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行政會議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三跑）工程計劃，造價高達1,415億，不但是香港歷史上最昂貴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跑道造價亦遠遠超出數倍。

三跑造價冠絕全球，但跑道卻只能降落不能起飛。而政府尚未解決空域問題，跑道落成後未必能增加飛機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龐大資金、落成後的可用性、以致對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全部沒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計劃作公眾咨詢，就突然繞過立法會，由機管局直接撥款，令社會出現極大回響及反對聲音。政府連跛腳的民主機關都想繞過，強推向富豪輸送利益的政策。群眾必須動員起來抗爭，否則為政府這種不民主的施政手法開了先例，日後變本加厲。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三跑工程計劃花費1,415億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國家如澳洲布裏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三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裏斯班的新跑道長3,300米（造價相等於80億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億），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獨立媒體）

大部份市民均反對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八人認為機管局應先集中力量改善雙跑道的效率，並在未用盡雙跑道的能力前不應考慮第三條跑道。六成四被訪者認為政府不應繞過立法會，讓機管局透過融資興建第三條跑道（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2-03-2015）。

機管局計劃耗資1,415億元，利用本來上繳政府的收入攤還，再增設離境稅作幫補及發債解決。三跑計劃繞過立法會，不用透過財委會撥款，也免除立法會議員反對計劃而拉布的「煩惱」。如果一項造價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實，日後必定會有更多類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繞過立法會而強行推出。

由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項目超支延誤已成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其中原本建造費669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至715億元，而這次三跑造價更比高鐵高出一倍，將來超支的責任，又是用人民的錢去負擔。

政府指，現時兩條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所以有建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但就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撰文反駁，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結論是，只要妥善規劃現時的兩條跑道，根本無需要再興建新一條跑道。

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預計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現時香港三跑計劃的空域問題尚未解決，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稱由於「涉及商業及戰略資料，所以不能公開詳細內容」！

「基建創造就業機會」的歪理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顧問報告指，三跑落成後有望提升本地生產總值4%至5%，可額外帶來4,500億元經濟效益，並創造逾10萬個新職位。縱觀過去的基建工程，沒有一項實際令基層工人得益，結果反而是眾多建造業工人被外判商壓榨剝削，2013年4月便爆發了200名高鐵地盤工人罷工的抗爭，抗議禮頓承建商為了趕工，強迫工人在地底內進食午餐、以及遲到五分鐘扣半小時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該地盤工人工時高達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勞工保障缺乏，可見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無助工人階級的利益，反而是地產發展商、外判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斷超支，但香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卻嚴重短缺。單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億，便可興建十四萬個公屋單位、可讓香港十六萬名學生免費讀大學、可興建十間公立醫院、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項目。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

本文於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將會是新一屆的區選，社會主義行動準備參與，因此重登這篇文章，解釋社會主義者整體上如何對待選舉，作為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手段。

作為成立於短短十八個月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1月6日區議會選舉對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大考驗。廿二歲的鄧美晶代表我們於工人階級地區元州及蘇屋區出選（當區選民大概有10000人）。在選票層面上，當區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最穩陣的一席，故此我們的候選人並無勝算可言。結果，我們拿得493票（8.4%），是一個好開始，然而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支持、經驗和影響力是更為重要的成果。

我們於此地區運用選舉作為平臺，宣揚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此地區年青失業率高企(12%)，而五個家庭之中有一個生活於貧窮線以下。香港縱然財富豐厚，卻患上長期的社會疾病。例如有數據指出，在34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合組織）中，平均使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9.2%於房屋、醫療、老年人、就業培訓、家庭服務等開支上，但香港於2010年的數字卻 只有5.8%。

對工國委(CWI)的支持者來說，11月6日面對中國地區首次舉行的選舉挑戰，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目標是增強組織、招募和建立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左傾青年展示社會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我們跟從列寧的建議，即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猶如「打作客賽」，即屬於我們的天然平臺是工人鬥爭和罷工等，而非選舉。外國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是諸多製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優待資本主義建製的。

選舉公平嗎？

香港是一個「受箝製」的資產階級民主之地，受中國獨裁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機器而統治。英殖統治時期，政府為製造「民主參與」假象而創立十八區區議會，實際上是純粹的諮詢架構。現今，五分之一議席由非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委任，而整個體製由政府官僚主導，聯合財團利益。

儘管行政長官曾蔭權可笑地指：「香港的選舉製度是公平、公開、公義和透明」，經已有證據揭露出大量親政府陣營的選舉騙局。於美孚南選區，有一個住址登記了13個選民的名稱，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所持有的。另外，有選民於一幢只有21層的樓宇上登記了32樓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製極其寬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門的反復核對，令最有錢的親北京陣營可以於關鍵議席登記「選民大隊」去操控選舉。相比2007年區議投票率38.8%，本屆投票率相對較高，達到41.4%。本屆有120,000新登記選民，當中有90,000人年齡高過50歲。年輕人的參與度相對較低，與去年反建製的五區補選形成強烈對比。

為2010年尋仇報復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選舉舞弊和騙局的規模，但肯定是相當大的。於區議會進行選舉操控比起立法會相對容易。由於區議會選舉使用的是「英國西敏宮」（Westminster model）的單一選區製，所以相比於使用比例代表製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會，更容易發生濫用操控選舉的現象。

北京當局精心策劃，甚至有部分針對逐個議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擊敗泛民反對派，為來年更重要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去年五區總辭觸發全港補選爭取民主權利後，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懲罰三個向其挑戰的「激進」政黨。去年補選勝利的五個議員中，有三位（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偉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必要地）落敗。正如公民黨領袖梁家傑評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們很驚訝他們的票從哪裡來。」

對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次選舉亦有其他難題需要克服。建製派長期培養一個意識，令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受到很大壓力，視區議會選舉為非政治化的平臺，強調候選人的「地區工作」及「良好地區紀錄」，反對「空喊政治口號」。大部分政黨（包括泛民陣營）滿足於玩這遊戲，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諸如派月餅或撿垃圾。當然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不會逃避跟進地區個案，盡可能幫助居民與政府官僚抗爭及捍衛個人公義，但是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墮入「蛇齋餅糭」的陷阱。建製陣營如民建聯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餅，我們要提出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以外的政治選擇。

群眾選舉運動

縱使有很多障礙及限製，社會主義行動判斷區議會選舉依然會給予我們一個平臺，讓我們宣揚社會主義理念、連繫地區抗爭、累積組織及政治經驗，以及擴大周邊的支持範圍。此判斷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首次運作一個群眾性的運動，當中我們在元州及蘇屋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單張、拍門訪問超過5,000戶、並致電承諾過投票給我們的數百選民，提醒他們緊記投票。縱使是對手陣營的義工都稱贊社義行動選舉工程的專業，包括派發四種語言的宣傳單張（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特別從少數族裔得到很大迴響，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們。

我們派發12,000份選舉宣言，當中解釋社義行動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以及爭取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選舉工程的重點是我們於六星期間每天進行的街站，在攤位豎起橫額、拉起易拉架和用揚聲器。同誌們無薪休假數天助選，更有一位同誌辭去工作成為選舉期間的全職人員。社民連成員告訴我們，以單一選區計算，我們的助選員人數比他們更多。除了在投票當日，我們每天活躍的助選員比兩個對手陣營多得多。投票當天，我們全天總計有26名義工，但仍遠遠少過兩個對手陣營。

我們製作的傳單合共復蓋了超過16個議題，即每星期兩份或更多，包括醫療保障、種族主義、政治暴力、警察鎮壓、民主、房屋、最低工資、交通、私有化等等。我們一星期的每天淩晨於地鐵站外派發數以千計的傳單，於選舉期間亦有介入其他運動，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日。當天，鄧美晶接受給《南華早報》等媒體的訪問。十月份，我們的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銷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績，共賣出208本。

選舉工程中亦有組織數個規模細小的遊行和抗議行動，包括抗議領匯（領匯營運180個私營購物商場）。我們的候選人向領匯小商戶進行訪問，發現公屋商場私有化後，租金上升300%而令數間商舖被迫結業。這消息被印製成超過2000張的傳單並散播至媒體。我們亦將此議題連繫至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問題，以及對手候選人支持領匯上市的紀錄，更於商場門外將一張模擬的$900萬的巨型支票撕毀，喻意打破領匯行政總裁黃國龍的高薪厚祿。

透過此選舉運動，社會主義行動能夠招募新成員，達到我們招募目標的80%。我們正在開始成立組織第二個支部，這也是我們選舉運動的一個重大目標。

聯盟及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與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達成協議參選。由於社義行動並非註冊團體，沒有這協議，我們的候選人就沒有被選的資格。我們曾經與社民連於幾個運動中有所合作，而此選舉聯盟意味著，我們的選舉工程以自己的綱領及口號參選，而選舉材料及單張都是我們寫的。同時，我們呼籲其他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民連，其作為主流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並為選舉過後的鬥爭提供最好基礎。

此聯盟成為與香港及中國其他左翼分子的辯論焦點。有些左翼分子聲稱工國委支持者「加入社民連」（在特定情勢下，我們未來不排除會這樣做，但現在這不是真相），又指我們提出了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們重蹈中國共產黨的復轍，即其1920年代機會主義地融入國民黨。先不講1920年代的國民黨與今天的社民連之特質大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國共產黨錯誤地融入國民黨，但提議與國民黨達成共同行動的聯盟，同時保持獨立組織及社會主義的政治身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元州及蘇屋區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們選舉聯盟的策略。

