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進一步行動

現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采取進一步行動。香港和北京政府覺得無心戰鬥的泛民領導人會讓局面冷卻下來，所以他們打算先捱過這段群眾憤怒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而應該把握住現在這個歷史性的機會重建民主鬥爭。但是這需要一個清晰的計畫來升級群眾行動。

在8月20日的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和抗暴青年陣線派發了數千份傳單。

這份傳單概括地介紹了我們對於如何重建民主運動和下一步應該采取什麼行動的建議。我們的橫幅和材料著重說到應該號召罷課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行動；至少以中學和大學為起點，將各方面的鬥爭聯合起來，並采用一種新的方式（罷工罷課）去爭取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行動還強調，我們需要把民主鬥爭同反抗資本主義（它造成了住房危機和生活水準下降）的鬥爭聯系起來，也要同中國的反獨裁鬥爭聯系起來。

蔡若蓮上任　洗腦教育重臨

新政府林鄭月娥公布新一批副局長的人選，最備受爭議的是有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事件令人回想 2012年政府銳意推行國民洗腦教育時，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的畫面。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 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丶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這次任命呼應著林鄭月娥指需要重推國民教育的立場。林鄭月娥早前宣布要重推國民洗腦教育，此次更要擴展至幼稚園學生，而初中課程就會有中國歷史科並變成必修科目。這些課程都與中共的愛國宣傳工程緊密扣連。

蔡若蓮一直以來就是親建製的代表，她亦曾擔任親中福建中學的校長，經常與中聯辦官員交往，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蔡若蓮去年自稱「獨立」身份去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教育界議席，其政綱支持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丶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盡管最後落選，但現在卻得到政府的加冕，令人猜測那些政綱根本不是面向選民，而是刻意為了今日教育副局長一職而鋪路。任命蔡若蓮消息一出，已有教師於網上呼籲聯署反對，短短兩星期內聯署人數已經達1.7萬人，顯示出她在業界如何不受歡迎。

葵青區讀書的中學生Anson表示：「如果文革丶大躍進丶六四屠城丶劉曉波事件都不提，那麼國民教育教會教什麼呢？是否只教我們共產黨有幾偉大？是否要我們擁護共產黨？唱紅歌？真正的國民教育應該要講政權的過失，否則就是偏面的洗腦教育。中共口講法治，但無法無天……所以我旗幟鮮明反對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被分拆推動

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政府暗地裏分拆國民教育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丶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丶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近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訪時，不滿青年視國家為敵人，並將之歸咎為教師「反共」。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不難想像推行國民教育之後下一步就是清洗教育部門，要令持有獨立政見的教師噤聲。

又一次反洗腦教育運動 ?

林鄭月娥是名符其實的CY 2.0，重推洗腦教育是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個部署。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青年抗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反對洗腦國民教育，抵抗政治打壓。Anson滿懷鬥誌說道：「現在要凝聚學生力量，進行抗爭行動，如果政府不聽我們訴求，就要動員已準備好的人馬進行罷課，以及號召老師罷教。我們更要引申至其他社會議題，例如房屋丶標準工時丶最低工資，才有可能引起全港罷課罷工。」

澳門風災是人禍

8月23日，強臺風「天鴿」吹襲廣東南部沿岸地區，香港與澳門幾乎遭受正面吹襲，當日懸掛最高級別的十號颶風訊號近五小時。香港雖遭受到一定的損失並造成121人受傷，所幸情況並不嚴重。然而一水之隔的澳門，其傷亡與災情卻令人震驚－共10人死亡，超過150多人受傷，市內多處地區嚴重水浸，更令人錯愕的是竟造成全市水電供應中斷整整近一天才陸續恢復，全市徹底癱瘓。黑沙環的千萬豪宅「寰宇天下」風災後玻璃大窗盡碎，畫面觸目驚心。承建商是中國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令人擔憂中資企業已把豆腐渣工程輸出至港澳甚至更遠地方。風暴過後，澳門政府請求駐軍協助救災，是港澳主權移交後首次解放軍離開駐地執行任務。及至行文之時（8月26日），災後的清理工作仍未完全完成，一個密集而現代化的城市遭風暴如此重創，實屬罕見。

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局長馮瑞權災後在一片指責聲中請辭下臺，批評主要集中於指責其臺風訊號發布時機失當－－澳門雖然比香港距風暴路徑稍遠，但所處的位置卻比香港離風暴中心更近，理應更早及更謹慎地作出準備，然而澳門卻在23日早上9時才發出八號風球，比香港整整晚了超過兩個半小時，以致於絕大部份澳門工人明知風暴臨近仍不得不硬著頭皮出門上班，而剛到達工作場所卻又被告知八號風球已掛可回家避風。但市內天氣環境已極其惡劣（澳門政府稱「天鴿」是53年來吹襲澳門的最強臺風，創下了澳門市內持續風力的最高紀錄），不少人因而被困於工作場所或住所以外的地方。10名死者中有五人就由於海水倒灌造成嚴重水浸丶而被困於地下停車場內或商店的地下倉庫內，被沒頂的洪水活活淹死。可以設想，假如風暴訊號能及時發出，讓民眾提早回家避風，這些慘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曾於2003年受臺風「派比安」吹襲時，市內天氣惡劣，但天文臺堅持只掛三號風球，被批評只為照顧商界利益不願讓民眾停工避風，置民眾生命安全於不顧，而澳門這次的訊號延誤則釀成了更慘重的傷方和後果。

然而更令澳門民眾對政府不滿的，是政府對災害應變的無能。澳門與香港同為亞熱帶的港口城市，每年平均受三四個海洋風暴影響，理應防災經驗豐富且準備充份。但澳門政府各部門對這一個直撲澳門的風暴似乎毫無警覺，據稱政府災前根本沒有在各部門做好協調與溝通之工作，連預先疏通渠道都沒有進行，進一步引發市內水浸加劇，損毀珠海往澳門的供電系統引發大規模停電，觸發災難的骨牌效應──電力中斷令通訊系統效率驟降，造成救援部門失能，供水機組因停電和水浸而停轉斷水。而這些城市運作的關鍵位置竟然沒有應急後備能源系統！民眾遇險求救無門，直至次日淩晨，澳門特首崔世安才發表電視講話，更令飽受折磨一整天的民眾感到氣憤，由此可見此政府的日常運作是何等松懈。

澳門政府此前似乎一直沒有計劃面對一場波及全城的災難，使各部門的人力物力足襟見肘。澳門人均GPD居世界前列，但其面對風災的應對能力顯然遠遠不足，臺風過境時救災隊伍人手與裝備俱見不足，失去了大量救援時機，大量報導指出遇險民眾往往要苦候三四個小時才盼來救援人員，而即使救援人員到來，可能也沒有足夠的排險裝備去展開救援工作。此外，災後的善後前展也相當緩慢，災後三四天市面仍未完成清理，垃圾丶雜物丶碎片丶積水隨處可見，加上風暴過後天氣炎熱，疫癥風險大增，以致於澳門政府甚至要求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創下港澳兩地主權移交以來首個先例。

過去澳門一直被中共視為「一國兩製」的模範，社會上整體風氣偏向建製，建製派亦在社會各方面包括議會中取得幾乎壓倒性的優勢與控製力。但社會中仍暗流洶湧，如在2014年曾爆發過反離補法案示威包圍立法會以及我們報導過博彩業基層工人組織抗爭等。而這次風災加深了對政府的民怨。曝露了澳門政府對災難應變之無能以及應變部門資源嚴重缺乏，我們支持港澳及中國內地共同民主鬥爭，我們支持居民組織救災委員會自救，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此外，通過由受難者及其家屬丶居民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風災中人命傷亡的責任，懲治失職和腐敗的官員和財團，要求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建立優質的災害應變救援隊伍，整頓市政設施，確保當地民眾面對災難時的安全。

政府企圖將劏房合法化

七月初，林鄭新政府成立不久，剛剛入閣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說到今年將推出所謂的「良心劏房」計劃，即由社會團體租入舊唐樓單位，改裝成劏房後以市價轉租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以應對長久未能解決的公屋短缺問題。政府不思加快公屋建設，反而以劏房來搪塞群眾，無疑是繼梁振英減少公屋建設數量之後，香港住房政策又一次倒退。

香港已連續七年成為全球房價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令普通勞動者難以負擔，而且私宅租金也節節攀升丶最近連續7個月創新高。與此同時公屋落成數量卻遠達不到需要。目前香港公屋輪候冊數字已將近30萬人，但是政府計劃未來10年修建的公屋單位卻只有28萬間。到今年6月底時，平均上樓時間已增加到4.7年，單身人士更是遙遙無期。在住房危機之下，許多底層群眾不得不居住在逼仄的劏房（人均面積不到50呎）甚至籠屋之中。香港現有約9萬間劏房，住戶約二十萬人，而且這還沒有算上工廈和商廈劏房。

今年年初，一家投資資訊機構推出課程，教授業主如何用「合法劏房」賺取更多租金。該機構大言不慚地說，與其任由業主不依消防條例和樓宇安全亂殺，不如教業主合法劏房，與政府的新政策如出一轍。可見所謂的良心劏房也只會讓業主賺得更多，而住戶仍然不得不蝸居於狹小的房間之內繼續苦苦等待上樓。而且政府在變相將劏房合法化的同時，卻無意禁止無理逼遷丶濫收水電費丶呎租甚至高過獨立單位等劏房住戶常見的問題，等同於幫助業主壓迫租戶。

陳帆聲稱政府無力在短時間內解決公屋短缺問題，可是親商的港府卻花費大量土地和公帑修建大白象工程（陳帆同時也是機場三跑諮委會主席）。現在正引發群眾怒火的西九高鐵總站占地11公頃，而且周邊盡是豪宅。最近被判以重刑的十三名示威者是因為反對新界東北工程而被捕，公屋只占該工程所用土地的6%。可見政府的說法只是借口和謊言。

社會主義者主張取消所有大白象工程，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興建公屋丶改善公立醫療和教育丶施行租金管製以及其他有利於普通勞動者的項目。同時亦要將地產商及銀行公有化，置於民主管製底下，才能打破富貴權貴的經濟權力，從而沒收所有空置住宅提供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但是如果林鄭政府成功地全面鎮壓香港的民主權利和民主運動，將香港從半民主變成完全專製，那它將更肆無忌怛地施行親富豪丶反工人的政策。所以社會主義者呼籲在職場丶社區和學校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組織，民主地討論和決定如何反擊林鄭政府的一連串政治打壓，通過積極鬥爭爭取有利於底層群眾的政策。

反對國歌法　抵抗白色恐怖

中共政府對民主權利發動的進攻已經停不下來。當局加強嚴刑峻法，配合愛國主義的言論及思想箝製，以圖消滅任何冒犯專製政權的行為。

內地國歌法的草案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以歪曲丶貶損方式奏唱國歌，可以被公安拘留15日！所謂「莊重」丶「歪曲」丶「貶損」等字眼定義根本極為模糊，使人人自危而噤若寒蟬，變成一種由政權任意使用的鎮壓工具。但是，惡法在香港會引起廣大民眾的反感，特別是因為近年的專製打壓令港人抗拒中國的意識愈來愈高漲。2015年港中大戰奏國歌時，有球迷噓國歌表示不滿，香港足球總會曾發聲明指事後被國際足協罰款約7.7萬港元。

