

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
立即撤銷對所有示威者的檢控
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

200人遊行聲援在囚政治犯 　高喊袁國強下臺

9月3日，抗暴青年陣線與社會主義行動發起遊行，聯同社民連、香港眾誌、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十數團體，約200人下午從中環終審法院出發，遊行至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辦公室，抗議律政司早前對東北及傘運示威者共16人覆核刑期，並與法院合作將其全部判監。種種政治迫害證明香港正進入獨裁統治的時代。

遊行人士沿途高叫「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袁國強下臺」、「假法治，真人治」等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兩名成員鎖上手鐐頭銬，身上掛著「唱錯國歌」、「批評法官」的「罪名」牌子，諷刺香港的司法大陸化。這是首次有香港非建製派政黨喊出特首林鄭月娥和律政司司長下臺的要求。

部分被囚政治犯，包括嚴敏華、朱偉聰的家屬代表都有出席，而社民連曾健成亦代表政治犯郭耀昌轉達訊息。其中嚴敏華的母親感激大眾的支持和聲援。而郭耀昌的代表讀出其獄中的書信，提到希能夠像過去南韓政治犯一樣，不斷再有抗爭行動、不斷升級，社會大眾會一直支持聲援下去。

另外，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陳誌全、朱凱迪以及被DQ的「長毛」梁國雄亦有出席。梁國雄在發言時展示一張建製派晚宴照片，袁國強、是次主審法官楊振權與民建聯陳曼琪一同出席，是公然「三權合作」打壓民主。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則呼籲市民繼續捐款，支持被DQ的四名議員以及黨派的運作經費。朱凱迪則表示會在立法會對袁國強作出不信任動議，陳誌全則表示支持。

發起人鄧美晶提到8月20日有超過十萬人上街聲援被囚16人，顯示反映社會大眾非常憤怒，現時應該升級抗爭運動，不能讓民氣消散。她並提出928雨傘運動三周年將會是很好的上街抗爭契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製訂全民抗暴日，討論罷課罷工等行動升級的方案。

至於抗暴青年陣線的代表Pasha則表示，青年學生應該發揮抗爭前鋒的角色，組織起來並由下而上建立校園的罷課委員會，以發起一天的全港大罷課為始，繼而發展至全港的抗暴運動。

最後，遊行人士及團體輪流發言後和平散去。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製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製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製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誌。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製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製，而法治製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製。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製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復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製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製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倡議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中文大學生因為掛起「港獨」橫額而被校方強行拆除，之後理工大學、教育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樹仁大學亦有出現港獨標語，被政府強烈譴責。十大校長會更發起所謂「反港獨」連署。建製派亦向香港大學校方施壓，企圖開除傘運人物、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教席，作出政治清算。在所謂開放自由的學府裏，廿三條國安法實際上已經推行。所以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

中共及林鄭發動了連串政治打壓，包括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重判16名政治犯、推行割地兩檢政策、訂立國歌法，現在更將打壓之手伸入校園。 8月20日十四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抵抗政治迫害，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對中共專製政權還擊的歷史性機會。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抗暴青年陣線，為推動、組織罷課作準備。

行動升級　建設罷課

單靠8月20日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過去幾年，年輕人都是鬥爭行動的先鋒，今次通過罷課，帶領運動升級！罷課是有一個有力的抗爭武器。我們走進中學及大學建立罷課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通過委員會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而不是依靠得到教授或院方的允許。

如何組織罷課？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青年抗暴陣線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以下僅為行動指引，實踐時會因具體情況不同，可以與我們持續討論：

1.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一開始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午飯時間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行動包括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擴大罷課委員會至其他班級/學系同學

5.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製造織熱氣氛。召開記者會，號召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各罷課召開大會決定罷課日的具體日子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在2014年我們就曾經在將軍澳與三間中學學生組織午飯時間的遊行，迫使校方退讓。

抗暴青年陣線主張：

•討論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停止清算傘運人士，捍衛戴耀廷教席

•無罪釋放政治犯，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割地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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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教材湧現，國民教育重臨

林鄭月娥上任後洗腦教育已準備還魂。她首先任命一個備受爭議、擁有著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最後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近月，教育局推出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評立場處處維護建製，妖魔化公民抗命，誤導學生。有教材稱，「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也有教材比擬不倫，扭曲「公民抗命」的意思，例如「富商為了公義，決定不遵守法律對獨立屋的建築限製，私下擴建豪宅，並以公民抗命為辯護借口」。

教材也指公民抗命有可能會對社會秩序造成大亂，明顯教育局已經為其定下立場並向下一代去灌輸。在通識科的教學示例中，提議教師應「提示學生宜從正面態度出發，並考慮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況」，以免使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感有負面影響。

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暗地裏將國民教育分拆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

習近平七一訪港時，對特區政府表示要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所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最近亦開腔表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隨後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洗腦教材，內容明顯維護建製，令人窺探到國民教育已準備重臨。僅僅推行教程並不足夠，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歸咎教師「反共」而令青年敵視中國。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教師，不難想像政府還將會規限教師的教學自主，務求令教師緊縮黨中央的教學路線，要達至此目的就要清洗教育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