與社民連的討論及分歧

即使我們選舉的焦點不在於影響社民連，但社會主義行動的取態及政治立場對社民連部分會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例如我們的候選人承諾當選後仍生活於工人工資水平。雖然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採取此立場，但此並非社民連的整體立場。

社會主義行動認知到反外傭種族主義議題將於選舉中至關重要。我們計劃進行回應，並主張社民連亦要這樣做。社民連原則上採取了支持外傭權利的立場，拒絕附和建製派（例如民主黨則可恥地支持建製派的立場），但可惜社民連沒有於選舉工程中公開正視此議題，並錯誤地認為可以拖延至選舉後進行。親北京陣營散播荒誕的種族主義謊言，輔助其選舉騙局。選舉工程當中，這謊言並無以群眾規模的揭露及回應。很多社民連成員現在承認，迴避此議題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行動於元州及蘇屋區派發三千張題目為「外傭居留權之真相」的傳單（點選連結閱讀傳單），警告親政府陣營的謊言，並呼籲所有種族團結為工作職位及福利抗爭。我們於地鐵站外及街站派發大量傳單，亦面對一些種族主義的攻擊（有人問我們的候選人是否「菲律賓人」）以及大量混亂意識，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製一方的技倆。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組織規模細小但有所迴響的反遊行，對抗種族主義團體「愛護香港力量」（一個帶著偽裝面具的、親民建聯及政府陣營的陣線）。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媒體復蓋，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堅定立場的機會，反映出嚴重低估種族主義的威脅，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

選舉結果出來後泛民主派遭遇暫時挫敗，妥協派及抗爭派的分裂更為明顯，前者繼續靠攏「勝出」的建製一方（包括在攻擊外傭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鬥爭運動的力量，而社民連可以為此提供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與社民連及其他組織站在一起，為民主權利及社會公義努力抗爭。同時我們強調三件事：以社會主義綱領取代崩壞的資本主義之必要、不要墮入本土主義的死胡同（事實上香港的命運是連繫至中國內地的反獨裁鬥爭的）、需要建設工人政黨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力量。

傑瑞米柯賓

元州及蘇屋區的成績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競選的元州及蘇屋區議席，本來是屬於兩個選區。民建聯長期割據蘇屋，當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經遷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聯於選舉工桯期間極少作公開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當日他們動員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選民。可見，他們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選舉機器。

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元州：民協 2,420票，民建聯 1,736票

蘇屋：民建聯 3,074票，民協 1,245票

2011年選舉成績

元州及蘇屋：民建聯 3,403票，民協 1,947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 493票

縱使此運動的重點不是選票，493票仍是一個好成績。社會主義行動於六個月前在選區開始定期活動，而之前不論社義行動或社民連於當區都沒有活躍成員。

社民連出選27個議席，平均得票率為24%（資本主義媒體所宣傳的「徹底失敗」與事實很大距離）。在社民連其他4名與泛民主派候選人對撼（即除了建製派或所謂「獨立」候選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選人競逐）的選區中，平均得票率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協擁有穩健根基，但其在當區以至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與2003年選舉比較，民協由25席跌至15席。鄧美晶的8.4%投票率不僅是反對民建聯的一票，同時亦反對民協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及與北京方面妥協。故此，這一票是有意識地支持年青的社會主義基層鬥士，令人鼓舞。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淩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製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製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製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傭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製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製力竟不過是強製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製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青年上樓遙遙無期　長策會紙上談兵

不打破地產霸權，何從解決房屋問題？

眾所周知，房屋問題是香港人面對的第一大問題。普通市民連覓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難題，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輪候人數每況愈上，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當中未滿30歲的單身青年申請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體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情況令人擔憂。

每當談及青年人大量輪候公屋的現象，政府輿論和資產階級政客往往歸咎年輕人「不思進取」、「懶惰」雲雲。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跟不上樓價的升幅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自2001年以來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實質工資（扣除通漲影響）的話， 2014年度的實質工資更下跌了7.4%！相對而言，房價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則增加了一倍。根據知名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樓價中位數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17倍，這難以負擔的程度不單是冠絕全球，更是史無前例！該研究認為3倍以下才屬於「可負擔」的水平，並指出澳洲的6.4倍已經是「令人擔憂」。在這樣絕望的條件下，廉價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與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就連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南華早報》的撰文中承認，本港的問題「極端」。而長策會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長遠房屋策略」，並提出十年房屋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實際上原來只有六成是公營或資助房屋，亦即是說只有28萬個單位（當中20萬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應量為2萬間)。只要屈指一算，現時有超過27萬個公屋申請，就算未來沒有新的申請，也要13.5年才能讓所有人上樓，而近年來每年的公屋新申請都超過3萬單，也就是說公屋不足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惡化。

況且，房委會承認在未來五個年度只有77,100個新公屋單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個單位落成，遠低於長策會提出每年平均興建2萬個單位的目標。特區政府亦會在2017年換屆，到時候「長遠房屋策略」大可以像當年的「八萬五政策」那樣「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經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歸咎市民反對開發東北或郊野公園，來為其低下的公屋供應做擋箭牌。住宿作為人類的必需品，社會主義者提出廉價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應量應至少5萬間，抗衡現時私樓支配房屋供應的困局。

事實上，政府預設的公私營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私營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雖然說單位數量只佔40%，但實際土地資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達到50萬，平均每年5萬間公屋單位的目標是絕對有可能的。

政府聲稱增加私營房屋的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陳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說香港現在不可能使廉價社會房屋佔整體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樓宇價格瘋狂，假設房價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數的8.5倍。再者，香港業權壟斷非常嚴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擁有超過4萬單位，首100名更擁有7.9萬個。房屋被視為投機的工具，更多的私營房屋只會淪為資本雄厚的財團地主作囤積及炒賣之用。而有研究認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紓緩公屋輪候時間。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許仕仁與郭氏兄弟的世紀貪汙案，可以窺見一直以來官商勾結之嚴重。今天這已變成不個可調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地產霸權」，將地產發展商、銀行及金融企業公有化，由大眾民主管理，才可決定房屋乃至社會的發展。

傑瑞米柯賓

勞動節2015：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五一勞動節是紀念國際工人鬥爭運動的傳統節日。130年來，五月一日就等同於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八小時工作製。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要為這些權利而戰鬥。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工人階級受到新一輪打擊，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緊縮政策等。勞動群眾需要在五一當天動員起來抗爭，並建立自己的組織，討論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會主義政策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天堂」，香港對草根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內部的憤怒日增。工時過長，令很多基層家長幾乎沒有時間與兒女相處，但政府今年否決了製訂最高工時，以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合約工時取代，只會讓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時。實質收入在過去15年來沒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傘革命」不單單為了爭取民主，而且不滿樓價高企，工作條件差，沒有未來。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歲）為在職貧窮人士，一個月工資低於8,315元。超過130萬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貧窮線以下，諸如樂施會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重。香港老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去世，可見香港政府的涼薄。

全球：面對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榨，就業保障受到打擊。從美國到南韓，各地政府們都紛紛推出反工會法例。五一遊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戰鬥性的民主工會，並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打好基礎，以擊敗資產階級政客。

女性權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貧窮人口皆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女工受到最大的壓迫。在深陷危機的希臘裡，女性的失業率飆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的投入被削減、而老闆們也不再遵從法定產假等。在中國，萌芽中的女權運動被習近平嚴加鎮壓。反歧視、反壓迫的平權鬥爭會是重建並強化工人組織的強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達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庫房儲備充足，但不願加大投入社會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兒設施，全港有295,700名0-6歲的兒童，但全港幼兒中心只有26,000個名額，婦女很多時一力承擔沈重家務。九成的家庭因此認為不會生第二胎。社會欠缺庇護中心等設備，女性面對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無處容身而不敢舉報。

香港：《福布斯》雜誌報道，香港的富人的財富從上年的166,00億增加至今年的19,200億，增幅為14%，商家財團又再豬籠入水！難怪有錢人都支持中共獨裁體製製，拒絕香港有真普選。正如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時所講，政府政策不能「傾斜於窮人」！

李嘉誠的身家為2,600億，比波利維亞或約旦的年均生產總值更高。這筆錢等同香港四年醫療開支。愈來愈多人認清一個事實：極端的財富累積與「勤奮」或「聰明」沒有關係，而是靠裙帶關係，靠與政府勾結。尤其是房屋政策成為鉅富進一步搜括財富的工具，令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板間房，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最近一項民調顯示，77%受訪者認為不能負擔今天的樓價（南華早報，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製度崩潰後，令全世界陷入危機，但之後卻富者越富。樂施會報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擁有的財富會比其餘99%多。這極端的財富不均是前所未見的，愈來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對種族歧視！

全球：在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也門等地爆發戰爭，令全世界都處於危險。敘利亞有一半人被迫遷離家園。即使難民遷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這難民的地獄），也會被檢控、逮捕或者過不人道的生活。