內地的《國歌法》草案列出，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又要成為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並且硬性規定每間學校每日升掛國旗，每周舉行升旗儀式。可見，林鄭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也勢將以此為指導。國歌法亦會打壓創作自由，例如由黎明主唱的流行曲《全日愛》，開首就插入國歌的旋律，作曲及編曲的雷頌德曾公開說過，該首歌是「擺明玩國歌」。在國歌法立法後勢將變成違法。

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全面壓製民主空間，所作所為已經到了歇斯底理的程度。但是因為林鄭政府比中國更直接地受到社會壓力，所以一部分建製派對於鎮壓不斷升級仍心存猶豫，因為他們擔心激起大規模群眾反抗會威脅到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乃至整個製度。所以中共不斷下達的指令強硬打壓民主，無疑會令部分建製派感到疑惑和不滿，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就公開表示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中共這種做法長遠來說會加劇建製派內部分裂，為林鄭政府造成更大危機。

主張與林鄭政府大和解的泛民主派，已經表示不會根本性反對國歌法，也不視國歌法為政治打壓的措施。郭榮鏗原則上同意有《國歌法》，只要「確保港人自由不受剝削」！ 如果套用這思維在廿三條立法之上，泛民主派也將會不戰而降，只會哀求中共推行一個較寛松的立法。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終審法院裁決梁遊翻案無望

青年新政兩名議員（遊蕙幀及梁頌恒）早前被法院取消議格，其上訴被終審法院駁回，斷定了翻案無望。梁遊表示不打算參加補選。去年全國人大常委事後解釋基本法，指明議員宣誓若果「不真誠」丶「不莊重」就會喪失資格。今次終審法官以遊蕙幀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並且將China讀成「支那」，而梁頌恒宣誓時手持聖經丶但手指呈交叉狀，來證明兩人宣誓不真誠。這是用非民選的法院來取消群眾在去年九月投下的選票，無異於政變。

終院的決定具強烈的政治意味。今次法庭確認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有淩駕性及追溯力，對香港而言是災難性的。淩駕性的意思，是終院法官馬道立在庭上多番重申，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製的」。而追溯力的意思，是中共日後任意改變法律並作出秋後算帳，例如日後國歌法通過後，法院可以重新檢控那些在球賽中向國歌喝倒采的球迷。

另外4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只有梁國雄（長毛）打算上訴。但今次裁決將會成為案例，可預計其餘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申請上訴時更大可能被駁回。而建製當局盡量想將所有空缺議席的補選安排在一起，以有利建製派可以當選，因為如果在同一區內有兩個議席補選，很大機會是建製和非建製派各取一席，使建製派有機會取得。

今次是行政丶司法及立法機關三權合作夾擊香港的民主權利。政府已經通過政治檢控使香港眾誌的羅冠聰不能參與補選，也通過法庭的巨額訟費使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破產，甚至可能再用確認書阻止「違法」前議員補選。立法會迅速追討梁遊二人180萬薪金。中共企圖全面操控法院，法治崩壞，人治當道。上訴和補選雖然都是必要的抗爭手段，但關鍵在於群眾有組織的鬥爭才能抵抗政治迫害。

傑瑞米柯賓

14萬人上街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由社民連丶香港眾誌丶大專政改關註組丶東北關註組等團體發起。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遠遠超出主辦單位的預期。在短短不足一星期號召如此龐大的人數，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

8月20日的遊行具有多個歷史意義。英文《虎報》寫道今次是「第一次大規模反對法院裁決的遊行」，可見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公具，將會令公眾不再視法庭為「獨立」機關。另一點很重要的是，遊行是由規模較小的激進派政團發起的，而泛民主派只是被迫跟隨。這證明了社會主義行動自7月14日取消議員資格事件發生以來一直強調的一點──如果「激進派」領頭發起行動，可以得到群眾回響，故此他們不應該感到要依賴溫和泛民才能獲得支持。今次社民連掀頭發起了自2010年五區公投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

此外，外勞團體亦參與了示威行動，足見民主運動不僅是香港人的事情。同一時間，林鄭月娥政府的官員卻在舉行大食派對，突顯了統治者的傲慢並與群眾脫節，亦可見當局低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翌日，林鄭月娥強硬回應示威群眾，表示政治檢控的指控「全無理據」，又表示沒有存在政治迫害及政治犯。

港府及法院對民主權利的一連串重擊，先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丶推動高鐵一地兩檢政策丶重判16名政治犯。香港政府及法院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地全面鎮壓民主運動，並以為自此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令反對聲音消失。但群眾沒有如政府預料中的泄氣，反而更展示了不屈的鬥爭丶不妥協的精神。證明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方案的話，可以將這股力量凝聚並引領至撼動體製的方向，對中共專製政權作出有力的還擊。

北京及港府的盤算是，既然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局勢會再次緩和，因此通過淡化事件以圖安然渡過風浪。現在機不可失，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的歷史性機會。我們不應讓群眾鬥爭的民氣消散，但現在需要提出一個清晰的行動計劃。

雨傘運動之後民主鬥爭陷入了一段低潮時期，各場遊行集會的人數大減，年輕人出席的比例亦大大降低。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群眾的義憤和鬥誌不但沒有消失，而是因為未有一個強有力的平臺讓其組織起來丶表達出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堅定的領導，讓群眾相信是可以掀起新一場大規模鬥爭的。此外，今次遊行由激進民主派團體發起，溫和泛民並沒有作為動員的核心，比過往的大型遊行中低調得多，可見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之外的行動仍可具有巨大的號召力！相信現在溫和泛民感受到巨大的群眾壓力，被迫延緩或更低調地與林鄭月娥「大和解」，甚至要重新投入鬥爭之中，以免失去群眾支持。

行動升級的好時機

今次遊行鼓起了群眾信心，但應該只是反擊的開始。單靠這場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單憑林鄭回應的言論已經知道中共的強硬態度。所以要達到抗爭的目的──釋放全部政治犯丶恢復被取消資格議員議席丶取消一地兩檢──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並公之於眾前。

現在需要的是一場應戰大會，號召所有反對專政的社運組織丶政黨丶工會及個人參與，具體製訂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我們認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接受Hong Kong Free Press訪問時的說法，現在需要包納不同政治光譜的團體重建民主鬥爭（HKFP，8月21日）。運動內部必須具備全面民主，讓所有團體丶所有人可以就如何重建運動作出提議。過去由少數泛民黨派壟斷丶欠缺內部民主丶排擠其他團體參與的壞作風必須被徹底改變。

製訂928為全民抗暴日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以8月20日遊行的成功作為基礎建設下去。9月28日是星期四不應該只是重覆今次的遊行，而要有新的行動。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為了吸引更多工人參加鬥爭，我們還應該提出8小時工作日和全民退保等訴求。正是親富豪的不民主政府和半民主立法會一直拒絕實施這些有利於勞動者的政策。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全港抗暴日若要成功，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而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作出警告──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然而，如果在一次遊行之後沒有升級行動，民氣並不會無限期持續下去，甚至因為一次遊行沒有結果而感到失望，讓政府有可能作出更嚴厲的反擊。

泛民丶本土大團結？

面對專製政權的全面打壓，近年反建製勢力碎片化，群眾不想重覆雨傘運動時反建製力量分裂及內耗的景況，並各非建製派系團結行動，壯大抗爭的力量。然而，行動上的團結並不代表不容許各團體在運動內民主辯論丶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需要一個民主的平臺允許從下而上民主討論及決策，才能達致行動上的團體。容許民主的辯論，並且對待不同議案采取開放態度，不會弱化鬥爭丶而可以強化鬥爭。

在8月20日的遊行裏，一些團體表示要與本土派大團結，連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甚至表示今次是「泛民本土派合作好開始」。但是，我們不能掩蓋本土派過去對民主運動的破，他們煽動種族主義，分化鬥爭的團結，對左翼發動惡毒攻擊，專搞派系內鬥，攻擊其他非建製團體，並杯葛六四集會等大型行動。這一切客觀上往往幫助了政府陣營，並讓當局有了鎮壓的籍口。

本土派抱有親財團的民生立場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丶租金管製等政策。此外，他們鼓吹排外與族群仇恨來分化中港兩地團結鬥爭，讓中共將香港民主運動抹黑為與內地人敵對，削弱內地群眾對運動的支持。他們過去以惡言甚至暴力手段攻擊其他非建製派團體，使民主討論根本不可能發生。例如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本土民主前線抹黑長毛襲擊。本土派目前因為組織潰散丶士氣低落，因而暫時溫和化他們的反動主張，藉以獲得「庇護所」。如果他們錯誤的右翼種族主義立場和鬥爭手法只會再次窒礙民主鬥爭的發展。現在，即使他們參與運動，最多也只應跟隨我們，彼此作出明確劃分的界線，並不為彼此的政治立場或行動負責。

國際聲援行動

三名前學生領袖被判入獄之後，政治檢控引發了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內的國際聲援。一些國家當局相繼譴責中共與香港政府打壓民主的做法。美國國會和中國委員會指北京當局正在利用司法製度打壓新世代民主運動。

來自國際的壓力和曝光固然理應受到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不應信任親資政客及政府，也不應寄望這群政客是反中共專製的可靠盟友。他們過去30年來大體上與中共合作丶支持中共，並與中共進行貿易。

真正的國際聲援應該是向國外勞苦大眾及青年尋求支持，而不是那些當權的政客和企業家。在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中，一些青年示威者向英國領事館請願，又向白宮遞交聯署，但是最終沒有從它那裏得到任何具體回應。但今次本土派似乎又會重覆這些沒有結果的行動。在更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綁架的李波與桂民海分別擁有英國和瑞典國籍，但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出面譴責中共的野蠻行徑。而且這些政府也正因為施行反工人丶反民主的政策而受到本國群眾的憎惡。

像美國共和黨及英國保守黨的右翼政客長期對中共打壓民主及人權的犯罪行動緘默不言，現在為政治犯發聲，不過是因為他們面對群眾的壓力。

香港民主運動是包括歐美在內全球群眾抵抗反民主政策的一部分，它真正可以依靠的國際聲援來自其他國家面臨類似打壓的社運分子丶工會丶勞動群眾及青年。所以我們社會主義者向多國的左翼組織作出呼籲，通過他們號召各國工會丶工運分子丶激進青年和所有反壓迫群眾一同聲援香港的16名政治犯，支持我們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迫害，無罪釋放16名政治犯
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將928定為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丶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香港：14萬人示威反對政府打壓

8月20日，多達14萬人湧上香港街頭，成為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只用了5天的時間動員，就有多到難以置信的群眾參加這場反對監禁16名青年民主活動者的示威。

參加人數遠超過召集人的預期。香港人民以壓倒性的人數做出回應，和故步自封丶猶豫不決的泛民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就算面對親北京政府逐漸加劇的打壓，仍在猶豫要不要召集抗議。在過去幾個月裏，這些傾向自由主義的領導人一直把自己的遲鈍歸咎於群眾「情緒低落」丶「意誌消沈」。現在我們看到，情況顯然不是如此。