腐敗的獨裁者、石油戰爭，美國作為「世界警察」造成的亂局，都是這些破壞的源頭。在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警察種族歧視射殺黑人，令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再次重燃反種族歧視、反建製的運動。五一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節日，應藉此展示一個取代今天世界亂局的替代：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及社會主義。

香港：葉劉淑儀最近發表針對菲律賓外勞的種族歧視言論，可見香港建製派正煽動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是為了分化工人，禍害全體工人，我們必須以團結鬥爭作回應。在中國內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不要排外主義，而需要兩地團結抗爭，反對政府親商政策造成的資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來3年輸入中國內地1萬至1萬5千名工人，以輸入外勞的手段壓低香港工人工資。我們支持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誰是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亂局及苦難。五一勞動節，我們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40多國的姊妹組織一起參與遊行，共同發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種族主義、打倒獨裁！
在美國，工國委的民選西雅圖市議員為15元美金最低工資打先鋒角色。西雅圖上個月開始實施15元美金最低工資，是美國首個城市達到這目標。4月15日，6萬快餐店工人發動全國大罷工。在愛爾蘭，工國委的同誌正在領導一場集體罷交稅運動，反對政府強推水務稅壓榨工人。在英國，工國委成員將與工會及社會主義聯盟（TUSC）組成聯盟，參與將於5月7日舉行的全國大選，挑戰親商政黨（包括工黨）。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統治中國及香港。但我們將反獨裁的鬥爭連繫至打倒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將大企業及大銀行置於公共民主擁有，用來計劃增加就業職位，增建廉價公屋，擴建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活躍於今天的鬥爭，支持最高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歧視，但我們也將這些議題連繫至製度變革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五一遊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資本剝削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抗爭捍衛權利的一天。在香港，職工盟發起「拼尊嚴，五一大遊行」，職工盟各屬會（碼頭業工會、巴士業工會、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外勞工會、大學學生會等多個團體都有到場參與。

遊行隊伍下午由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並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訂立標準工時」等口號。主辦單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參與遊行。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遊行，舉著「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剝削」的橫額。

參與遊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職維他奶公司當送貨員的張先生認為，現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強積金殘缺不堪的製度，並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來自鐵路工會的三位工人，任職港鐵公司的司機、維修人員。三人都認為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人的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都是相輔相成的權利，缺一不可。現時的狀況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勞工政策」。除此之外，他們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並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於政改問題，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謂的提委會根本就是要延續少數人壟斷的「小圈子選舉」。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每周工時四十小時、最低工資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廢除外判製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政府分化勞工等。

此外，工聯會亦有3,000人於另一隊伍遊行，但工會理事長吳秋北亦借機呼籲市民接受假普選，稱這才可以改善勞工問題，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有參與遊行。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葉劉淑儀種族歧視　被迫道歉

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4月25日）發表聲明，就其近日在報章一篇針對在港菲律賓外勞的言論道歉。她早前在報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又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大量菲傭為外國男士提供性服務？」的圖片，惹來外勞及左翼人士批評其種族主義及歧視女工的立場。

4月23日，外傭團體到新民黨總部外抗議，舉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葉劉淑儀可恥）」、「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種族主義是社會病毒）」等標語。亞洲移居人士聯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論已經冒犯了在港17萬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將要求消除社會對外勞的種族歧視。在葉劉淑儀收回言論後，團體在星期日（26日）繼續上街，拒絕接受葉劉虛偽的道歉。菲勞Stella來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論是種族歧視，令我很憤怒。我看過她的道歉聲明，根本完全不真誠，只是受到壓力，想平息事件。」來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來港是為了生計，是為了賺錢養家，不是為了所謂的勾引僱主！」

群眾壓力　虛偽的道歉

葉劉自言論公開後一直態度強硬，拒絕道歉，直至受到社會極大譴責的壓力下才作出讓步。她在道歉聲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奮工作及對香港的貢獻，又說她對待自己的傭人如家人，對於文章引起誤會深感遺憾。可惜，這只是為平息事件的虛偽言辭，更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巧正部署參選特首，為了爭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選製度下穩定民心，起碼暫時要避免負責新聞。實際上，葉劉過去反外勞、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場已經惡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擊外傭權利。

反外勞　反工人　反民主

葉劉淑儀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長，她的此番言論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員、建製上層的思維，態度囂張地打壓工人階級。

葉劉曾經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又倡議要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伺機讓中共加強控製香港法律機關。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僱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僱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僱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也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03年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強推廿三條惡法，在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在兩個月前更重新提及「當局需重研23條立法」。

反種族主義運動需要持續　對抗排外主義

2013年底，一項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日工時達17小時，2/3受訪者曾受身體或精神虐待，強製留宿規定令外傭在面臨虐待時難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卻回應指香港法例沒有問題，指外籍家務工的工作本質如此，工時長屬理所當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現代奴隸製，外勞的示威迫使法院製裁暴力僱主，可謂戰勝一仗。本港外勞抗爭的信心大大加強，在其他被虐外勞事件上更大力發聲，希望可以改善權利。葉劉淑儀的言論証明有錢人及老闆已經感到壓力，因此氣急敗壞，散播荒謬言論以作反擊。但這只會激起更大憤怒，令外勞鬥爭的士氣持續高昂。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對抗像葉劉淑儀這般可恥的資本家及其代表。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抗爭：

不要種族歧視，不要性別歧視
廢除兩星期條例，廢除外傭留宿限製
廢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門接管
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剝削

退聯潮一浪接一浪

繼香港大學退出學聯後，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也通過退聯公投，而嶺南大學的退聯公投則未成功。這可以說是對學聯的一大沖擊，有報章報道，學聯最近由於忙於處理退聯事件，無暇關註政改問題。

各大院校的退聯關註組都有本土派組織的影子，或者組織人士受到本土派影響，但投票支持退聯的學生大多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是泛泛對學聯不滿──包括學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製、與泛民有緊密的政治連繫。支持退聯人士寄望退出學聯後可以由學生「自主」，決定，但是只要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沒有改動，沒有在廣大學生之間根，大規模組織活躍的學生，學生最終還是由一小撮人控製，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決」。

這些不滿都是合理的，也由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提出。但退聯並不能解決學生會官僚化的問題。我們支持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用外來的壓力清除學聯的官僚體製，建立民主的學運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學聯。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學聯的力量，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等建製派報章都大幅報道退聯事件，並為本土派的輿論推波助瀾。退聯派指退聯是為了「走更遠的民主路」，但為什麼走這條路會受到中共喉舌夾道歡迎呢？

在雨傘革命之前，學聯並不為普遍學生所熟悉，在廣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傘革命爆發後，由於溫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協作風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現一種「抗拒政治」的情緒，學聯慼著無政黨背景的形象得到廣泛支持，一躍成為運動領袖。可是，學聯沒有在學生群眾中根，也沒有大規模的活躍成員應對雨傘革命這個大型運動的挑戰，因此決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調查發現，51.4%受訪學生對退聯持中立態度。調查又指出，61.2%受訪學生認為，大專學界需要一個聯合組織，推動聯校參與政治和社運事宜。兩個結果結合起來，可見學生普遍支持一個學運的聯合平臺，但同時也不想維持現狀。因此，學生需要的是一個由下而上決策的學生群眾組織，讓同學決定政治路線及學運訴求。

右翼本土派攻擊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因此今年學聯在壓力下不參加六四悼念。這是對泛民的一個大沖擊。

由於近年由民主黨主導的支聯會愈來愈不受年輕人支持。然而，關鍵不在於六四集會的節目安排(事實上本土派六四集會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聯會(即泛民)沒有提出一個切實打倒中共的綱領，甚至愈來愈淡化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愈來愈多年激進化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到泛民對待六四只是行禮如儀，沒有連結至實際抗爭。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只是一個退步。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也就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製派控製，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製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製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沖出馬路與警察爆發沖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吊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你愛要就要　不要拉倒）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製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製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愈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傑瑞米柯賓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幹。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製、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國泰員工不滿剝削　八月發動罷工

近千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在5月19日開始於機場發起靜坐抗議，抗議資方剝削員工，不滿國泰剝削員工的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對員工的法律保障。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對資方發出回應的截止時間為今早（25日）十時。數百名國泰員工今早遊行至國泰城外，包圍國泰總部，高呼「國泰可恥！最佳無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資方的正面回應，工會表示會將行動升級，於八月份的旅遊旺季發動罷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會外務副主席丘誌雄表示，國泰有一萬名員工，工會約有6,300名成員，如發動罷工，將對公司影響很大，並歡迎更多人加入工會。工會又在下午四時率領員工到中環市區向公眾宣傳，在交易廣場天橋上示威及派發單張，得到市民支持。

扣減津貼　實際減薪

在國泰任職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國泰航空公司一向給人良好的形象，但實際上她見證到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滿是公司對外宣傳我們加薪，但事實上在減我們的福利。機票越來越貴，但錢都沒有回報給一班不斷付出的前線員工。」

潘小姐指，經理楊詠儀向外公布員工有雙位數字的升幅，但實際上員工的外站津貼不斷被削減，變相不但沒有加薪，實際上是減薪。

空中服務員抵達外國時屬於休息時間，公司提供站外津貼，覆蓋員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現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質素下降，我們的合約也規定，公司需要提供我們享用中等價錢的膳食，但這些質素也不斷下降，變相就是扣減了津貼！」