16名政治犯（包括2014年的三名學生領袖）入獄令群眾的怒火噴湧而出。愈發嚴峻的打壓明顯是為了操縱未來的選舉，因為被判入獄三個月或以上的人在五年內不得參加競選。面對這種情況，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起來。但是直到現在，這些不滿還沒有找到公開表達自己的出口。

政府的打壓包括將一部分民選議員逐出立法會丶逮捕和控告更多的政治抗議者。這明顯是北京當局在背後指揮，以滿足中國獨裁政府的需要。周日強有力的群眾反應會讓建製派不得不考慮：在不引發更激烈的群眾反對的情況下，他們的計畫還能走多遠？正如《華爾街日報》在頭版標題中正確指出的，「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再度點燃民運之火」。從潛力上來說，確實是這樣。如果利用好周日示威的巨大勝利，爭取民主的群眾鬥爭能夠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復興。

周日的組織者沒有給出最終的遊行人數，但是他們宣布這是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雨傘運動是持續79天的占領和群眾抗議行動，參與者多達120萬人，也就是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組織者本以為人數會少得多，所以選擇了灣仔修頓球場這樣一個狹小地方作為集合地，令我們更難估計周日的人數。

人群在36度的酷熱中遊行至現在聲名狼藉的終審法院（上周16名年輕人就是在這裏被無恥改判6到13個月監禁）。當前面的人結束遊行回家時，後面仍有許多人走出地鐵站來到出發點加入示威。

眾所周知，香港員警一貫低估反政府示威的規模。他們這次估計有22000名參與者。粗略地計算，實際人數通常是警方數位的4到5倍。

法庭「大陸化」

有許多原因令周日的示威具有歷史意義。它是香港第一場反對法庭裁決的群眾抗議遊行（說明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工具反倒動搖了人們對於司法「獨立」的幻想）。為政府辯護的AlexLo在《南華早報》上評論說：「不管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許多人正在高喊『法治已死』。他們說我們的法庭已經『變紅』了或者正在『大陸化』」。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法庭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判決16人入獄，為以後監禁更多示威者打開大門。

林鄭政府被迫采取守勢，試圖裝作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林鄭堅持說香港沒有政治犯，還說猜測法庭裁決背後存在政治動機是有害的。但是群眾的介入令這些假裝可憐的藉口失去了所有可信度。沒有人相信這套說辭：政府的忠實支持者「藍絲帶」也不信，因為他們正希望法庭進行政治打壓；大多數普通群眾也不信，因為他們看出來林鄭是想躲在越來越服從北京命令的司法系統後面。政府顧問丶律師及前泛民政客湯家驊荒唐地說，批評法庭裁決本身就可因「藐視法庭」而受到處罰。

泛民領導人試圖采取騎墻立場，想方設法與林鄭政府和解，但現在的局面給他們增加了困難。由於群眾的介入，政府如果繼續對其他活動者判重刑（這明顯就是它的計畫）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周日的自發動員是一個警告，讓政府看到如果將更多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送入監獄以阻止他們參加補選，可能會發生什麼。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周日的遊行是由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和團體發起的，包括傾向左翼的社民連和學生領導的香港眾誌。主要的泛民組織被迫跟隨他們。這證明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支部）說的是對的：「激進派」如果帶頭發起抵抗打壓的行動，而不是依賴泛民中較保守的階層，他們會得到群眾的回應。

傑瑞米柯賓

反對派癱瘓

不幸的是，反對派和主要的泛民黨派（資產階級自由派）沒有任何計劃來應對這些攻擊和捍衛民主權利。相反，這些領導人已經多次落入圈套，誤以為林鄭比梁振英更「理性」丶更「務實」，甚至以為能夠和政府達成交易。這種對局勢的災難性誤讀令他們非常消極，不願支持群眾反擊。他們在口頭上譴責打壓，但是除了有限的幾個幾乎是行禮如儀的抗議之外就沒有任何行動了。

強大的雨傘運動曾震撼中港統治精英，但現在政府已經吸取了教訓。它們把大部分打壓「外判」給英式司法體系。這是因為許多人（特別是有許多律師成員的泛民領導）仍在幻想「司法獨立」和「法治」。我們需要用最近明顯政治化的判決來戳破這些幻想，向群眾解釋法庭其實是國家用來保護權貴的工具。

現在香港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庭正被用來打擊民主運動，特別是打擊青年活動者和較激進的階層，包括許多未來可能參選半民主的立法會的人。

而且從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的案件裏我們可以看到，法庭正被用來從經濟上摧毀反政府的組織和個人。法庭不僅驅逐了議員，撕毀了18萬張選票，還判他們1800萬港元的罰金（包括要求他們償還9個月的議員工資和人事開支）。

像這樣使用法庭來鎮壓和從經濟上癱瘓反對派，是「新加坡式」一黨專政的標誌。這表示「溫和專製」（假民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北京的大計

很明顯，這些攻擊都是北京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政治審判和越來越嚴厲的判決聯系到清洗立法會和補選，政府希望至少不會六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全都參加補選。否則政府的反民主計劃就會遭到巨大沖擊，但正因為如此，這極不可能發生。有些人覺得，政府還沒有費那麼大力去趕走所有反對者，所以我們還有可能通過選舉來推翻政府。對於統治集團來說，這種想法有些太「民主」了。

清洗立法會是為了強行通過有爭議的專製政策，例如國民教育和高鐵一地兩檢。親政府陣營現在擁有「絕對多數」，可以改寫立法會議事規則，禁止像拉布這樣的民主標誌（拉布曾被用來挫敗政府計劃）。

政府說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旅客的時間，但其實這是一個政治花招，目的讓香港人適應大陸公安在香港（站內和高鐵上）執行內地法律的情況。

這意味著，即便在香港境內行駛時，高鐵上也施行中國的法律。對當局的政治批評或討論那些被禁止的話題（例如64屠殺）理論上是非法的。比如政府目前還沒有明確答復，在高鐵上能否登上那些在中國被屏蔽的網站（例如臉書）。而且高鐵也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大白像工程。所以社會主義行動呼籲群眾罷坐高鐵。

如何反擊

香港目前的嚴重局勢迫切需要一個明確的丶有組織的反擊。社會上已經有很大的怒火和不滿，也有對專製政府收緊控製的擔憂。林鄭的支持度從本就很低的起點急劇下跌。可不幸的是，民主運動也出現了領導危機。

大多數泛民政黨還在固守過去的路線，而當局已經拿出了新的法律武器和策略，來攻擊丶分化並孤立一部分反對派。前幾年香港爆發過大規模群眾抗議（2013年7月超過50萬人上街，後來又有120萬人參加雨傘運動），可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大型示威反對清洗立法會丶一地兩檢和整個政治打壓。

8月16日，《南華早報》的政治評論員Andrew Fung準確地描寫道：「反對派政黨的堅定支持者彌漫著挫敗感和困惑，而且沒有方向。」

但是Andrew Fung後面說的這段話卻與事實大相徑庭：「人民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起義』。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最近的示威，而且只有很少人去法庭或者警署外支持正在受審的激進派和正面臨檢控的占領運動領導人」

現實是，仍然期望與林鄭政府「和解」的泛民領導實際上禁止了群眾抗議。毫無疑問的是，在現在這樣不安的氣氛下，如果認真地號召群眾出來抗議，會有數千人響應。但最近幾年的經驗讓人們明白，「再一次示威」（盡管可以作為一個起點）不足以抵擋政府的攻擊。我們需要一個通盤戰略來重建並在政治上重組民主鬥爭。

將『928』變成全港抗爭日

在8月16日晚上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面對以年輕人為主的超過2000名抗議者，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提出了一系列意見作為鬥爭戰略的提議。她指出這場抗議只是提前24小時召集就有這麼多人參加，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動員更多人周末去監獄外示威！」

「這些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我們不能各自為戰！」

「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將『928』[9月28日]定為全港抗爭日，動員所有人在雨傘革命三周年發起抗議。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動員群眾抵抗打壓。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和所有團體討論這倡議。」

鄧美晶的演講得到了非常好的回響，並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贊同。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那麼『928』可以變成巨大的反政府抗議，包括一場核心示威丶在港鐵站派發大量傳單以及（如果得到支持的話）學生罷課，以聲援政治犯並捍衛民主。這將成為重燃香港群眾鬥爭的轉捩點。鬥爭的訴求應該是：

釋放十三名政治犯！撤回所有政治檢控！
反對清洗立法會！
反抗打壓和習近平統治！
罷坐高鐵。大陸警察和國安滾出香港！
捍衛民主權利，打倒非民選的政府！立即施行全面民主，決不妥協！
反對林鄭的親富豪專製計劃。征收富人稅，增建廉價公屋。打倒富豪統治，建立勞動人民和窮人的民選政府。
中港群眾聯合鬥爭，推翻中共專政！

聲援東北十三名政治犯集會的發言稿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了8月17日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主席鄧美晶獲邀上臺發言，得到臺下不少掌聲，以及群眾表示認同。以下是她的發言稿：

我是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新界東北這十三名年輕人為了反對不公義的製度丶反對不民主的議案，犧牲了自己的自由。現在我們必須比過去更清楚地討論：如何反擊這個政府和這個製度。

林鄭比梁振英更差。她上任僅僅6個禮拜，我們就經歷了DQ議員；然後林鄭推動一地兩檢；任命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準備重推洗腦國教；現在還判13名年輕人入獄。所有這些打壓都是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如果我們不反抗，鎮壓只會陸續有來！

但我們不能只是依賴上訴，因為法庭越來越受到習近平和林鄭的操控。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重建群眾運動，走上街頭！

這裏應該成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我們所有人一起討論反擊的策略。

大家還記得幾位議員被DQ後的集會嗎？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步我們要做甚麼？相信今天這裏所有的人和我一樣，都有一個疑問。每個人都想知道：現在該做什麼？

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這個方案，而且我們希望所有人都來討論。這個周末，我們需要在監獄外發起示威集會。我們需要重新動員所有人。我們要告訴那13個人，他們並不孤獨。他們背後是香港人民！

我們也倡議9月28日，也就是雨傘運動三周年，作為全港抗爭日。這不僅僅關於取消議員資格，也不只是關於這13名示威者，我們還要反對高鐵一地兩檢，反對中共警察進駐香港，反對洗腦國教。如果我們要把所有這些鬥爭聯合起來，發動一天的群眾抗議做出反擊，那麼928就是最合適的時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來組織丶教育丶宣傳。928應該變成捍衛民主丶反抗中共專政的日子。那天晚上應該有群眾示威，遊行到監獄。

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丶所有團體及政黨討論這倡議。重點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如果現在不反抗，香港的民主鬥爭就會輸！只要鬥爭，我們就能贏！！

千人政總外集會　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

昨晚（16日）超過千人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外集會，聲援因反東北計劃而被重判入獄的13名年輕人。集會開始時，東北支援拉起「撤回東北規劃」及「明益地產商」等橫額，高喊「抗議三權合作丶撒回東北爛計劃」等口號，不同人士上臺發言贊揚13名勇敢的年輕人因反對不民主的製度而遭到政治打壓。集會氣氛沈重，不少人落淚痛哭。