最令這些員工不滿的其中一項，是休息時間被縮減。公司扣減了外站所逗留的時間，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間少了，其實直接影響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職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奧克蘭、四日波士頓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奧克蘭為例，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時的長途機，但我們站外的休息時間只有廿四小時，奧克蘭的時差快香港五小時，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國泰扣減成本　前線員工壓力大

「現在油價這麽低，為什麽機票（價格）年年加？我們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職的同事合約條款不同，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一名任職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滿，「長約的時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為什麽會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站外津貼對於新入職的同事來說是他們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現在扣減了對他們是很大影響的。」

實際上，國泰對機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務也不斷下降，這名空少表示，其實餐盒內的份量減少了。潘小姐又指，飛機餐的數量減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選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務員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時候我們要犧牲自己的餐盒去給客人。為什麽要我們這樣？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我們一班前線員工做出來的，但公司沒有照顧我們。」很多員工在抱怨，他們連工作時本來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減了。

國泰員工上一次罷工在1993年，約3000名空中服務員在農歷新年期間發起了長達17天的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國泰員工的鬥爭，爭取應有的工資和津貼，反對同工不同酬，團結一致對抗剝削！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傑瑞米柯賓

香港：假普選方案的殘局

隨著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後方案，2017特首選舉製度之爭經已進入新階段。去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觸發了79日的雨傘運動。但政府仍根據人大決議的框架，提出篩選候選人的「伊朗式」選舉製度。

要通過政改方案，必須得到立法會議員中三分二的支持。有關表決將於六月進行，如無意外很大可能會被否決。縱使建製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恐嚇宣傳──從股市崩潰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國兩製，政府的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至今這只成功地激發公眾的反感，因而未能像當初計劃那樣從泛民手中奪走四張倒戈票來通過政改。

這些資產階級反對派政客為甚麼突然有「腰骨」起來，背後原因很簡單：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贏得真正的普選，但卻完全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氛。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支持者）與中國勞工論壇當時指出，雨傘革命雖然未能贏得任何讓步，令部分的參與者認為運動失敗，但縱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慘勝。正當立法會的表決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會有人最後轉軚（關於這點本文稍後討論），明顯泛民領袖受到了更大群眾壓力而要去反對政府的方案，否則隨時自己會被政治滅門。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傳攻勢「2017一定要得」來試圖爭取公眾對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歡方案也應策略性地「袋住先」，來讓所謂的「民主進程」有所邁進。他們說，假若政改方案被否決，未來數年內將不會再有民主化的機會。據報，不單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會原地踏步，就連立法會也不會得到普選。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經已看穿這些謊言。過半市民反對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廣泛明白這個中共設計的假普選只是為了使獨裁者欽點的候選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稱政改將會是邁向民主的踏腳石，但實際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發展」，因為對北京來說香港越來越是眼中釘，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對所有方面都收緊了控製。中共當局希望將權力集中到特首手中，並利用假普選來為此爭取合法性，同時間將立法會等機構的權力削弱。雖然立會本身有許多局限，畢竟其還是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定的製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計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條立法，打壓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們認為假普選產生的特首會更有能力地推動二十三條。

然而，當假普選被泛民議員否決後，中共對香港民主的敵意就會更深，並認為民主不單疾礙中共對香港的控製，更會為中國自身帶來不穩。

支持度下滑

明顯地，政府的宣傳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遊擊式」的突然落區來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個宣傳運動已變成個鬧劇，一些建製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斬宣傳。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從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華早報）。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標要將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當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壓力能讓四名泛民議員轉軚，但另一方面這個宣傳運動也是在為方案被否決作出準備，屆時北京的輿論機器就會歸咎泛民斷送香港的「普選」了。

泛民的領袖試圖利用當前的對立來挽回他們過去在雨傘運動時期所失去的支持，當時他們淪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時間，右翼及溫和泛民仍相信他們能夠從北京手中贏取一些妥協，並接受遠離自己原則上的「真普選」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決定卻對此關上大門，亦令主張妥協的泛民領袖們手足無措。

去年群眾運動的爆發導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爭的時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對政府來說這也更為棘手。

雖然今日並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這樣認為「溫和派」會變得更有戰鬥性那就大錯了。不幸地，這些政客們尋求循序漸進的多餘策略依舊是階級鬥爭的絆腳石，而只有建立這樣的鬥爭才能擊敗專製當局。

不過縱使如此，政府現在絲毫不讓，就連一些象徵性的讓步也不作出，同時間雨傘革命的餘燼猶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這個時候倒戈是很困難的。無線電視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在選舉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選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體都有著一份公開的「倒戈嫌疑犯」名單。當然在現今的力量對比下，就連這些嫌疑犯也準備否決方案，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倒戈的話，他們隨時會變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時候不同，泛民陣營不可能讓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臺。

2010年民主黨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點兒的可能能夠贏得四張倒戈票。一些流傳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夠讓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認為其無威脅的）出閘作為三名特首候選人之一。當然一旦政改通過後，沒有人能保證中共方面會恪守這些承諾。這些協議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建製派有著壓倒性的資源操控輿論及選舉，但北京仍是會擔心有泛民參選的話會讓他們失去對選舉的控製力。

最後，倒戈者可能藉口說通過政改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因為政府作出各種口頭上要脅，包括取消未來重啟政改的可能、甚至終止「一國兩製」並由中央直接控製香港。

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些威脅又有多大可能實現呢？這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憲製」上的權力，而是實際上的政治力量對比。北京方面在雨傘革命期間抑壓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對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態發展會蔓延到中國大陸。這關係到習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黨內權力鬥爭、國際外交爭端，而且未能改善經濟嚴重放緩。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可說是後雨傘革命的勝利，中共和港府會因此損失政治權威，對它們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

泛民在今天攤牌過程中沒有變強，反而愈來愈進退失據和分裂。他們認為否決政改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而不想為新一場戰鬥作準備。

民主黨的何俊仁曾經提出今年稍後辭去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以足發一場全港補選運動。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黨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進派對手。愈見明顯的是，2015年版本的辭職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製，且受民主黨機器由上控製。這些組織上的束縛肯定會令綱領更為溫和，而且更難吸引年輕一代投入運動。

由於種種局限，學民思潮拒絕加入公投委員會，加上內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對公投而分成兩派，足以令民主黨高層說要重估形勢，在政改表決後再決定是否發動公投。學聯則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因此似乎也會與民主黨領導的公投保持距離。

學民思潮表示「不敢茍同」民主黨堅持公投委員會「擱置泛民主派間的爭拗」。我們認為學民是正確的。泛民這句聲明是荒謬絕倫的，但可惜這卻是他們的典型──泛民機器主導的運動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內部民主。為什麼一個聚合不同力量去達成特定行動（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運動）要製止參與團體提出不同的意見？

正如雨傘運動期間，泛民領導層及其盟友設立空殼的所謂「五方平臺」，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運作群眾運動，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黨企圖禁止「爭拗」（與自己的思議）的手法是與中共的政治一脈相承的。可見2015的公投運動與之前的分別。如果不斷然拒絕這種不民主的手法，就會令運動不能有效成為真正反政府鬥爭的平臺。民主黨害怕民主辯論和基層參與，是與它避免激進政治和群眾鬥爭相承的，它寧願附和建製當局。

學聯分裂

同時，八大院校的學生會中有四間退出學聯，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本土派發動退聯行動，往往以歇斯底裏的方式人身攻擊學聯的領導層，得到一群不滿學聯官僚體製的學生的和應。這些不滿的學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場。

可惜，泛民領導的不民主手法及其與政府枱底交易的歷史，為本土派混亂而矛盾的政治立場製造了土壤。學聯在政治及方法上沒有與泛民領導保持距離，甚至用類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領導群眾鬥爭（包括雨傘運動），現在因此付出代價。同樣，「左翼廿一」近年來都有成員在學聯領導層具影響力，但卻沒有鮮明地爭取對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為領導層的基礎。

他們慣用「委員會式手法」，鮮有在校園發起群眾活動去組織活躍的成員基礎，也沒有民主架構，不幸為本土派及其網戰開了打門，讓其在短期內成功。若學聯是群眾學生組織，具有民主傳統和政治意識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壞行動的。

退聯事件不但是學運的挫敗。事件會令大學的政局更為複雜，令學生更難聯合發起運動。本土派自己沒有能力領導任何真正的鬥爭，也不能在建製當局面前取得勝利。他們「什麼都反」都教條，他們不會嘗試建立替代現存領導層的選擇，而主要想關註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權註視著政改方案的挫敗。中共雖然可讓這情況發生，但這代表它失了預算，而香港政局會持續不穩並可能感染中國。現況是欠缺工人群眾的替代方案來運用政權的不安局面來帶領前路。

這是雨傘運動的關鍵教訓。泛民陣營的領導沒有戰鬥性戰略，只在盲目信仰資本主義的願景：自由市場經濟是民主製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實況都反証了這點，當獨裁製度有利資本家時，他們會誓死保衛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導的中共獨裁體製，才能實現中港兩地的民主。為了實現這個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國際上建立一個走社會主義政策的新的工人政黨。

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及教育權

工聯會陳婉嫻召開記者會，高調要求政府讓一名無證逗留香港的十二歲小童獲得居港權。肖友懷06年經雙程證來港，後逾期與外婆同住，多年來沒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紹璇說，肖友懷出世時被棄置紙盒內，母親懷孕時患乳癌、父親又因工傷需截肢。父母並無為他申請戶籍。事後曝光後，肖友懷現時只獲得臨時身分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未能獲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他們指如果肖友懷獲得居港權，會有大量內地人跟隨湧至香港，分薄公共資源。事實上，入境處過去3年來只酌情容許38名無證人士留港，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比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個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懷。他們亦到一間幫助肖友懷辦入學手續的大成小學示威，甚至嘗試到肖友懷住所滋擾他，令他被迫遷離。

本土派對待內地移民的立場是與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出生的子女，都可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了推翻判決，肆意製造恐慌，當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將會有多達167 萬港人內地生子女湧入香港。但從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

建製派通過誇大，製造內地人來港搶公屋、學校和床位等輿論，從而將公共資源不足的責任歸咎外來人（包括內地及南亞裔移民、外勞和難民）。如今，本土派卻成為這些政府輿論的流氓打手。

工聯會陳婉嫻忽然高調處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調譴責本土派示威者，借機抹黑整個民主運動。令人質疑建製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改方案的憤怒。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府都越來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來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貨行動中，中央電視臺早前大肆播放（平時不會播放香港的反政府運動），而大陸五毛網軍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論。

香港公屋、醫療、教育和老人服務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對公共服務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會為政府轉移視線。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排外主義，從去年開始我們支持香港的難民鬥爭，反對政府極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政府階級歧視及種族歧視的入境製度是針對窮人、有利富人。

我們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和教育權利，支持不同族群/種族的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掠奪我們資源的政府和資本家。

傑瑞米柯賓

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後，全中國只有香港可以公開舉行集會，控訴一黨專政的殘暴。

近年的六四集會都接近廿萬人參加，是90年以來的高峰，而內地來港觀摩人數也在上升。六四集會的人數多寡反映社會對政府的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不能保證廿三條立法通過後，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會受檢控。可見，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

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劃退聯行動，八大院校中有四間退出了學聯。退聯派攻擊學聯支持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本土派主張中港區隔，認為反對中共獨裁與香港無關，幻想可以在中共統治下「保住香港」。

面對批評，支聯會出版了《六四小冊子》回應，但論據卻十分薄弱。支聯會認為，「建設民主中國是出於中華民族感情」，但中華民族主義往往是中共用以統治的手段，強調愛國因此需要維穩。習近平上臺後，更要在國際上裝扮成強人角色，強調要維穩。此外，支聯會因此不支持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於藏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受到的壓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時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繼承英殖的「法治民主價值觀」，可以逐步改革邁向主。「我們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憲政民主的價值觀，並爭取在香港實現，以成功的經驗提供示範作用。」因此，支聯會持有中國自由派的觀點，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獨裁體製，而要讓其自我改革慢慢開放。

此外，支聯會長期被溫和泛民政客操控，內部運作不民主，兩年前有傳出過很多組成團體只是掛名，讓保守的領導層可以控製選舉保持領導地位。這些組成團體看似來自不同背景，但實際上都是溫和泛民各界別的組織，而一些政治立場更激進的團體則會受到排擠。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從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到今年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權人士最後被釋放，都可見到基層民眾的跨境聲援是必須的。

六四集會應該變成一個動員群眾鬥爭的平臺，並開放讓不同團體民主組織和發言，結束由溫和泛民壟斷的情況。此外，只有一個以推翻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的綱領，才可將八九民運的戰鬥遺產延續下去，直至勝利。

日灑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們對「電話銷售員」這行業並不陌生，因為每天總有一個在街頭的易拉架檔站著。24歲的新仔（化名）剛剛從IVE畢業，便做了一間電訊公司的全職電話銷售員。

他的工作就是推銷電話，幫客人提供出電話卡或購買電話的服務。他說，從前的電話推廣多數在商舖門市進行，但電訊公司為節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現了越來越多在街頭的易拉架檔，俗稱「街霸」，即是他的工作。這種模式為公司節省成本，但員工就需要日曬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時很長，朝十二晚十，十小時工作，還要經常加班。「一日十小時工作，這只是在街上的時間，員工通常都經常要加班，例如開單後，客人必須在某一天前上臺，開單後員工需要回公司處理單據等工作，沒有其他同事會幫你，必須親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時開檔，也需要早上9時回公司先處理單據；有時候公司開會，也是在開站外的時間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為一下雨就不能擺站了，太熱太曬的話，客人也不一定會停下來。所以有時候，晚上十時後人流也多，就不會那麼早收檔，會做晚一點，多開一些單。所以即使正常規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實因為追單，我通常兩星期才放假一天。這份工作很長時間，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處去開站，有時候遇上對臺公司，見你是新人不懂規矩，會表示他擺開的位置不準你擺。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請，很多時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別的公司員工鬥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間公司，一些外判工，稱「特許經銷商」，他們可以佔的位置是優先的，我們不能和他們爭奪。這些外判工沒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屬員工，底薪有沒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規定他們的位置優先，我們不能將站放在他們的位置。」

「這份工作很大壓力，正常員工都需要『追數』，因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開單的傭金，每張單的傭金約二百元，每個月至少要開四十多張單才僅僅夠收入，也很辛苦。現時我月入兩萬多，自己每月給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現在我覺得甚麼都關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們（社會主義行動），因為我會想，為何要起機場第三條跑道？為甚麼樓價會貴了？買一個麵包會貴了？為甚麼坐巴士又貴了，很多這些為什麼，原來都與政治有關。」

「我以前認為這些與我無關，因為由媽媽去為我交學費交租。現在自己出來工作，我改變了。尤其是自從我成為『黃絲帶』後，在雨傘運動坐了二十多天，變化很大，我以前是鍵盤戰士，現在認為不應純粹宣泄，一定要出來發聲表達訴求。」

政改方案被否決　表決淪為鬧劇

政改方案表決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否決已成大局，曾經被質疑會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李國麟、梁繼昌等，也因為後雨傘革命的群眾壓力而否決方案。此外，功能組別醫界學的梁家騮也加入反對陣營，令最終有28票反對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鬧劇令建製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於建製派想等待遲到的劉皇發回來一起投票，故集體離席希望令法定人數不足，但最後因小部份建製派仍在席中，人數足夠進行表決，方案順利被否決。雖然方案被否決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結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顏面無存。

由於建製派想將政改被否決的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本來準備在方案被否決後向媒體「強烈譴責」反對陣營。但今次卻是建製派庸碌懶散和欠缺組織，放棄了投贊成票的機會。建製派召開記者會低頭致歉，成為政改方案荒旦劇的最後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選的計劃雖然失敗，但民主鬥爭也遠遠未算勝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準備下一步的鬥爭？

溫和泛民雖然因為受到壓力而否決方案，但即使在普選路線圖幻滅，循序漸進改革路失敗後，似乎仍然堅持期望在現存體製內爭取民主。溫和泛民政客的思維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在否決方案後，泛民議員拉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的橫額，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口號會實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盡快重啟政改」。溫和泛民極力喚醒「逐步改革」的死屍，只是想避免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路線。

中共知道若果給予香港真正普選，會引發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統治。除非中共面臨革命性的倒臺危機，否則不可能撤回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決定。但如果爭取民主的群眾起來革命了，還會停留在懇求中共重啟政改嗎？

在人大八三一決定一錘定音後，基本法框架內跟隨普選路線圖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今後中共會準備加強媒體審查、加強警察暴力、為廿三條立法鋪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也準備向民主派發動攻擊。泛民主派30年來向中共談判妥協爭取民主的路線被證實徹底失敗，事實擺在眼前，要爭取民主就必須打倒中共專政。溫和泛民右翼的經濟主張，希望在不觸碰大資本家利益的同時爭取民主，也應被徹底摒棄。

雨傘運動的一大弱點就是運動內部欠缺基層的民主監督，令運動不能蔓延更廣，也不能持續升級至更有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乃至政治總罷工。新一輪的民主運動需要有戰鬥性的新領導層，也需要建基於基層民眾鬥爭的組織，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也需要將運動積極蔓延至中國內地以至國際，爭取各地的群眾聲援行動。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具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連系至革命的民主訴求，以及需要廢除商家財團操控的經濟製度。

香港：七一4萬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遊行有4萬8千人上街。遊行人數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來第三低的遊行數字。經過了去年79天的雨傘運動，加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民主運動似乎走入喘息的階段。

主辦方民陣今天的主要訴求是「梁振英下臺」、「追究黑警責任」、「廢除公安條例」，而「踢走提委會」和「修改基本法」這兩句新口號，也意味著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討論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爭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黨，在雨傘運動後冒起了眾多新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眾希望自我組織投入抗爭。這些組織通常是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例如關註煙民權益、社區議題組織、捍衛同誌權益等。另一方面，可見目前欠缺有力的群眾政黨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顯得零碎化。

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提到要維護港澳治的「國家主權」。中國經濟衰退及政治動蕩，促發愈來愈多群眾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強箝製內地的反抗聲音。而近年，港臺澳都分別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強控製。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為廿三條國安條例立法。而作為實質上獨立國體的臺灣，也不過是一種權力宣示罷了。