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將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社運人士被判監8至13個月，即時入獄，成為香港歷來「非法集結」罪中刑期最重的一次。

2014年6月13日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時，立法會外有群眾集會，當時有人嘗試闖入立會大樓，13名社連人士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而他們雖已全部完成服務令，但律政司卻不滿刑期過輕，上訴申請加刑至即時監禁，上訴庭最後裁決8至13個月監禁。13名被告分別為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丶社工梁曉暘丶劉國梁丶梁穎禮丶前學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彥丶朱偉聰丶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丶周豁然丶嚴敏華丶招顯聰丶郭耀昌丶黃根源及陳白山。

歷來非法集結罪最重判刑

東北案政治犯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結」，今次判決是香港歷來非法集結控罪中刑期最長的！過往同樣罪名只會判罰社會服務令或罰款。此次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案例，一方面未來公眾集會被檢控的示威者判刑更重，另一方面律政司可以針對所有反對人士上訴，將過往被判無罪或沒有監禁的人士再次覆核！

林鄭上臺後的短短六星期，清楚見到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香港的政治檢控及民主打壓經已不停升級，從DQ事件丶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丶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丶高鐵一地兩檢，到東北案13名政治犯，證實林鄭就是CY 2.0，根本沒有和解的空間！

政治迫害「新常態」

中共和香港政府意圖創造一種「新常態」，企圖讓社會習慣和接受專製鎮壓。法庭利用了旺角騷亂對示威者的重判，將所有抗爭行動扣連至旺角騷亂，例如今次控方將東北示威形容為暴動的臨界點。在司法迫害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案中，控方甚至指「重奪公民廣場」這句口號就代表暴力！

政府要群眾接受，反對派議員必然會被剝奪資格或阻止參選；示威者必然會成為階下牢；同時親中藍絲組織在大部份反政府的行動發起「反集會」丶網上的「五毛」大幅度增加，以海量的留言「洗版」辱罵社運人士及政團。我們必須阻止政府讓這種鎮壓變成「新常態」！

在未來一段時間，政府可能不在法律上立法廿三條，但在執法丶司法丶立法及行政機關上徹底「大陸化」，變相就是等於正在實踐廿三條，而這個過程已在步步進迫！

香港「法治」淪為「習近平人治」

東北案再一次證實，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根本蕩而無存。現今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東北案件裁決和DQ判決一樣，是百分百的政治審判。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東北的示威者，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專製的政府！

當前之急　重新動員組織起來

取消議員資格案丶東北案件不會是打壓的終點，林鄭政府正在進行如獵巫行動般的政治清算，將雨傘運動後的示威者逐一清洗，以作寒蟬效應。單靠補選和上訴是絕對不夠的！因為政府可以以不同手段去剝奪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包括將其監禁（根據現行法例，一旦被判超過3個月監禁，5年內將失去參選資格）。革命與反革命是同時進行的，現在是反動丶白色恐怖的局面，但同時群眾憤怒情緒正在積極至沸騰點，只差一個爆發的缺口，使力量引領至沖擊專製政權的方向。當務之急是由下而上重建一場反抗運動，停止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東北13被被告及所有政治犯，抵抗白色恐怖！今年九月廿八日雨傘革命三周年之際，正是重啟群眾鬥爭的好時機，我們認為在此前作出準備，在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將九二八定為全港群眾抗爭的一天，以政治罷課一天為開始，繼而擴展至罷工。

黃之鋒羅冠聰等被判即時入獄6至8個月

今日香港法院上訴庭將香港眾誌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判處三人監禁6至8個月。加上日前的東北案，這是一星期內共16名社運人士被律政司上訴判監！

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周永康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9月26日號召「重奪公民廣場」，期後被裁定非法集結丶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但律政司不服刑期過輕，向上訴庭要求將3人即時收監。上訴庭今天裁定黃之鋒改判囚6個月丶羅冠聰判囚8個月丶周永康判囚7個月，即時收監。

威脅社會運動參與者

這是政府對雨傘運動的一場政治大清洗及報復行動。裁決惹起了社會各界的深深憤怒丶恐懼及沮喪。大部分群眾已經認知到香港已被中共牢牢操控，包括法律製度及所謂的「法治」現在已成為中共的工具。

即使三人並沒有任何暴力行為或傷人，上訴庭判詞仍指他們「涉及大規模暴力及嚴重非法集會，要施懲罰性與阻嚇性刑罰的元素占較大比重」，但為了「防止重犯，以儆效尤，並阻嚇他人不要模仿，因此要即時監禁。」政府意圖「殺一儆百」，恐嚇所有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這次判決為社會運動及公民抗命開了新的先例，警告群眾「參與社會運動就會落得如此下場」。正如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指，這重新為社會運動刑期製定標準。

是次政治判決也引起國際關註，《路透社》引述政府高層消息稱，高層檢控人員原本不建議就刑期覆核，但律政司長袁國強堅持上訴，終令三子入獄。雖然律政司強調事件「絕無政治考慮」，眾所周知，此次判決就是中共進一步以操控法院作政治打壓之舉。

「香港 = 一黨專政」 激進派失參選權

香港法例規定，如如在香港或任何地方因任何罪行被判監3個月或以上，5年內禁止參與任何公共選舉。在立法會政變的DQ議員事件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後，港島議席懸空，羅冠聰現在就連參加補選的機會也被剝奪。而將於10月年滿21歲的黃之鋒也因為被判監而無法參立法會補選丶2019年區議會丶以及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政權用盡一切法律手段，先是DQ，然後是政治審判來阻擋任何激進派透過選舉而進入議會。這意味著長毛梁國雄也可能會在未來被判入獄而失去選舉資格，或者政府可以程序手段指其不合乎「參選人確認書」（確認書聲明要求參選人擁護基本法丶效忠特區政府）而禁止其參選。

行動需要升級　全港罷課罷工一天抵抗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大家到監獄外聲援所有政治犯，以及參與星期日的反政治迫害大遊行，但面對中共暴政，單靠集會遊行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行動升級，否則未來將會是陸續而來的鎮壓，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主張全港一天罷課罷工，並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呼籲及鼓動工人作政治罷課及罷工。

十六名政治犯入獄，香港淪為一黨專政，我們應如何反抗？

香港成為了一個新的獨裁政體，令全世界社會震驚。林鄭的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所謂「大和解」根本是欺騙人民。政府的打壓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的，今後示威自由受到全面威脅。立法會和法院已經大陸化。立法會補選和以後的選舉都會被篩選，激進民主派分子會被投進黑牢而不能參選。社運人士被收監，激進民主派政黨則會被迫至破產。

當務之急是組織起來反擊。今日的遊行只是開始，我們需要更多行動。社會的憤怒，但為什麽卻未有有力的反擊？為了重建群眾反抗運動，我們要有一個將公民抗命升級的清晰方案。

製訂全港抗暴日－－示威丶罷課罷工一天

面對今天的暴政，單靠集會遊行遠遠不夠，行動必須升級，否則鎮壓將會陸續有來，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倡議全港一天罷課丶罷工，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鼓動政治罷課及罷工。年輕人可以擔任先鋒，以全港大罷課一天來聲援多位學生領袖及政治犯，並警告政府必須讓步，否則群眾反抗將會升級！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在我們全港抗暴日的計劃裏，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即使是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展示──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

立即釋放16名社運分子，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政治迫害，不要習近平人治！
恢復六名議員的資格
罷坐高鐵，撤回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林子健被虐案：反對一地兩檢　踢走中共國安

8月11日，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召開記者會，宣稱前一天在旺角砵蘭街被中共國安迷暈綁架至西貢。在獲釋前的8丶9個小時裏，林子健除了遭到毆打，大腿也被打上21個釘書釘。綁架者警告林子健不要將球員美斯的簽名照片交給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從中共政權今年加強對香港的打壓以及專製政權一貫的做法，絕對有理由事件是真確的。

林子健被綁架的地點距離高鐵西九龍總站只有一公裏！更加說明反對一地兩檢的重要性。如果劃定內地口岸區執行中國大陸的法律，國安將會借助這個橋頭堡開展更大範圍的活動，跨境「執法」丶施虐的行動將會更加猖狂。如果沒有有效的抵抗運動，專製政府不僅會實行一地兩檢，更會將公安管轄的範圍擴大，進一步威脅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權利。

作為中共和傀儡港府打壓民主的工具，警方在過往調查李波案時明顯聽令於內地公安，今次也將會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揭露國安的罪行。建製當局已經開動輿論戰。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暗指林子健沒有及時報案是他自己責任，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受害者。建製派議員也開始進行人格謀殺，將綁架抹黑成林子健的「自導自演」。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事件公開後僅僅兩天，就高調表示「未有證據證明事件發生」！這些都是政府的消毒技倆。

此次事件是中共和傀儡港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打壓香港民主的延續。一年半前，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在香港境內被綁架回內地。不久前習近平訪港時，警察縱容大量黑社會暴動攻擊社運人士，再加上取消議員資格和對傘運成員進行政治檢控，可見自覺受到威脅的專製政府正在不顧一切地鎮壓丶恐嚇反抗力量。中共的鎮壓手段是要證明它的強硬和不可動搖，但只會激發了反抗情緒，特別是在一地兩檢已經引發群眾憤怒的時候。今次事件可說是國安為林鄭政府添了麻煩，專製政權愈加獨裁的背景下，國家機關很可能會做出失控丶過火的行為，反倒為自己的統治帶來更大矛盾。這意味著中共全面鎮壓的統治手法是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

社會主義者不信任警方的調查，我們主張成立獨立的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並向群眾公開調查過程和所有發現。我們捍衛言論及表達自由，反對對中港兩地人民的政治迫害。我們要求取消一地兩檢，並且把所有國安人員踢出香港。要想實現這些訴求不可能指望由中共指派的林鄭政府，而需要重建一場群眾鬥爭：在職場丶學校丶社區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委員會，通過民主的討論，準備反對一地兩檢和政治打壓運動的部署。林子健事件正提供了凝聚群眾怒火丶啟動抵抗運動的契機，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一場積極行動罷坐高鐵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成立公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綁架事件；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停止打壓香港民主權利
通過罷坐高鐵重建群眾運動，要求取消一地兩檢。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專政

香港：建製步步進迫 接連打壓民主

林鄭新政府的一系列不民主措施將香港打得暈頭轉向。8月15日星期二，13名青年示威者被判入獄13個月（其中一人＂認罪」，被判8個月），為政府的打壓樹起一座新裏程碑。在這13人中有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25歲的嚴敏華（過去是曾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這些政治犯中最年輕的只有21歲。

這13人因在2014年反東北撥款示威中沖擊立法會而被捕。震動香港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嚴厲的判決，還有政府對審判過程的明顯操縱。

13名被告已完成了去年被判的社會服務令，但政府上訴說刑期「過輕」。最後上訴庭完全支持政府的強硬立場，實際上把控罪改成了「暴動罪」。這份判決違反了「雙重危境」原則——一罪不受兩次審理。

習近平的統治

此案暴露出香港法庭和所謂的「法治」只不過是謊言。法庭並不是獨立的，它已經變成了中國獨裁政府在香港推行專製的工具。正如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所說：「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