梁振英下臺？

最近習近平在首次與曾俊華握手，而唐英年與田北俊這些建製派唐營人士都公開表示支持曾俊華當特首。不少人預計中共政府準備2017年換上一個較能穩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測如果局勢繼續不穩，中共準備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臺。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今年遊行人數下跌，不少聲音表示遊行已經無用，不是對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單靠遊行並不足以對抗政權，而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行動）。但是，七一遊行是動員運動和燃起討論的重要平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未有一個有力的工人群眾政黨能夠帶領更有效的鬥爭。

在後政改時期，社會主義行動今年在七一的口號為「當循序漸進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為政改方案後民主鬥爭進入新階段，再沒有所謂「中共承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突顯中共不會讓香港有吋進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獨裁體製才能成功。此外，我們不能像泛民幻想能爭取商家支持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與中共獨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資本家不倒　民主不會到」。「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打倒中共專政」，我們強調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擺脫過往的失敗，必須要蔓延至中國大陸，連系內地的群眾鬥爭才能成功。未來民主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階級鬥爭為路線。

傑瑞米柯賓

政治檢控加劇

香港政府展開新一輪政治打壓，而且更比過往變本加厲，遭到政治檢控的市民越來越多。相反，去年雨傘佔領運動期間毆打市民的七位警員及警司朱經緯則遲遲未有下落。

7名警員於去年10月將佔領人士拖至暗角毆打的事件，發生至今超過10個月仍未有任何進展。去年11月，時任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被多間傳媒拍到在旺角佔領區用警棍毆打途人，事後朱經緯如期退休，調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襲警」罪成判監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參與反政府活動的示威者襲警及阻差辦公罪成，當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獄超過5個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吳麗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頭破血流，卻反被控「以胸襲警」，控罪之荒謬程度令人發指之餘，吳更被判監禁3個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禮罪成　僅輕判罰款

另一邊廂，一對反佔中退休夫婦在去年佔領旺角期間襲擊及非禮一名女子，因不滿被拍攝，女被告搶去其手機，男被告陳南星則不斷大力觸碰其胸部，影片被傳媒廣泛報導。夫婦二人分別被裁定非禮及普通襲擊罪成，但法官卻因為其健康狀況以「人道理由」判處「非常特殊的判刑」，輕判夫罰款8千元，妻則監禁14天緩刑一年。

「胸襲」二字的意義自此被改變：當一位女性面對真正的性暴力時，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應有的製裁（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監禁）；相反，參與反政府抗議的女性卻被控「以胸部作為武器」襲擊警務人員。

要增加的是公共開支　不是維穩費！

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警務處「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開支預算為168億，是全港花費最高的紀律部隊。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消防、海關、懲教署，飛行服務隊）的總和（155億）都比警隊開支要低！

警務處更預算以2700萬元購買3部水炮車，增強警隊鎮壓的力度！當社會的公共房屋、醫院等公共資源嚴重短缺的時候，政府往往推說沒有足夠的資金，但花在維穩費上卻如此闊綽！

白色恐怖如濫捕、打壓言論、示威自由等越來越倡獗。我們需要堅定地組織起來，現時唯有組織一場積極的反抗運動，才能有效對抗政治打壓。

立即停止政治檢控，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衛集會、言論、新聞自由，反對廿三條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專政
大幅增加公共開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公共護老及托兒服務、增建公屋至每年5萬間
公共事業（如港鐵、領匯、東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結束財團專政

香港難民鬥爭取得重要勝利

香港難民成功改變當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難民鬥爭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難民開始以食物劵的形式從超級市場購買食物，毋須被迫到指定店舖領取食物包，以供他們有更多選擇，食物質素也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領取巧克力、薯片、藥物、酒精等食物。這轉變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對難民的社會控製。這種控製是基於政治理由多於經濟理由。

今次成果是難民一年多以來的抗爭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讓步具重要的意義，因為過去幾年在梁振英政府統治下，甚少組織能夠在抗爭中贏得訴求。難民只有很小的討價能力，加上在香港嚴苛的庇護政策下被嚴重孤立，是次抗爭是一次重要的勝利。可見，有決定和組織性的抗爭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領運動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幾十名難民成立了香港難民聯會，並佔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辦事處，抗議食物與住屋津貼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組織，但同時也是有限公司，獲得與政府的合同，並執行港府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從二零零六年開始，ISS香港支部每年從政府取得兩億三百萬的巨額去援助香港約五千名難民（這數字在上升）。

佔領開始不久，ISS申請禁製令驅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領期間跟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討論，決定轉移到社會福利署灣仔總部外的公眾用地，及後再轉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外，繼續和平佔領運動。整場運動持續了兩百天，期間舉行過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難民聯會，獲得了傳媒的曝光機會。

難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團體和ISS少量的援助過活。他們投訴食物包原應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內，卻持續被剋扣。《南華早報》於2014年二月進行問卷調查，發現ISS提供的食物包價值少於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從中取走了每人價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難民聯會懷疑ISS跟食物供應商勾結，收取高價去提供劣質甚至過期食品。

及後，香港難民聯會向廉政公署報案，但調查聲稱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為何會有此結果？廉署雖然聲稱「獨立」於所有政府部門，但卻直接隸屬於行政長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就是ISS的資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沖突。可見司法製度的階級歧視，可見「法治社會」的偽善。

誰是真正的社會負擔？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難民為香港經濟「負擔」，卻同時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不能貢獻本地經濟。

政府迷信所謂「磁石效應」，認為一定要製定嚴苛的政策，把來港的難民嚇退。但從經濟角度來看，把福利服務外判給ISS此等黑店，令難民和香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才是勞動者的真正負擔。不論是難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還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財奴的思維對待，令香港成為所有已發展經濟體系中福利最匱乏的城市。

在現時政策下，每名難民只可獲得1,500元作為租金津貼。香港樓價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夠租到單位。難民聯會創會成員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來租電單車的車位。所以，難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廢棄的豬欄或養雞場，造成安全問題。今年年初，三十三歲的斯裏蘭卡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鐵皮屋裡被大火燒死。因此，香港難民聯會會持續抗爭，並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讓步後升級，要求政府取締非法寮屋。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在這場抗爭裡，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難民聯會，包括鼓勵難民抗爭，提供政治建議及實質協助。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是基本的民主權利，因此社會主義者會全力捍衛。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絕承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我們大力反對。

資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認尋求政治庇護的權利，甚至抹黑難民為來港騙褔利，一方面也更廣泛的打擊民主權利和福利製度。面對商賈鉅富這樣攻擊工人階級，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團結所有被壓迫的社群起來抗爭，改變製度。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在烏克蘭、也門和敘利亞的戰爭和內戰。逐利製度正陷於危機，令軍費上升，民主權利被摧毀，專製政權冒起，民族主義升溫。因此，世界上出現一個個「失敗國家」，民眾變得貧窮，種族及宗教沖突令無數人逃離家園。資本主義的回應竟是加強國家機器鎮壓，邊界軍事化，種族主義團體擡頭。我們要以這答案回應：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改變世界，以人民的需要為本來運行社會，而不是以少數人的盈利為本。

傑瑞米柯賓

食物券製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總體來說，食物券製度受到廣大難民的歡迎。但大贏家還是惠康連鎖超市。至今，派發予難民的食物券一年總值1億800萬，只能用於惠康。即使我們的鬥爭令難民獲得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從中優惠大財團。

惠康由國際牛奶公司擁有，而國際牛奶公司又屬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產、交通、旅遊業、和零售。萬寧、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都是怡和企業帝國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會走入「福利主義」，並要政府減少社會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輸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九月十二日】全球聲援難民日

敘利亞三歲難民小童伏屍於土耳其海灘的照片轟動全球，觸發全球民眾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安全和權利。九月十二日將會是全球聲援難民日，由澳洲、英國、瑞典、德國，歐洲各地以至鄰近的臺灣也有人發起聲援行動。

數以萬計的難民正在逃離中東和非洲的戰爭、專製與動蕩。他們大部分都因戰亂而身無分文，並在國內或鄰國流離失所。而當中的一小數人（有少許金錢的），則被蛇頭帶走並賭上生命試圖橫跨地中海。歐洲資本主義「堡壘」充斥種族歧視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無形的長城，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無辜犧牲。

所謂資源匱乏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三叉戟」核武器計劃預計會花費1千億英鎊（1.1萬億港元）。而英軍每年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費用就高達3百億英鎊（3千5百億港元），也就是每個納稅人需要分擔1千英鎊（1.1萬港元）。

政府花費大量資金投入戰爭，但卻對於飽受戰亂而無家可歸的難民視若無睹。我們不能夠將審批庇護權的生殺大權交給這些虛偽的歐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極苛刻及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對待9千名尋求庇護人士，社福署安排難民入住違法鐵皮屋，導致一名難民喪生。

我們展現國際團結，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我們亦支持為家庭團聚，反對歧視，結束與監獄無異的難民營政策。

我們呼籲大家參與九月十二日的全球聲援難民日集會，捍衛難民權利，要求安全引道難民逃離戰亂國。

9.12 全球聲援難民日香港百多人遊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聲援難民！拆走歐盟高墻！停止戰爭，停止殺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個國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國、瑞典、德國、以至臺灣都有集會聲援難民。

香港響應全球聲援難民日，約二百人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至歐盟駐港辦事處抗議。到達歐盟駐港辦事處外時，辦事處鎖起整棟大樓，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難民進入，二百人在外面為所有因逃亡而喪生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社會主義行動和難民聯會共同發起這次遊行，而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進步外勞聯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權大學。

難民聯會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歐洲的難民抗爭，也表達大家的共同訴求是一致的，包括爭取工作權利，基本的生活權包括住屋權利等。他們控訴香港的難民政策不人道，審批難民的時間極長，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結果。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的審批率不足1%，而且審批過程極長，令難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結果。政府不允許香港難民工作，一旦被發現打黑工要坐牢15個月。

進步外勞聯盟的Elis表示，外勞和難民都是香港最受壓迫的底層，希望可以團結起來抗爭，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彈奏國際歌，象征國際主義及工人團結，表示聲援國際所有被壓迫的人。

遊行發起人鄧美晶表示，歐洲各國一直指因為資源匱乏而不能接收難民，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他們有份製造戰爭，卻拒絕為戰爭所受害的難民負上責任。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聯近日公開要求堵截尋求庇護人士，又抹黑難民為罪犯。也有極右本土派團體煽動反難民和內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緒。他們想製造公眾對難民的恐懼，從而分化香港和少數族裔的基層鬥爭。這些自稱為「反建製」的本土派也只是親政府輿論的打手。

保自聯的代表Donald表示，為敘利亞難民的遭遇感到難過，要求歐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讓難民逃離戰爭。即使在歐洲社會對難民的歧視其實很普遍，政府援助難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夠。

社民連的周嘉發表示，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至承包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反安全條例的鐵皮屋，反對香港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權利。

代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社會主義行動的美國姊妹組織）的Alec表示，美國黑人一直被嚴重歧視，所以反種族主義運動也不斷持續。

難民的權利和所有勞動者的權利一致，我們主張團結抗爭，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

遊行的訴求包括：

。捍衛全球（包括歐洲及香港）的難民庇護權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讓難民逃離戰亂國

。反對香港及歐盟的種族主義邊境政策

。支持香港難民工作權

。停止將資源用於戰爭，將公帑建設公共房屋、醫療、教育

香港雨傘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鎮壓，投擲了87枚催淚彈，因而激起了「雨傘革命」。這是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三個月期間總共有120萬人參與。可是，即使群眾有著無比的勇氣，還有大膽的自發行動，但運動始終不能從中共獨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讓。

我們認為原因是組織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民主架構去運作鬥爭。此外，從運動的經驗可見，未來需要以建基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為方向，而不是依賴律師、媒體明星和中產政客，並要將民主訴求連系至工資、就業和房屋等民生議題。因為打破資本權貴的操控是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

從這場歷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需要更替泛民領導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敗的政策和策略。大眾媒體仍然將占中三子捧為去年運動的領袖，今天他們發表的言論比去年更為思想混亂，充斥著更多的失敗主義。

以下是我們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盡可能避免香港發生大規模占領，因為害怕「激進派會騎劫」。他們提出短暫而象征性的占領，當然這從來沒有發生。
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公布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訪問時指出抗議「不會改變政治現實」。那時是雨傘運動爆發前的三星期。
正是罷課激起雨傘運動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與學生罷課保持距離。
在9月27日當天，警察鎮壓和逮捕學生後，戴耀廷終於在集會現場出現，並宣布「占領中環　正式啟動」，但大部分現場的年輕人發出噓聲，並離開抗議現場，反對他突然變成運動的領導人。
9月28日晚上，有傳言指警方出動裝甲車及真槍實彈，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呼籲金鐘的示威者撤退。但群眾將占領擴展為三區！
10月21日，學聯與政府在電視機辯論後，戴耀廷想舉行電話公投去解散占領。一年後的今天，他說他當時應該更堅持舉行公投，當時退讓是一個錯誤。當時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電話公投，並走上金鐘大臺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幾天後占中三子宣布離開占領區，因為要「保障公眾安全」。

占領中環在社會裏討論了兩年但完全沒有結果：最後占領的是金鐘、旺角和銅鑼灣，而不是中環。這是因為占中三子不斷拖延，最後被真正運動的洪流淹沒。及後，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嘗試解散和結束鬥爭。

媒體企圖恢復這堆人的名譽，再度吹捧他們為去年運動的領袖，根本就是篡改歷史。無論媒體如何誇大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都掩蓋不了他們在運動中被邊緣化的事實。而媒體這樣做背後是有個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繼續作為運動領袖，對媒體和親政府陣營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只要民主鬥爭仍然受到他們的影響，仍然尋求與中共談判妥協，就不會威脅到現存的不民主製度。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者主張截然不同的路線。當占中三子及泛民頭面人物在散播悲觀主義，甚至認為群眾鬥爭根本沒用時，我們指出一定要重建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建設運動的內部運動。若果中共獨裁政權不倒臺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員陳佐洱及張曉明的言論就將這點說得非常清楚。因此，群眾鬥爭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來我們更清楚見到循序改革是一條堀頭路。只有革命性的群眾鬥爭，將香港的民主訴求傳播到中國大陸，並將之連系至社會主義政策與民主掌控經濟，作為改善就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務的唯一出路。

工國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臺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臺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蕩，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雇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汙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誌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癥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製，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系，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裏米亞被並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采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製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臺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臺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麽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獨陣營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製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變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淩晨，正值雨傘運動期間，七名「黑警」將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擡到添馬公園的一個暗角，拳打腳踢四分鐘，過程被無線新聞的記者拍攝。雖然影片拍攝位置與施暴地點有一定距離，但影片也清楚傳出「呯呯」的聲音。警察動用私刑的畫面轟動全城，讓廣大群眾一夜間學習到國家機器的本質。在事件發生一年後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訴，而令人髮指的是原告曾健超變成被告，被控涉嫌襲警及阻差辦工罪！同時，律政司落案起訴七名警員「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員「普通襲擊」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戰」，而選擇同一天拘捕兩方，是「對沖做法」、「公關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眾壓力下不得不檢控七警，但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羅織罪名。

「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但是，律政司作為控方，只將案件提堂到東區法院裁決。由於在區域法院裁決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見政府用盡陰招令黑警獲得輕判。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甄啟榮的黨友梁美芬為了幫警察護航，指警察只是低學歷兼培訓不足，遇到示威者挑釁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時沖動。

當晚，毆打過程相當有組織，兩名督察級警員（黃祖成及劉卓毅）帶領五名初級警員行事，其中幾員四周張望負責把風。曾健超被帶回警署後，警員的「一時怒火」理應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員掌摑，可見警察是有意識施暴的。

警察恃著有政權的偏袒，在執行「政治任務」時往往被賦予極大的權力，而且司法製度會保障他們濫暴的特權，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職拘捕，但至今一直獲支全額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經緯於佔領期間，於旺角區以警棍毆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電話擾騷朱經緯以洩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經緯卻遲遲未被檢控，還在今年七月退休領長俸！

無線新聞　事事旦旦

無線新聞因為政治審查而謔稱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於《無線新聞》播出後，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刪除「拳打腳踢」的字眼，並加上「懷疑」或「涉嫌」詞語。無綫新聞部總監袁誌偉向來因政治審查而惡名昭彰，日後他報道八九六四時會否寫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這次政治審查激怒了無線的前線員工，新聞部共有近八十名員工發起聯署抗議。無線在事後發起秋後算帳，將報道事件的員工調職，令新聞部有五分之一的記者辭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沈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淚彈襲擊佔領金鐘的示威者，促發了79天的雨傘運動期間。警察在六七暴動以來首次以警棍襲擊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醫護人員甚至記者亂噴胡椒噴霧，與襲擊佔領區的黑社會勾結，刻意保護並放生反佔領暴徒，對示威者則動輒以「襲警」罪名逮捕。

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傘運動的支持者都瀝瀝在目。然而，時任警務署署長曾偉雄還厚顏宣稱警察像「慈母」般對待示威者。

在佔領運動後，警察民望跌至主權移交以來新低，比解放軍更不受歡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調顯示警隊滿意度淨值再創新低，跌至21%。即使雨傘革命消散後，政局繼續兩極化，因此群眾仇警情緒並不會消減，而警隊民望只會一沈不起。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政治幹預七警案，反對政治審查幹預新聞自由。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察在雨傘革命裡的暴行，並賦予委員會有嚴懲警察的權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衛的律政司提出起訴，然後由被特首侵蝕的法院作出裁決。只要警察繼續由資本權貴掌控，資本家和獨裁者會維護讓黑警施暴的特權，類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會重復。因此，我們支持民主控製警隊，打破資本家和獨裁者的掌握。

傑瑞米柯賓

鄧美晶：「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認為這次選舉最重要的議題是甚麼？

我參選的目標是希望利用這個選舉，作為發動抗爭的平臺，帶領居民爭取我們原來應有的公共財富和政治權力。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如果經濟繼續由少數有錢權貴把持，勞動者、長者和年輕人都不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由於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即將到來，對香港也會造成海嘯式影響。政府和建製現在粉飾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經濟危機真的來臨的話，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資本家將會削減工人工資，打壓公共部門，重復他們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惡行。群眾需要準備組織起來，抵抗這些攻擊──這就是我的選舉運動要重點帶出的訊息。