另外，還有針對前其他學生領袖的審判，這些被告在2014年的抗議引發了長達79天的雨傘革命。而這個案件很可能會重復：推翻「過輕」的判決，然後改成監禁。3名被告包括20歲的著名青年活動者黃之鋒和24歲的前議員羅冠聰（不久前他與另外三人被另一場高度政治化的審判取消了議員資格）。

如果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他們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這明顯就是政府提出這些訴訟的原因之一。如果敗訴，羅冠聰就無法參加之後的補選奪回自己的席位。

「震懾式」打壓

林鄭7月1日才剛剛就任特首。她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她只是由777個精英選民在專製的假選舉中「選」出來的。她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其他人的警告：林鄭會是「CY2.0」，她會延續前任梁振英的強硬打壓政策。

事實上，林鄭的統治比梁振英還要高壓。短短六個星期之內，民主權利已經遭到一連串前所未有的丶就連梁振英也要自愧不如的攻擊。政府明顯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夾擊民主派。時間的安排明顯是為了震懾反對派，令他們喪失鬥誌：

7月14日：四名激進派議員（累計已有六個）因為「違反宣誓規定」這一偽造的罪名而被取消資格。

7月25日：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證實大陸公安將進駐香港。

8月1日：蔡若蓮被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證明林鄭打算重推臭名昭著的洗腦國教。蔡若蓮是親北京的強硬派，她長期以來都在為推行國民教育而活動。

8月15日：史無前例地將13名示威者改判重刑，為將來更嚴厲的監禁判決打下基礎，用以打擊群眾抗議並「狙殺」將來參加選舉的激進派泛民候選人。

8月17日：三名前學生領袖受到類似的判決結果。

這些打壓加在一起，是對香港民主權利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聯合攻擊。顯然，港府承接中共旨意，正在按照既定戰略（甚至是路線圖）壓製丶瓦解中共多年來視為眼中釘的民主鬥爭。

林鄭政府或者在政治上與它結盟的司法系統每一次新的進攻都受到建製派政黨的喝彩。現在社交媒體上滿是建製派的宣傳（只要有無限的財政資源，操控社交媒體並不是很難的事）。而且建製派政黨還組織了一些針對受迫害者的抗議，以圖造成公眾支持政府打壓民主的假像。這些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得到了大肆宣傳。

傑瑞米柯賓

可行的抵抗方案

人們想知道「鬥爭方案是怎樣的？下一步如何反擊？」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下列方案，大致建議該如何組織運動，並主張民主鬥爭參與者作出討論。

9月28日（雨傘革命三周年紀念日）是發起群眾抗爭的好時機，進行罷課、罷工等公民抗命。我們強烈希望四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公開呼籲群眾在這一天走上街頭。罷工是全球民主運動的重要武器。但香港的鬥爭從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這是它受挫的原因之一。 「占領」可以在抗議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就像一次性的示一樣，有其局限性（難以維持較長的時間；不能像罷工那樣打擊經濟和統治精英的控製權）。

罷工（即使只是罷課）對於整個製度的打擊要有力得多。 但是罷工、罷課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不是待在家裏），需要把學生、工人和白領凝聚成一股有紀律的強大力量。隨著林鄭打算重推洗腦國教，大學生及中學生須要組織起來奮起反抗，而反洗腦鬥爭當然是和反立法會政變的鬥爭緊密聯系的。

通過認真準備和集會，再加上每個大學校、中學校的運動和基層罷課委員會，928可以變成群眾抗議的新一日，證明民主鬥爭汲取之前的教訓，已經學到了一個有力策略：政治罷課及罷工！由學生開始，然後擴展到其他團體。這將警告政府：撤銷反民主的命令，否則我們就將鬥爭升級！

有人問：本土派控製的學生會怎麽可能會同意罷課？ 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本土派學生會的地位本就越來越不穩，如果他們反對群眾抗議，將會受到巨大的壓力。罷課能夠引起年輕人的極大興趣。如果學生會表面被動甚至試圖阻攔，學生幹脆越過學生會的架構自行組織。必須直接面向大學生和中學生，呼籲建立罷課委員會，以便開始組織。

聯合各方面的鬥爭，不管是取消議員資格，還是即將到來的其他攻勢——例如洗腦教育和廿三條，都是獨裁政府打壓民主的部署。有效的抵抗運動必須認知到這一點，然後施行統一的政治反擊。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將這個反立會政變的鬥爭聯系至反對新自由主義、親財團政府的運動，針對其包括反對全民退保、否定如八小時工作製和合理最低工資等的工人基本權利、犧牲公共服務推動大白象等等的政策。這就需要超越單一議題的廣泛運動：動員所有想參加鬥爭的人，在地鐵站、工作場所和學校散發大量傳單，告訴群眾政府在打壓立法會後將展開更大規模的進攻。

我們應召集各社運分子舉行一場「應戰大會」， 邀請所有想抵抗的團體、工會、政黨和個人，舉行一場為期一天的會議。大會不是用以泛泛討香港民主，而是要製定反擊行動的具體計劃，包括如何發動群眾抗議、928遊行和罷課罷工。大會能展示運動的認真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鬥爭需要基層的民主參與，而不只是由一小撮政客和活動者所壟斷所有決定。

應該由誰來召集大會？ 作為這次政府打壓的直接受害者，長毛等四名激進派議員既有較高的威信，也有這樣的歷史責任。他們可以號召928群眾抗議，也可以召集「應戰大會」。泛民陣營需要團結，但這不應該成為拒絕現在開始反擊的借口。如果四名議員挺身而出，他們會得到響應。然後局勢會推動較保守的人跟上來。

如果采取大膽的做法，可以成為重啟民主鬥爭的契機。但我們認為，絕不能讓兩名本土派前議員（遊蕙禎和梁頌恒）參加這場運動——他們混亂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做法，並不利於組織反擊行動。的確，我們保衛他們的權利、反對政府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但是不能給他們平臺來散播反工人階級和排外思想。他們可以跟隨我們，但是隊伍必須分開！

小心屠城木馬　反對一地兩檢！

中共與港府推行高鐵一地兩檢，再次逾越香港民主的底線。這不是單一事件，連同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準備重推洗腦教育及廿三條立法，都可見林鄭月娥政府正在發動前所未有的攻擊，是徹底徹尾的CY2.0。

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的時機非常巧妙，是法庭剛剛宣布取消再多4名立會議員的資格之後。若從政府的大戰略來理解，首先利用人大釋法和法院取消共6名議員的資格，建製派獲得分組點票的優勢，財委會主席陳建波開始部署修改議事規則，奪走反對派拉布的能力，讓議會淪為橡皮圖章。操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府現在以「一地兩檢」來試水溫，假若沒有群眾反抗運動的話，政府勢必進一步推動國民教育，甚至二十三條！

「一地兩檢」就是屠城木馬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再次引爆高鐵的政治炸彈。這個方案將高鐵香港總站的部分區域劃為「內地口岸區」，區內則視作中國大陸的管轄地，並由公安執法、實施中國大陸的所有法律。

這將不單單是有關不能夠在月臺使用Facebook、穿六四T恤的問題而已，內地口岸區設在市中心，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更可明正言順「執法」，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若然大家認為這異想天開，不妨想想假如十年前有人稱中共會越境綁架異見人士返大陸拘禁，大家都會覺得不大可能，但十年之後的今天已經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中共專製根本不可信賴。

再者，中共的法製遠比香港的專製，包括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而公安又可以隨便行政拘留高達15天。這相當於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變相打壓民主空間。中共今次明顯是想打開一個缺口，當逾越了香港群眾的底線後，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

「一地兩檢」美其名是要便利旅客、縮短通關時間，但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以數小時車程來算，一般十多分鐘的通關手續根本杯水車薪。 「一地兩檢」可謂連糖衣都沒有的毒藥。

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

另外，高鐵造價昂貴，由最初的669億，多番超支後現時的總開支高達853億。以香港段26公裏計算，每公裏造超過32.8億，比歐洲、日本的高鐵項目還要貴（香港高鐵更是德國科隆－法蘭克福高鐵造價的近12倍），冠絕全球！

這筆巨額全數由香港政府出資，但另一邊廂在港人迫切需要解決的住屋、醫療、教育、老人等問題上卻一毛不拔。就算認為項目是既成事實，花掉的錢不會再回來，但高鐵所謂的「經濟效益」根本與普羅大眾無關，而且還會對大眾造成長期的負擔。

只要到西九高鐵總站周遭一看，周圍的土地包括車站上蓋都是超貴價的私人豪宅，一般單位呎價都在2.5萬元以上，部分更超過4.5萬元一呎。從高鐵總站到附近的西九文化區、九龍站、柯士甸站，一直伸延至奧運站、大角嘴西，形成了一條連綿不絕的「豪宅鏈」，而當中一間公共房屋都沒有！當政府每天埋怨沒有土地建公屋時，我們不禁一問為什麽香港卻有那麽用來興建豪宅的土地？

高鐵項目帶動了當區樓市的炒賣，負擔的起那些豪宅的必定非富則貴，當中許多的更是中國大陸的貪腐富豪，而高鐵正正是為這些人而建的。一般市民，尤其是住新界的，根本不會大費周章到西九乘搭昂貴的高鐵往返大陸。

政府以公帑興建高鐵，但成事後卻讓占三成私人資本的港鐵營運獲利。當然，假若高鐵乘客流量低下，可能會出現虧蝕。政府估算在通車第一年的乘客人數為9.9萬人，但根據過往政府誇大其他工程使用量（如深圳灣公路大橋）的紀錄，高鐵實際乘客數目估計會是每年2萬人左右。事實上，中國高鐵幾乎全部虧損。

港鐵主席馬時亨坦然要與政府商討「有關虧本的問題」，顯然打算由公帑墊付。高鐵的無底深淵，賺的歸他們，蝕的卻是大家的，完完全全是「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的項目。

歸根究底，中央與香港政府皆為資本主義專製政權。他們利用高鐵與「一地兩檢」來輸送利益、打壓民主。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一地兩檢的抗爭與其他議題不同，可以讓群眾有機會作出還擊，可以為抵抗政府各種攻擊、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這場運動必須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起來，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夠重建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傑瑞米柯賓

數億中國民眾正遭受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共當局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充滿著勾結與共謀；這一切與劉曉波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向往的」公平」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距何止千裏。這也就是為什麽雖然一黨專製的中共當局正日落西山，嚴重缺乏合法性與民眾支持；事實上，即使劉曉波本人也承認，」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精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社會主義者對民主的立場

中共當局所采取的鎮壓、審查和思想控製常常被民主派異議人士和西方資產階級媒體與政府描繪為「社會主義的特征」。但是，這是人為刻意製造的錯誤印象。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處。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為捍衛和贏得基本民主權利而進行鬥爭，這些權利應該包括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罷工自由等。但是，我們與自由派和親資子分子不同，對於民主和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資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的民主權利絕非是「仁慈的」統治者的施舍，而是無數工人階級在大規模鬥爭中的成果。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們只領取相當於普通技術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替換他們。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製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製造性暴力的溫床。