建製派資源充裕，你如何與他們競爭？

代表權貴、財團、中共的建製派政黨多不勝數，他們財鴻勢大，利用「蛇齋餅粽」等小恩小惠來賺取支持。我參選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揭露他們表面「服務基層」，實際上出賣草根階層的利益，在議會裡否決的民生議案，通過向地產商利益輸送數百億元的方案！沒錯，我們沒有中共的維穩費，沒有月餅派，但我們做的是以抗爭迫使政府讓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

你在雨傘運動非常活躍，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黃傘標誌。為什麼你在選舉中打出黃傘旗號？

「雨傘革命」改變了香港。黃傘代表抗爭、反獨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壓，並且開拓戰鬥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將民主運動重新鑄造為群眾力量。民主運動一定要由基層參與者控製，內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幾個由傳媒挑選出來的政客和領袖把持。因此，我們需要從過往運動的錯誤中、缺點中汲取教訓，重建一場勢不可擋的民主運動。

你表示若當選只會領取三分之一的區議員薪金，為什麼？

香港的達官貴人高薪厚祿，官員薪金冠絕全球，遠遠拋離外國官員，梁振英年薪4百多萬，比美國總統奧巴馬更高！局長月薪30多萬，卻不斷有高官被揭發貪汙事件；立法會議員的月薪則有8萬！高官、議員的生活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令他們不願改變，寧可安坐現在舒適的席位，維護現時的製度，成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數是$14,800，區議員的月薪已超過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數的一倍！新一屆區議員將加薪15%，達到差不多三萬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與否以及加薪的幅度，應由市民民主決定。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一萬元左右，其餘全部投放於抗爭運動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貧窮的地區，你認為需要怎樣改變這情況？

立即落實全民生活退休金，解決老人貧窮的問題，讓老人可以有錢看醫生，做到老有所養！第二，立即落實最低工資每小時$45，舒緩在職貧窮；第三，全港有超過二十萬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區，我主張立即實施租金管製，並每年興建最少五萬間公屋單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的房屋問題。

區議會的架構官僚，而且權力有限，若你當選，你會怎樣帶來改變呢？

區議會充斥著建製派保皇黨，還有表面「獨立」實際保皇的議員。將我這個基層鬥士送進區議會，代表各位揭露區議會的陰謀，監察政府在推出項目時是否利益輸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並在每次區議會會議前，動員居民到場抗議。

商家權貴有建製派政黨為自己的利益保駕護航，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個獨立的代表群眾、工人的政黨。我參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創立這樣的政黨蘊釀條件。

你的對手甄啟榮代表經民聯及西九新動力。你可以給三個例子顯示你和他的差別嗎？

甄啟榮是經民聯和西九新動力的成員，即惡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屬的政黨，經民聯是全港第二大的建製派政黨，第一是民建聯。第一，他在區議會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第二，他所屬的經民聯在立法會曾投票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立法等方案；第三，經民聯支持地產霸權，曾在立法會投票反對回購領匯！

香港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民主抗爭，但似乎敵不過中共政府。你認為現在應怎樣走下去？

我們面對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過去數十年來，溫和泛民主派主張與中共對話，希望中共可以給予民主權利，這路線已經徹底失敗。中共獨裁不願給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國內地所造成的骨牌效應。要捍衛民主，就必須將群眾鬥爭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大陸群眾連結起來打倒中共專政，這樣我們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選舉運動如何？你會怎樣宣傳你的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選戰，現在選舉工程良好進行。我們每天在區內宣傳，派發單張、逐家逐戶家訪、組織地區抗議、遊行，向群眾解釋需要組織起來抗爭的重要性。

我將公開邀請甄啟榮來一場公開辯論，讓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將會質問他，為何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維護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何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這場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一場權貴與基層、獨裁與民主陣營的對決！對抗專政獨裁、財團霸權，我們唯有抗爭才有出路！請你投票給我，將一個基層鬥士送進議會！

蝸居老人：訪問白田邨譚婆婆

房屋署拖延個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譚婆婆今年已79歲，退休多年，與女兒同住，但自從去年女兒結婚，女婿搬進來後，一直沒有足夠的居住空間。

雖然房署批準譚婆婆一家三口申請更換三人單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沒有回音。筆者曾到訪譚婆婆家，單位非常狹窄，不但沒有房間，除洗手間及廚房外，只有兩張雙人床拍在一起，連書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條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須擁有不少於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間，而譚婆婆的人均空間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個人，怎樣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間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區做戲，請問特首是否願意在譚婆婆的居所住一個月，甚至一星期？

「沒錢看醫生」

婆婆的活動空間非常少，令她長年的病痛更加嚴重，尤其是手腳，吃飯時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內障的她視力模糊，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傷腰部，至今仍未康復，經常疼痛，但由於她每月只領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寧願忍痛不看病，因為看醫生一次便花費幾百元。

譚婆婆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過去做酒樓待應、清潔工等，退休後申請綜援，但自從去年便被強製終止。筆者曾致電負責譚婆婆的社工，但無法聯絡。婆婆稱自己不識字，不懂閱讀文件內容，希望可以申請綜援，有錢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貧窮報告，聲稱貧窮人口下跌，事實是把貧窮標準定得極低，玩弄數字。但現實是貧富懸殊加劇，香港1%人口擁有本地超過一半的財富！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懸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貧窮就更不用說，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於貧窮線底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政府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醫療、護老院等公共服務被不斷私有化。基層老人的生活艱苦無比。

要老有所養 抗爭才是出路

筆者在一次白田邨宣傳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認識譚婆婆。她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貧窮老人的悲劇，儘管年輕時曾努力工作貢獻社會，但退休後老無所養。

可能有人會覺得，婆婆的家人應該供養她，但在今天工資低微，物價如此昂貴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養父母嗎？最低工資調整累積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脹卻高達兩成，香港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五年來由增加一成，在職貧窮人口亦增至近65萬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之一，財政儲備高達8,200億，足以應付政府兩年的開支，但對有利平民及長者生活的政策卻一毛不拔！我們必須團結抗爭，爭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廢除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資至$45。

公屋縮水變「劏房」 深水埗淪偽豪宅區

政府計畫將白田邨重建，並且將居民安置於新造的公屋中。但實際上，正在興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積較早前已獲安置的首批住戶的石硤尾邨單位面積縮水約13%。由本來的430至450平方呎減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響主要為4至5人家庭的單位，亦即是說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間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與「劏房」無異！

實際上，公屋縮水並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現的，而是近幾屆政府持續的政策。三任特首以來，公屋卻越起越小。在董建華時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樓，兩房單位約470平方呎，而曾蔭權時代落成的石硤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單位約440平方呎，到現在梁振英時期進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單位再縮至約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單位少約90平方呎。

「因地製宜」？

就白田新邨單位大大縮水的爭議，運房局常任秘書長應耀康稱政府採用「因地製宜」設計。而所謂因地製宜，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追趕公屋單位興建數字，卻又不願意增加土地資源供應的結果。當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個單位，但其後秘密提高發展密度。最新資料顯示同樣的4座加上巴士總站地皮共提供3，100個單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問題」避免增加對公共房屋的開支與投入。但弔詭的是，深水埗雖然作為全香港最貧窮的一區，近年來卻越來越多「偽豪宅」出現。市建局過去數年來在深水埗進行重建的項目皆為私人樓宇，當中更有貴價偽豪宅「禦匯」、「海峯」等。將窮人居住的地方迫遷，新造的卻是有錢人才買得起的豪宅，變相將基層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製造房屋危機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財團壟斷導致樓價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價公共房屋連年供不應求，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住屋成為市民大眾一大難題。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埋下社會忿怒的計時炸彈。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而區議會及立法會內一種保皇黨建製派議員亦不遺餘力地為各個官商勾結的政策保駕護航。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樓價和租金都創下歷史顛峰，一間300呎的私樓平均月租要過萬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貧窮人口的地區，許多赤貧家庭捱不了貴租，唯有租住區內的私人唐樓的板房、套房、天臺甚至籠屋。而當中最惡名昭著的，是將一個板間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間細房，每間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這些被「劏」開的房間一般大約幾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社會主義行動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候選人鄧美晶支持租金管製，限製業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義行動及鄧美晶亦支持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既然政府的長策會認為以6:4的比例十年內能提供47萬個單位，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絕能達到50萬有餘，可見香港絕對有土地每年興建5萬間公屋單位。只是政府要維護地產商利益而不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義行動及鄧美晶認為，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產霸權恃著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會全力抵製和破壞這些政策。要有效落實租管，必然要將地產商和銀行民主公營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產商和銀行家的權力壟斷。

看不見的群體──與視障人士對話

大家可知道，原來視障人士在數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鐵的！現在聽來很荒謬，但這種不平等確實存在過。

「地鐵過去拒絕任何殘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認為我們是『造成阻礙』，現在當然改例了。約三十年前，我們曾透過發起社會行動，來爭取權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問題，所以現在的設施才比較完善了，增設了有聲交通燈、引路徑等無障礙設施。」失明人協進會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萬已登記的視障人士，但受訪者都表示實際上有更多，因為不少後天失明的人士並沒有正式登記。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硤尾邨，都住了不少視障人士。筆者走訪數個盲人中心，與不同的視障人士對話。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認為政府需要提供就業機會給所有殘疾人士，包括視障人士。