四議員遭取消資格　千人集會抗立會政變

高等法院今日下午宣判，四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因宣誓無效而被取消議員資格。這是自去年青年新政兩名本土派議員遊蕙禎與梁頌恒，再有議員被當局取消資格，至今總計六人。泛民黨派在同一天晚上八時於政府總部門外發起集會，抗議法庭裁決。當晚有約過千名市民到場聲援。

大會打出「政治打壓可恥　抗議人大釋法」的主題，泛民各黨的代表在臺上輪流發言。另外，明顯有許多青年人參與集會，是雨傘運動結束後比例最多的一次。可見青年人仍懷有鬥誌，當有迫切的鬥爭時還是站在最前線。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我們指出是次裁決與去年梁遊案件一樣是一次議會政變。政府以沒有民主授權的機構（法院）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舉動。現在必須要發動新的群眾運動來抵抗這場政變，有不少參與民眾與我們討論到民主派議員總辭、抵製補選等策略的可行性。

林鄭新政府進一步進行政治清算，加上早前一系列的警察白色恐怖與政治檢控，顯示當局根本無意「和解」。現除了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外還有三名議員有案件在身，立法會的政變在未來可能會繼續，當務之急是要重建民主運動。現在需要一場群眾大會，由下而上組織群眾行動委員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及策略。

臺灣同婚平權報捷　對香港的啟示？

5月24日，臺灣「婚姻平權」議案，在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違反憲法後，這被普遍視為同誌平權的一大勝利，也意味著臺灣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區。 亞洲區的同誌固然為平權邁進一步為之喝采。相較於鄰近的香港，同誌平權分子卻仍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上與政府拉鋸。保守教會製造恐慌輿論，親資本政客則通過不民主的議會功能組別頑固抵抗立法。

為何臺灣同誌平權可以走得這麽遠、運動可以具如此規模，而香港性平權的現狀是什麽和同誌運動有什麽需要改進的地方？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八爪。

八爪是「香港彩虹」的執行幹事，他表示：「對於臺灣同誌平權的突破，我認為是由於整個社會風氣，而且平權支持者真的再踏前一步抗爭才造就出來的。社會意識漸強，當遇到歧視發生時群眾都會公開譴責，這間接鼓勵了社會更開放地討論同誌議題，建立了一種多數人支持同誌權利的共識。這點是香港的政界、演藝界或普通巿民等等都未能做到的。」

「香港LGBT受到歧視的情況仍然是十分嚴重的，例如跨性別的人士，社會裏的歧視令他們找不到工作、不能租住房屋、被無理解雇、甚至連家人也不接受他們，對他們來說這些問題是十分普遍的。其實LGBT 群體都是一般的勞工，他們遇到的壓迫比一般打工仔更大，所以香港的同誌運動有需要向不同的範疇，例如勞工、婦女權益等作連結，令受到壓迫的小眾團結起來，才有機會爭取到平等的權利。」

臺灣同婚平權將會沖擊資本家所維護的核心家庭福利體系，使同誌家庭更有信心爭取更好的退休保障和房屋政策。無論是公共社會保障、性平權都需要與民主鬥爭連系起來，由下而上的向保守教會、親財團政客和政府施壓，挑戰資本主義體製，才可贏得徹底勝利。

香港：發動群眾運動　抵抗立會政變

7月14日，區慶祥法官裁定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取消其議員資格，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這完全是建製大右派發動的一場政變，無疑是對香港民主鬥爭的重挫，也是對中國民運的打擊。

這場政變代表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最嚴重的打壓，18萬張選票淪為廢票，為了有利政府而改變選舉結果。同時亦使建製派在分組點票中獲得絕對多數，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議事規則。本來只是半民主的議會淪為橡皮圖章，反對派今後將難以拖延或阻止政府推動的親財團、反民主的法案。另外，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被公然濫用，換句話來說法庭像中國大陸般淪為政權的政治工具。

2017年，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更嚴重的是，取消議員資格的裁決，代表專製當局會更加猖狂，打壓民主的「野心」將會越來越高。如今建製派自信十足，正公開慶祝政變。問題迫在燃眉！

因此，民主鬥爭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我們需要一場強大而有組織的抗爭運動，來迎擊當局對議員的攻擊。運動應要求恢復議員的資格，並且廢除所有不民主的限製（包括參選權、宣誓程序和其他人大與傀儡港府所強加的法律限製）。我們認為，立法會是民主運動的「最後底線」，而我們不能夠讓香港及北京政府逾越！

今次事件可謂的百分百的政治審判，裁決基於宣誓是否所謂「真誠」問題，就如同卡夫卡小說裏的荒誕情節一樣。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那些議員，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反民主的政府。

事件的背後是政治原因而非程序問題，中共專製一直想增加對香港的控製，並扼殺民主運動。中共當局視民主如病毒，害怕其會從香港擴散到全中國。因此，北京希望取消那些香港存在已久的民主權利，以及過去群眾鬥爭所贏得的讓步。他們不單想決定特首人選，更想控製立法會議員的人選，並通過這樣來操控誰可以成為民主運動的代言人。

「長毛」

梁國雄「長毛」是四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資歷最深、最廣為人知的，他可謂是左翼在立法會中唯一的支柱。當局對他的攻擊是一個非常有預謀的行動。北京想通過打壓來顯示誰是「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民主派，標準由他們所任意決定！其策略是要分化泛民，一方是毫無殺傷力的「和解派」，這派需要透過遠離群眾鬥爭來向北京表忠，另一方則是當局現時針對打擊的「非和解派」。不過，假若激進派議員全部被清洗掉，白色恐怖肯定將會蔓延至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這就是打壓的邏輯，歷史從來都是如此。

「長毛」是這次大清洗的頭號目標，其他人不過是不幸的陪葬品，來製造「宣誓無效」的表面法律依據，以遮掩其政治打壓真正本質。現在總計有六名受害議員。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

必須以群眾集體行動來反抗這個反民主的陰謀。民主鬥爭已經不能容許任何的猶豫、恐懼、對妥協的幻想或者以為建製派中將會有「開明派」出來解決危機。我們必須要拋棄這些童話狂想！

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透過法律途徑繼續抗爭（包括上訴至終審法院），也支持參加補選。但這遠遠不足夠，法庭本身就是被政權所操控，所以結果很可能會失敗。因此，法律的抗爭不能純粹地進行，而是應該作為動員群眾運動的平臺。討論的焦點亦不應只集中在補選的時間與方式。這些固然重要，但我們也不能耽誤寶貴的時間，現在就要開始做出反擊！

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反擊？

數百萬香港群眾義憤填膺，但同時也滿懷憂慮。他們正在尋找反抗這次攻擊的方法。只有群眾才能抵擋政府的攻擊，但是他們需要動員、組織，需要看到能夠打敗政府、保衛民主權利的可行方案。

由於現在局勢非常嚴峻，我們必須動員盡可能大的反抗行動，不只是一次性的示威，而是通過更廣泛的計劃，來發動和升級大規模公民抗命。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新路線，改變現時民主鬥爭由少數泛民領袖和依附於其身上的NGO控製的局面，在每個地區、學校和職場所建立民主的基層群眾組織。

泛民領袖自上而下操控的一次性抗議，既無法徹底實現民主，也無法捍衛現有的民主權利。就連浩大的雨傘運動也未能趕梁振英下臺。如果能擺脫溫和泛民派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的猶豫與退縮，雨傘運動本有可能勝利。雨傘運動的重要教訓就是，鬥爭須要由群眾民主控製。另外同樣關鍵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清晰的戰鬥性民主綱領，指明中國獨裁政府是問題所在。只要這個獨裁政府繼續存在，不管香港或中國都不會得到民主。雨傘運動的許多參加者回避這個問題，或者只是含糊地要求「改革」。但這樣是不夠的。

近期，親民主的群眾明顯出現挫敗感。但活動者和年輕人能夠影響群眾、帶領群眾參加鬥爭。他們中有許多人認為，不能只是一味在口頭上譴責建製派；單單再發起一場遊行也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會白白消耗群眾的鬥誌。遊行固然重要，但是遊行本身不足以改變局面。

傑瑞米柯賓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製、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誌），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製，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失竊的公共空間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間遠遠不足，甚至被私人資本公然侵占。 根據「拓展公共空間」文章披露，香港有相當一部份商場項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眾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間，但發展商經常將前往公共空間的路線設計得千回百轉，令民眾不便前往，或幹脆以維修之名長期封閉通往該處的通道、電梯等。商場方面亦經常於這些公共空間舉辦商業展銷活動，從中賺取豐厚的場地出租費用。

數據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間標準僅2平方米，當中184萬人實際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更少於2平方米，但在山頂、愉景灣、九龍塘等富人區人均休憩空間卻有8平方米，兩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連理論上本應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間竟也相差懸殊。而相比鄰近同樣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東京和新加坡等，分別都有5.8-7.6的公共空間，某些地產項目亦將公共空間設計成半封閉式環境，從而變相將公共空間私有化。當中最為荒謬者當屬李嘉誠長實旗下的大圍「名城」樓盤，地契中列名需興建多項公共空間設施包括兩所學校，而長實竟將學校興建在離地面十九米的五樓平臺之上，更離譜的是長實為了區隔「私人住宅」與公共設施，竟只預留一條樓梯與一部只能載十二人的升降機予兩校近兩千名學生出入平臺。而政府面對當區市民提出公共設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訴求，竟將區內私人會所計算入地區休憩空間之內，回應指當區設施已滿足香港規劃標準。意味著當區的富人可以繼續享用遠超其所需的「公共設施」，而基層民眾面對本應共享的空間被公然侵占卻無可奈何。

可見政府所謂的「土地問題」根本是由於親商政策取態下故意抑製土地供應所造成，剝奪民眾應有的休憩用地權利。為了捍衛公平的公共空間，必須將開發商、住宅和商場全面公營化，由居民民選產生代表進行民主控製。

劉曉波逝世

中國異見分子劉曉波於7月13日肝癌逝世，見證了中共獨裁及其暴虐、鎮壓性的統治方式。劉曉波上星期才診斷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醫療照療，他是有可能痊愈的。當中共在2009年判處他監禁11年時，實際上相當於判了他死刑。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評：「中國政府的傲慢、殘忍和冷酷令人齒冷。」在劉曉波逝世前夕，他的親友及支持者都向當局要求讓他海外就醫，但當局畏懼會造成負面公眾形象而拒絕。

習近平正在發動內部權鬥，準備於十九黨大會鞏固他的權力，同時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無數挑戰，因此當局為了保護形象，不會容許任何在劇本以外發生的事情。

同時，中共政權知道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是極為輕微的。各國政權早已將商業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國教導「人權」。劉曉波雖然視外國政府為中國榜樣，但卻被他們舍棄了。「從劉曉波的命運可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外交中人權議題正在倒退。」

劉曉波遺孀劉霞自2008年以來受到軟禁。現在外界關註她的安全，因為當局似乎不會讓她離開中國。

異見者胡佳批評：「我認為這是政治謀殺。」他和其他異見者說當局拒絕劉曉波海外就醫，是要縮短他的壽命，確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不會批評北京。劉曉波作為自由派異見圈子的領頭人物，他逝世令異見分子之間彌漫著悲傷絕望的情緒。而當局完全沒有意願稍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加上各國「民主政府」也不關註事件，令自由派運動陷於窘境。

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當年判刑之重令人震驚，也標誌著中共全方面的鎮壓都在加強，令受害者人數大增。劉曉波在獄中時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該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零八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鎮壓加劇，其力度是廿年來最嚴峻的，劉曉波也成為了鎮壓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網在劉曉波被判刑時寫道，這是一個警號，並「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向何處去？中國在經濟上看起來很成功，政權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脅？」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對像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中國支持者抗議當局殘暴對待劉曉波及其遺孀，但同時我們不會隱瞞我們與劉曉波親資、親帝國主義的政見有著重大分歧。以下舊文對劉曉波的政見作出評價，首次於2010年3月17日刊登於《中國勞工論壇》。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聯署《零八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製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製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零八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於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製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製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聯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製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製的出路。

《零八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這；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零八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系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製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製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持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零八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製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製，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雇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製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製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沈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贊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製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

中國自由派的分裂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製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梁」，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

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梁」斷裂的關鍵轉折點。為維持一黨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分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誌，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兇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麽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製內的教授專家被網民稱為「叫獸」（在普通話中與「教授」同一發音）。

工人階級的角色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以及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拒絕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盡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製度──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製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為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製，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製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麽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沖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劉曉波的親美立場使他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幹預（甘地非暴力立場也無阻他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甚至把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與貝裏雅吹捧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繼承者。

傑瑞米柯賓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采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製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沖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沖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沈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製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 美國采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墻」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蘇，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松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蕩、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復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林鄭政府會有蜜月期嗎？

七月一日後林鄭月娥將會上臺。梁振英執政五年以來，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樓價持續水漲船高，貧富懸殊不斷加劇。在掌握實權的北京背後操控下，他的施政為林鄭月娥政府埋下無可拆解的計時炸彈。他的選舉承諾基本上一項都沒有達成，公屋興建數目有減無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壓抑樓價的所謂「辣招」不見其效、連取消強積金對沖（讓雇主掠奪工人的強積金來抵消遣散費的政策）如此細微的改良也不能達到。醫療、教育系統在資本匱乏下幾近崩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以來外訪日數加起來大約為半年！特首上任後不久被揭發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萬的款項，但廉政公署幾年以來完全沒有調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謂「法治」已經腐朽不堪。

香港數價令基層乃至中產都苦不堪言。過去五年香港樓價上升六成，樓價指數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謂「辣招」對樓價完全無影響，反而打殘交投及二手市場，令一手市場樓價暴升。為了減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來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單位應運而生，可見整個瘋狂的樓市與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脫軌。

正值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貧富懸殊為45年來最嚴重，堅尼系數達到0.539，繼續排在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的榜首。將全港家庭住戶收入劃分為十層的話，最高一層的收入是最低一層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層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為5250元，難為統計處長鄧偉江還好意思說近年窮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立例規管工時，但結果拒絕設立標準工時，巧立名目以「合約工時」取而代之，更限製只能覆蓋月入為1萬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銀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每周平均工時已經超過50小時，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時多38%。教香港怎能不淪為地獄！

大和解？

林鄭政府將會是一個弱勢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製陣營之間受到孤立。她不會受到香港資本家的衷心祝福。群眾雖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時聲勢如雄的反抗，但也會對她保持懷疑態度，就如一座尚未爆發的睡火山。林鄭月娥雖然竭力製造新政形象，但卻找不到新人組閣，唯有挽留那些惡名遠播的前朝余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三人，以及三名現屆政府問責局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將會原班人馬過渡。這是梁振英統治的後遺癥。因為政局的尖銳化，建製內部四分五裂，為官不再是一份優差，而是一條要押上個人仕途的險惡路。

林鄭刻意擺出與梁振英不同的姿態，希望可以換取泛民的合作，並緩和沸騰的民怨，但她是不會作出任何重大讓步的。她刻意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當選後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但她那777張選票明明是中聯辦賜予的。她表面釋出善意，表示考慮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在2014年7月梁振英為了阻止示威者進入，封鎖政府總部廣場外的大門）以及擱置小三BCA這個不人道的考試製度。泛民主派如獲至寶，以此為林鄭月娥願意和解的征兆。現在她甚至聲稱會增加教育經費50億，但當中很多錢會用作大專的三萬元學券，意味著遵從過去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以公帑補貼私營學校的營運。然而，即使在開放公民廣場及擱置小三BCA這些小問題上，林鄭在表態後已經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對。在普選製度、廿三條立法以及清算傘運人士等重大政治問題上，她必然遇到來自中共及建製的更大壓力，更不可能有絲毫退讓的空間。

在特首小圈選舉時，泛民主派為了支持曾俊華而大力攻擊林鄭月娥為「CY 2.0」。但在選舉後突然對林鄭的態度180度改變，表示希望可以與林鄭「大和解」。公民黨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請了林鄭月娥參加，民主黨的資深成員羅致光很可能會成為林鄭政府裏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的宣傳都比過往低調，不免令人感到他們有意在主權移交廿年之際淡化抗爭運動，刻意給習近平面子，以利他們進一步與中共的所謂「開明派」達成交易。種種跡象顯示泛民希望與下屆政府共渡蜜月期，但這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林鄭對「港獨」的取態

梁振英在雨傘運動後製造「港獨」話題，刻意誇大港獨勢力的存在，並像習近平般動輒以「維園國家統一」等民族主義措辭大力譴責。梁振英去年更發動立法會政變，篩選本土派的立法會參選人，並且取消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這都是為了在權力鬥爭中爭取聲勢而走鋼線。他更將清洗立法會行動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議員資格，現在回頭看當時是他權鬥中殊死掙紮。

林鄭月娥似乎想緩和打港獨的力度，她來說最重要是先坐穩官位，不希望再製造梁振英式的惡鬥而形成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認為港獨「去到一個勢頭」，又表示港獨仍未形成一個思潮，暗示梁振英在誇大事實。但如我們一直指出，梁振英製造港獨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強硬統治是必要的，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應，強調對港獨要「防微杜漸，不能掉以輕心」。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後很可能會通過在港的建製組織幹預下屆政府，以確保自己不會失去權力。其中打港獨將會是他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最近發表強硬言論，否定香港三權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條立法，並恐嚇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義對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發放訊息之外，還是要向林鄭月娥施壓，警告她要維持上屆政府的強硬路線。故此，林鄭月娥上任後將會面對方方面面的壓力。再看中共的整個大趨勢，習近平目前不斷加強民族主義的輿論宣傳，高調反對「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林鄭月娥作為中聯辦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個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臺參加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立委舉行的記招後，建製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決派勾結臺獨勢力。林鄭月娥猶如被摑一耳光，被警告要對港獨勢力戒慎恐懼。

梁振英的下場UGL

群眾固然對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後，廉政公署會正式調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萬的貪汙事件。梁振英對此一早有準備，故此在任期間大力清洗廉署，向維護資產階級法製的法庭作權力鬥爭。他希望這些機關更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製，以免自己下臺後受到製裁。當然他的下場如何還是要看群眾鬥爭能向政權施加多大壓力，還要考慮中共黨內權鬥的復雜因素。梁振英的個人命運岌岌可危，令他難以輕易舍棄自己的權力，可以預期政府的權力交接將會相當不順暢。實質上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來愈與中共相似，卸任領導人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舍棄自己的權力，必須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在背面掌握實權。這只會令香港的政治製度愈來愈不民主，權力更為集中在小撮的個人手中。

群眾鬥爭的未來

在雨傘運動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瘋狂打壓、傘運人士及旺角騷亂者被政治檢控後，民主運動出現一定程度的疲態，而且這似乎會維持好一段時間。抗爭的次數、每次抗爭的人數以及青年人的參與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們稍為放遠一點目光，看看中國政局危機加劇和群眾鬥爭四起的大局面，就會認知到一場更為巨大的風暴正在醞釀。因此，下一次的群眾鬥爭在人數、抗爭意識和政治目標方面將會比雨傘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群眾經歷了過去幾年的洗禮將會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須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乃至國際鬥爭才有可能勝利。倒過來，也很有可能是中國大陸先爆發一場大型運動後，重燃香港群眾的鬥爭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眾仍相當未被政治化的時期，天安門運動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萬人上街及前革命狀態。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場天安門運動作為助燃劑，將會引爆一個更強得多的火藥庫。

林鄭月娥政府並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為可以在民眾暫低落的情緒中避開群眾壓力，安然與政府達成協議，他們繼續走下這條妥協的不歸路，必將付出政治代價。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堅持不妥協的鬥爭，唯有中港群眾團結抗爭，並以工人階級政黨為領導力量，以推翻中共獨裁者及資本主義為目標，中港兩地才會達至真正的民主。

熱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為首的「熱普城」聯盟內部的分裂進一步擴大並公開化，標誌著黃毓民為首的本土派版塊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會選舉以來，中共及港府不斷加強打壓本土派，借以打擊整個民主運動。本土派陷入危機與內鬥之中，而沒有團結起來抵抗，令政權的打壓事半功倍。熱普城去年立法會選舉獲得15萬4千票，當中很多是年輕人。今次他們的內鬥可惜會對部分真誠的抗爭青年造成挫敗感，最終仍是由中共坐收漁利。

據悉分裂的導火線為黃毓民近日終止了對黃洋達「熱血時報」每月三萬元的資助，觸發兩派支持者先於網上對罵。但隨著分裂擴大，黃毓民本人在網臺上更主動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當中明言「你（陳雲）那個『永續基本法』是『偷渡』進入政綱。」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主張，將之置於選舉政綱之內不過是選舉中的權宜之計。由此可見，即使於「熱普城」聯盟只是個政治投機分子集合體。

社會主義者早已明確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與港英不民主地製訂的小憲法，對民主權利的普遍製肘，以維護港資與中共專製者的利益。主張將之「永續」到2047年後根本就是荒謬的政治主張。社會主義行動主張製訂一部民主而親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這場互揭黑幕的鬧劇中，鄭松泰於熱血公民內部講話錄音外流，錄音中鄭稱只是與同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頌恒與遊蕙禎「假裝友好」，因為「公眾是白癡」而容易欺騙。更為諷刺的是，黃洋達施行網路暴力，鋪天蓋地抹黑社會主義行動「熱衷籌款」，此時他卻被黃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計二十萬元捐款以成立「熱血狗仔隊」卻毫無下文。黃洋達亦聲稱於熱血公民中實行「幫會式管治」，其退黨成員大爆組織沒有絲毫的民主成分，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決策上的專斷獨裁。

對本土派幻想破滅的朋友應當認識到，他們並不能帶來任何出路。香港民主鬥爭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義者破壞。社會主義的綱領與連結國內外群眾共同鬥爭才是唯一可取的選擇。

大坑西村重建迫遷

由橫洲官商鄉黑、高鐵迫走菜園村居民，越來越多官商勾結而發生強拆迫遷。香港唯一的私營公屋大坑西村，成為發展商眼中的肥豬肉，由恒基地產「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計劃將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將廉租屋變為以私人單位出售牟利，更將迫遷1,300戶居民！一眾居民組織起來，發起行動反對官商勾結。

「原本是公共的，現在重建給私人財團賺錢！」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註組主席歐陽潔珍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極低的地價給「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規定，必須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於市中心，鄰近石硤尾地鐵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貪婪的發展商。於是發展商自2014年申請「重建」為名，而無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無咨詢過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戶調查，絕大多數居民反對（發展商）只賣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經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現在樓價貴，可以搬去哪裏？」關註組主張居民共同規劃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興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對私人財團牟利。他們數年來不斷發起抗爭，包括組織居民大會、集會示威，又向城規會提出修訂案。

去年城規會共收到93%表示反對發展商重建的意見書，但仍強行通過該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訂案，要求至少85%面積用作出租，城規會收到99%的支持意見書，但最後卻無理地否決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實為官商勾結、黑箱作業！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爭，呼籲更多人加入戰線，阻止政府將坑西變成地產商的牟利工具。我們主張所有單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並且踢走地產商，通過民選租戶代表，將大坑西村公營置於民主控製，讓租戶有權否決重建計劃。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於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集會，響應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議。我們不單在人數上獲得成功（我們迄今最大型的婦女節行動），而且有許多團體到場參與，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包括難民婦女、性暴力受害者親屬、每天遭受歧視的外傭以及女權主義學生。

「不論我們國籍是什麽，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話，勝算會大很多。」

三八集會為社會主義行動首次舉行的五一遊行打下基礎。五一是另一個大進展。我們與激進外勞組織Kobumi合作發起該次行動。早上的遊行集會有超過100人參加，之後我們參與香港職工盟的大遊行。我們行動的口號為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5及要求保障外勞。

「我們五一遊行與其他的分別，在於清晰的國際主義及反種族主義綱領，並主張團結抗爭。」鄧美晶說：「可惜，大部分工會和活躍分子認為『外勞議題』與香港工人的問題無關。這是錯誤的，兩者需要連結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亦支持飲食業工人的鬥爭。三月，跨國企業漢莎天廚無理解雇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事件再次反映該行業的工會向來被資方大力打壓。我們協助工會製作Facebook專頁，並在大學飯堂發起抗議行動。我們發動國際聲援行動，來自德國、保加利亞等地的工會紛紛向其母公司漢莎航空發出抗議信。

政治清算

社會主義行動亦發起了國際聲援長毛行動，支持梁國雄等面臨被法院取消資格的反對派議員。社會主義者與工國委在全世界十多個城市，從奧地利維也納到印度班加羅爾，譴責這個公然的政治打壓。由於政府正在加強政治清洗，政治審判案正在增加，這場聲援長毛的行動顯得極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誤當作是反對政府的激進選擇，其敗亡可能會為民主鬥爭開拓國際主義的空間，讓人意識到民運不能夠孤立進行，也不能祈求外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協助。社會主義行動解釋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並連結起中國和全球的群眾抗爭。

在十多萬人參與的六四悼念晚會中，我們於透過特製短片和擴音器所宣揚以上訊息。「我們籌款以幫助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誌，並指出在中國建立地下政治組織的需要。」鄧美晶指：「在六四當晚，我們擁有最國際化的團隊，參與者來自不同種族，這是由於反抗專製打壓並不只是中國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鬥爭的一部分。」

對於許多打算加入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來說，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們的行動與果敢的組織方法。不過，強大的組織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礎，即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資本主義無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敗、種族主義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替代的任務亦變得更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話，不要猶豫，加入社會主義行動這股不斷增長的力量吧！

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國民教育快將卷土重來，更會擴展到幼稚園！林鄭月娥最近配合中聯辦，指要在幼稚園開始灌輸「我是中國人」概念，並計劃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目。名為教育，實為洗腦 ，自2012的反國教運動以來，眾所周知，所謂的「國民教育」只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獨裁政府及香港統治陣營對於年輕人反抗政府有極大恐懼，而洗腦教育是其中一個手段去抑製年輕人的獨立思想。政府不停對於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打壓。近年來對於普選及反對官商勾結的抗爭此起彼落，雨傘運動的爆發就是群眾對於獨裁政權的忍無可忍而爆發出來的，而眾多年輕人因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這解釋了為什麽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將洗腦教育推行，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輕人對不民主製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香港人自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指數跌至2008年以來新低，而自認是中國人的18至29歲年輕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來最低。但這與其說是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與政治（反中共獨裁的情緒）有關。

事實上，洗腦教育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來，已被政府不動聲色地放入中小學生的課本及功課裏。學生需要在工作紙上回答「你認為同學愛不愛國？你認為可以怎樣幫助他更愛國？」、教科書教導學生要對國旗敬畏等。

《人民日報》最近刊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訪問，指需要以「零容忍」態度遏製港獨，必須「堅決依法懲處」，又指要加強教育，令民眾知道港獨的違法性和危害性。期後林鄭便公開表示實行國教的重要性，顯示她將會完全順從中共的計劃行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國民教育、以及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現在需要發起一場受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中學生要組織起來，準備發動抗議及罷課以捍衛民主權利。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裏，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蕩」，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蘇。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沖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沖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臺，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樸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蕩。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製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吊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采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仆」，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製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臺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製，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製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沖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征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系，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傑瑞米柯賓

保護斯諾登的難民被拒絕庇護

七名曾經協助美國泄密者斯諾登的在港難民，最近被入境處駁回其庇護申請。該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兒童的代表律師已經提出上訴，反對入境處的決定，並指責處方的行為「完全不可理喻」。

這些難民是本港的英雄，他們在2013年6月曾為前美國國安局員工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泄露國家機密，令他成為了「全球第一通輯犯」。幾位英雄分別是來自斯裏蘭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 Rodel，還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兩名孩子，與Rodel的女兒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現行政府不人道的庇護法規下屬於「無國籍」人士。

難民的象征

Vanessa Rodel是香港難民權利的鬥士，且活躍於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之中，在難民社群中廣為人知。這宗案件成為了本港1萬1千名難民的鬥爭的重要象征，亦駁斥了建製當局與媒體將難民打成「假難民」及「罪犯」的種族抹黑。

社會主義行動是2013年聲援斯諾登行動的組織者之一，我們亦舉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殘酷對待對整體難民。香港政府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締約者，因此不會提供任何庇護。難民只能申請酷刑及迫害聲請，而審查期長達等待數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間他們不能工作，只能生活於赤貧當中。

「零批核率」

「我們不理解為什麽入境處要如此迅速地審查他們的案件──這次決定與他們與斯諾登的關系曝光的時間很接近。」代表難民的文浩正律師稱。另一名難民的代表律師田光譽（Robert Tibbo）同時亦是斯諾登在港的律師，他指這個決定「與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過去也有理據充分的個案被拒絕申請。」

七名難民的支持者認為，入境處的決定與媒體報導他們保護斯諾登有關。四名成人之間除了此事之外並沒有任何聯聯，但是他們的個案卻被同時審核。在加拿大，有人組織起來向該國政府施壓，要求當局為他們提供庇護，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應。

他們的故事於奧利華‧史東的電影《斯諾登》中呈現出來，而斯諾登本人亦為他們大力發聲。「這都是些好人，他們因酷刑、強暴、暴力、脅迫及戰亂而流離失所。這都是有紀錄的，並不是虛構。這些都是事實。」斯諾登在最近一次公開錄像中說道。

政治清算繼續　長毛被重點針對

假和解，真河蟹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當選」特首後，政府立即大規模拘捕及檢控社運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參與不同反政府行動的人士被捕。林鄭向反對陣營軟硬兼施，另一邊廂則與溫和泛民提出所謂的「大和解」，又試圖拉攏泛民政客進入政府。我們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沒有鬥爭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讓步。可惜的是，溫和泛民對眾多社運人士及激進派被打壓則毫無反應，沒有意圖動員群眾去阻擋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傘運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計劃、有策略的，首先針對本土派，繼而打壓激進民主派。繼青年新政梁遊兩名議員自毀長城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熱血公民鄭錦滿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獄三個月。

最近九名傘運人士被檢控，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及鐘耀華、社民連黃浩銘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他們被檢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連法官也在庭上亦質疑律政司的理據，認為控罪有重復性，在同一個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長毛──當局的頭號敵人

長毛現正被控三條罪名，包括立法會議員被DQ案、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以及藐視立法會，隨時被判監入獄7年。長毛受訪時表示無懼入獄，認為當政府可以隨意剝奪民選議員的資格時，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大監獄，已經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可言。

他曾公開表示反對泛民的「和解論」，又強調需要重新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開表示反對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會變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國雄（長毛）是統治陣營多年以來都想除去的眼中釘。

現在四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及羅冠聰的DQ案件仍未有定論，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決，避免刺激群眾上街，有礙習近平訪港時歌舞升平的畫面。

法官：「梁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長毛被指收受時任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25萬元，沒向立法會申報。法官在結案陳詞時指，梁國雄並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質疑本案的嚴重程度。法官質疑，最後該筆款項仍然用於黨內事務，是否仍然會影響大眾對於議員涉及利益沖突的觀感。政治檢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摑了一巴！

連立法會秘書長在作供時亦承認，從來沒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因沒有申報而被檢控。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作供時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連的經費。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11月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元朗橫洲發展時，拿走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視罪，最高可判監禁12個月。長毛指，此條例本來用以保障議員，但政府卻用此控告立法會議員。他又指他的行為並沒造成會議中斷。

政府大灑金錢，以「漁翁撒網」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擴大！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不斷增長。縱然我們組織尚未算是龐大，但影響力卻不斷增加，並出一分力為未來強大左翼組織打下根基。過去六個月來，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增長速度為至今最高的。我們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同誌亦是如此，他們的進展啟發我們、推動我們前進。

「我們在2017上半年的成員增長目標為20人。現在我們距離目標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稱：「在香港，女性加入我們的人數比男性多，大約占三分之二，這是個大進展。」

在2017年，我們成員人數增加，也在各重要的鬥爭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們與難民、外勞以及工會分子一起組織抗爭，爭取權利。我們的女權及青年運動會繼續下去並且升級，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義。

團結反對種族歧視

在中共的專製瘋狂打壓下，民主鬥爭遭受挫折，尤其是雨傘運動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鎮壓，群眾運動減弱，抗爭次數減少、每次人數降低、青年參與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為自己這樣就勝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規模的運動正在醞釀，而且不單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

社會主義行動是個種族多元的組織。新成員來自印尼、菲律賓、美國、緬甸，還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這代表我們組織的宣傳（包括報刊、網站等）與會議亦變得更跨族裔。「我們有以印尼語進行的會議，當然還有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我們也開設了個印尼語的社會主義網誌。」鄧美晶稱。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出版一共四種不同語言版本的雜誌。英文版雜誌的銷量大幅上升，因為我們組織許多外勞、難民和外國學生的運動。

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的事件令人震驚，使社會主義行動今年的新年砰的一聲展開。不過，全球的「特朗普現象」在香港並不顯著，有些人甚至對特朗普抱有幻想，以為他會成為對抗中共的盟友！但對於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難民來說，特朗普的種族主義、恐伊斯蘭政策及言論實在令人憤怒和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